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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象之殤——從印度低烈度內戰看新興市場發展道路之爭

點擊：  作者：梅新育    來源：《大象之殤》  發布時間:2016-02-29 17:37:24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詩經·王風·黍離》

 

一、新興國家起飛夭折警示中國

 

毫無疑問，在1980年代以來的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中，中國是發展實績最為出色的一家，即使不將港澳臺地區納入統計，中國也已經躍居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第一制造業大國、第一出口大國，擁有全世界最多、人類歷史上史無前例的巨額外匯儲備，裝備制造業產出2013年就占到了全世界1/3，相當于第二名德國的兩倍半，被國際社會普遍視為1990年代以來經濟全球化最大的贏家。由此上溯到二戰之后，乃至鴉片戰爭以來，面對西方挑戰和“趕超”的壓力，中國即使不是迄今表現最佳的國家，至少也是表現最佳者之一。然而，中國此前數十年經濟社會起飛的最終結果是什么？魚躍成龍？發展停滯？還是更糟糕的起飛夭折？隨著中國攀上如今的高度，這個問題也日益鮮明地擺到了我們面前。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在較長時間跨度上考察全世界，我們不難發現，從二戰之前到二戰之后，直至冷戰結束到如今，出現過良好發展勢頭、經歷過經濟“起飛”的發展中國家可謂多矣，修成正果躍居發達國家者卻寥寥無幾。1970年，全世界有108個人均收入低于7000美元的國家；到2010年，其中只有4個上升為按世界銀行標準定義的高收入國家，但其中安提瓜和巴布達、赤道幾內亞、馬耳他3個屬于地小人少的島嶼經濟體，且赤道幾內亞盛產石油，不僅不具備代表性，而且赤道幾內亞實際經濟社會發展遠遠達不到中等收入國家平均水平，這三個小國高收入的可持續性更令人懷疑，只有韓國算是例外，人口較多，國土面積接近10萬平方公里，經濟社會發展可持續性不錯。除了極少數成功者魚躍成龍之外，絕大多數經歷過經濟社會發展“起飛”的經濟體都折戟沉沙，要么是在經濟增長戛然而止之后陷入長期的“發展停滯”泥潭，也就是通常所說的“拉美化陷阱”；要么下場更加糟糕，整個社會在經濟崩潰與內亂、戰爭相互增強的震蕩之中徹底崩潰，我稱之為“起飛夭折”。

 

“趕超”不成反而“被趕超”是經歷過經濟社會起飛的后發國家的常態。即使不回顧二戰之前，二戰之后的歷史就已經一次又一次見證了雄心勃勃奮力趕超的發展中國家遭遇經濟崩潰而使其前期成就化為泡影：1950—1980年間，巴西人均GDP增長接近5%，但在1980年代的債務危機中全面經濟崩潰而陷入“失去的十年”。阿根廷的經濟崩潰更為驚人：1913年，其人均GDP超過歐洲，2007年則僅相當于西歐的1/5。……至于遭遇“起飛夭折”的國家，其處境更是悲慘：

 

今天提起阿富汗，一般人能夠聯想起來的恐怕就是塔利班及其“阿富汗伊斯蘭酋長國”的極端主義統治：被炸毀的巴米揚大佛，禁止女性上學，暴力強迫女性穿戴面紗罩袍，《時代》周刊封面那個慘遭丈夫割鼻的18歲阿富汗少婦艾莎（Aesha Mohammadzai），……，以及連綿不斷的戰亂，塔利班已經令阿富汗政府焦頭爛額，更極端的伊斯蘭國（IS）又異軍突起。世界銀行等權威機構的全面統計更顯示，該國可以享受自來水供應的城市居民不到20%，是世界上最低的國家；基本醫療只能覆蓋40%人口，嚴重缺少醫療人員，尤其是女性醫護人員；5歲以下兒童死亡率為165‰，平均壽命44.5歲；……然而，在1970年代動亂之前，如今滿目瘡痍的阿富汗也曾經取得過長足發展：設立了一批紡織廠等近代制造業企業，建設了水電站，首都喀布爾可以看到現代商業設施和大面積的玻璃櫥窗，1946年成立了全國最高學府喀布爾大學，女性可以穿著西式時裝、乘坐公交、讀大學、上班，……但1989年蘇軍撤走后經過20余年內戰，阿富汗已經淪落到如今這幅模樣，民生凋敝，就連傳統的農牧業也衰敗不堪，只有漫山遍野的罌粟花燦爛得令人心悸，種毒、制毒、販毒全產業鏈“欣欣向榮”，成為該國頭號“自主創新支柱產業”，躍居世界第一大毒源地“金新月”中心。根據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2012世界毒品報告》、《2013世界毒品報告》提供的數據，2012年阿富汗罌粟種植面積比2001年增加20多倍，鴉片產量增加近40倍，占世界非法鴉片產量74%，海洛因產量占世界總產量80%以上，鴉片貿易收入占其GDP總量的8.2%。

 

今天的巴基斯坦經濟發展滯后顯而易見，以至于美國《外交政策》雜志網站2011年5月9日發文《親愛的中國：請幫我們搞定巴基斯坦》，文中稱巴基斯坦為“世界上最破敗的國家”。2011年，巴基斯坦經濟增長率僅有1%，通貨膨脹率則高達12%。然而，巴基斯坦并非一直是這種破敗模樣，而是也曾經歷過經濟增長迅速的光輝歲月，1960年代就被巴基斯坦政府稱作“發展十年”。在那段時間里，巴基斯坦經濟增長率連續十年超過6%。但也是在這一時期，巴基斯坦東西部收入差距擴大了一倍多，產業工人工資暴跌1/3，國家外匯收入落入精英階層腰包，22個家族控制了全國2/3的工業資產、4/5的銀行與保險業務，……1970年12月，以謝赫·穆吉布·拉赫曼為首、代表東巴基斯坦利益的人民聯盟獲得大選勝利，東、西巴基斯坦區域矛盾陡然激化。1971年3月26日，人民聯盟宣布東巴為自主、獨立的孟加拉人民共和國。當年11月21日，印軍大舉入侵東巴基斯坦，第三次印巴戰爭爆發。12月17日，第三次印巴戰爭結束，巴基斯坦戰敗被肢解，原東巴獨立成為孟加拉人民共和國，而巴基斯坦的“發展十年”也徹底終結了。

 

