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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國民黨的二十二次大會戰，幾乎都是被動的防御戰，戰斗意志極為薄弱，敗多勝少，1944年，已經強弩之末的日軍，卻依舊能橫掃國軍；相反，八路軍(包括新四軍)的游擊戰敵進我進，深入敵后，屬于戰略進攻。實際上，國民黨也搞過游擊戰，而且是大部隊。但是，效果不佳，站不住腳，1943年之后，地盤和軍隊喪失殆盡。如果游擊戰就那么簡單，毛澤東還能被稱之為大軍事家、大戰略家嗎？

現在，一些網友提起地道戰、地雷戰、游擊戰、八路軍、民兵，往往嗤之以鼻。十幾個民兵，幾顆地雷，打幾下冷槍，死傷三四個鬼子。小打小鬧，有什么意思?看看國軍，都是大會戰，幾十萬人，殲敵成千上萬。共產黨就會吹牛，把個地雷戰、地道戰吹得天花亂墜。

在反駁這種觀點之前，首先要聲明一點：抗日戰爭是中華民族的解放戰爭。凡是在抵御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戰爭中犧牲的人，都是優秀的中華兒女，包括國軍將士，都應該為我們所銘記。也正因為這一點，毛澤東主席在人民英雄紀念碑上的碑文中寫道，“三十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

下面開始進入正題。

一、戰略上被動“防御“的大會戰和戰略上“進攻”的游擊戰

就單個戰役的規模來講，國軍會戰確實是八路軍以地雷戰、地道戰為代表的游擊戰所無法比擬的。

不過呢，如果從八年抗戰總體上講，不管持什么立場，都能夠看到。國民黨大兵團會戰，敗多勝少。客觀地說，也確實打擊了日軍，消耗了其力量。但是，從結果看，往往喪師失地，從山西、山東、上海不斷后退，最后只能遷都重慶，依靠高山大川和美國援助偏居西南一隅。

同時，國民黨的二十二次大會戰，幾乎都是被動的防御戰，而沒有主動進攻的。換句話說，如果日本不主動攻擊，國軍是不會主動和日軍進行大會戰的。

八路軍(包括新四軍)的游擊戰則完全相反。它們敵進我進，深入敵后，開展游擊戰。靈活機動，其中不少事主動殲敵。同時，不斷開辟根據地，發動人民群眾，開展各種形式的游擊戰，如地道戰、地雷戰、麻雀戰等等。這些戰斗不起眼。八路軍大部隊打的運動戰，殲敵千人，已經是重大戰斗。而更多的是消滅幾十個日軍、十幾個日軍，甚至幾個。但是，共產黨軍隊在戰略上是進攻的。在日本人的勢力范圍內不斷滲透。就這樣，共產黨軍隊建立大片根據地，發展軍隊接近百萬，民兵數百萬，越戰越強。以至于二戰末期，美國反攻日本，特派觀察組到延安，研究借助中共力量反擊大陸日軍。只是后來蘇聯答應出兵，此事才作罷。這也足見共產黨軍隊的戰斗力。

這里，還必須說一點，國軍所謂二十二個大會戰，有些確實打勝了，如臺兒莊會戰和第二次長沙會戰。但是，其他會戰都以失敗告終。會戰之后，一些將領大張旗鼓宣揚輝煌戰果，實際是兌水的。這個并不是秘密。從客觀上，這些虛報也是國民政府需要，維護穩定，提振士氣。但是，假的就是假的。聽聽當事人的說法，也許更真實可信。

抗日戰爭時期，張發奎是第四戰區司令官，負責兩廣地區守備。他講述說，“1944年6月18日，長沙失守。我對此并不驚奇，事實上我們已經打了很多次敗仗了。三次所謂長沙大捷(1939年秋、1941年、1941年12月至1942年1月)同所謂粵北大捷相似，敵軍志不在長沙，猶如它志不在韶關，它們只不過是佯攻而已。我的觀點是一個簡單的理由：我感覺敵人能攻占任何他們想要的目標;倘若他們沒有占領某地，那是因為他們不想要。在整個抗日戰爭期間我思路一貫都是這樣。一切都是時間問題。”[①]

張發奎是北伐名將，他統帥的第四軍在北伐時打垮強敵吳佩孚，被譽為“鐵軍”，以能打硬仗著稱。長沙會戰的總指揮薛岳曾是他的部下。作為國民黨軍隊著名將領，張發奎的話更能說明國民黨軍隊的戰斗力。國軍一些大勝，不過是日軍完成戰役目標后撤走了。

