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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根本在于實現社會主義生產目的

點擊：作者：余斌來源：《河北經貿大學學報》2016年第5期發布時間:2016-08-26 09:36:04

　　原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

　　【內容提要】由于中國經濟早就融入經濟全球化，外部經濟的不景氣對中國經濟發展帶來了不利影響，倒逼中國進行進一步的經濟改革。從國內來看，中國經濟發展的顯著特征就是進入新常態，其主要表現是增長速度的下降，從高速轉向中高速。但是，雖然中國經濟的總量已經達到了世界第二，人均產值和收入還很落后，從現在的水平開始，到我國人均產值達到世界第二，還有巨大的發展空間。我們講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同西方經濟學的供給學派不是一回事。如果說，擴大內需是在供給的產品不變的前提下，為這些產品增加需求，那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要改變供給的結構來滿足外溢的需求，把消費能力留在國內。當然，通過創新來提供新的產品也可能滿足另外一些潛在的需求，開拓出新的市場空間。本文認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關鍵在于，“兩個不能動搖”“兩個市場競爭”和“五個改革舉措”。

　　習近平總書記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中專門談到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他首先指出，我們講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同西方經濟學的供給學派不是一回事，不能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給學派的翻版，更要防止有些人用他們的解釋來宣揚“新自由主義”，借機制造負面輿論。然后，習總書記指出，我們講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既強調供給又關注需求，既突出發展社會生產力又注重完善生產關系，既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又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既著眼當前又立足長遠。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根本，是使我國供給能力更好滿足廣大人民日益增長、不斷升級和個性化的物質文化和生態環境需要，從而實現社會主義生產目的。

　　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現實背景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盡管西方發達國家采取了干預措施，但是正如當年美國羅斯福總統上臺采取干預措施后，美國經濟仍然復蘇乏力并于1937~1938年再次陷入危機一樣，這場危機所導致的經濟蕭條并沒有因為舍本逐末的干預而很快復蘇。自從西方發達國家開展救市行動以來，正如恩格斯曾經說過的，“每當我們似乎看到繁榮時期行將到來的種種預兆，這些預兆又消失了”。美歐國家及一些國際組織的經濟學家們關于世界經濟已經企穩的推斷一再被證明是不成立的。由于中國經濟早就融入經濟全球化，外部經濟的不景氣對中國經濟發展帶來了不利影響，倒逼中國進行進一步的經濟改革。

　　從國內來看，中國經濟發展的顯著特征就是進入新常態，其主要表現是增長速度的下降，從高速轉向中高速。增長速度的下滑引起了對經濟前景的恐慌，在這種情況下，有人大驚小怪地提出“中等收入陷阱”，要求中國實行恰恰導致這種陷阱的新自由主義改革。其實，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是中國經濟規模發生質變上了臺階的標志。就象習總書記所比喻的那樣，經濟發展面臨速度換擋節點，如同一個人，10歲至18歲期間個子猛長，18歲之后長個子的速度就慢下來了。由于物質條件的限制，經濟增長不可能趨向于無窮大的，即便是在共產主義社會里物質再怎么極大豐富也仍然是有限的，在這種情況下，經濟是不可能長期高速增長而不有所減速的。

　　另一方面，馬克思指出，勞動的社會生產力不斷發展的一種表現是：由于更多地使用機器和一般固定資本，同數工人在同一時間內可以把更多的原料和輔助材料轉化為產品，也就是說，可以用較少的勞動把它們轉化為產品。于是，資本主義生產，隨著可變資本同不變資本相比的日益相對減少，使總資本的有機構成不斷提高，由此產生的直接結果是：在勞動剝削程度不變甚至提高時，剩余價值率會表現為一個不斷下降的一般利潤率。隨著整個社會的平均利潤率的下降，社會積累的增長率，從而社會生產的增長率也會隨之下降。這種下降自然也就是勞動的社會生產力不斷發展的結果。

　　因此，習總書記提到，有人問，新常態是一個好狀態還是一個壞狀態？他的回答是，這種問法是不科學的。新常態是一個客觀狀態，是我國經濟發展到今天這個階段必然會出現的一種狀態，是一種內在必然性，并沒有好壞之分。他的這個回答是符合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原理的。

