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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方敏：論對社會主義國有經濟理論的堅守和創新

點擊：作者：宋方敏來源：《馬克思主義研究》發布時間:2016-11-19 09:18:30

【內容提要】習近平總書記堅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總結和汲取國企改革以來的經驗教訓，對捍衛和發展社會主義國有經濟提供了正確的工作指導，也作出了重要的理論貢獻。當前，我們要系統解決影響國企發展的深層次矛盾，還需在實踐中進一步完善所有制結構理論，解決在宏觀層面分清主輔、公平對待、確保國有經濟地位作用的問題；完善國有經濟產權制度理論，解決全民所有權的實現形式與真正的所有者對接的問題；完善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理論，解決國企法人治理結構既適應市場運行，又能發揮社會主義優勢的問題。

【關鍵詞】政治經濟學國有經濟國企改革經濟理論

作者簡介：宋方敏（1951-），筆名昆侖巖，解放軍少將，經濟學教授，昆侖策研究院常務副院長，國務院國資委國企理論宣傳特約研究員。

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體學習時指出：要學習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和方法，立足我國國情和我國發展實踐，揭示新特點新規律，提煉和總結我國經濟發展實踐的規律性成果，把實踐經驗上升為系統化的經濟學說，不斷開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具有重大的現實指導意義，也有深遠的戰略考慮。

理論在繼承中發展，真理靠實踐驗證。經驗與教訓，政策與問題，提示著理論堅守與創新的方向。回顧20世紀90年代前期，黨中央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后，全軍統編的第一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教材是筆者主編的[1]，當時著力解決的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與現代市場經濟一般機理的有機結合問題。現在看來，我們黨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是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創新的重要成果，實踐證明是正確的，不容否定。改革開放中出現的一些不盡如人意的地方，不能證明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勢不兩立，公有制與市場機制不可兼容，而正反兩方面的教訓只能說明，背離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根基，脫離中國經濟制度和經濟發展實際，照搬照抄西方那一套服務于資產階級利益的經濟學說，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必然誤入歧途，遭受經濟規律的懲罰。

國有企業，在傳統的市場經濟理論中看起來只是個微觀經濟問題。但從今天我國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來看，它涉及的是公有制為主體的基本經濟制度會不會動搖，整個國民經濟的命脈和支柱依靠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由誰主導，國家經濟基礎乃至上層建筑的性質會不會根本改變，這絕非僅僅是原來所說的一個打造微觀市場主體的問題，而是一個事關社會主義國民經濟宏觀全局的根本性問題，甚至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前提性、先決性問題。沒有國有企業，就沒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因此可以說，國有企業及國有經濟理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一個核心理論。

一、習近平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有經濟理論的新貢獻

在國企改革問題上，習近平總書記堅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總結吸取我國國企改革的經驗教訓，正本清源，繼承創新，對維護和發展社會主義國有經濟不僅提供了正確的工作指導，也作出了重要的理論貢獻。

1、從“支柱”的高度定位國有企業的地位和作用，確立和堅持“三做、四力”的國企改革目標

根據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國家所有制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基本或主要形式。馬克思恩格斯認為，社會主義不僅要解決生產資料既歸社會，即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國家所有的問題，又要解決勞動人民的實際占有問題，即勞動者與公有生產資料的結合問題。倘若沒有國有企業，國家所有制就是空的，社會主義也就不存在。后來，在社會主義國家的實踐中，雖然國有企業不是公有制經濟的唯一形式，但始終是主要形式。中國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說我們的社會主義不合格，主要是指生產力水平不合格。現在實際上已轉變為主要是在生產關系關系方面存在不足。我國社會生產力發展很快，經濟總量為世界第二，但在所有制結構中公有制主體不主，私資、外資經濟占大頭，現存集體經濟極為薄弱，國有經濟在全國總資產中所占比重降至比不少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還低的程度。這種所有制結構現狀，與我國憲法規定的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要求是不相符的，與現階段建設現代化強國的生產力社會化發展要求也不相適應。要扭轉所有制結構危機，惟有依靠國有經濟，否則改革必然走向反面，這也是國內外敵對勢力處心積慮要絞殺中國國企的原因。