張發奎的這個口述自傳不是生前出版的，他告訴家人，一定要死后才能出版。因為他揭了很多人的老底。

二、相差懸殊的戰斗意志

令國軍聲名掃地的大潰敗是豫湘桂戰役。

1944年，為摧毀美國在中國的空軍基地，阻止美軍對日本本土進行轟炸，同時，為了打通平漢、粵漢、湘桂鐵路，掌握一條陸上交通線，日本決定發動豫湘桂戰役。日軍集結兵力約51萬。這是抗日戰爭爆發以來，日本發動的最大規模的一次進攻戰。戰役的第一階段在河南。4月至五月，日軍先后攻克鄭州和洛陽。6月，日軍攻陷長沙。8月，日軍攻占衡陽。隨后，日軍從湖南、廣東及越南3個方面向廣西進攻， 11月，日軍陷桂林、柳州。12月2日占領獨山。在短短的8個月中，日軍打通了從華北到華南以至印支的通道。國民黨軍在豫湘桂戰場上損兵六七十萬人。喪失國土20余萬平方公里 ，丟掉城市146座，還丟失了重要的空軍基地和機場，工業損失那就更不用說了。

已經強弩之末的日軍，卻橫掃國軍!

這些潰敗，有些事雜牌自保，有些是裝備太差。不過，即使裝備精良的蔣氏嫡系中央軍，也是不戰而潰。

在豫湘桂戰役中，1944年9月，日本分兵四路進犯廣西。其中一路沿湘桂鐵路進攻全州縣城。全州是中國軍隊的西南補給站，堆積的槍支、彈藥、大炮、機槍、被服、糧秣以及各種物資、原料、美制汽車、汽油，多到數不清，還有杜聿明率領的機械化第五軍的后方倉庫也堆積在全州。

當時國民黨大后方的經濟、軍事嚴重地依賴外部援助。1942年8月后，中國外部陸路交通完全中斷，只靠美國從印度飛躍喜馬拉雅山的空中運輸線輸送給養。

全州補給站的物資何其寶貴!

鎮守全州縣城的是中央軍九十三軍。九十三軍都是精良的美式裝備——卡賓槍和沖鋒槍。蔣介石命令九十三軍死守三個月。蔣介石問九十三軍軍長陳牧農能否守三個月，陳牧農說能。蔣介石于是下令運送三個月的醫藥、彈藥和糧食。戰區司令張發奎視察城防，發現沒有城墻，野戰工事也不合格。他認為守不到三個月，甚至三天都難。但他認為，如果努力想辦法，至少能在兩周內把寶貴的物資運走。因此，他向蔣介石請求，讓九十三軍只守兩周。軍長陳牧農向張發奎承諾堅守兩個星期。可是，誰也沒想到，當日軍逼近全州時，陳牧農惶恐之下，9月13晚，竟放火點燃貯滿彈藥和糧食的倉庫，然后撤離全州縣城。[②]寶貴的物資損失得一干二凈!

現在，日本人從骨子里不服氣，認為自己不是敗于中國。這確實令人氣憤。可是，這樣的軍隊，人家怎么能服氣呢?

這里，再看看被一些人認為“上不得桌面的”游擊戰。

薩蘇先生在博客中記錄了一則“一個日本軍人眼中的八路軍作戰”，非常有意思。這是發生在1943年5月的事情。日本軍人寫道：

“青煙(青島——煙臺)公路在蓬萊和棲霞境內山區的路面高出地面六七米，眺望的風景令人心曠神怡。在山峽之間可見點點村莊，一片和平景象—— 而這些全部是八路軍控制的村子!”“夜間，監視并發現日軍討伐隊從宿營地出發，八路軍會派出兩三名奔跑迅速的民兵，預先趕到日軍進發的前方線路上等待。他們在路上埋設地雷并蓋上偽裝網，布置拉火索。為了達到“一擊必殺”的目的，他們借助遮蔽物在不過十米遠的地方隱蔽，其目標通常選擇騎馬的日軍軍官。他們會在目標踏上地雷的一瞬間，拉發地雷并伴隨著爆炸一躍而起，如狡兔般脫離。由于他們熟悉地形，要想抓住他們實在并非易事。但是，這種任務，顯然如果不是特別敏捷和矯健的人也無法完成。”[③]

