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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伶：西安事變的撼世“序曲”（上）——談談從“漢中密約”到西安事變的真實緣由

點擊：作者：李伶來源：國防參考發布時間:2017-01-04 13:25:40

【編者按】:垂虹青史的西安事變，迄今80年。80年來的風風雨雨，既沖淡了某些原本就有的深刻記憶，也拂去了籠罩史實的某些塵埃，經過有心人一番挖掘，那些被沖淡、被忽視、被掩飾、被扭曲的本來面貌以及事件之間的內在聯系，便漸漸顯露出來。著名軍旅作家李伶從20世紀80年代初就參與了我軍搶救黨史、軍史活材料的具體工作。

他通過對武志平、徐以新、傅鐘、童陸生、陳明義、汪鋒等諸多親歷者的詳細采訪，出版了長篇紀實文學《楊虎城的密使》，受到了當事人、原總政治部副主任傅鐘的首肯和好評。

其后20多年里，他進一步挖掘和研究，隨著檔案材料的逐步解密以及社會認知力的深化，先后寫出了《西安事變的序曲》《1933：影響中國歷史走向的漢中密約》兩部巨著，皆經原總政宣傳部和軍事科學院專家組審閱，由長征出版社出版發行。

以上三部紀實文學均從不同角度披露了共同史實：鮮為人知的1933年“漢中密約”，引出了3年后的西安事變。至此，黨史、軍史、統戰史上的一個重大盲點成為亮點。

1第一部分：何謂西安事變的“序曲”

眾所周知，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是一部氣壯山河的愛國頌歌，然而，很少有人知道，這曲頌歌竟然有段鮮為人知的撼世“序曲”。如果將西安事變與其3年前發生的“互不侵犯，共同反蔣抗日”的御侮協定加以研究和分析，就會發現：“漢中密約”（又稱巴山協定）就是西安事變的撼世“序曲”。

“漢中密約”誕生背景

1933年春，紅四方面軍進入巴山。蔣介石責令四川各派軍閥“停止內訌，共同剿匪”，并委任川軍第二十九軍軍長田頌堯為“川陜邊區剿匪督辦”，撥給軍費20萬元、子彈100萬發……巴山南麓的“剿共”陣勢形成了。

巴山北麓，本屬楊虎城的十七路軍（亦稱陜軍或西北軍）防區。蔣介石原以為紅軍會西進甘肅天水，早已將楊部第三十八軍主力調往甘肅，而將陜南防線交給了他的嫡系胡宗南的第一師（旋即擴編為第一軍）。按理說，夾擊巴山紅軍應由一師承擔。然而，慣于借“剿共”排除異己的蔣介石卻舍近求遠地責令三十八軍重返陜南，與胡宗南調防。

楊虎城左右為難：若違抗軍令，就會受軍法處置，或被取消番號；倘若服帖順從，恰好中了蔣介石的借刀殺人之計，陜軍實力不堪設想。

這時，十七路軍作戰參謀、中共地下黨員武志平通過高級謀士杜斌丞向楊虎城建言：“聯絡紅軍，互不侵犯。”

楊虎城采納了這一建議。5月上旬，當武志平跟隨調防的三十八軍來到陜南漢中時，接到了楊虎城委以重任（作為楊虎城特使找紅軍——紅四方面軍負責人進行和平談判）的手諭。

1933年5月13日，武志平化裝成紅十字會調查員，身揣三十八軍軍長孫蔚如給紅軍的絹書和西北軍使用的密電碼，以及川陜甘三省十萬分之一的軍用地圖等，雇請巴山地區的理發員楊才為向導，天不亮就離開了漢中。

兩天后，他倆翻越了巴山頂部的天池寺，來到巴山南麓的西河口小鎮，遇上了土匪頭子徐耀明部的糾纏。膽小的楊才就此駐足而返回了漢中。從此，武志平背著沉重的軍用地圖等物，只身一人在川陜邊界諸股土匪中艱難繞行十多天，終于5月下旬來到通江縣兩河口，在一座民房里見到了紅四方面軍總政治部副主任傅鐘。

傅鐘讀罷孫蔚如軍長的絹書，贊揚說：“來書從國家和民族利益著想，很可貴！”接著，他讓武志平談談“怎么想起這步棋的”？

武志平說：“共產黨中央的一月宣言上說，愿在三個條件下與國民黨任何部隊訂立共同抗日協定，這在陜軍中引起了強烈反響，他們反對蔣介石對敵退讓、對內鎮壓的獨裁政策，但限于本身力量，還不能公然揭竿而起，只能秘密地和紅軍建立友好關系。”武志平邊說邊從油布包中取出了軍用地圖、密電碼、燈語、旗語等絕密要件，并說這是楊虎城為表誠意而獻上的禮物。實際上，這些無價之寶本是武志平利用作戰參謀之便，冒著生命危險從陜軍總部偷出來的，此刻他隱瞞了實情，恰到好處地為促成兩軍和談提供了一枚砝碼。

