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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的經濟思想遠超越了西方道路和蘇聯模式！

點擊：作者：江宇來源：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研討會發布時間:2016-03-03 18:5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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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毛澤東是文章大家、政治大家、軍事大家，這方面爭議不多。但在經濟建設方面，如何評價毛澤東的理論和實踐，卻眾說紛紜。哪怕是總體上擁護支持毛澤東的人，也往往認為，毛澤東在經濟建設方面“不太明白”“好心辦了壞事”。

實際上，盡管毛澤東時代在經濟建設上出現過彎路、冒進和浪漫主義，但這些問題是局部的、暫時的，只要跳出西方經濟學的教條，站在具體歷史環境中分析，就會發現，毛澤東時代是中國啟動現代經濟增長的時代，這一時期經濟發展的總體戰略是正確的，毛澤東經濟思想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對西方道路和蘇聯模式都有所超越，是中國模式形成的時期，對今天仍然有指導和借鑒意義。

新中國成立后，我國在工業化、農業現代化、醫療、教育、社會保障等方面都取得重大進步，開始形成一條既不同于蘇聯模式、也不同于歐美國家的發展道路，為新時期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積累了寶貴經驗、理論準備和物質基礎。其中毛澤東的經濟思想和實踐起了重要作用，主要表現在：一是找到符合國情的獨特的工業化道路，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資本主義國家和蘇聯式工業化道路付出的巨大代價；二是通過“組織起來”進行集體協作，彌補資本和技術不足，分散風險，避免農村的分化和破產；三是合理劃分中央和地方權力，發揮兩個積極性，為改革開放后迅速形成競爭性市場體制奠定了基礎；四是通過擴大民主管理提高勞動者積極性，這是“群眾路線”在經濟領域的表現，為改革開放奠定了公平的前提；五是經濟建設和社會建設并重，優先發展基本醫療和基礎教育，為改革開放奠定了人力資本基礎；六是獨立自主發展經濟，為對外開放營造了良好外部環境。毛澤東經濟思想，貫穿著實事求事、群眾路線、獨立自主這三點活的靈魂，是毛澤東思想不可分割的部分，對當前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全面深化改革也仍有指導意義。

近來，隨著我國經濟持續發展，“中國模式”成為國內外理論熱點，而一些其他發展中國家按照西方經濟理論推行發展戰略，不僅增長績效不好，反而遇到經濟社會危機，從而使中國經濟更加引人矚目。但是，現有經濟理論并不能充分解釋中國經濟增長的原因。

探索中國經濟增長的奧秘，離不開改革開放前的三十年。有人認為，毛澤東只懂革命，不懂建設，這個看法不正確。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時期，是不可分割的整體[1]。新中國成立后，在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領導下，我國在工業化、農業現代化、醫療、教育、社會保障等方面都取得重大進步，開始形成一條既不同于蘇聯模式、也不同于歐美國家的發展道路。盡管經歷曲折，但卻為新時期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積累了寶貴經驗、理論準備和物質基礎。其中毛澤東的經濟思想和實踐起了重要作用。毛澤東的經濟思想，涉及發展戰略、組織結構、社會公平、經濟民主、人力資本和國際環境等方面，很大程度上影響和決定著新中國頭三十年的經濟實踐，并且直到今天仍有重要啟示意義。

一、找到符合國情的獨特的工業化道路，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資本主義國家和蘇聯式工業化道路付出的巨大代價

清政府和國民政府也曾推進工業化，但都未成功，主要是沒有解決好三個問題：一是發展戰略問題。工業以輕工業為主，無法維護國家安全，導致現代化中斷。二是資金和技術來源問題。我國是典型的小農經濟，農業產量長期維持在糊口水平，難以為工業提供足夠剩余。三是城鄉關系問題。工業化對農村造成沖擊，導致土地兼并、高利貸，農民分化和破產，甚至引發革命。因此，中國并沒有條件走歐美對內圈地和對外擴張的道路，也沒有條件像蘇聯那樣主要依靠城市剝奪農村。面對這些中國國情的約束。毛澤東提出一系列關于中國工業化道路的思想，形成了一條符合國情的工業化道路。

一是重工業優先發展。對此，有人認為是照搬了斯大林“社會主義工業化的特征是重工業優先”的觀點，這種看法不全面。毛澤東曾多次闡述發展重工業優先的道理，認為發展重工業雖然短期內影響人民生活水平過快提高，但是從長遠來看，只有發展了重工業，才能為農業提供機器設備，為輕工業提供原料，更有利于促進農輕重協調發展，“是大仁政”[2]。