這是二戰結束后，日軍軍醫桑島節郎根據自己日記所著的《華北戰紀》。前面引述是桑島描寫自己所在中隊進攻八路軍時，如何遭遇地雷戰，如何傷亡十余人，如何疲于奔命而又一無所獲。在這個日本底層軍人的描述中，我們可以看到，日本軍隊明知道八路軍就在那些村莊里，卻無可奈何。同時，也能看到，在日本士兵的心中，當時的八路軍是如何機智、勇敢和神出鬼沒，令武器先進的日本兵無可奈何。

這里，再看看抗美援朝后，官修的美國海軍陸戰隊隊史對志愿軍的評價：

“雖然中國紅軍只是一只由農民組成的軍隊，但從它具備的戰略戰術水平來看，仍不失為一支第一流的軍隊。不妨說，由于武器裝備的某些不足，它在軍需方面是貧乏的。然而，它的半游擊式的戰術正是建立在一種沒有重武器和大量運輸負擔的機動性的基礎上。在同一件事上，穿棉制服的中國苦力可以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士兵都高出一籌，他能夠神不知鬼不覺地接近任何一個敵方陣地。只有經過這樣遭遇的美國人才能理解，在半夜，那些精靈一般地從地底下鉆出來的進攻者的手榴彈爆炸和沖鋒槍掃射是何等令人心驚膽戰。”[④]

美國陸戰隊軍史中對志愿軍的描述與日本軍人對八路軍、游擊隊的描述何其相似!中國人民軍隊強大的戰斗力，正是從那些不起眼的游擊戰發展起來的。

三、游擊戰、人民戰爭和人民民主

抗日之初，國軍屢敗。梁漱溟先生對國事極其悲觀。他來到延安，在窮辟的窯洞，聽毛澤東侃侃而談，持久戰、游擊戰和人民戰爭，頓覺眼前一片光明。

說起敵后游擊戰，有人說是國軍抗戰，中共撿便宜。也有人說，毛澤東的游擊戰，論持久戰只是抄襲剽竊之論。國民黨將軍蔣百里早有持久戰之說。白崇喜也有“以空間換時間，積小勝為大勝”之說，蔣介石也說戰端一開，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皆可殺敵，這不都是游擊戰嗎?這不是持久戰嗎?這不是全民皆兵嗎?

如果游擊戰就那么簡單，毛澤東還能被稱之為大軍事家、大戰略家嗎?梁漱溟先生還能眼前一亮?

確實，正因為日本的進攻，摧毀了國民黨政權，中共才深入敵后，建立根據地。確實有鷸蚌相爭，漁翁得利之感。不過，這里還要問一句，那么，國民黨為什么不能深入敵后呢?紅軍最初改編三個師共3萬人。根據地都是這些人開辟的。那么，國民黨不派10個師深入敵后，像中共那樣開辟敵后根據地呢?

實際上，國民黨也搞過游擊戰，而且是大部隊。但是，效果不佳，站不住腳，1943年之后，地盤和軍隊喪失殆盡。

毛澤東所說的游擊戰爭，不是簡單地刨地敵后打游擊。它是人民戰爭，游擊戰所依托的，是全民軍事動員。中國所面對的日本帝國主義，是一個已經工業化的國家，已經武裝到牙齒。如果不動員全民族的力量，根本無法打敗它。要進行全民軍事動員，就必須進行全民政治動員。而要進行全民政治動員，就必須建立人民政權。什么是人民政權，就是人民能夠當家作主，有經濟、政治上的權利，能夠說話算數!要做到這些，就必須有一個能獻身的黨來組織。這些黨員必須有獻身精神。深入敵后，敵眾我寡，那可隨時有掉腦袋的未向。夢想升官發財的人和腐朽的黨是絕對做不到的。

