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直氣壯地堅持把國有企業搞好,做大做強做優
習近平總書記在2015年11月23日政治局學習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學習會上指出,要“學習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和方法”,“掌握科學的經濟分析方法,認識經濟運動過程,把握社會經濟發展規律,提高駕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能力,更好回答我國經濟發展的理論和實踐問題,提高領導我國經濟發展能力和水平。”[1]在國企改革問題上,我們遵照習近平同志的指示,堅持運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來分析問題,制定政策。也就是說,我們必須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指導國有企業的改革。
最近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了一個《關于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的文件,強調“國有企業屬于全民所有,是推進國家現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是我們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重要物質基礎和政治基礎。”要求“按照‘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要求,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問題導向,繼續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切實破除體制機制障礙,堅定不移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這個文件,闡述了國有企業改革的基本方向、目標和途徑。老實說,多年來沒有見到這樣旗幟鮮明地提出搞好國有企業的文件了,它大大增強了我們搞好國有企業的信心,有力地打擊了新自由主義者搞垮國有企業的圖謀。
《指導意見》一公布,立即遭到新自由主義分子的指責和攻擊。有人說,《指導意見》規定要做大做強做優國有企業,這“完全是反改革,打著改革的旗號,做著反改革的事情,是又一次欺騙輿論。”他認為,“更嚴重的是,國企存在就是問題。”在他們看來,改革應該以消滅國有企業為目標,搞好國有企業,做大做強做優國有企業,當然是反改革了。有人則認為國企改革應該朝著“國退民進”的方向走,那樣“還有一二十年的高速發展。”否則“中國經濟前景就不樂觀”。理由是什么,他也講不出來。倒來倒去,一句話:不消滅國有經濟,就不能算做改革。他們集中攻擊加強黨的領導,認為加強黨組織的作用“與市場化改革方向”是相悖的。還有外國人表示,《指導意見》是證明“既得利益勝過整體經濟利益的又一個事例”。新自由主義者跳出來反對,恰恰證明《指導意見》是正確的。改革開放以來的歷史一再證明,凡是新自由主義者叫好的東西,一定是錯誤的,或者是有毛病的,總之是違反人民利益的。階級立場決定了這一點,事情大體上就是如此。
《指導意見》得到了馬克思主義學者的贊同和擁護。他們早就盼望著有一個堅持把國有企業搞好、做大做強做優國有企業的文件來指導國有企業的改革,看到《指導意見》,感到“心里一塊石頭落地”,放心了。我也有同感。說心里話,《指導意見》出臺前,我心里是矛盾的。一方面,希望有個文件,今后國有企業改革好有個遵循。免得各地方、各部門各行其是,把國有企業改革搞亂了;另一方面害怕出臺國有企業改革的文件,因為以前某些業務部門曾經發過一些有關國有企業改革的文件,無非是推廣國有企業退出競爭性領域、“靚女先嫁”,盡快出賣好的國有企業,管理層收購等等的經驗,盡是些削弱甚至搞垮國有企業、發展私營經濟的的政策,如果發類似的文件,真不如不發?!吨笇б庖姟芬还?,心里踏實了。《指導意見》旗幟鮮明地要求搞好國有企業,目標明確,在原則問題上態度堅決,大方向符合馬克思主義基本原則。按照《指導意見》進行國企改革,國有企業是大有希望的。
同一個文件,不同觀點的學者的評價截然相反。這反映了在國有企業改革問題上馬克思主義與新自由主義斗爭的激烈。
回顧一下歷史,我們可以看到,改革開放以來,圍繞著國有企業改革問題,一直存在著激烈的爭論。這種爭論,說到底就是:通過改革把國有企業搞好,做大做強做優,還是縮小以至消滅國有經濟,實行私有化。這是馬克思主義與新自由主義斗爭的集中表現之一。
這種狀況是很好理解的。因為國有經濟是共產黨執政的經濟基礎,是我們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支柱,是我們調控國民經濟運行的基本力量。一句話,國有經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基。國有經濟搞好了,做大做強做優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就能夠得到鞏固和發展;國有經濟搞垮了,整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大廈也就垮塌了。敵對勢力深深懂得這一點,所以,他們把攻擊的矛頭集中指向國有經濟,那是必然的。
回顧一下改革開放的歷史,我們可以發現,新自由主義者在國有經濟問題上,散布了無數把國有經濟妖魔化的言論。只要我們提出一項改革措施,他們馬上就把改革引到私有化、消滅國有企業上來。當我們提出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他們就說國有經濟與市場經濟不相容,要建立市場經濟體制就必須實行私有化;當我們提出建立“產權明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他們馬上說,國有企業產權不明晰,要明晰產權,就必須把國有資產量化到個人;當我國經濟體制在由傳統的計劃經濟轉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軌過程中,國有企業出現一些困難,他們就以國有企業“效率不高”為理由,要求取消國有經濟,而當國有企業經過改革獲得生機活力,效率提高,大大超過私營經濟,他們又說,國有企業“與民爭利”,應該退出競爭性領域,“讓利與民”。反正在他們眼里,國有經濟左右都不是,唯一出路是私有化。他們認為,改革的方向就是私有化,這是毋庸置疑的,需要研究的只是怎樣實行私有化。
還有人從根本上否定國有經濟。例如天則研究所所長盛洪說:“國企的存在就是問題。”因此他設計的改革方案就是:“國家退出去讓民營企業經營就完了。” 這充分暴露出他站在資本家立場上,一心消滅國有企業、搞垮社會主義的嘴臉。
與此類似的,還有一位湖北省統計局副局長更是惡狠狠地聲稱:“國有企業確實是個怪胎,官不像官,企不像企,而且跟私營企業爭奪資源,改了那么多年,問題不斷。”所以,他主張消滅國有企業,讓私營企業充分發展。
這是一個原則問題,我們必須從理論上加以回答。因為如果國有企業真的是個“怪胎”,國企的存在本身就是問題,那么,國有企業根本就不應該存在,更不應該把國有企業做大做強做優了,而應該把它消滅,實行私有化。我們應該理直氣壯地批判這種觀點。
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國有經濟,是社會發展規律的客觀要求
社會主義社會必須由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來掌握生產資料,建立國有經濟,這是馬克思、恩格斯提出來的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