二是兼顧重工業優先和農輕重協調發展。蘇聯實行重工業優先，是以犧牲輕工業和農業為代價的。毛澤東自50年代后期開始，就強調在發展重工業的同時要農輕重并舉。從實踐中看，中國僅僅是在“增量”上體現了重工業優先，并不存在犧牲農業和輕工業來發展重工業的情況。

三是確定了獨立自主工業化道路。不少發展中國家依靠外援實現工業化，但國際援助從來不是沒有條件的。在涉及主權的問題上，毛澤東寧可不要援助也要維護獨立自主。他針對蘇聯撤走援助一事說：“赫魯曉夫不給我們尖端技術，極好，如果給了，這個帳是很難還的[3]”。今天來看這是必要的，中國是發展中國家中少數具備獨立自主國民經濟體系的。東歐國家依賴蘇聯援助，拉美國家依賴美國投資、貸款和市場，最終都未能實現經濟持續增長。

實踐證明，毛澤東找到的這條工業化道路符合中國實際。首先，中國用二三十年時間走完西方上百年的路，初步實現工業化，為改革開放之后我國迅速成為制造業大國奠定了基礎。其次，重工業基礎的建立，農業機械工業、化學工業的發展，為解決人民吃飯穿衣問題打下了基礎。第三，我國在實現工業化的同時，糧食產量和農民生活水平總體上持續改善，農村保持了穩定，避免了其他發展中國家在工業化過程中遇到的宏觀經濟不穩定、劇烈貧富分化、喪失經濟主權、惡性債務危機等問題，是發展中大國實現工業化的杰出實踐，一定程度上跳出了“歷史的周期律”。

二、通過“組織起來”進行集體協作，彌補資本和技術不足，分散風險，避免農村的分化和破產

把群眾組織起來，是毛澤東思想重要組成部分。這是中國革命的正確方針，也為經濟建設起了重要作用。現代經濟是社會化大生產，我們搞計劃經濟、農業合作化，除了意識形態的原因之外，更重要的是解決當時資本和技術不足、通過集體協作提高生產力、分散經營風險、改造社會結構的現實考慮。毛澤東關于“組織起來”的思想主要包括：

一是通過集體協作彌補資本和技術的不足。重工業是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的，發展中國家一般不具備條件。毛澤東超越了傳統理論把資本作為核心的思路，提出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組織起來，以集體協作彌補資本和技術的不足，走出了一條發展中國家實現工業化的獨特道路。“人是最可寶貴的……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間奇跡也可以造出來。[4]”。體現在農業上，就是在機械化尚不具備條件的時候，通過農業合作化，把分散農戶的剩余勞動力組織起來，利用農閑開展農田水利建設，改善農業生產條件。

二是把農村組織起來抵御風險，避免分化和破產。工業化從農村攫取大量剩余產品，容易造成農村急劇貧富分化和破產。毛澤東認為，我國“幾千年來小農經濟不斷地復蘇、兩極分化、破產，周而復始，沒有出路……鼓勵農民走集體化道路，才能避免兩極分化”。他不贊成包產到戶，一個主要理由也是防止農村分化，“有的人很窮，沒法生活。有賣地的，有買地的，有放高利貸的，有娶小老婆的……”[5]。今天來看，這種警惕是完全必要的。東南亞、拉美、印度等國家土地兼并嚴重，形成大量流民和平民窟，成為現代化不可逾越的障礙。我國農業合作化盡管經歷波折，卻基本保持了農村的穩定和基本民生。鄧小平領導我們黨繼承和發展了毛澤東思想，堅持了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提出農業“兩個飛躍[6]”的設想，是同毛澤東一脈相承的。

三是通過組織起來，在農村實現工業化，發展文化和社會事業。許多國家城鎮化的教訓是，僅僅把農村作為工業化的原料、勞動力和土地來源，使得城鄉差異日益增大。毛澤東主張，在農村組織起來的基礎上，發展工業，“農業社也可辦加工業”，“要使人民公社具有雄厚的生產資料，就必須實現公社工業化，農業工廠化[7]”。在毛澤東推動下，我國縣域“五小工業”和農村社隊企業迅速發展，成為80年代鄉鎮企業發展的基礎。以集體經濟為依托，農村還開展了大量的公共事業和服務，滿足了農民群眾對公共產品的需求。