在這種情況下，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要通過深化改革，“國有企業不僅不能削弱，而且還要加強”[2]，特別是他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四次會議上指出：我國國企“是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在我們黨執政和我國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的經濟基礎中也是起支柱作用的，必須搞好”[3]。這是我們黨在社會主義建設史上，第一次從國民經濟發展、共產黨執政和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的經濟基礎相統一的高度，全面準確地定位我國國有企業的支柱作用。從“主導”到“支柱”，在定義上不僅有質的內涵，而且還有量的要求；在定域上不僅指經濟領域，而且上升到政治領域，這是對社會主義國有經濟理論的一個重大發展和完善，與一些人竭力鼓吹照搬西方國企的“輔助性原則”劃清了界限。習近平總書記還在有關批示中，用“命門”一詞比喻國企對于黨和國家的重要性[4]。“命門”者，生命之根本也。國企是社會主義國民經濟的命根所在，是我們黨、國家和人民的命運所系。改革必須確保強我命門，而不是滅我命門，或衰我命門，這是國企改革設計的基本出發點和歸宿。在此基礎上，他明確提出“把國有企業做大做強做優”，“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抗風險能力”[5]。“三做、四力”國企改革總目標的確立，是確保國企支柱性地位的必然邏輯，在《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指導意見》）中得到了體現。這可謂“一語定乾坤”，從大方向、大根基上將我國國有企業立于不可撼動的國鼎之位。

2、從“問題”導向上探索國有企業與市場機制的結合方式，確立和堅持“三個有利于”的國企改革標準

在計劃經濟體制轉向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過程中，我國國有企業面臨的最大課題，就是如何適應市場資源配置機制的運行，改革優化自身的產權組織形式和經營管理機制，將自己打造成為能夠自主經營、自主競爭、自我發展、自我約束的市場主體。國有企業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最重要的市場主體，國企如果不是市場主體，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不可能確立。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做過一系列嘗試，從擴大企業自主權、實行廠長負責制、內部經營承包制，到實行公司制、股份制改造等，雖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伴隨著一系列問題。其中，最大的問題就是不切實際地刮風，出現借改制名義侵吞國有資產，出賣國企并將其私有化的現象，習近平總書記憤批“國有企業改制，又肥了多少人？”[6]如果國企改革就是產權私有化，那就不是改革，而是毀滅。“混合所有制”改革則有可能被當作新一輪出賣國有企業的借口，再次刮風，推動全盤私有化。其實，混合所有制不是什么新東西，新中國成立后就搞過公私合營，股份制也就是混合所有制。所以，解決國企與市場機制對接的實現方式，不能千篇一律搞一混了之，更不能走私有化道路，搞一賣了之。

習近平總書記從實際出發，確立“推進國企改革要奔著問題去，以增強企業活力、提高效率為中心，提高國企核心競爭力”[7]的要求。國企不是沒有問題，改革就是為了解決問題，但“國企存在的問題”與“國企存在就是問題”完全是兩碼事！不是國企只要存在就不合理，私企、外企天然合理，要為私企、外企的發展掃除國企障礙；不是什么國資多了、地盤大了，要給私資、外資讓權讓利；也不是拿國資當“癌細胞”，用私資、外資救國企，把“混合”當成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要把國資稀釋掉、消化掉。國企改革，應當解決為國企實現“三做、四力”的目標排除發展障礙、開辟更好前景的問題，不能“種他人的田，荒自己的地”，這才是問題的實質。正是基于問題導向，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推進國有企業改革，要有利于國有資本保值增值，有利于提高國有經濟競爭力，有利于放大國有資本功能”[8]。這“三個有利于”是指導國企深化改革、打造適應市場的產權組織形式和經營管理機制的基本準則，同時也是檢驗國企改革成功與否的基本標準，必須用“三個有利于”標準來倒逼改革方案設計和操作過程，防止離經叛道。

以“三個有利于”為標準，黨中央提出了一系列切合實際、扶正糾偏的國企改革政策指導[9]。一是堅持國企在公益類和商業類領域都要發展，否定了把國企看作“與民爭利”，要讓國企退出完全競爭領域，向私資、外資賣權讓利的主張；二是把構建國資監管機制和完善現代企業制度作為改革的重點，否定了把混合所有制當作改革主要任務的片面傾向；三是強調“混改”從實際出發，“因地施策、因業施策、因企施策，宜獨則獨、宜控則控、宜參則參，不搞拉郎配，不搞全覆蓋，不設時間表，成熟一個推進一個”的指導方針，否定了為混而混，一刀切、一股風，搞“混改”大躍進的錯誤做法；四是既鼓勵非國有資本“混進來”，又鼓勵國有資本“混出去”，否定了只要求國企向私資、外資敞開大門，用“單向混國資”使“交叉持股”淪為空話的傾向；五是在產權多元化中，明確國企根據不同功能定位把握不同力度的控股要求，否定了“只混不控”“不設底線”的私有化危險傾向等等。這些都是對國企理論的重要完善。