2011年大選后巴博和瓦塔拉兩派武力爭奪總統權位的內戰令科特迪瓦滿目瘡痍，集體屠殺和大規模強奸令科特迪瓦人民蒙受了慘痛的災難，強奸最小受害者年僅7歲。倘若沒有利比亞戰爭，始于大選爭議的科特迪瓦內戰就是2011年非洲大陸最慘烈的戰爭。盡管瓦塔拉在法軍獨角獸部隊支持下取得了勝利，但這位前國際組織職員一直被許多科特迪瓦國民視為鄰國布基納法索人，尤其難以贏得原來占科特迪瓦人口多數且經濟文化水平較高的基督徒衷心擁戴，能否長久有效駕馭住那些在西方武力威懾下對他表態效忠的政黨軍閥尚在未定之天，即使他駕馭得住林立的政黨軍閥，即使他能贏得中部和南部基督徒順從，他要收拾的科特迪瓦經濟社會爛攤子也令人觸目驚心：

 

科特迪瓦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認定的“重債窮國”，即使在巴博-瓦塔拉內戰爆發之前，近年經濟也只能維持低速增長，社會狀況更是一團糟。根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2009年人類發展報告》，科特迪瓦人類發展指數在世界182個國家中排名第163位；在《2014年人類發展報告》中，2013年科特迪瓦人類發展指數在世界187個國家中排名掉到第171位；14%的國民食不果腹，國民人均壽命從1980年的56歲降至2008年的47歲，2013年居民預期壽命才回升至56歲；在這個西非地區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國家，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44.6%，經濟首都阿比讓集中了全國人口的20%，但只有77%的城市居民和不到15%的農村居民使用電力照明，2012年通電率為47.3%。艾滋病傳播迅速，2007年艾滋病患者占15—49歲年齡段人數的4.7%，是西非艾滋病感染率最高的國家，目前約有57萬人感染艾滋病；……

 

可是，科特迪瓦在二戰后獨立初期也曾經歷過穩定發展的好時光。在號稱“非洲圣人”的開國總統費利克斯·烏弗埃-博瓦尼（Felix Houphouet-Boigny）領導下，1960—1980年間，該國GDP增長22倍，年均增長率高達11%，創造了“經濟奇跡”，且獨立后二三十年內國內政局一直平穩，在動蕩不安的黑非洲堪稱和平綠洲。因此，直到1990年代初，西方國家都一直將科特迪瓦譽為“黑非洲獨立發展道路的標尺”，法國人更將這個昔日不入眼的前殖民地親昵地稱作“法蘭西后花園”。然而，進入1980年代后，受西方經濟危機影響，科特迪瓦經濟就陷入了多年頹勢，1990年代中期雖曾一度復蘇，但在這個多部族、多宗教國家，多黨制后冒出的150多個政黨之間斗爭很快就突破了一切底線，1999年開啟的軍事政變和2002—2007年全面內戰徹底打斷了該國經濟重拾起飛勢頭的希望。2011年被推翻的前總統巴博執政后，厲行財政緊縮政策，開源節流，刺激出口，鼓勵投資，積極改善同國際金融機構和西方國家關系，努力尋求外援，取得一定效果，但經過這又一場傷筋動骨的競選和內戰，科特迪瓦經濟至少需要四五年時間才能恢復到巴博和瓦塔拉競選之前的水平。“在我之后，洪水將至”——開國總統費利克斯·烏弗埃-博瓦尼1993年末臨終時的憂慮已經成為這個國家難以改變的殘酷現實。

 

曾幾何時，南斯拉夫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中經濟最發達、人均收入最高的國家，出國旅游、私家別墅、私人轎車、……，其居民早早過上了猶如西歐居民般的生活方式，曾令1980年代的中國國民艷羨不已。1979年南斯拉夫人均GDP已達2635美元，同年中國人均GDP只有419元人民幣。南斯拉夫電影之所以流行于我的少年時期，這是重要原因。在科技方面，這個中型國家曾經在橋梁等領域創造過多項世界第一：1956年，貝爾格萊德建成跨徑261米的薩瓦河一號橋，成為世界第一座大跨徑鋼箱梁橋；1980年，南斯拉夫建成跨徑390米的鋼筋混凝土拱橋；……然而，一場內戰把統一、富庶的南斯拉夫撕碎成了一群孤立、窮困的小國，現代橋梁技術曾經領先于中國的塞爾維亞現在要依靠來自我家鄉武漢的企業建造其境內第一座多瑙河大橋——澤蒙大橋，在南斯拉夫的廢墟上還冒出了科索沃、波黑兩個黑幫橫行的伊斯蘭極端主義政權，2010年歐洲委員會授權迪克·馬蒂撰寫發布的科索沃問題調查報告直指科索沃總理哈希姆·薩奇為“犯罪集團首領”，長期從事毒品、武器乃至人體器官走私活動。“阿拉伯之春”爆發、伊斯蘭國興起之后，科索沃、波黑、馬其頓等西巴爾干國家和地區更大有成為歐洲大陸恐怖主義淵藪之勢：

 

2015年5月1日，美國30家日報同時刊登文章指出，西巴爾干國家是恐怖分子招募地，波黑、科索沃、馬其頓和阿爾巴尼亞尤甚，是”伊斯蘭國外籍戰士的歐洲來源地。科索沃盡管人口少，而且最親美，但加入伊斯蘭國人數占人口比例最高，科索沃和波黑可能成為向西方輸送圣戰者的通道。伊斯蘭國幾年來早就聲稱要占領巴爾干，將巴爾干納入自己的版圖。文章稱，巴爾干地區戰略地位重要，現在處于危險之中，尤其是波黑、科索沃和馬其頓，這些瓦哈比教派影響力和滲透力最甚的地方。

 

2015年7月19日，英國首相卡梅倫提出打擊本土伊斯蘭極端主義蔓延的五年計劃，此時伊斯蘭國已在距波黑首都薩拉熱窩不足100公里的奧斯韋村秘密買地建立了據點和訓練營，該村幾個月里有12人赴敘利亞參戰，5人戰死；整個波黑兩年里逾200人赴敘利亞加入伊斯蘭國，其中51人參戰后回國，成為在該國乃至整個西巴爾干地區散布極端主義、恐怖主義的“播種機”。

 

……數百萬傷亡更給1990年代的南斯拉夫內戰打上了“二戰之后歐洲最殘酷戰爭”的標記，2011年姆拉迪奇將軍（原波黑塞族軍隊領導人）被捕又撕開了塞爾維亞、波黑等前南斯拉夫國家人民的傷口。從2011年到2013年，連續數年的5月25日鐵托誕辰紀念日，前南斯拉夫各國成千上萬人都舉行了如同南斯拉夫時代那樣的紀念活動，懷念那個逝去的時代，但失去的統一國家、富庶和平生活和生命已經無法挽回了。