當天深夜，正在前線指揮空山壩大戰的紅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得知楊虎城的特使送來了軍用地圖，異常興奮地在電話中對傅鐘說：“雪中送炭呀，你馬上派騎兵給我送來！”約一個多小時后，徐向前給傅鐘回電話：“地圖收到了，很有用。好好接待來使！”

時任中共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張國燾直接過問兩軍和談事宜。他當時住在通江縣苦草壩，距兩河口有100余里山路。為確保來使安全到達苦草壩，張國燾派騎兵迎接，傅鐘也派專人護送。途中，武志平面見了紅四方面軍總政治部主任張琴秋。

張國燾熱情迎客，特地設宴為其洗塵，并將參謀長曾中生、供給部長鄭義齋、衛生部長蘇井觀等許多高級干部招來相陪。

席間，武志平亮出了這次和談的底線：“陜軍有很濃的地方色彩，內部極為復雜，既有迷戀家私的高官，又有忠于蔣介石的特務。楊虎城總指揮出身貧苦，且有愛國思想，與蔣介石有矛盾，但在現實條件下，他聯共反蔣只能是秘密的。望紅軍心中有數，不要公開張揚。”

此后，紅軍派中共川陜軍委參謀主任徐以新隨武志平抵漢中會談。

十七路軍作戰參謀、中共地下黨員武志平。

解放后的武志平。

楊虎城密令孫蔚如“舉酒杯”

會談前，孫蔚如給楊虎城密電：“門敲開，如何待客？”

楊虎城回電：“舉酒杯。”

1933年6月1日上午，會談正式開始，會址在漢中市建設局宿舍王宗山家中，參加者有孫蔚如、王宗山（第三十八軍參議）、武志平、徐以新。

會談進行2小時，協議如下：

一是巴山為界，互不侵犯；

二是陜軍陣地前沿設聯絡站，由武志平常駐，代表陜軍，處理邊界事務；

三是紅軍可以以隱蔽方式來漢中采購部分日用品；

四是陜軍饋贈部分藥品和部分軍用地圖，以表誠意。

為防泄密，這次會談不搞文字協定，但雙方皆表示“信守諾言”。

出于慎重，徐以新表示，待回去匯報后再給答復。

陜軍方面即刻兌現了諾言：贈以藥品、松發油（可代擦槍油）、油墨等共17擔物資和好幾份巴山地區的軍用地圖。

6月3日，武志平、徐以新化裝成商人，雇用17名挑夫，經麻桑壩、天池寺、涼水井至碑壩。每30里變換挑夫，以切斷貨源秘密。

武志平在護送徐以新南歸途中，就勢于川陜邊界只有7戶山民的小山村，在涼水井建立了秘密聯絡站，由他和一名勤務兵在此常駐。

張國燾、徐向前及紅四方面軍總政委陳昌浩等對漢中會談的4條協議表示贊賞。于是，復派徐以新赴漢中正式談判。兩軍于1933年6月24日正式簽訂了秘密協定，時稱“漢中密約”，亦稱“巴山協定”。

為表誠意，仍像上次一樣，陜軍又送給紅軍17擔緊缺物資。為何兩個17擔？陜軍密使武志平解釋說：“代表十七路軍。”

“漢中密約”生效后不久，形勢發生了變化：孫蔚如迫于壓力，畏蔣情緒有所增長。他總想讓紅軍盡快西進而避開瓜葛。

杜斌丞深感事關重大，很想親自去漢中走一趟。偏巧，孫蔚如夫人張玉娥自殺，楊虎城即派杜斌丞去漢中代為撫慰，并妥善處理川陜邊界的秘密事宜。

杜斌丞在漢中一住三個多月，他以自己的聲望和見解影響了孫蔚如，使其繼續保持了和紅軍的秘密聯系。

杜斌丞離開西安之后，局勢繼續惡化：蔣介石突然明令撤了楊虎城的陜西省政府主席；胡宗南的心腹胡抱一在漢中施加壓力；蔡廷鍇、李濟深等起事反蔣的“福建事件”歸于失敗。這些都加深了孫軍長的畏懼心理。他仍寄希望于紅軍西進，去打胡宗南，特復信讓武志平面見“西光兄”（張國燾）而“一談究竟”。