3、從“底線”思維設計國有企業制度，確立和堅持“制度自信”的國企改革原則

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是國企改革講了20年的話題。改革中存在的一個具有普遍性的教訓，就是照搬西方公司制那一套，不講中國特色，不講社會主義原則。這些年暴露出的國企高管腐敗、內部人控制、利益輸送、國有資產流失嚴重等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在企業改制過程中食洋不化、機制脫節帶來的后遺癥。在現實管理中，黨委集體領導的作用被邊緣化，職工代表大會等民主管理制度也被嚴重削弱，所謂民主參與、民主管理、民主監督名存實亡。從中紀委查處的情況看，問題觸目驚心，達到不可思議的程度！有的人侵吞國企資產似探囊取物，如入無人之境。此類現象在傳統國企管理制度下很難發生，而改制后權力集中、監督落空，如“火山噴發”而無法自我約束。這說明，從西方照搬的那套服從私人資本利益及其代理人意志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不可能自動適應公有財產維護、經營和管理的要求，相反，一旦與官僚利益集團、私有資本利益集團相結合，極易變成一種“公權私用”的制度工具，為財產的“化公為私”提供便捷之徑。鐵的事實說明：國企改革不能脫離中國實際，簡單照搬西方企業模式，放棄了自己經過長期實踐證明是行之有效的企業制度法寶。如果在這輪改革中繼續削足適履、自廢武功，只會重蹈覆轍，問題越來越嚴重。

習近平總書記在重要關頭把握要津，明確提出：“對國有企業要有制度自信”，“要沿著符合國情的道路去改”[10]。這就是說，“制度自信”要落實到企業制度這個微觀基礎上，走切合中國實際的路子，絕不能照搬西方模式。具體地說，要用“底線”思維規范國企制度設計，防止顛覆性失誤，突出抓住了兩方面的問題：一方面是抓“不變質”，即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提出“兩個同步”（黨的建設與國有企業改革同步謀劃、黨的組織及工作機構同步設置）、“四個對接”（體制對接、機制對接、制度對接、工作對接）的部署[11]，把加強黨的領導和完善公司治理統一起來，明確國有企業黨組織在公司法人治理結構中的法定地位。可以想象，被外資、私資控制的企業是無法實現黨的領導的，所以這實際上是給國企定性，是保證國企改革不改變國有性質、不走私有化道路的根本之策。另一方面是抓“不流失”，即加強對國有資產的監督，防止國資流失。建立包括企業黨委監督、職工民主監督、全民“出資人”監督審計、黨的紀檢部門巡視監督機制，以及來自公眾、媒體等的社會監督在內的國企法人治理監督機制。抓住這方面，就抓住了關鍵。這些都寫入了《指導意見》中，讓人們對前景充滿希望。

二、在實踐中進一步探索完善國有經濟理論

我國國企改革發展到今天，由于不同程度地存在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問題，積累了很多矛盾。要系統解決影響國企發展的深層次、實質性矛盾，應該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建立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個總目標、總框架，下決心理順關系，完善制度機制安排，系統重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有經濟治理體系。這就需要探索和完善一系列相關理論。

1、完善所有制結構理論，解決在宏觀層面分清主輔、公平對待、確保國有經濟地位和作用的問題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占主體地位的公有制經濟和起支柱主導作用的國有經濟，與處于補充地位、起輔助性作用的私資外資經濟，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即便是在西方市場經濟國家，在所有制結構中區分主輔也是天經地義，這與各類市場主體參與競爭一視同仁、條件公平是兩碼事。而今，我國的官方理論表述存在著“有主體無補充，有主導無隨從”的明顯缺陷，改革開放以來，在國家政策導向上也長期存在著私資、外資經濟受優待，公有經濟受冷遇，國有經濟受壓抑的狀況。我們應該理直氣壯地講清楚，在我國現階段國有經濟、集體經濟與非公經濟之間是四種關系：主輔關系、導從關系、競爭關系和共進關系，以利于從根本上糾正被扭曲的政策取向，構建起與基本經濟制度相適應的有利于鞏固公有制主體地位、加強國有經濟主導和支柱作用的法律政策體系。