 

蘇聯曾經是世界兩大超級大國之一，一場劇變徹底斷送了它的地位，三百年來統一的俄羅斯/蘇聯國家四分五裂，俄羅斯等前蘇聯共和國經歷的經濟倒退和損失超過衛國戰爭，社會倒退更令人觸目驚心，全世界目前共有9個國家的預期壽命低于其1970年水平，除了6個非洲國家外（剛果民主共和國、萊索托、南非、斯威士蘭、贊比亞和津巴布韋），另外3個是前蘇聯國家：俄羅斯、白俄羅斯和烏克蘭。其中，俄羅斯聯邦男性預期壽命在1989—1994年間銳減7年之多。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開始在中亞、高加索和韃靼斯坦復活，一夫多妻、奴隸制度在某些地區堂而皇之走上前臺，12世紀形成、被蘇維埃政權嚴厲禁止70年的“搶婚”風俗沉渣泛起，在中亞和外高加索日益流行；新納粹武裝橫行烏克蘭；車臣戰爭、納卡戰爭、塔吉克斯坦內戰、格魯吉亞內戰、烏克蘭戰爭、接踵不斷的恐怖襲擊、接二連三的政變……更給蘇聯解體進程抹上了無法消除的濃重血色。這個君士坦丁堡陷落后號稱“第三羅馬”的國家，它驍勇的軍隊數百年間令各穆斯林對手聞風喪膽，頓河哥薩克高唱軍歌“用鋒利的馬刀向土耳其人的脖子問安”沖鋒陷陣所向披靡；如今則被科威特女政客公開揚言當作為本國男人采購性奴的來源地。

……

 

根據Paul Collie和Anke Hoeffler估算，當今各內戰國家要恢復到沒有戰爭時期的GDP水平，平均需要21年時間。塞拉利昂經歷了11年戰爭后，居民收入減半；利比里亞估計的退步程度為80%。代頓和平協議簽署18個月后，波黑居民失業率仍高達65%—75%。

 

進入新世紀以來，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經濟增長表現優良，增速明顯超過發達國家，歷時近十年之久，在世界經濟中所占份額顯著提升，而且較高的經濟增長從東亞擴散到了南亞、拉美、非洲等廣大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令1980年代以來“失去的十年”乃至“失去的二十年”恍如隔世：

 

1983—1992年間，世界實際GDP年均增長3.4%，亞洲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一枝獨秀，年均增長率達到7.3%，非洲只有2.0%，中東、馬耳他、土耳其為3.5%，西半球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只有3.3%。1993—2002年間，世界實際GDP年均增長3.5%，亞洲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繼續以7.2%的年均增長率獨領風騷，非洲為3.1%，中東、馬耳他、土耳其為3.6%，西半球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只有3.2%。

 

此后，新興市場經濟體實際GDP增速全面超越發達國家和地區水平，席卷西方世界的次貸危機也未能打斷其上升勢頭。2008—2010年，世界實際GDP增長率依次為2.9%、-0.5%和5.0%，其中先進經濟體增長率依次為0.2%、-3.4%和3.0%，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增長率則為6.1%、2.7%和7.3%。這樣，在2010年全球實際GDP（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中，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所占份額已達47.7%，僅中國一國就占13.6%，接近整個歐元區所占份額（14.6%）。到2012年，全球實際GDP中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所占份額已達49.9%，僅中國一國就占14.9%，超過整個歐元區所占份額（13.7%）。特別是中國等東亞經濟體在制造業領域顯示出了強大的競爭力，中國已經躍居世界頭號制造業大國，尤為可喜。

 

然而，即使在這樣的“黃金年代”，從總體上看，各國人均收入差距仍在繼續擴大。1970—2010年間，發達國家人均收入年均增長2.3%，而發展中國家為1.5%。1970年，全世界收入最高的1/4國家其平均收入是最低1/4國家的23倍，2010年可達29倍。最富裕和最貧困國家之間的收入差距鴻溝已經前所未有地擴大而難以逾越。今天，最富裕國家列支敦士登要比1970年最富裕的國家富裕兩倍；而今天最貧困的國家津巴布韋則比1970年的最貧困國家（也是津巴布韋）窮25%。而且，實際平均收入低于1970年水平的不止津巴布韋一國，而是有13個國家，均處于全世界收入分布最后1/4的國家群體。

 

哪怕是那些增長最快、被視為發展中國家之光的國家，其人均收入與西方國家差距也很大：1970—2010年中國人均收入增長21倍，博茨瓦納增長8倍以上，馬來西亞和泰國增長4倍以上，但中國人均收入僅有發達國家平均值的1/4，博茨瓦納、馬來西亞和泰國離這個水平還相去甚遠。更不用說這些國家的快速增長不能掩蓋發展中國家群體內部分化大大加劇的現實。中國、博茨瓦納、馬來西亞等國自1970年代以來的經濟增長速度超過了任何一個富裕國家，但科摩羅、伊朗、塞內加爾等國則停滯不前，科特迪瓦、馬達加斯加、津巴布韋等國更深受經濟崩潰之困，其中津巴布韋經濟自新世紀以來萎縮了30%之多。

 

正因為如此，近年一度流行的“西方經濟政治霸權是否會被新興國家取而代之”很大程度上是個偽問題。不錯，近年來，從次貸危機到主權債務危機，西方國家深陷金融經濟危機困擾，風波迭起，新興國家則表現相對優異，越來越多的人在越來越多的場合提到了這個問題，以至于美國總統奧巴馬2011年5月25日下午在英國國會演講時也認真地談論了許多西方人的這一憂慮。2011年，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新總裁人選之爭中，金磚五國就此集體發聲，更被世人視為對西方國際金融霸權的公開挑戰。但自從2012年以來，在美國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是否退出的懸疑陰影下，在逐步深化的初級產品熊市壓力下，新興市場經濟體已經相繼大面積陷入嚴重經濟震蕩，“阿拉伯之春”動亂和由此而來的利比亞、敘利亞戰亂，更讓人們看到了新興市場經濟體再度“起飛夭折”的風險，而目前世界上面臨戰爭和內亂風險的國家不止一個，其中不乏印度這樣的熱門新興市場經濟體。

 

 

二、中國是否會重蹈動亂覆轍？

 