這時，川軍正準備對紅軍發起一場規模空前的“六路圍攻”。武志平借這次去紅軍充當“說客”之機，將陜軍情況向張國燾、陳昌浩等人作了詳盡匯報，并建議紅軍派特使去漢中鞏固友誼，設法穩住孫蔚如。

張國燾派中共西北革命軍事委員秘書長黃超隨武志平回漢中，并贈給孫蔚如、王宗山每人10斤通江銀耳。

這是兩軍第三次漢中會談。仍在王宗山家中，陜軍代表仍是孫軍長、王宗山、武志平，紅軍代表黃超，正式會談了一個多小時。此次會談的友誼氣氛雖有遜色，但善于言辭的黃超曉以利害，起到了穩定孫蔚如的作用。致使陜軍仍然沒有聽從蔣介石差遣而參與川軍發起的對紅四方面軍的“六路圍攻”。

其后，為方便長期給紅軍供貨，陜軍先后建立了三條秘密交通線。

中線：漢中——麻桑壩——天池寺——涼水井——碑壩；

西線：麻桑壩——八海坪——西河口——碑壩；

東線：漢中——城固——西鄉——鎮巴——魚渡壩或黎壩。

通過這三條交通線，陜軍為紅四方面軍送去了大量的物資，使川北紅軍有效地粉碎了蔣介石的經濟和文化“圍剿”。此外，這三條交通線還為中共重要人物過境及情報的傳遞起了安全保障作用。中共陜西地下省委負責人張光遠、潘自力等，都是在武志平掩護下通過紅色交通線進入紅四方面軍的。時任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作戰參謀、后任成都軍區副司令員的開國少將陳明義，曾率偵察排至鎮巴漁渡壩，從武志平手中接收了17擔物資。

上述三條交通線產生的許多動人故事，就是20世紀50年代電影《紅色交通線》的原型。

蔣介石發出通緝令

“漢中密約”遇到了挫折。

1934年6月，蔣介石給楊虎城發來電報，命令將“經常給共匪輸運軍火、汽油等物”的三十八軍參謀武志平“就近查辦”。

陜軍只得讓武志平將此事轉告紅軍后而秘密“出逃”，“漢中密約”就此中斷。

武志平離開漢中后潛往上海，向中共上海特科負責人王世英（后任山西省省長）等作了口頭匯報。遵照王世英等領導人的指示，武志平回到漢中，在陜軍保護下從事中共的地下工作。

1935年春節，張國燾為了調動胡宗南的嘉陵江守軍，配合中央紅軍進行二萬五千里長征，竟在陜軍不知情的情況下，對漢中發起了突然襲擊。節節失利的陜軍又將“待家賦閑”的原作戰參謀武志平再次派往紅四方面軍，以解城下之圍。

武志平帶著一大包從上海捎回的軍用電池、發報機零件和軍事情報等，走進了紅四方面軍防區。此時，紅軍前線將領對武志平十分警惕，在他提供的情報未得到驗證之前，不讓他返回。出于往日的情分，又不能將他拘押，就派幾個護兵以去后方見首長為名，在冰天雪地里轉了十多天后，紅四方面軍總政委陳昌浩才會見了他，并向他解釋說，紅軍攻打漢中的意圖是吸引胡宗南注意力，以便見機西渡嘉陵江，向甘肅進軍。現在目的達到了，紅軍馬上就離開川陜，勸他盡快回陜軍去。

武志平回答說：“紅軍這一走，密使無用了，加之這一仗惹怒了陜軍將領，陜軍不會再容我安身了；蔣介石仍在通緝我，實在無路可走了。再次提請你們，收留我吧！”武志平還說，他對甘肅地形很熟，曾代表楊虎城出使過馬家軍，與馬仲英師長關系很好，只要紅軍收留他，他會說服馬家軍，為紅軍西進借道。任其苦苦央求，陳昌浩和張國燾意見一致，仍將其拒之門外。

武志平就此離開了紅軍。“漢中密約”畫上了句號。

傅鐘老將軍評價“漢中密約”

20世紀80年代，筆者通過對武志平、傅鐘、徐以新、陳明義、童陸生、符先輝、王定國等當事人的采訪，搜集了大量資料，并以對三條交通線的實地考察為據，寫出了33萬字的長篇紀實文學《楊虎城的密使》，時任總政治部副主任傅鐘為該書寫了序言：《不可磨滅的歷史功績》，序文介紹了“漢中密約”的簡要經過和親自接到武志平送來的軍用地圖和密電碼等情況，然后稱贊《楊虎城的密使》一書“具有不矯不飾、真切自然的風格，既令人可信，又引人入勝。”序文還說：“回想起來，這個密約竟保持了兩年之久。在當時條件下，稱得上是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一個重要成果。楊虎城將軍麾下的這支部隊（即三十八軍），由此（而自然而然地）參加了西安事變，直至抗日戰爭勝利后毅然起義加入人民解放軍行列，也是很值得在革命史冊上書寫一筆的。”