2、完善國有經濟產權制度理論，解決全民所有權的實現形式與真正的所有者對接的問題

多年來，“國企產權不明晰”的說法總是被當作輿論“大刀”向國企砍去，好像只有產權私有才算明晰。其實，國企產權屬于全民，不存在不明晰的問題，只不過是“全民”由誰代表被搞混沌了，使得全民產權的實現形式長期處于不合理、不穩定且被扭曲的狀態。按理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全體公民是國企的“集體股東”，他們的意志只能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來代表，而不是政府部門。正是由于全民所有者的財產權利長期被政府包辦代替，才造成政資不分、政企不分。市場經濟的“裁判員”與“運動員”不能一身二任，政府作為市場經濟的調控者，既不能替代企業經營者的權利，更不能取代全民所有者的權利。產權明晰，首先要保證全民財產所有權不受侵犯。這個問題目前并沒有解決。筆者建議，要按照“大集體”式的新型股份經濟思維，探索和完善全民所有產權的實現形式，包括：國有資產作為全民共有資產，所有者作為“集體股東”要有知情權、監督權和收益分紅權；資產處置決定權委托其法定代表機構即全國和地方人民代表大會代理；國資經營管理權要同政府脫鉤，向所有者負責，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設立專門的國資監管委員會及其下屬的經營管理機構履行相應職責；在社會公開選聘，建立全民股權代表任期履職制度等[12]。全民所有權實現形式只有真正和全民所有者對接，老百姓才真正把國企看成是自己的企業。

目前的改革，政府沒有向人大交權，卻向市場交權，提出政府職能由主要管“企業”變為管“資本”。一些輿論把這條引伸為今后國家就不管國企了，還說這是本輪改革最具實質意義的關鍵點。其實，這在理論上是講不通的，在實踐中也是極其危險的！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抓好國企，抓好實體經濟，怎么能不管企業呢？衡量一個國家的經濟實力，關鍵在于實體經濟，不能光看資本增值數量，更要看資產的實際質量。只重資本的價值形態，不顧實物形態，一個大國的經濟也就成為建立在虛擬世界的空中樓閣。在市場經濟中，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從來都是相對的，任何國家、任何企業都不可能絕對分開。身為主要股東，對企業經營不管不問，恐怕全世界也沒有。如果政府一面取代全民所有者的財產權，一面又不負責任，只管資本運作，不管企業實體，而放權給新組建的國資運營管理公司，后者卻并不具備全民所有權代表資格，只會加重真正所有者的缺位，這就很難避免行政權綁架和侵吞全民財產權的危險后果。

3、完善中國特色的現代企業制度理論，解決國企法人治理結構既適應市場運行又發揮社會主義優勢的問題

我們要全面汲取過去國企改制中存在的生搬硬套、食洋不化，為腐敗和低效提供制度性漏洞的教訓，不僅對于加強企業黨的領導和完善資產監督機制需要細化落實，還應依法堅持以職工代表大會為基本形式的企業民主管理制度，將其仍然作為國企權力機構的組成部分，以及國企用工制度、按勞分配的薪酬制度、職工持股分配制度等都需要完善設計，使反映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的元素全面有機地納入國企法人治理制度之中。說到底，勞動者的主人翁地位和積極性，是共產黨的執政之本、立國之本，也是興企之本。國企法人治理制度還必須保證在出現突發事件的情況下，能夠堅決聽從黨和國家的召喚，迅速調集資源，高效協同地發揮支援保障作用，救國濟民于危難。國企制度改革，要適應這種社會責任擔當的需要，而不能本末倒置，以改變社會責任擔當來服從西方模式的企業制度。應樹立雄心壯志，走自己的路，建立和完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企業制度，在中國經濟強盛發展的過程中影響世界。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2】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

【3】程恩富：《論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混合所有制——兼論主要發展公有資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學部編：《42位著名學者縱論全面深化改革和依法治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

【4】本刊記者：《撥開迷霧：深化國企改革根本出發點分析——訪昆侖策研究院常務副院長宋方敏》，《馬克思主義研究》2015年第12期。

【5】周新城：《堅定推進國有企業改革》，《人民日報》2016年5月26日。

注釋：

[1] 參見宋方敏主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1995年、1999年。

[2] 《習近平總書記參加上海代表團審議側記》，《解放日報》2014年3月6日，新華網：

http://www.sh.xinhuanet.com/2014-03/06/c_133164386.htm。

[3] 《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四次會議》，中國政府網：

http://news.sina.com.cn/c/2014-08-18/174730704694.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