　　但是，由于利潤率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刺激，是積累的條件和動力，因而一般利潤率或平均利潤率的下降就表現為對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發展的威脅，表現為“不好”的經濟不景氣，并導致一些實體經濟中的產業資本轉入到虛擬經濟的金融投機上，推動虛擬經濟日益脫離實體經濟。在這里，資本主義生產的局限性，它的相對性和窮途末路，就通過資本主義生產本身體現出來，并在經濟危機中表現出來。

　　然而，對中國來說，我們從事的是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增長率的下降并不會影響我們實現社會主義生產目的的信心和決心。中國經濟的新常態，只不過意味著中國經濟經過改革開放30多年的發展已經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誠如習總書記所說，新常態下，盡管我國經濟面臨較大下行壓力，但“十三五”及今后一個時期，我國仍處于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經濟發展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沒有變，經濟韌性好、潛力足、回旋空間大的基本特質沒有變，經濟持續增長的良好支撐基礎和條件沒有變，經濟結構調整優化的前進態勢沒有變。

　　另一方面，也誠如習總書記所說，新常態不是不干事，不是不要發展，不是不要國內生產總值增長，而是要更好發揮主觀能動性、更有創造精神地推動發展。畢竟，雖然中國經濟的總量已經達到了世界第二，但是，人均產值和收入還很落后，從現在的水平開始，到我國人均產值達到世界第二，還有巨大的發展空間。因此，只要我們能夠找準發力的著眼點，更好發揮主觀能動性，我們的經濟的增速也完全可能在短期內重回較高水平。

　　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背景

　　前面提到，習總書記指出，我們講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同西方經濟學的供給學派不是一回事。西方供給學派強調激勵，建議大幅度削減稅收，以此來促進經濟增長，并得到了美國總統里根和英國首相撤切爾夫人的熱烈擁護。一些供給學派經濟學家，特別是阿瑟·拉弗甚至認為，高稅率實際上可能會減少稅收收入。“拉弗曲線”假說認為，高稅率抑制了經濟活動，從而縮減了稅基。但是，西方整個政界的主流經濟學家，甚至一些供給學派經濟學家，都對降低稅率會增加稅收收入的拉弗假說加以嘲諷。具有諷刺意味的是，1998年，當一系列稅收的增加使美國聯邦政府的收入水平提高并開始產生預算盈余時，供給學派政策主張終于在西方經濟學中成了一種近乎反面的教材。

　　但是，這種供給學派的主張卻在今天中國沉渣泛起，一些學者不僅呼吁減稅，而且要求降低社會保障費，甚至下調最低工資標準，也就是由政府出面來壓低工人的工資，把政府推到工人階級的對立面。這種減稅降費的主張，既不利于社會穩定，實行起來也必然會加大政府財政的困難，降低普通民眾的收入水平和福利。西方供給學派的主張，實際上是對資本家的單方面激勵，稅收體系降低累進性，在政府支出不變進而稅收不變的情況下，就只能增加低收入者的稅收負擔，對低收入者是一種負激勵。顯然，供給學派代表的是大資本的利益。由于它打擊了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積極性，不可能鼓勵生產率和產出的增加，反而增加了大資產階級的投機性。而在凱恩斯看來，高收入者的邊際消費傾向低于低收入者的邊際消費傾向，也就是說，高收入者的消費需求基本上已經得到了滿足，而低收入者的大量需求由于沒有足夠的收入水平還遠遠沒有滿足，因此，供給學派的這種主張恰恰限制了總需求，從而限制了經濟增長。更何況，在生產過剩的情況下，如果減稅能起到激勵作用，那只會造成更嚴重的生產過剩和產能過剩。

　　我們之所以要進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而不是像以前那樣盲目地進行擴大內需，從需求側著力，是因為注意到，“我國不是需求不足，或沒有需求，而是需求變了，供給的產品卻沒有變，質量、服務跟不上。有效供給能力不足帶來大量‘需求外溢’，消費能力嚴重外流。”特別是這些外溢的需求，有許多并不是國內不能生產的高端商品，而是國內完全能夠生產的像電飯煲、馬桶蓋、奶粉、奶瓶這樣的普通日用品。事實上，格力電器在注意到這些問題后，就開發出了比國外同類產品更好的電飯煲。