這一重要協定，既為評價楊虎城的歷史地位提供了重要依據，也為他與共產黨、與紅軍的真誠合作探索了經驗，更使人看清了西安事變孕育過程中的陜軍的核心因素及其漸進的軌跡。

2第二部分：“序曲”之說的史實支撐

將“漢中密約”喻為西安事變的“序曲”，有六大支撐點。

支撐點之一：主人公基本相同。

“漢中密約”的主人公是楊虎城、共產黨的有關領導人，還有未出場的蔣介石。西安事變的主人公也是楊虎城、共產黨的領導人、蔣介石。還有一個主人公張學良，也是因為“漢中密約”，紅軍壯大了實力，致使張學良的陜北“剿共”連連敗北，這才迫使他接受楊虎城的主張，讓他也成了西安事變的主人公之一。

支撐點之二：同一個“舞臺”。

“漢中密約”發生在漢中，西安事變誕生于西安，都在三秦大地，都屬主人公楊虎城及其屬下第十七路軍防區。

支撐點之三：基調都是“停止內戰、一致抗日”。

為什么反蔣？因為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熱衷內戰，將大片國土拱手相讓，引起國人的反抗和不滿，所以，張學良、楊虎城由“勸諫”到“兵諫”，發動了西安事變。“漢中密約”反蔣的原因，抗日的目的，可從1933年5月初楊虎城給武志平出任密使的手諭中得到證實：

志平參謀弟：

別來日久，殊深馳念。余于上月二十五日平安抵省，祈勿念。值慈日寇憑陵，國勢阽危，凡我同志，務須深自警惕，力圖奮發。吾弟才華卓著，尚希佐理孫軍長努力工作，是為至要。此詢近佳。　

　　　　　　　　楊虎城手啟

　　　　　　　　　　五、四

楊虎城的這份手諭，作為國家一級文物，至今珍藏在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里。其中有三個要點耐人尋味：一個十七路軍上將總指揮跟少校級的參謀稱兄道弟，實屬罕見，倚重之中，必有大任；“佐理孫軍長努力工作”而“是為至要”，暗示此大任之領導關系；“日寇憑陵，國勢阽危”，道出了與紅軍諦結和約的目的是抗日救國。

當時陜軍三十八軍孫蔚如軍長按照楊虎城旨意給紅軍的如下絹書則更為清楚地體現了楊虎城“反蔣抗日”的重要思想。

徐向前總指揮、陳昌浩總政委：

當前日寇憑陵，國勢阽危，凡有血氣者莫不痛心疾首，而蔣介石卻侈談“攘外必先安內”，妄圖以武力消除異己。長此以往，國將不國，我中華民族將陷于萬劫不復之地。言念及此，實切隱憂。蔚如與楊虎城竊謂，各黨派對政治見解有所不同，盡可開誠商議，豈容兵戎相見，兄弟鬩墻，而置外患于不顧？特揣冒昧，派我部參謀武志平晉謁虎帳，陳述我方對于時局的意見。深愿停戰議和，共同反蔣抗日，以紓國難。貴軍如表同意，請迅即派員前來，共商大計。迫切陳詞，無任翹盼之至。敬祝勝利！

　　　　　　孫蔚如謹啟

　　民國二十二年五月十二日

這封絹書直接表明，陜軍與紅軍“停戰議和”是為了“以紓國難”。這個基調，與西安事變的“共同抗日”是完全一致的。所不同的是，“漢中密約”是陜軍與紅軍“鬩墻御侮”的最初實踐。而西安事變則是在更大范圍內、更高層面上“鬩墻御侮”的根本覺醒。這就從根本上確立了“序曲”與“主歌”的一致基調。

支撐點之四：事態發展的漸進性。

“漢中密約”和西安事變的共同障礙都是蔣介石。這就形成了抗日與反蔣的必然聯系。“漢中密約” 的反蔣是隱蔽的；而西安事變之反蔣體現出公開性、激烈性，乃至發展為“捉蔣”——“逼蔣”——“兵諫”。