中國歷史上曾經不止一次經歷過人口銳減、社會經濟文化大幅度倒退的“天下大亂”，漢末三國、晉末五胡十六國、安史之亂、靖康之變、蒙元入侵中原、明清鼎革、咸豐同治戰亂……在這些大動蕩中，中國人口減少幅度往往超過一半，甚至超過3/4；人口減少絕對數字數千萬，甚至上億。與這些動蕩造成的人口損失比例和絕對數字相比，造成3500萬中國軍民傷亡的14年抗日戰爭猶有小巫見大巫之感。慘痛的歷史教訓，凝結成了“黍離”、“荊棘銅駝”等一批指代國破家亡離亂之悲的成語典故，在民間留下了“寧為太平犬，莫作亂離人”之類痛徹骨髓的悲歌。經過60多年奮斗贏得的發展之后，今天的中國如果如同巴基斯坦、科特迪瓦、南斯拉夫那樣被內亂、乃至內戰打斷發展進程，我們的損失又絕非這些國家的人民所能比擬。因為即使不將港澳臺地區納入統計，中國也已經躍居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第一貿易大國，又是全世界外匯儲備最多的國家，被國際社會普遍視為1990年代以來經濟全球化最大的贏家。

 

無需諱言也無人諱言我國還存在許多問題，不少問題還相當嚴重；但無論是縱向比較還是橫向比較，我們都不難看到，中國能有今天，成就何其巨大。因為新中國脫胎于這樣一個國家：

 

大大小小的軍閥和土司、喇嘛、阿訇門宦們各據一方，名義上的一國之內有數十上百支互不統屬的武裝，不僅沒有統一的財政、貨幣體系，甚至沒有統一的鐵路軌距；海關（舊中國最大稅源）和海岸警備部隊全部由西方人把持；財政支出須由駐華外國使團一致簽字批準；進出口關稅稅率由西方國家制定；主要港口、咽喉要道和首都均駐扎外國軍隊，外國軍艦自由出入長江和其它中國主要內河，在遠離長江口兩千多公里航程的重慶和長沙肆意橫行，僅1926年9月5日英國軍艦炮轟四川萬縣縣城（今重慶市萬州區）一案，中國軍民就死傷千余人，被毀民房千余間；西方人在中國享受治外法權，美軍大兵強奸兩江總督孫女和地方政府現任高官夫人也可逍遙法外；……某些中國自由主義者盡可以將鐵證如山的1946年沈崇案說成是中共地下黨設置圈套，而為他們心愛的美國和美國大兵百般辯解，無視基本事實、基本邏輯，無視數十年來世界各地美國駐軍層出不窮的嚴重性犯罪案件，但1946年沈崇案，1948年20來個美軍飛行員設局輪奸30多名中國名媛的武漢“景明樓事件”，……所有這些案件，永遠會讓擁有起碼廉恥感的中國人感到刺骨的屈辱和憤怒。

 

直到抗戰之后，中華民國名義上已是世界五強、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之一，絕大多數人一致公認的某些小國、弱國也敢于向中國伸手。當時在分裂、反分裂斗爭激烈的新疆，不僅蘇聯、美國、英國等大國設立了領事館（其中蘇聯5個），連阿富汗這樣不大的中世紀王國，連剛剛獨立、還在為瓜分殖民者遺產大打出手的印度與巴基斯坦也在南疆設立了領事館，將政治觸角深深插入中國國土。這些領事館在新疆大力發展雙重國籍，僅同時擁有蘇聯國籍的中國公民就達一二十萬之眾，獲得印度、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國籍的中國公民也為數可觀。到1962年中蘇論戰激烈之時，依靠長期積累的影響，蘇聯策動“伊犁事件”，五六萬邊民外逃，兩名少將和40多名校、尉軍官出走，西陲震動。

 

對比今天驅逐了外國駐軍、向非洲大陸派駐維和部隊人數為聯合國“五常”之最、2013年首次向馬里派駐成建制作戰部隊執行維和任務、獨立自主的世界第二經濟大國，新中國進步之大，顯而易見。在這個意義上，我們都是既得利益階層，沒有任何利益能比這份既得利益更大。為了贏得這樣的進步，我們在建國前付出過數以千萬計的犧牲，在建國后付出了兩三代人的血汗。為了集中資金用于投資，我們曾經大大壓縮了國民的消費，以至于我讀小學時語文作業造了這樣一個句子——“我們晚飯搶豆腐達到了白熱化程度”，逗壞了父母和老師；而且我生長在大城市武漢，并非窮困鄉村。中間磨破的枕巾也舍不得馬上全部丟掉，善于持家的母親會把它剪成兩塊，補在另一塊磨破的枕巾上，繼續使用，白天則在縫補過的枕巾上加蓋一塊完整的新枕巾。這樣的做法，在當時的中國城市居民中并不少見。直到國家已經全面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1980年代，西藏軍區副司令員仍然活活累死在巡視邊防線的風雪路上，我父母老領導劉伯伯身為海軍高級軍官的女婿仍然犧牲在南海一線，而這位烈士的父親曾擔任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劉伯伯的丈夫也先后擔任過武漢軍區和沈陽軍區的炮兵司令。保衛先輩和我們付出巨大代價方才贏得的勝利果實，是我們的義務和責任，更是我們和子孫后人安身立命、爭取更大發展之本。

 

“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齊紈魯縞車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宮中圣人奏云門，天下朋友皆膠漆。百馀年間未災變，叔孫禮樂蕭何律。豈聞一絹直萬錢，有田種谷今流血。洛陽宮殿燒焚盡，宗廟新除狐兔穴。傷心不忍問耆舊，復恐初從亂離說。小臣魯鈍無所能，朝廷記識蒙祿秩。周宣中興望我皇，灑血江漢身衰疾。”——經歷了開元天寶年間的極盛時代和安史之亂后的顛沛流離，詩圣杜甫寫下了這首椎心泣血的《憶昔》；國家不幸詩家幸，這種經歷，我不愿親身體驗，我希望自己、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國家避免遭遇這種厄運，相信這也是絕大多數中國人的正常情感。

 

三、全球金融危機及其轉折——我的心路歷程

 