總之，毛澤東主張農村“組織起來”，不僅解決了工業化資源來源問題，而且保障了農村的穩定和基本民生，改造了幾千年來農村的社會和文化[8]。2010年中央一號文件進一步提出“著力提高農業生產經營組織化程度”，這是在新時期對毛澤東“組織起來”思想的繼承和發揚。

三、合理劃分中央和地方權力，發揮兩個積極性，為改革開放后迅速形成競爭性市場體制奠定了基礎

一五計劃受蘇聯影響，計劃制定權、物資調配權高度集中在中央，這有利于集中調動資源，但更會抑制地方積極性，導致官僚主義。1956年起，毛澤東開始探索改革這一體制，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在中央和地方關系上，強調向地方分權，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二是在干部、技術精英和普通工農群眾的關系上，強調走群眾路線，干部同工農相結合。這兩方面都是毛澤東經濟思想的重要內容，也是他畢生推動的實踐方向。

向地方分權，是中國同蘇聯模式的顯著區別，這個思想主要是毛澤東提出并一以貫之地推動的。他本人做過兩次較大努力：第一次是五十年代末在《論十大關系》中提出“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的思想。他這年談到，“蘇聯有一個時期很集中，也有好處，但缺點是使地方積極性減少了。我們現在要注意這個問題。地方政權那么多，不要使他們感到無事可做。[9]”1958年4月11日，中央和國務院決定把80%的直屬企事業單位以及計劃、商業、勞動教育等方面管理權下放給省。這次下放由于經驗不足出現一些問題，但是為以后進一步下放權力積累了經驗。

第二次是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經濟體制過度集中帶來的弊端顯現，加上國際形勢變化和“三線”建設的需要，1966年3月毛澤東指出：“一切統一于中央，卡得死死的，不是好辦法”；“中央還是虛君共和好，中央只管方針政策，不管實，或少管點實。中央部門收上的廠收多了，凡是收的都叫他們出中央，到地方去，連人帶馬都去[10]”，并要求對經濟工作實行“徹底的革命”。這次分權更加徹底，四五計劃時期，全國共下放2600多個重點企業和事業單位，幾乎每個縣都建立了“五小”企業；70年代進一步鼓勵人民公社舉辦社隊企業。

毛澤東推動的兩次經濟分權實踐，使得我國經濟體制同蘇聯式計劃經濟已有根本不同，為改革開放奠定了基礎。第一，為形成競爭性市場體制創造了條件。改革開放前，我國只有3%的國營企業直接歸中央，許多地方具備了較完整的產業體系，為改革開放后迅速形成競爭性市場體制創造了條件，這是中國改革比蘇聯成功的原因之一。第二，農村五小工業和社隊企業，容納了農村剩余勞動力，成為改革開放之后鄉鎮企業的基礎。

四、通過擴大民主管理提高勞動者積極性，這是“群眾路線”在經濟領域的表現

毛澤東反思蘇聯模式的另一方面，是實行經濟民主，即讓工人、農民直接參加經濟組織的管理，他認為這是調動勞動者積極性、維護勞動者權益、防止形成官僚主義的有效辦法。這種做法，既是對蘇聯模式形成的官僚專政的超越，更是對私有制條件下勞動者對資本家人身依附關系的超越。這一思想，對于今天搞好國有經濟、堅持工人階級主體地位仍有啟示意義。

毛澤東關于“經濟民主”的思想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導言中指出：“公社是想要消滅那種將多數人的勞動變為少數人的財富的階級所有制。它是想要剝奪剝奪者。它是想要把現在主要用做奴役和剝削勞動的手段的生產資料，即土地和資本完全變成自由的和聯合的勞動的工具，從而使個人所有制成為現實[11]。”毛澤東則進一步認為，解決了所有制問題以后，人人和人之間的平等關系，是不會自然出現的。“等級森嚴，居高臨下，脫離群眾，不以平等待人……這些東西都必須破除”[12]。“人民自己必須管理上層建筑，不管理上層建筑是不行的。” 1960年，他在鞍鋼《關于工業戰線上大搞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的報告》上批示，推動“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工程技術人員、管理者和工人在生產實踐和技術革新中相結合”的“鞍鋼憲法”。他主持制定的《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中明確提出“人民公社的組織原則是民主集中制”、“人民公社各級的重大事情，都由各級的社員代表大會或者社員大會決定”[13]。