促使其變化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漢中密約”的成功實踐。由于“漢中密約”，楊虎城與共產黨建立了組織上的聯系，這就為西安事變的聯共鋪平了道路，并在思想上增強了聯合各界抗日的決心和勇氣。因此，當東北軍入陜后，楊虎城敢于聯手張學良，共同向蔣介石發難。僅從膽量而言，由“瞞蔣”到“捉蔣”，其“虎膽”之形成，是與“漢中密約”的磨礪分不開的。這一點，可從楊虎城從容應對蔣介石對武志平的追查上得到印證。

1934年6月，蔣介石給楊虎城發來電報：

據密報，有伍志平其人，自稱系三十八軍參謀，住在西河口附近。經常給共匪輸運軍火、汽油等物，仰就近查辦，并告。

　　　　　　　　　　蔣中正

楊虎城抓住“伍”與“武”之差，復電道：“據查，我部無伍志平其人，給共匪輸運軍火事想系誤傳。”

不幾日，蔣介石又來電，將原先的“伍志平”更正為“武志平”，其余一字未變。

楊虎城在不得已情況下發出了緝拿要犯武志平的“通緝令”。而事實上他讓武志平安全地離開了陜西。

以上史實說明，楊虎城的反蔣策略已由最初的瞞蔣發展為游刃有余的“陽奉陰違”，乃至后來的公開反蔣。這一過程構成了從“序曲”到“主歌”之漸進關系，其間產生的諸多曲折，成了“序曲”組成中的生動音符。

楊虎城給武志平的手諭。

支撐點之五：促成因素的一致性。

在中國全民抗戰的征程中，有兩個來自共產黨的光源性燈塔：一個是“一月宣言”；一個是“八一宣言”。

為了共同抗日，中共中央于1933年1月17日發布了“一月宣言”。

宣言提出，中國共產黨愿意與任何國民黨部隊訂立抗日協定，但要符合三個條件：停止進攻紅軍，給民眾自由，武裝民眾。楊虎城看到了這個宣言，思想上產生共鳴，贊成共產黨的主張，這才派員敲開了紅四方面軍大門，與紅軍簽訂了“互不侵犯，共同反蔣抗日”的“漢中密約”。

“八一宣言”就是《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它是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以中共中央的名義于1935年8月1日在共產國際“七大”發布的，故名“八一宣言”。

宣言說：“日本帝國主義加緊對我進攻，南京賣國政府步步投降……我國家、我民族，已處在千鈞一發的生死關頭。抗日則生，不抗日則死，抗日救國，已成為每個同胞的神圣天職！”

宣言宣告：“當今我亡國滅種大禍迫在眉睫之時，共產黨和蘇維埃政府再一次向全體同胞呼吁：無論各黨派在過去和現在有任何政見和利害的不同，無論各界同胞間有任何意見上或利益上的差異，無論各軍隊間過去和現在有任何敵對行動，大家都應當有‘兄弟鬩墻外御其侮’的真誠覺悟，首先大家都應當停止內戰，以便集中一切國力（人力、物力、財力、武力等）去為抗日救國的神圣事業而奮斗。”

宣言還說：“蘇維埃政府和共產黨愿意立刻與中國一切愿意參加抗日救國事業的各黨派……以及一切地方軍政機關，進行談判共同成立國防政府問題。”

1933年12月，楊虎城（左二）以赴漢中考察防衛為名，同孫蔚如（左三）、趙壽山（左一）等人商量與紅軍互不侵犯事宜。

看完“八一宣言”，楊虎城自然聯想到中國共產黨的“一月宣言”及其感召下的“漢中密約”。時隔兩年半，這個“八一宣言”，文字更沉重了，文章也長了，但核心問題沒有變：抗日救國。統戰條件卻寬松了許多：任何黨派、任何武裝力量、武裝集團，包括國民黨軍隊，只要停止敵對行動，紅軍都愿意與之攜手，共同救國。

不難看出，“八一宣言”是“一月宣言”精神的繼承和發展，二者均源于中共團結抗戰的統戰政策，因此，在此精神感召下產生的“漢中密約”和西安事變，構成了密不可分的淵源關系。

支撐點之六：兩個統戰協定的關聯性。

“漢中密約”，這是楊虎城的第十七路軍與紅四方軍簽訂的“互不侵犯協定”，亦即國共兩黨所屬兩支部隊的秘密協定。既有具體條款，也有大量的履約行動。這個協定堅持了兩年之久，被稱為“中共軍史上第一個成功的統戰協定”；西安事變則是國共兩黨、兩軍走上全面抗戰的統戰協定。口號也是“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所不同的是，范圍更大了，層面更高了，效果更佳了。將二者聯系起來看，前后兩個統戰協定之間的由小到大，表明了“序曲”與“主歌”的內在關聯。（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