那么，我們能夠保住今天的成果并爭取可持續的發展嗎？對我們奮斗目標的最大威脅來自何方？我們有無可能遭遇這樣的“發展停滯”乃至“起飛夭折”？這種風險客觀存在，而且不容忽視。變生肘腋，禍起蕭墻；雖然早在10多年前我就親身遇到過極端敵視中國之輩，從那時起我就對他們的野蠻、殘忍不抱任何幻想，但這番憂慮真正浮上心頭，還是在次貸危機升級之后，因為從次貸危機一開始，我就不認為單純的經濟沖擊能夠嚴重損害中國，而是認為最大的風險在于經濟沖擊可能引發社會危機、政治危機并與經濟沖擊相互促進。在2009年2月20日《經濟觀察報》上，我以《中國外貿在危機時期的主要風險》為題撰文，其中有這樣一段：

 

“不僅如此，貿易伙伴的經濟危機還有可能向政治危機轉化，不僅損害貿易伙伴吸收進口的能力，還危及我國企業、國民的人身財產安全。經濟危機轉化為政治危機，歷史上從來就不鮮見，因為統治集團的反對派必定會視之為奪取權力的機會而力圖充分利用；以下因素又將加劇這種風險：政府實施反危機政策損害部分群體的利益，如拉脫維亞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歐盟救援條件實施的結構調整所引起的不滿，俄羅斯限制進口損害了濱海邊疆區的汽車改裝業和國內眾多地區發達的消費品進口相關產業；公開或潛在的敵對、競爭國家借機支持反對派挑戰執政集團。從一向公認存在較多潛在政治麻煩的拉脫維亞、立陶宛、保加利亞、俄羅斯到屬于西方集團的冰島、法國，規模可觀的游行和罷工已經揭示了這種風險，更大的政治動蕩乃至政變風險還在后面。

 

即使在中國，經濟降溫也同樣蘊藏著不可忽視的政治風險。在2月17日啟動‘千萬農民工援助行動’的電視電話會議上，全國總工會副主席、書記處第一書記孫春蘭表示要嚴密防范‘境內外敵對勢力利用一些企業遇到的困難對農民工隊伍進行滲透和破壞’，不過是一聲警鐘而已。倘若既得利益集團不能與大眾共度時艱，而是打著‘反危機’旗號企圖加大力度剝奪普通國民的經濟和社會權利，上述風險還會升高。”

 

后來給另外一家報刊寫的同類主題文章中，第二段我是這樣寫的：

 

“在我國國內，經濟降溫同樣蘊藏著不可忽視的政治風險。因為我國出口企業的勞工權利等問題一向嚴重，在繁榮時期容易掩蓋，在外部市場蕭條、大量失業之時，失業大軍此前多年積累的怨氣就有可能爆發，我們的敵對勢力也不會放過這個機會。更糟糕的是，既得利益集團會打著‘反危機’的旗號企圖加大力度剝奪普通國民已經所剩無幾的經濟和社會權利，如對新《勞動合同法》、最低工資制度的攻擊，廣東有政協委員要求取消工人帶薪休假制度，以及公安部長助理鄭少東（已因經濟犯罪被雙規）和廣東省檢察院的‘法不上高管’主張，都可作如是觀。這些主張將加劇中國社會的矛盾，‘法不上高管’之類主張甚至不如兩千多年前的商鞅、王莽，因為前者敢于處罰太子的師傅，后者能因親生兒子殺害奴婢而令其自殺，堪稱中國人權、法律的歷史性巨大倒退。政府如果不能有效壓制這類剝奪國民權益的企圖，目前尚在正常限度內的社會階層矛盾未嘗沒有可能轉化為激烈的階級斗爭，包括嚴重暴力沖突。所以，我們在考慮外貿解困措施時必須防止淪為剝奪普通民眾的工具，否則，一旦激起社會動亂，我們百死莫贖。對我們來說糟糕的是，由于我們把‘改革’作為至高無上旗號時間太長，權貴階層只要打起‘改革’的旗號就可以名正言順地踐踏一切法律、道德，不可避免的結果是一切法律、道德都喪失了威信，既得利益集團的掠奪行為也就越發肆無忌憚。隨著時間的流逝，這個問題會日益顯著。”

 

同年7月，吉林通鋼事件和令人椎心泣血的烏魯木齊“七五”暴亂先后爆發，深受震撼之余，我于7月28日寫下博文《728隨筆》：

 

“此次全球性金融經濟危機爆發以來，2009年7月當屬中國受沖擊最嚴重的一個月，不是這個月公布的上半年經濟數字不夠光鮮，而是社會穩定所受威脅顯露。對于任何一個有責任感的人而言，從月初到月底分別在西北和東北發生的兩起事件，都是對他們敲響了警鐘。有必要再次提醒我們大家明白，我們享受的和平不是從來就有的，也不是我們無所作為就能夠永遠保持的。

 

有時候我會羨慕我去世已逾十年的奶奶，她在青少年時代經歷了軍閥混戰、全面經濟衰敗、外敵入侵，幸運的是解放后享受了近50年的國內和平。生于憂患，死于安樂，不亦福哉！我們生于安樂，是否會死于憂患？從小讀了很多歷史書，對動亂、社會解體多少有些概念；我也常常回想胡繩老人在1989年的那句令我倍感震撼的話——‘我生于憂患，希望不要死于動蕩’。

 

我們能否保持長治久安？看看大漢王朝前期遭遇過的驚濤駭浪，看看我們的一些條件，我時時感到鼓舞；看到某些言論和行為，我又感到信心受挫。不管如何，我們還是要盡力而為。哪里可能出問題？問題的根源在哪里？如何解決？這都需要我們站在整個國家和社會的立場上、本著客觀的精神去探索，這是我們的職責所在，也是忠誠的具體體現。寧可滿懷憂患防患于未然而生，不可渾渾噩噩坐等災禍臨頭而死。畢竟，我們與有些人不同，他們早已把大部分資產轉移到海外，手持N本外國護照，每日所思所想，不過是挖空心思設計新的劫掠方法而已，一旦出事，拍拍屁股，一飛了之，而我們絕大多數人要世世代代生在中國，長在中國，死在中國。希望在臨死之際，我們回顧一生，能夠自豪地說：我們的國家闖過了其他國家所無法承受的考驗，我們為此盡了自己的努力。

 