有人認為，毛澤東比較重視群眾運動，而不重視制度建設，這種看法不全面。毛澤東在1956年就談到，解決制度問題比解決思想問題更重要，更帶有根本性質。“人是生活在制度之中，同樣是那些人，實行這種制度，人們就不積極，實行另外一種制度，人們就積極起來了。[14]”

不過，毛澤東對“如何用制度激勵人”的看法，比西方經濟學過于重視物質激勵的觀點視野更開闊，他認為，生產過程中人與人之間的平等關系也是生產關系的一部分，有了這種平等關系，勞動者就能意識到是在為自己的利益而勞動，從而形成強大的激勵力量。他提出的“政治掛帥”、“工人階級領導一切”等口號有明確的經濟社會內涵，即打破經濟生活中的等級制度、建造一個平等的社會。

由于種種原因，毛澤東的這一思想并未能得到全面貫徹，但仍舊產生了顯著影響。改革開放開始時，我國是一個相當公平的社會，而公平的社會是市場經濟發育的前提，超越了西方國家先建立市場經濟，再解決社會公平問題這條代價巨大的道路。美國政治學家奧爾森認為，中國改革成功的原因之一在于毛澤東打破了凝固的等級制度，使當時的中國不存在任何強勢利益集團[15]。著名美籍華人歷史學家何炳棣評價說：“新中國人民生活方式，更接近真正的平等……干部一般都以身作則參加勞動生產，生活方式與勞動群眾相同……負責人和成員之間關系平等、直接、親切。新中國六億農民如此當家作主，確是人類史上嶄新的一頁[16]。”

當前，資本主義國家也在探索在企業中擴大普通員工權力，緩和勞資矛盾。社會主義國家應該也能夠更好地解決這個問題，毛澤東經濟民主的思想仍然有現實意義。

五、經濟建設和社會建設并重，優先發展基本醫療和基礎教育，為改革開放奠定了人力資本基礎

人們往往認為，窮國首要的任務是發展經濟，而改善民生、社會公平的問題等經濟發達了再解決。這種思路，造成一些發展中國家經濟停滯、社會動蕩。而毛澤東帶領中國探索了一條新的道路，那就是在發展過程中優先保障社會公平、改善民生。主要體現在：

首先是“保基本”，建立覆蓋全民的基本醫療和基礎教育制度。毛澤東認為，醫療和教育，不僅是保障民生的大事，也是促進經濟發展的大事。“今后必須把衛生、防疫和一般醫療工作看作一項重大的政治任務……每年全國人民因為缺乏衛生知識和衛生工作引起疾病和死亡所受人力畜力和經濟上的損失，可能超過每年全國人民所受水旱風蟲各項災荒所受的損失[17]”。對新中國衛生工作起了巨大作用的赤腳醫生和合作醫療制度，是在毛澤東親自推動下建立的。1970年，毛澤東批發《從赤腳醫生的成長看醫學教育革命方向》的調查報告，這篇文章的一個主要觀點是，醫學教育要堅持在普及的基礎上提高，優先發展基本醫療服務[18]，這是對現代西方醫學過度重視面向個人的治療服務、忽視面向群體的公共衛生服務的修正。

其次是“強基層”，基本醫療和教育的資源向基層傾斜。醫療和教育都是智力密集型，是稀缺資源。如果沒有國家干預和調控，那么優質資源必然向城市集中，造成城鄉和地區之間的不平等。毛澤東發出“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的號召，推動城市知識分子“上山下鄉”，就是著眼于使基本醫療和教育資源向基層傾斜。1961年，他鼓勵鼓勵江西共產主義大學說“你們的事業，我是完全贊成的。半工半讀，勤工儉學，不要國家一文錢，小學、中學、大學都有，分散在全省各個山頭，少數在平地。這樣的學校確是很好的[19]。”在毛澤東推動下，我國小學入學率即由1963年的57%，大幅提升至1976年的96%，（同期印度小學入學率為1961年40%，上升至1978年58%），普通初中招生數從1963年263.5萬大升至1976年2344.3萬，普通高中招生數從1963年43.3萬大升至1976年861.1萬。