　　如果說，擴大內需是在供給的產品不變的前提下，為這些產品增加需求，那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要改變供給的結構來滿足外溢的需求，把消費能力留在國內。當然，通過創新來提供新的產品也可能滿足另外一些潛在的需求，開拓出新的市場空間。

　　三、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關鍵

　　（一）兩個不能動搖

　　習總書記指出，“公有制主體地位不能動搖，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能動搖，這是保證我國各族人民共享發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證，也是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堅持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保證。”這“兩個不能動搖”是對黨的十六大提出的“兩個毫不動搖”即“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堅持和重大發展。雖然“兩個不能動搖”沒有直接談及非公有制經濟，但它顯然并不要求純而又純的公有制，只是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對于非主體地位的非公有制經濟還是鼓勵和支持的。在這里，更主要的是，“兩個不能動搖”強調了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從而第一次明確了國有經濟對非公有制經濟的“引導”作用，深化了“兩個毫不動搖”。

　　我們知道，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因此，在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方面，同樣應當由市場來起決定性作用，但是，市場只是一個作為客體的場所，在其中起作用的是法人，包括企業法人和自然法人。因此，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就必須由國有經濟來起主導作用，這一點決不能動搖，否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會發生質變，就會淪落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就無法保證我國各族人民共享發展成果，就會動搖黨的執政地位、動搖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就會存在重蹈前蘇聯滅黨亡國陷入分裂的危險。

　　國內一些學者把“有恒產者有恒心”作為他們強調私有化產權、大力鼓吹私有制的理論依據。但是，列寧指出，“私有制使人分裂，而勞動使人團結。”這是因為，在私有制下，利益的沖突會引起強烈的競爭，每一個資本家都力圖打壓、排擠和消滅競爭對手。個別情況下的所謂雙贏，也只是力量暫時處于均衡、不得不妥協的結果，一旦力量對比發生變化，雙贏的局面就會打破。因此私有制必然會引起分裂。帝國主義爭奪市場的兩次世界大戰就是由此引起的。而那些民族分裂分子追求的也是私有制經濟，并得到私有企業老板的支持。更重要的是，勞動者的聯合，尤其是不同民族的勞動者之間的聯合，是不可能在私有制企業里完成的。私有企業主為了更好地控制工人，防止工人團結起來爭取自身的合法利益，必然要想辦法在工人中間制造矛盾和分裂；私有制企業內的剝削和壓迫也容易在處于不同民族的老板和打工仔之間把個人恩怨發展成民族矛盾。顯然，能夠使不同民族勞動者大聯合的只能是互幫互助的公有制經濟。在中國這樣一個多民族的國家里，特別是在民族自治區域，公有制主體地位決不能動搖。

　　另一方面，在現代企業規模遠大于個體勞動者可以掌控的時代，即便是小型企業的私有制，也只是個別企業主有恒產，從而有恒心的也只是他們，而絕大多數勞動者由于沒有資本，只能出賣勞動力，因而也就沒有恒心了。在工人沒有恒心的這種私有制企業里其產品質量和勞動效率自然難以樂觀。馬克思就曾提到，英國議會下院“食物攙假”調查委員會相當坦率地承認，自由貿易實質上是假貨貿易，或者用英國人的俏皮說法，是“詭辯品”貿易。這樣的私有制企業也很難讓人們對他們的產品有較大的信心和需求。而要讓工人也有恒心，從而關心生產的發展，就只有實行公有產權制度，讓勞動者也能夠共享產權才行，也只有這樣，才能真正落實“共享”這一發展理念。