心有所感，把自己的一些文章和言論在此整理貼出，愿與有志者共勉。若能有所助益，則筆者幸甚。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放眼更廣闊的時空背景，我逐漸進一步明確意識到，發展停滯、起飛夭折的風險之所以存在，之所以不容忽視，是因為經濟增長和社會變遷本身便會不斷產生新的內部矛盾，而國際競爭又會令外部有心人刻意凸顯、放大、激化乃至憑空制造這些矛盾。畢竟，在冷酷的國際競爭中，要擊敗對手，最好的辦法莫過于在對手國內制造內亂，其次是扶植對手的競爭者以遏制對手成長，親自出馬直接與對手較量不過是最后選擇。守成霸權要遏制新興大國成長，更傾向于在對手國內制造內亂的辦法，因為這樣才能最大程度發揮其軟硬實力優勢，不戰而屈人之兵。在2011年11月的總統競選人電視辯論會上，美國前駐華大使洪博培公開主張要借助中國網民來“扳倒中國”（take china down），實現美國經濟復興，就道破了這一策略的個中奧妙。某些關于西方國家和印度等奉行西式政體發展中國家“優越性”的荒唐說法流傳甚廣，李剛、錢云會、723溫州動車事故等案后，非理性情緒一度大行其道，某些機構和個人更蓄意制造和傳播荒誕不經的謠言，給非理性情緒推波助瀾，事實、邏輯和知識則被棄若敝屣視若無睹，又讓我們看到了上述策略得逞的風險。2010年12月錢云會案發生后，我有感于某些荒誕謠言之猖獗，查閱、計算后寫下一篇用數據說話的博文《錢云會案件中寨橋村征地款7億元之說當系謠言》，在新浪、搜狐等門戶網站都獲得數以萬計的閱讀點擊量和大量轉發，也招來了成千上萬沒有任何事實依據和邏輯可言的瘋狂辱罵留言。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有必要重申，穩定是中國可持續發展的關鍵，穩定壓倒一切。無論某些勢力如何丑化“維穩”一詞，即使他們制造動亂得逞而成功顛覆政權，中國未來要重新走上發展道路，也必須維護穩定。

 

雖然早在2000年第9期《國際貿易》雜志上，我就發表過關于印度經濟的論文《勵精圖強——印度外向型軟件業的成功和啟示》，此后又應《上海證券報》等多家報刊邀約寫過一些關于印度經濟分析、評論的文章，但以前并未動過念頭要以印度為題撰寫專著。基于上述對國家發展逆轉、內亂和崩潰風險的認識和數年來的積累，2010年4月6日的丹特瓦達（Dantewada）之戰觸動了我，我感到一股發自內心的戰栗，數篇評論之后，意猶未盡，就決定以此為切入點寫一篇比較詳細的東西。起初寫成的是一篇五六萬字的論文《低烈度內戰及其貧困和社會矛盾根源——政府軍兵敗揭破印度軟肋》，在王小強先生主編的內部交流刊物《香港傳真》全文刊發后仍然覺得意猶未盡，再加上一些友人對此文的稱贊，便決定繼續將此文修訂、發展成一部完整的書稿。在寫作過程中，先期在《中國金融》、《學術前沿》、《同舟共濟》、《中國社會科學報》、《南風窗》等報刊發表了部分內容，2011年下半年以來印度和其它新興市場經濟連續數年動蕩等事件證實了我對印度等新興市場經濟體宏觀經濟穩定性缺陷的分析，也激勵我加快完成全書。2012年本來已經打算完稿，由于種種原因擱置了一段時間，又做了一些潤色修訂，直至2013年9月基本定稿。2013年初，由于知名學者華生一條微博透露王岐山閱讀《舊制度與大革命》，國內一時掀起《舊制度與大革命》熱潮，也鼓舞了我進一步花大工夫潤色修訂這本書稿。

 

筆者本人對印度國家及其人民并無多少敵意，一向主張加強發展中印經貿合作，而且我不止一次在公開演講和文章中判斷今后十年印度經濟增速對其南亞鄰國的優勢將進一步拉大，無意耗費時間精力去刻意丑化、抹黑印度形象，也相信印度與其它國家一樣有值得我們學習的優點長處，但印度優點、長處的成色如何？可行性如何？制約條件如何？我們對這些需要有客觀全面的評判。最重要的是，但為收防患于未然之效，為避免我們重蹈覆轍，我們需要研究、汲取其它國家內部動蕩的教訓，特別是與我國情況相近國家的教訓，需要擺事實、講道理以打破某些勢力極力推銷的用謊言構建的模范樣板，這就是筆者寫作此書的最初動機所在。若有某些言語文字失之尖刻之處，還望印度人民理解。

 

如果說這本書我最初的寫作動機是對動亂的憂慮，那么，隨著思考研究的展開深入，以及與同期其它研究項目的觸類旁通，我逐漸感到，這個題目實際上具有更加廣泛的代表意義，越來越把它放在整個新興市場發展和世界經濟政治格局變遷、中國改革和發展方向的背景上思考。中印兩國面臨的眾多經濟社會問題實際上也是其它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共同面臨的問題，對這些問題的解決將決定各國發展的方向、道路與業績。在2012年為本單位所作課題《新興市場十年發展及潛在危機對世界格局的沖擊》中，我分析了新興市場積累的嚴重經濟和社會矛盾（其中很多就是在本書寫作過程中得出的研究結論），判斷在未來10—20年間，新興市場經濟體作為一個整體的高增長時期將走向結束，轉而進入經濟與社會震蕩高風險期，他們作為一個整體在國際政治經濟體系中上升的勢頭將在相當程度上逆轉。在當前和未來的經濟社會問題考驗下，這些年同等炙手可熱的新興市場經濟體將出現劇烈分化。在經濟上，初級產品行情和主要中央銀行貨幣政策變動將成為新興市場經濟體經濟發展態勢的轉折點。這一轉折將決定未來十年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前途命運，以及整個世界經濟政治格局。此前60年我們的業績可謂優秀，在這場已經啟動的劇烈分化中，中國將交出一份什么樣的答卷呢？我希望，這本書中的分析研究能為我們面對未來的新興市場分化提供一點思想準備。

 

更重要的是，我們從哪里來？要往哪里去？某些流行西式理念和制度真的就應該是我們發展的方向？……我們永遠要虛心學習他人的長處，但時至今日，中國要想持續“趕超”而不是“被趕超”，就必須更多地依靠自主創新取代技術引進，也必須超越“因為美國這樣，所以我們應該這樣”的思想窠臼，才能趟出可持續發展的道路。周秦之際和近現代都是中國歷史性的大轉折，我的祖輩經歷了秦末般的戰亂，我的父母和我經歷、見證了大漢初創時期般的艱苦奮斗和政治經濟震動，希望我們現在經歷的是從“文景之治”步入漢武帝時代，奠定長期歷史發展的根基，進入“昭宣之治”。

 

四、穩定的基礎在于維護最大多數國民權益

 