再就是公共服務和群眾運動相結合。毛澤東他認為，公共服務不僅僅是專業部門的任務，而要發動群眾一起來參加。“所謂掃除文盲，所謂普及教育，所謂大眾文藝，所謂國民衛生，離開了三億六千萬農民，豈非大半成了空話[20]?”我國在生產健康，教育等人力資本方面，大量采用勞動密集型技術，如赤腳醫生，愛國衛生運動、民辦教師等等，而不是主導西方社會的資本密集型技術。毛澤東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關于衛生工作的指示中指出：“要發動群眾，配合生產運動，大搞衛生工作[21]”。50年代對于如何做好血吸蟲病防治，專業部門有不同看法，不贊成通過群眾運動的方式搞，在毛澤東親自推動下，各地通過發動群眾的方式，集中進行環境整治等滅螺行動，血防工作取得重大進展。在余江縣消滅血吸蟲之后，毛澤東欣然賦詩“六億神州盡舜堯”就是對這一思想的寫照。

總之，在毛澤東推動下，建國以來形成了平等優先的執政理念和社會風尚、把基礎教育和基本醫療衛生作為公共物品向全民提供、符合我國國情的低成本社會福利模式、群眾運動與社會事業相結合，充分發揮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在他的推動下，新中國健康和教育事業取得了顯著成就，人均預期壽命從建國前35歲增加到70年代末68歲，達到當時中等發達國家水平，1979年，我國小學凈入學率達到93%，比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高30個百分點，接近發達國家。這些都超過了我國當時的生產力發展水平，超過當時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昔日的東亞病夫，成長為一支有文化、守紀律、年紀輕、身體好的產業工人大軍，為后來積累了長達幾十年的“人口紅利”，成為支撐我國長期經濟增長的有生力量。

六、獨立自主發展經濟，為對外開放營造了良好外部環境

獨立自主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體現在經濟上，除了獨立自主探索發展道路之外，主要體現在獨立自主地處理與大國的關系，在經濟發展上堅持建立獨立自主的產業體系，隨著時代推移，這一決策越來越顯出其意義。一些西方學者和國際組織向發展中國家推銷全球化理念，認為只要發展中國家融入全球化，就能自動搭上經濟增長的快車，這種觀念并不全面，一些發展中國家無限制地向國外開放反而導致成為發達國家的經濟殖民地，喪失自主創新能力和經濟主權，這更顯示出我國堅持獨立自主發展經濟的意義。

有人認為，毛澤東時代同美蘇兩個大國的關系都一度緊張，是由于毛澤東過于強調民族獨立和主權，以至于耽誤了經濟發展，這種看法是錯誤的。建國初期，在美蘇對峙的局面下，我國不可能像一些人想象的“腳踏兩只船”，只有同蘇聯堅定站在一起。蘇聯也確實為我國工業化給予重要支持。但50年代末面對蘇聯對我提出涉及主權和核心利益的不合理要求后，就毅然同蘇聯決裂，走上獨立自主的道路。60年代我國外交重點轉到“兩個中間地帶”，在國際事務中主持正義，力所能及地援助發展中國家，正是這些措施給了美國很大壓力，促使美國認真考慮同中國建交。同樣，在中美關系中，毛澤東仍然堅持同美國平等對話的原則，不拿原則做交換，這鮮明地體現在1972年毛澤東同尼克松的會談中。中美接觸之后，自70年代中期，我國外交打開新局面，對外開放的重點轉向資本主義國家。從這段歷史可以看出，這是同毛澤東堅持獨立自主分不開的，如果不是毛澤東堅持自尊、自立、自強，就不可能發展同西方大國平等的關系，也就不可能為我國對開開放營造良好環境。

七、毛澤東經濟思想和實踐的總體評價

有人認為，毛澤東思想主要是革命的思想，對建設沒有指導意義，這種看法有失偏頗。

首先，毛澤東經濟思想貫穿著實事求事、群眾路線、獨立自主這三點活的靈魂，是毛澤東思想不可分割的部分。

其次，毛澤東時代經濟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為改革開放積累了寶貴經驗和物質基礎。這一時期，我國初步實現了工業化，農田水利建設和農業機械化有很大進展，為改革開放奠定了物質基礎。我國國民基礎教育和健康水平大幅度躍升，人口素質顯著提高，為改革開放準備了人力資本和人口紅利。我國成為獨立自主的大國，同100多個國家建交，為改革開放營造了外部環境。營造了一個公平的社會，地方企業充分發展，為改革開放準備了制度基礎。