　　2010年的一項調查表明，私有企業的平均工資比國有企業低48%。在廣東一些地區，最低工資標準成了那里普通工人的最高工資標準。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2020年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宏偉目標，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這就意味著我們需要不斷提高勞動力成本，增加人民群眾的收入，而提高私有企業工人的收入水平，則會大大提高這些私有企業的勞動力成本，使他們喪失以往的國際競爭力。由此可以看出，要實現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走壓低工人收入水平的邪路，避免資本主義性質的生產過剩危機，公有制經濟必然是也必須是主力。所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注重完善生產關系”就體現在“兩個不能動搖”上。如果有人認為，工人不高的生活水平，已經給企業造成了困難，甚至會導致企業破產，那只不過說明資本主義私有制已經到了歷史的盡頭，在生產力水平相比《共產黨宣言》發表時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已經取得無比巨大發展的情況下，都無法讓人們過上稍微好一點的生活了。

　　需要指出的是，產品的結構性調整一向是由企業而不是不生產產品的政府來完成的。但是，對于非公有制經濟來說，“生產過程只是為了賺錢而不可缺少的中間環節，只是為了賺錢而必須干的倒霉事。因此，一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國家，都周期地患一種狂想病，企圖不用生產過程作中介而賺到錢。”我們經常看到，私有制經濟大肆進行投機，甚至拿投機當創新就是由于這個原因。只有公有制經濟，才會把社會主義生產目的，把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現在又與時俱進地加上生態環境需要），把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把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把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為自己的首要任務。顯然，只有堅持“兩個不能動搖”才能完成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任務，實現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目的。

　　（二）兩個市場競爭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在利用好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取得了較大的成績，但同時西方發達國家在利用我國市場和我國資源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進展。我國的稀土資源廉價向外流失，一些污染性企業從國外轉移到國內，破壞了國內環境，而利益卻大部分歸外商所得。與此同時，我們在兩個市場上的競爭由于受到西方經濟學的干擾而沒能充分地展開，導致發展程度有限，利益大量向外輸送。例如，一些經濟學家鼓吹中國利用勞動力廉價的比較優勢進行國際競爭，導致中國出口大約1億條牛仔褲才相當于一架美國的波音飛機，而周邊國家利用更廉價的勞動力優勢參與競爭后，使我們陷入困境。

　　恩格斯指出，按照價值規律，假定其他一切條件相同，兩個資本使用等量的、有同樣報酬的活勞動，在相同的時間內會生產相等的剩余價值或利潤。但是，如果這兩個資本所使用的活勞動的量不相等，那么，它們就不能生產相等的剩余價值，或如李嘉圖派所說的利潤。但是情況恰恰相反。實際上，等額的資本，不論它們使用多少活勞動，總會在相同時間內生產平均的相等的利潤。這就在表面上和價值規律發生了矛盾，并導致看起來資本的所有部分除了它所使用的活勞動外，還包括機器等死勞動，似乎都在生產剩余價值，進而引發按生產要素貢獻分配的說法。然而，這種矛盾的出現，就在于商品經濟發生了變形，價值規律深化為一般利潤率規律。這種深化是馬克思在《資本論》第3卷中首次揭示的。

　　假如有兩筆資本，資本量都是100，剩余價值率是100%，一筆資本由70c+30v構成，一筆資本由30c+70v構成，前者是資本密集型產業，后者是勞動密集型產業，在商品經濟早期，前者獲得剩余價值30m，利潤率為30%，后者獲得剩余價值70m，利潤率是70%。但是，馬克思指出，“資本是天生的平等派”，這種平等觀自然地會要求等量的資本獲得等量的剝削收益即獲得等量的利潤。如果兩個行業的利潤率差別較大，資本就會退出利潤率低的行業，進入利潤率高的行業，導致前者供不應求，價格上升，剩余價值增加，而后者供過于求，價格下降，剩余價值減少，形成后者的剩余價值向前者變相轉移的現象，直到兩個行業的資本的利潤率相等，這種資本流動才會停止。在上面的例子中，最后兩個資本都獲得同樣的50p（=(30m+70m)/2）的利潤。資本密集型的行業多獲得了20p的利潤，勞動密集型的行業少獲得了20p的利潤。從而，如果中國的產業結構即供給側的結構能夠更多地從勞動密集型轉向資本密集型，我們就能用同樣的勞動付出得到更多的收益，經濟增長也會更快，而這就意味著中國不僅要在勞動密集型的低端市場上進行競爭，還要在資本密集型的高端市場上進行競爭。

