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黨建工作要求寫入公司章程，黨組織在公司法人治理結構中的法定地位進一步確立，與其他治理主體權責法定、權責透明、協調運轉、有效制衡的公司治理機制逐步形成。
要加大國有企業反腐力度；完善國有資產資源監管制度，強化對權力集中、資金密集、資源富集的部門和崗位的監管。國有企業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事關企業改革發展全局。
國有企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物質基礎和政治基礎，是我們黨執政興國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
加深刻感悟姓黨為民始終是國有企業的本色、紅色基因始終是國有企業的根脈，更加深刻認識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是國有企業的“根”和“魂”，堅持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
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是它內在可供挖掘的潛力，遠比資本主義大得多。但要把這個潛力挖掘出來，我們先要對客觀事物中的矛盾，探明其中道理，摸清變化規律，弄通效率邏輯。
革命導師列寧認為：“勞動生產率，歸根到底是使新社會制度取得勝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東西。資本主義創造了在農奴制度下所沒有過的勞動生產率。
說到國企改革三年行動，有一句話大家耳熟能詳：“是可衡量、可考核、可檢驗、要辦事的”?！耙k事的”，這顯然不是文件規范用詞。你以為是起草組某個秀才的神來之筆嗎？
人們大概沒有忘記，20世紀90年代，中國國營企業遭到了一次空前浩劫，在“抓大放小”的名義下，數十萬計的廠家或破產，或被私有化。中國國企又怎么走到了這一步呢？
今天，我知道，這種以為從外行領導變為強調內行領導的領導選拔機制就是重走搞一長制老路，說是“改革”，其實換湯不換藥，一長制本質未變。
為貫徹落實“十四五”規劃綱要，國務院國資委日前對“十四五”時期國資國企發展、改革、監管、黨建等工作進行了系統謀劃和具體部署。
凈利潤1.02萬億元，半年首次超過1萬億元，同比增長133.3%，兩年平均增長20.6%……今年上半年，中央企業交出一份亮麗的“成績單”。
堅持國資委直屬特設機構的出資人代表職責定位，是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制度安排，是判斷國資監管體制改革是否堅持正確方向的一道重大選擇題。
公有制經濟正好相反，公有制經濟的優越性就在于公有制經濟固有的人民性要求人民監督，公有制經濟的公開性有利于人民監督，公有制經濟的先進性不怕人民監督。
要么放棄級別和身份，轉變為職業經理人，領取市場化薪酬，要么保留級別和身份，對你繼續限薪；試點單位則沒得選，必須轉變為職業經理人，否則離開崗位另外安排。
確定職業經理人身份，無非就是可以名正言順拿市場化薪酬，否則就不行。一企兩制，人為制造內部矛盾。如果全員推行，等于是變相提高薪酬。
解決國企市場化不足的著力點，不在取消國企領導人員的行政級別，也不在他們到底歸誰管，而在于是否運用市場化標準進行選任、考核與評價。
國資國企屬全民所有。外部董事就是代表全民出資人，對國企董事會實施制衡與監督的特殊人群。難道不應該大大方方、清清楚楚、完完全全地公布他們的任職信息嗎？
可不可以這樣反過來設問：正是因為對外部董事的職責定位界定不科學，不能發揮外部董事應有的作用，導致董事會決策機制存在隱患，所以，才有了外部董事過半的制度安排？
如果上市公司的獨立董事過半，可界定為防御型董事會。所謂防御型董事會，底層邏輯是因為公司足夠大，只要不出亂子就基本能掙錢。資本安全排第一位，“保值”優于“增值”。
記得這位同事是一家大型國有企業車間黨支部的夏書記。十多年前，企業興旺發達之時，夏書記正值青春年少，“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在黨建工作方面的業績可圈可點。
我們不健忘的話，不妨回憶一下國企究竟是從什么時候開始出現大面積的虧損的。這可能是某些當初為政府出謀劃策的主流經濟學家最不愿意回憶的經歷，最害怕揭開的傷疤。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國資國企工作，舉旗定向、科學謀劃，作出了一系列重大決策部署，為深化國企改革提供了根本遵循。
要下大氣力加強理想信念、黨規黨紀和法律法規教育，重點解決一些企業領導人員信仰缺失、精神迷失，規矩意識不強、法治觀念淡漠等問題。
把國有企業改革發展和黨的建設工作放到把握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中去謀劃和推動，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中堅決走在前、作貢獻。
為深入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建設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充分發揮公司章程在公司治理中的基礎作用，規范公司章程管理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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