第三，這一時期經濟發確實展走了許多彎路，例如，毛澤東關于農輕重并重的思想、關于人民群眾參與企業民主管理的思想，并不能落實得很理想。但這很大程度是囿于當時惡劣的國際環境和具體工作基礎，并不能說毛澤東經濟思想就失去了指導意義。隨著我國經濟增長進入新階段，一些當年看來超越階段的做法，現在更加具備了現實的意義。

八、毛澤東經濟思想的現實指導意義

第一，經濟建設要和政治、社會、文化建設統籌考慮。毛澤東從來不是單純就經濟看經濟，而是把經濟發展同政治、社會、文化作為一個系統來看待。當前，面對改革攻堅任務，要跳出經濟看經濟，不僅用經濟手段，也通過發揮政府的引導和調控作用、完善社會組織、增進社會公平、改善民生、樹立勞動至上的風氣，來提高經濟增長的潛力。

第二，通過增進社會公平來促進經濟發展。毛澤東時代經濟增長起點很低，但正是由于實現了中國歷史上最偉大最徹底的社會變革、勞動人民翻身做了主人，激發出勞動積極性。當前，我國經濟增長遇到瓶頸，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收入分配和階層差距過大，要把增進社會公平、走共同富裕道路作為擴大內需、增強經濟發展后勁的戰略性選擇。

第三，把社會建設和人民有序政治參與結合起來。社會事業是擴大人民有序政治參與、培養人民參與意識的良好平臺。要在社會建設和公共服務的提供中，擴大人民群眾在決策、監督中的作用，使改革真正符合人民利益。

第四，擴大經濟民主，保障勞動者權益。無論在什么所有制企業，都要倡導擴大普通勞動者在企業運營決策中、特別是涉及工人切身利益事情上的決策和監督權，以制約資本所有者侵害勞動者利益。

第五，堅持獨立自主發展經濟。我國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站到國際競爭的前沿，更有必要強調自主創新，在國際關系中一切從國家利益出發，實行獨立自主的經濟政策。

第六，城鎮化和農村現代化并舉，提高農村組織程度。避免在城鎮化的過程中，把農村片面作為城市的勞動力、土地和資源來源地，導致農村社會空心化、城鄉差距拉大，要立足農村發展現代農業和服務業，通過新型專業合作社等組織重新把農民組織起來。

【原標題：經濟大家毛澤東——毛澤東和經濟發展“中國模式”的形成】

[1]習近平：《不能割裂改革開放前后歷史》，新華社2013年1月6日電

[2]《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06頁

[3]新華網：《霹靂驚雷——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紀實》，新華網報道，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2-07/24/content_495843.htm

[4]《唯心歷史觀的破產》，《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516頁

[5]《毛澤東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1242頁。

[6]1990年，鄧小平就中國農業的改革和發展，首次闡釋了“兩個飛躍”的思想。3月3日，他在與江澤民等談話時指出：“中國社會主義農業的改革和發展，從長遠的觀點看，要有兩個飛躍。第一個飛躍，是廢除人民公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這是一個很大的前進，要長期堅持不變。第二個飛躍，是適應科學種田和生產社會化的需要，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發展集體經濟。這是又一個很大的前進，當然是很長的過程。”見《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5頁

[7]對《鄭州會議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的修改和信件，《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515頁

[8]《組織起來》，《毛澤東選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932頁。

[9]《毛主席在國務院四辦及中央輕工業各部匯報工作時候的插話和指示》（1956年3月1日—5日）。

[10]參見于鳴超：《中國省制問題研究》，北京：《戰略與管理》1998年第4期

[11]《馬克思恩格斯文集》題注集萃（二），《中國社會科學報》2010年8月12日

[12]毛澤東《讀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談話記錄》（1958年11月9—10日）

[13]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次全體會議通過

[14]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472頁。

[15]曼瑟？奧爾森：《權力與繁榮》中文版，蘇長和等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5年4月第一版，第129-130頁

[16]何炳椂：《從歷史的尺度看新中國的特色與成就》，《參考消息》1974年3月11日到3月15日

[17]《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關于加強衛生防疫和醫療工作的指示》，《黨的文獻》2003年第5期

[18]毛澤東 :《對調查報告〈從江鎮公社“赤腳醫生”的成長看醫學教育革命的方向〉的批語和修改》，《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12 冊 , 北京 : 中央文獻出版社 , 1998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