　　與中國經濟新常態相伴隨的耳熟能詳的一個說法是產能過剩。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術語中，產能過剩就是資本過剩。在列寧看來，自由競爭的主要標志是商品輸出，壟斷競爭的主要標志是資本輸出。（原話是：“對自由競爭占完全統治地位的舊資本主義來說，典型的是商品輸出。對壟斷占統治地位的最新資本主義來說，典型的則是資本輸出。”）資本過剩意味著中國經濟已經從自由競爭進入壟斷競爭時代，需要向外進行資本輸出了，這也是中國經濟新常態意味著中國經濟上了一個大臺階的典型標志。從而，這也意味著中國不僅要在商品市場上參與國際競爭，也要在資本市場上參與國際競爭；不僅要在資本引進上進行競爭，而且要在資本輸出上進行競爭。

　　事實上，近些年來中美貿易順差巨大就在于美國對華資本輸出巨大，這個資本在我國獲得的利益也是巨大的。顯然，美方的這些利益是不可以用中國自己印刷的人民幣來支付的，只能用中國的出口商品換得的美元來支付，這就必然造成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人民幣的升值并不能妨礙美國資本在中國繼續獲得利益，這也是為什么人民幣升值不可能消除中國對美貿易順差的根本原因。這也說明了，為什么中國在美國政府的壓力下并不追求巨額貿易順差而貿易順差卻降不下來。要解決這個問題，辦法之一就是要以市場換市場，要求外國對等地對我國開放，減少對我國國內資企業收購外國企業的限制，使中國過剩的資本也能夠向外國尤其是美國輸出，使得中國企業也能夠在海外獲得巨大的利益，進而通過這些利益向中國轉移時轉化為中國對外貿易逆差，以此來抵消部分中國對外貿易順差。但是，要在資本輸出上參與國際競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要求有強大的軍事實力和外交能力為支撐，否則輸出的資本很容易打了水漂。

　　需要指出的是，從自由競爭向壟斷競爭的發展是歷史的進步，是社會生產力水平提高的表現，是社會主義社會物質條件日益具備、日益突破初級階段的表現，是小康社會全面建成的標志。但是，要在中國推動壟斷競爭，那么我們既不能讓外資壟斷中國，使中國成為外國的經濟殖民地；又不能像西方國家那樣讓國內的少數家族壟斷本國經濟，重回四大家族統治中國的黑暗時代；我們愿意做的，只能是完善生產關系，按照“兩個不能動搖”，實現和強化公有制經濟的壟斷競爭地位，在所有的市場上展開最積極的競爭。

　　（三）五個改革舉措

　　當前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舉措，“簡言之，就是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

　　去產能就是要有效化解過剩產能。對此，我們首先要了解過剩產能的形成原因。當前，過剩產能最重要的形成原因是國際經濟危機和國外產能過剩的沖擊。例如，2014年下半年，我國許多地區出現了因賣奶困難，引起奶農“倒奶”甚至“殺牛”的現象。這種牛奶的產能過剩，其原因正是在于國際經濟危機和國外奶業嚴重生產過剩，國際奶價下跌，使得中國成為國外過剩奶粉的傾銷地，進而嚴重沖擊中國國內奶業生產，這才引起了大面積的倒奶現象。過剩產能的第二個形成原因是生產技術的進步和需求的品種發生變化，使得落后產能出現過剩。過剩產能的第三個形成原因是經濟周期的存在導致需求量的波動，形成產能的周期性相對過剩。過剩產能的第四個形成原因是在生產社會化的條件下，計劃不足，導致上下游生產能力不匹配，形成某個環節特別是上游環節的相對產能過剩。