在可預見的未來，除非中國自己犯下大錯，否則“趕超中國”就只能是印度的一廂情愿而不可能成為現實，這一點不因當前中國經濟的某些波動而改變；反倒是從印度反政府武裝發展壯大中折射出來的印度一系列致命社會問題，我們本來已經通過波瀾壯闊的社會主義革命和改造予以消除了，并藉此奠定了國家工業化和趕超發達國家的基礎，希望不要在塞進“改革”之類旗號的私貨忽悠下倒退，以至于貽禍深遠，不要為某些資本和其它分利集團的局部利益而犧牲整個國家的前途命運。

 

對比反政府武裝和非法私人武裝林立的印度，我們應該明白我們目前享受的國內和平多么可貴；而我們享受的國內和平不是從來就有的，也不是我們無所作為就可以永久享受、揮霍的，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基層國民既是國內局勢穩定與否的關鍵，又是我們經濟社會發展所服務的目標。對這一點，我們必須時刻保持清醒頭腦和憂患意識。我們要勇于改革，但我們同樣要清醒地認識到改革進程中的潛在風險，防止改革非但沒有消除社會矛盾，反而因被塞進私貨而引爆社會矛盾。只有一個強有力而且“中性”的政府才能領導我們這樣一個大國沿著正確方向完成必要的改革，實現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與升級。

 

一個潛在風險點是國企改革。為了保證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控制力，國有資本必須有流動性，因為國民經濟是不斷發展的，昔日的支柱產業今天可能已經喪失這個地位，國有資本只有不斷退出夕陽產業而轉向前沿產業，才能保證自己在國民經濟中的控制力。但無論在政治上還是經濟上，不顧一切以國企全面私有化為目的都是絕對不可取的，蘇聯解體后國企全面私有化的教訓已經觸目驚心，就是1990年代的中國國企重組和改革，雖然就整體而言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要的，造就了一大批在新世紀活力勃發的“新國企”，其相關負面影響也不可忽視。2009年7月18日，在“《環球時報》十周年國際論壇版十周年紀念暨中國輿論與世界變遷”研討會上，我發言質疑“以私有化反危機”的主張（發言全文參見本章末附錄三），認為正是在九十年代末的私有化浪潮中，中國國民收入分配中居民所占份額顯著下降，且不說這樣做的經濟后果，在社會穩定方面也埋下了巨大隱患，因為這等于是消滅了原來已經存在的一個巨大中產階層，而且他們的不少子女也因為家庭經濟狀況急劇惡化、同時政府又實施了教育產業化而喪失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也就喪失了在現行社會秩序下改變命運的機會。這樣一個數以千萬人口計的群體，他們因此會對社會和政府產生什么樣的感情，可想而知。因此，我們經受不起原模原樣再做一次九十年代末那樣的事情。不到一周后，通鋼事件爆發。難道建言者希望誘導政府站到大多數國民的敵對面、把大多數國民逼上梁山、同時還要放棄自己的執政基礎太阿倒持？

 

在當前中國經濟、財政收入增長減速而社會保障等項支出和減稅需求上升的背景下，簡單大面積把國企一賣了之從財政目的考慮也是不可取的，因為此時財政對國企的依賴性將有上升之勢，需要通過提高國企上繳紅利來保證政府有足夠財力提供相應公共服務，同時還能總體減輕稅負水平，以保持和增進經濟活力。盡管大面積出售國企也能獲得巨額財政收入，但這類一次性的“橫財”通常會激勵非投資性的、甚至是浪費性的支出，細水長流的國企稅收和紅利上繳收入更能得到精打細算的有效運用。在盲目追求主張希臘式社會福利的經濟民粹主義壓力相當顯著的今天，我們必須正視這個問題。

 

比國企改制潛在風險更大的是甚囂塵上的土地流轉。從整個世界來看，耕地是許多農民（包括自耕農和佃農）的主要生活來源，甚至是唯一生活來源，與大資本進入相隨的土地所有權/使用權轉移往往等于奪取相關農民的生活來源，發展中國家農民普遍缺乏地契進一步加劇了失地農民的補償問題，大資本從事的大規模農業開發相應有可能在當地引起激烈社會爭議，甚至演變為嚴重社會動亂。2008年，韓國大宇物流與馬達加斯加政府簽約，在該國租賃130萬公頃土地（相當于半個比利時國土面積）從事農業開發，結果在馬達加斯加引爆了大規模反政府暴亂，最終政權更迭。

 

作為世界第一制造業大國、第二經濟大國，中國在轉移農村勞動力方面擁有其它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所不可比擬的優勢；開放環境下來自進口農產品的競爭壓力也要求我們通過土地流轉有秩序地適度提高農地經營集中度，某些地區和某些領域也完全具備大規模大農場經營的條件。盡管如此，全國普遍實施美式農業經營模式仍然不可想象，因為耕地仍然發揮著不可替代的社會保障功能。老人和婦女留守農村，為外出增加現金收入的壯勞力提供了退路；在2008年末、2009年初的兩千多萬農民工返鄉風潮中，這一點對經濟和社會穩定的重要性已經得到了充分體現。我們不可高估農民進城定居的潛力，由于城市生活成本過高，絕大多數農民工難以在目前他們奉獻血汗的大城市立足定居，最終還是要到鄉村（其中一部分鄉村將逐步發展成為小城鎮）落葉歸根，耕地將長期發揮不可替代的社會保障替代品和社會穩定器功能。就算可以不考慮經濟周期波動的沖擊，為了讓十家八家大資本能夠占用農地多取得一點利潤，難道我們就該逼迫千千萬萬家普通農戶離開家園涌入城市在貧民窟中掙扎等死？

 

農村、農業是中國經濟和社會穩定的基礎，正是基于這一認識，自2004年以來，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已經連續10年制定指導“三農”工作的“一號文件”。而人多地少決定了小農體系將是中國農村、農業長期不可改變的現實，預計2030年中國人口將穩定在15億，屆時中國城市化率即使達到70%，也仍將有4.5億人口生活在農村；即使18億畝耕地的紅線能夠守住，彼時農村人均耕地規模也只有4畝，中國農村作為小農社會的基本性質仍然不會改變。而小農經濟盡管有其不足，但在農村和農業大規模基礎設施已經在毛澤東時代建設完成、工業化基礎已經相當雄厚的情況下，在“集體所有，農戶經營”的雙層土地所有制度下，這一結構能夠讓農戶以兼業方式參與工業化，分享其收益；以漸進方式加入城鎮化，盡可能消除其副作用；因此有著顯著的優越性。保持這一體系的穩定，相應也就成為中國經濟和社會穩定的根基，土地流轉制度設計不能動搖這一基礎。然而，各路資本對農地“開發”巨額潛在收益虎視眈眈，“土地流轉”實驗在某些地區有失控之虞，正讓這一根基面臨遭受侵蝕的風險。

