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為，國企外部董事過半的制度安排，是行政化思維主導下的一種防守型的監管模式，是缺乏理論創新和實踐勇氣的一種無可奈何的選擇，而并非積極的、最優的監管模式。
推動政治監督具體化、精準化、常態化，持續推進風腐同查同治，一體推進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切實營造有利于國有資本和國有企業做強做優做大的良好政治生態。
切實增強使命感責任感，聚焦增強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競爭力，加快推動國有資本和國有企業做強做優做大，為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提供戰略支撐。
國企改革扎實推進，科技創新持續加力，產業發展向新求質……國務院國資委18日至19日在京舉行地方國資委負責人會議，傳遞出我國地方國資國企加快高質量發展的積極信號。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發表重要講話，視野宏闊、思想深邃、內涵豐富，為國資央企做好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優化國企產業布局結構，加快以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為引領的現代化產業體系；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和國有資本，發展“四控型”國有跨國公司，提高國際高端競爭力。
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國有企業黨的建設工作會議上提出：“國有企業還要不要?這個問題，不是無的放矢，也不是危言聳聽，而是我們必須面對的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國有工業企業實現了規模的絕對擴張和占比的相對下降，國有經濟存在布局優化、結構調整和功能增強的較大空間，在關系國計民生且占比較低的制造業和技術創新能力方面。
國有企業不但是社會主義國家數字經濟發展的“壓艙石”，而且在數字化創新與產業發展中擁有獨特的優勢與關鍵的地位，應當成為我國數字經濟發展的“領頭雁”。
要全面加強黨的領導黨的建設，常態化抓好巡視整改，緊緊圍繞生產經營抓黨建，提升基層黨建工作質效，以嚴的基調正風肅紀反腐，持續營造風清氣正良好環境。
強化高負債、無關多元多層架構等問題監管；2025年底前國有企業普遍推行管理人員末等調整和不勝任退出制度，國務院國資委正在研究制訂相關工作指引。
“黨的領導是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根本保證”。必須以改革創新精神，夯實國有企業黨建根基，不斷釋放黨建工作活力，引領保障國有企業高質量發展。
習總書記再三強調“如果把國有企業搞小了、搞垮了、搞沒了，公有制主體地位、國有經濟主導作用還怎么堅持？工人階級領導地位還怎么堅持？
鼓勵國有企業融入全球科技創新網絡，積極參與國際創新合作，用好全球科技成果和智力資源。充分尊重市場經濟的規律和國際知識產權制度，以全球化的視野加強自主創新。
百年前，我們還是連普通的鐵釘都生產不了的一個積貧積弱的民族；百年之后，我們卻以雄厚的實力站在了世界舞臺的中央。我覺得這是對建黨先驅和革命先烈的最好告慰。
建議改變國企的“一把手”現狀，構建“兩把手”相互制衡的治理結構。其中的“一把手”即董事長，定位為外部董事，系國資委的全權股東代表，派駐國企專事監督，不介入經營管理。
某些央國企的形式主義，真是一年更比一年精彩，一屆勝過一屆花樣多。從前的形式主義，還停留在些"老三件"上：寫不完的總結材料，開不完的部署會議，蓋不完的審批章。
再出來“忽悠”，什么國企所謂競爭不過某某某方面，什么國企不“改制”就沒有“出路”，所謂為了“某某某精神”，就應該徹底打破公有制體制本源等等，純屬“歷史虛無”，胡說八道！
我在《全民所有資本市場化監管基本法》中建議：“董事長列席公司經營辦公會，監督董事會決策事項的執行情況和日常經營管理，不做任何指示性或表態性發言。”
所謂“公司化”，并不是要將國資委打造成完全意義上的經營性公司，而是要借助于公司的組織、決策和管控模式，促進國資委對國家出資公司的監管更趨市場化。精髓在于那個“化”字。
據不完全統計，2024年以來，已有近20家上市公司涉及央企重組整合。要知道，央國企在中國經濟地位舉足輕重，去年總營收超80萬億，貢獻了近七成的GDP。
習近平總書記力挽狂瀾：“國有資產資源來之不易，是全國人民的共同財富”、“如果把國有企業搞小了、搞垮了、搞沒了，公有制主體地位、國有經濟主導作用還怎么堅持？”
9月27日，國務院國資委黨委委員、副主任王宏志在國有企業改革深化提升行動2024年第三次專題推進會上表示，到2025年，國有企業必須普遍推行末等調整和不勝任退出制度。
國有企業是重要物質基礎和政治基礎，是黨執政興國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深化國資國企改革”“推動國有資本和國有企業做強做優做大”。
把握創新特征，運用創新型企業理論，發現國有企業具有創新企業社會條件的優勢，應當在突破創新迷霧中勇挑重擔，構建三類“科創開發平臺”，促進科技創新和技術知識擴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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