　　無論是這四種產能過剩的哪一種情況出現，我們都不能簡單地像以前紡織業砸錠那樣去產能，除了造成損失，對經濟發展的益處不大。在第一種情況下，我們應當保護我們的產能，用反傾銷等手段限制國外過剩產能對我們的沖擊。在第二種情況下，我們可以像發達國家向我國輸出相對落后產能那樣，向比我國更加落后的國家和地區輸出這些產能，以減少損失。在第三種情況下，我們應當保留一定的產能過剩來適應經濟周期的存在。事實上，國際經濟危機發生時，沿海一些外貿企業的訂單下降，產能過剩，不少企業解散雇來的農民工，實行去產能化，以至于當競爭對手大量減少而訂單重新上升時，由于產能不足，只能喪失發財的機會。因此，去產能一定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不能盲目行事。在第四種情況下，必須加強社會生產的計劃性，當上游產能出現匹配性過剩時，要擴大下游產能，開發更多的下游產品來吸收和化解上游過剩產能，并更好地滿足人民群眾對下游產品的需要。這也是下游產品的結構性改革。

　　去庫存首先要防止一邊去一邊增，在供給不再增加的情況下，才談得上去庫存。這個時候一般需要適當地擴大需求來消化庫存，需要需求側的舉措加以配合。畢竟從辯證法的角度來看，“放棄需求側談供給側或放棄供給側談需求側都是片面的，二者不是非此即彼、一去一存的替代關系，而是要相互配合、協調推進。”

　　去杠桿是因為債務負擔較重。因此，首先要考慮以股權融資取代債權融資，繼續推進債轉股，要落實國家的公有制經濟所有者代理人地位，代理履行公有制經濟所有者的職責，追加對公有制經濟的股權投資，減少公有制企業由于得不到股權投資而不得不自行尋求債權融資以求發展的負擔。其次是要理順借款和放款的利率關系，放款的利率不得低于借款的利率。中國社會科學院余永定研究員在英國《金融時報》2012年度高峰論壇的發言中指出，“中國凈資產差不多2萬億，也就是說你把錢借給世界各個國家了。按照道理我們每年應該收取利息，但是去年中國支付了270億的利息給別的國家，就是債權人不但收不到利息，反而給債務人付利息。”其原因就在于中國在借錢給別的國家和國際機構的同時，也向其他國家和國際機構借錢，而我們放款的利率大大低于借款的利率，把中國從一個名義上的債權國變成了實質上的債務國。

　　降成本是要降低企業成本。但是，在企業成本中，我們可以通過提高勞動效率，減少企業用工量來減少企業的勞動力總成本，但決不能降低勞動力的單位成本，也就是不能減少單個勞動者的勞動所得。我們決不能采用那種降低社會保障水平和最低工資標準的新自由主義改革方案，決不能追求或維持勞動力廉價的競爭優勢。如果勞動者的收入水平不能提高，勞動者的生活狀況不能隨著社會的發展而得到較大改善，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就是一句空話，社會主義的生產目的就不可能實現。因此，降成本，我們主要是要降勞動力以外的，其他生產要素的成本。

　　補短板要求我們改進一切工作，尤其是那些成效大的工作。就政府部門的主要工作來講，一個是提高公共服務水平，一個是進行國有企業改革，其中包括公用事業中的國有企業改革。應當說，改革開放以來，政府的工作重心一直在國有企業改革上，這個方面已經不是當前的短板，當前的短板在于公共服務水平偏低，公共服務的供給或者說產能不足。政府部門的工作應當向這個方面轉移。國有企業的管理工作，包括國資委，應當向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移交。習總書記強調，“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學好用好政治經濟學”。這也是指出了我們當前一個十分重要的“短板”。近些年來，學過政治經濟學的黨員和政府官員非常少，學好了的更是罕見，更談不上用好了。只有補上這個短板，我們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才有可能取得成功。

　　參考文獻：

　　[1]《資本論》第1-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2]《列寧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3]《列寧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4][美]薩繆爾森、諾德豪斯著，蕭琛等譯，《宏觀經濟學（第17版）》，人民郵電出版社2004年版。

　　[5]余斌：《經濟學的真相——宏觀經濟學批判》，人民郵電出版社2010年版。

　　[6]余斌：《45個十分鐘讀懂〈資本論〉》，東方出版社2011年版。

　　（作者系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馬克思主義原理研究部主任，研究員，博導；來源：《河北經貿大學學報》201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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