中國有幾千年的皇權歷史。建立人民民主政權，尤其是基層民主政權，絕非易事。

抗日戰爭時期，抗日根據地普遍建立參議會這種抗日政權形式，實行“三三制”，建立最廣泛的抗日統一戰線。但是，最初，在最廣大的農村，農民參與政治，參加抗日斗爭的熱情并不高。在舊的政治下，人民是被壓迫者，根本沒有參政熱情。在當時的冀東地區，農民們普遍政治冷漠，往往封建保守，逆來順受、回避官員、回避政治、不愿意惹事。經過共產黨長期的宣傳、鼓動，經歷了細致艱苦的基層抗日民主政權建設，農民們才提高了政治覺悟，關心時事，密切關注抗日斗爭。1944 年，豐灤抗日聯合縣政府在區長聯席會議紀要中這樣描述過：在“環境緊張的地區( 如二區、四區) ，農民多傾向咱們，農民天天‘跑返’ ( 即敵人來農民走，敵人走農民返——筆者注) ，對部隊與政權干部非常擁護與歡迎。農民們還痛恨漢奸，自動擔任防特鋤奸任務，看到‘政權掌握在舊辦公人手里即要求改選’。農民用票選、豆選、碗選等方式，一絲不茍，認真負責地把那些真正為民謀利益，忠誠抗日事業的積極分子選拔進入抗日根據地基層政權的領導崗位。”農民的政治熱情被激發出來，踴躍參加農民救國會、婦女救國會、青年報國會、兒童團之類的抗日群眾組織，積極配合八路軍開展抗日工作。少年兒童們站崗、放哨、送信，給抗日部隊當向導等，許多英勇少年為國捐軀。當時在冀東抗日根據地擔任記者的管樺所寫的小說《小英雄雨來》，正是抗日戰爭年代冀東少年兒童的一個縮影。[⑤]

農民的這種轉變是如何實現的呢?

這就必須讓農民把這個政權視為自己的政權，而不是壓迫自己的政權。在抗日根據地，最重要的是抓了兩點。第一，政權代表群眾的利益。為此，抗日根據地政權清除舊政權中的土豪劣紳和貪污分子，消除衙門氣，讓老百姓有親切感，能最大限度地代表大多數農民說話。在處理鄉民日常糾紛時一碗水端平，具有公正性。但是，這是權力自上而下發揮作用，還沒有脫離“青天”這樣的傳統觀念。第二，就是自下而上，農民說話要有用，最普通的農民可以對直接管自己的權力機構“說三道四”。實際上是對日常事務的決策參與權。為此，在有條件的抗日根據地，在農村實行真正的普選，設立民意機構。在鄉村這一級，除了以前的村民大會外，還設立村民代表會，作為村民大會的常設機構，村民代表會由村長和各個公民小組選出的代表組成，平時有權過問村里的一切事務，并監督村公所的工作，凡公民小組認為不合格的代表，小組可以隨時撤換，只是村長必須由村民大會改選，過半數以上的公民小組同意，可以隨時召開臨時村民大會。[⑥]

正是因為政權的人民民主性質，農民、人民群眾才真正認同這個政權，把它看作自己的政權，才愿意積極參民主政治，支持革命戰爭。這樣，人民民主政權才能夠有效地把千百萬農民組織起來，建立兒童團、婦救會、民兵、區小隊、縣大隊，全民皆兵，陷日本人于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而日本人只能盤據在城鎮據點，舉目四忘望，分不清哪是民哪是兵。他們四處挨打，先進武器卻又無處用力，直到被熬死拖死。

正是人民民主政權激發出人民群眾中蘊藏的偉大力量，并將這種力量凝聚起來，形成狂濤巨瀾一般的力量。正是依托于動員起來的人民的力量，游擊戰才能靈活多變，才能積小勝為大勝。正是由這種遍地開花的游擊戰爭形成的人民戰爭，敵后抗日根據地才能經受住嚴峻的考驗，不斷發展壯大。

而這些，是國民黨政權根本做不到的。

蔣百里或許提出過持久戰，但是，如果沒有這樣一套相應政治、經濟、軍事、戰術為支撐，那不過是一個空洞的概念。至于白崇禧、蔣介石所說的以空間換時間，積小勝為大勝，也不過一句空話。而二十二大會戰，倒確實是以空間換時間。

人民民主政權，人民當家作主，這是中國革命最寶貴的財富。只有它，才能把千千萬萬老百姓動員起來，去打擊敵人，戰勝敵人。

可惜，這個寶貴財富，正在被人們遺忘!

[①] 張發奎：《張發奎口述自傳》，當代中國出版社，2012年，第267頁。

[②] 參見張發奎：《張發奎口述自傳》，當代中國出版社2012年版，第273—275頁。

[③] 薩蘇：《一名侵華日軍眼里的地雷戰》(下)，薩蘇的博客，2010年2月20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6745f60100h7ki.html。

[④] [美]費正清、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主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1965》，王建朗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94頁。

[⑤] 朱德新：《從冷漠到投入：冀東抗日根據地農民的政治參與》，《中共黨史研究》，2011年第1期.

[⑥] 參見張鳴：《抗日根據地的基層政權建設》，《黨史縱橫》200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