 

這些年來，打著形形色色旗號的收益私有化、成本社會化招數已經制造、激化了眾多社會矛盾，而在土地問題上如果有人企圖全面如法炮制，社會化的“成本”將是整個社會的天翻地覆。那種后果可能是某些人所期望的，但絕對違反絕大多數中國人的切身利益；假如實現了這種后果，即使目前期望如此者中也會有很多人幡然悔悟，恨不當初，卻無法挽回。有些人目前極力主張不顧一切的土地流轉乃至全面土地私有化，一旦這種做法引發了爆炸性的社會動蕩，他們屆時又會扯起“保護農民土地”之類旗號煽動動亂。戰戰兢兢，如履薄冰；愿主政者和掌握話語權力者思之，而投資者也不要指望犧牲整個地區、整個國家經濟社會的穩定能夠換來可持續的投資收益。

 

五、一切中外對比皆須全面客觀

 

要正確評估本國和其它國家的已有成績和發展前景，我們首先需要的是擺脫盲目崇尚和追隨西方、對西方人云亦云的思想束縛，而這一弱點在中國社會堪稱流行病，在某些知識分子身上暴露得尤其突出，把隨聲附和西方刻意向中國這個最大潛在競爭對手灌輸的某些思想當做獨立思考的表現，把人家的希望當作他們已經實現的現實。我們經常可以看到高級知識分子以西方媒體報道來依據對中國政局、中國社會、中國經濟大發議論，殊不知根據筆者本人與眾多西方主流媒體打交道的親身感受，不少西方大牌媒體駐華記者不諳漢語，對中國社會一無所知，在工作中不過是按照頭腦中經歷了多年灌輸后既定的框框和上司的要求選擇報道題目和視角，然后依賴中國助理具體聯系辦理；等到他們好不容易對中國社會有了一點了解，兩三年的駐華年限已到，他們必須調走，新來的記者又要周而復始從頭了解中國。如此反復，這些媒體對中國的了解永遠難以深化提高。這種體制，與中國官方媒體駐外記者都必須通過嚴格的當地語言選拔考試相比，其缺陷顯而易見。而一個大國的所謂高級知識分子，竟然要把某些近乎白丁者的說法奉為玉旨綸音，那就未免太可笑復可悲了。

 

與不自覺地陷入思想束縛相比，等而下之的是有意識的偏見。聲稱印度貧民窟是“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因此印度貧民窟居民享受的人權高于中國城鎮小康之家，即使不考慮其立論基礎本身便不符合事實，這類言論本質上也不過是“寧要資本主義的草，不要社會主義的苗”。在很多情況下，這種有意識的偏見甚至會驅動當事人去蓄意造假，從對中共黨史和新中國歷史的蓄意抹黑，到對國民黨和蔣介石的謊言美化，一直到借2010年4月斯摩棱斯克空難而捏造波蘭政府“節儉”、“民富國貧”的謊言，并據此對中國含沙射影，莫不如此。最讓人好氣又好笑的是，2010年11月，即惡評如潮的新德里英聯邦運動會結束將近一個月之后，中國還有位有點名氣的博客寫手撰文聲稱“上海世博至少落后廣州亞運一百年”、“廣州亞運會至少落后印度英聯邦運動會一百年”。

 

要正確評估本國和其它國家的已有成績和發展前景，我們還需要提升自己的觀察分析能力。中國和東亞經濟體一度深陷銀行不良資產泥淖，于是乎中國國內就有一些人附和西方彼時流行的說法，指責中國等東亞經濟體擁有強大集中、動員國民儲蓄能力的金融體制，贊美印度金融體系的高利潤、低不良信貸。直到中國金融機構不良資產問題已經解決、市值和資產規模穩居世界前列的今天，這類說法仍不絕于耳。殊不知金融體系存在和發展的最大意義不在于金融體系本身，而在于為實體經濟部門發展服務，為此，金融體系必須承擔一定的風險，必須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容忍失敗，就如同科技創新一樣。一個沒有失敗的科技體系必然是沒有創新、因而也就沒有多大存在意義的科技體系，印度金融體系曾經有過的高利潤、低不良信貸靠的是高利貸和過度審慎的信貸政策，金融體系對實體經濟部門發展的支持功能因此在很大程度上遭到廢棄；而這樣的金融體系，又有多大存在意義呢？

 

民國后期金融業和金融市場也曾頗為“繁榮”，私人銀行職員工資超過新中國成立后市長、部長、局長的收入，但這種“繁榮”是建立在驚人的高利率之上的，其利率之高，直到新中國成立后的1952年6月，銀行年利率仍高達36%，以至于陳云希望把銀行利率降低到抗戰前水平，或者略高一點，即年息10%—15%，而民國金融業的這種“繁榮”給當時之中國造成了怎樣的毀滅性后果，也是眾所周知。“國家銀行被救活了，人民卻被毀了”——這段話描述的是1819年美國陷入經濟危機時第二合眾國銀行（實際上的中央銀行）所扮演的負面角色。當時深陷危機的美國經濟迫切需要寬松的貨幣政策，新上任的第二合眾國銀行總裁蘭登·切夫斯卻拘泥于銀行自身一時的資產質量，大力削減貸款，從而以加重貸款人負擔為代價而改善了銀行自己的狀況。對比一下印度實體經濟部門和金融部門的發展，這句話在很大程度上也適用于印度相當一段時間的情況。與此同時，2010年10月爆發的印度微型貸款（microlending）危機，又表明西方和我們國內某些人對印度金融體系“高利潤、低不良信貸”的褒揚至少并不完全符合事實。

 

借他人的酒，澆自己的塊壘；中印比較、中國與其它國家比較的話題之所以能夠在中國走紅，重要原因是很多議論者借此寄托自己對中國發展方向的期望。惟其如此，我們尤其要強調從中國獨立自主的利益出發，本著維護絕大多數國民長期利益的立場，開展客觀、全面的觀察和思考，而不可墜入外部勢力彀中，不能把自己的期望當作現實，更不可捏造。

 

（摘自梅新育：《大象之殤——從印度低烈度內戰看新興市場發展道路之爭》，中國發展出版社，2015年10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