大家知道,馬克思創立了歷史唯物主義和剩余價值學說,使社會主義從空想變成科學。與空想社會主義不同,馬克思、恩格斯提出人類社會必然由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問題,并不是基于倫理道德觀念,也不是訴諸人類的理性,而是在分析資本主義社會實際存在的矛盾基礎上得出的結論。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資本的積累、生產的集中,使得生產越來越具有社會的性質,整個國民經濟逐漸融合成為一個各個企業相互依賴的整體。生產力的社會性質客觀上要求由社會占有生產資料,由社會按照全體人民的利益來組織國民經濟的運行。但是,在資本主義社會里,生產資料歸資本家個人所有,生產完全服從于資本家追逐剩余價值的目的,因而使得生產力的這種要求無法實現。這樣,資本主義社會就產生了生產社會性與生產資料的私人資本主義占有之間的矛盾,生產方式起來反抗占有方式,這就是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這一矛盾,只有通過革命,用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用公有制取代私有制,才能得到解決。資本主義基本矛盾使得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社會主義必然勝利成為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
馬克思、恩格斯指出,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是生產資料公有制(我們把這一條寫進了憲法),因為只有社會占有生產資料,才能夠與生產力的社會性質相適應。在公有制基礎上組織生產,這正是社會主義制度同資本主義制度的“具有決定意義的差別”所在。[2]
那么,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采取什么形式呢?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哪個組織能夠代表整個社會來占有生產資料、調控整個國民經濟的運行呢?顯然只有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這是因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代表了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它是工人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以及其他一切擁護社會主義的階層的總代表。由它來占有生產資料,掌握生產資料所有權,就是全民所有制。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里,宣布“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共產主義革命就是要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決裂”,建立生產資料公有制。在實際工作中怎么實現這一要求呢?他們提出:“無產階級將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里”。[3]]社會主義社會建立國家所有制是具有客觀必然性的。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在革命勝利以后都把國家所有制確定為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主要形式,其理論依據就在這里。說國有企業是“怪胎”,說國有企業的存在就是問題,從理論上講,這是違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
我們再來看看我國國有企業建立與發展的歷史。早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在解放區就有少量的公營企業。全國解放前夕,我們黨提出了沒收官僚資本歸國家所有、建立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的政策,并且明確在新中國,國營經濟是整個國民經濟的領導成分,要大力發展國營經濟。在1949年召開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就確定,進城以后關于恢復和發展生產的問題,必須把國營工業生產放在第一位,批評了“主要地不是幫助國營企業的發展,而是幫助私營企業的發展”的糊涂觀念。隨著國民經濟的恢復,黨中央及時提出了過渡時期總路線,即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實現農業、手工業、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一化三改”)??偮肪€一個重要內容就是,通過國家資本主義形式,逐步把資本主義性質的私營工商業改造成為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性質的國營經濟。到1956年基本上完成了這項任務,這件事情,雖然存在要求過急、形式單一、工作過粗的弊病,總體上說,正像鄧小平指出的那樣,“工作做得很好”。正是通過“三大改造”,我國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不僅促進了經濟的發展,也為后來的改革開放提供了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從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國有經濟就一直牢牢保持了對整個國民經濟的控制力和影響力,發揮著主導作用,成為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強大支柱。我國經過60多年的奮斗,根本改變了積貧積弱的局面,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同強大的國有經濟是分不開的。
習近平同志總結我國社會主義發展60多年的經驗,明確指出:“國有企業特別是中央管理企業,在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主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占據支配地位,是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在我們黨執政和我國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的經濟基礎中也是起支柱作用的,必須搞好。”[4]
無論從理論上說,還是從歷史和現實的實際情況看,我國建立和發展全民所有制性質的國有經濟,既符合社會發展的規律,又顯示出巨大的優越性。這不是隨便說一下“怪胎”就能否定得了的。國有企業是“怪胎”論,否定國有經濟存在的必要性,乃是歷史虛無主義的一種表現,它完全否定了我們黨建國以來所實行的方針、政策、路線以及所取得的成就,這種論調,不管提出者主觀上是不是意識到,客觀上是幫了敵對勢力推翻a共產黨的領導、顛覆社會主義制度的忙。習近平多次指出,歷史虛無主義是會導致亡黨亡國的,這是蘇聯演變的血的教訓,我們切不可忘記。
習近平總書記在2015年7月18日視察吉林時,明確指出:“國有企業是推進現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要堅持國有企業在國家發展中的重要地位不動搖,堅持把國有企業搞好,把國有企業做大做強做優不動搖。”[5]
“堅持把國有企業搞好,把國有企業做大做強做優”這是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的號召,它規定了國有企業改革的目標。我們必須堅決貫徹執行。
為什么要“堅持把國有企業搞好,把國有企業做大做強做優”呢?這是因為搞好國有企業,是鞏固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根本保證
首先,搞好國有企業,是我國社會保持社會主義性質的根本保證。生產資料公有制(國有經濟是其主要形式)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由于生產力水平不高,非公有制經濟對國民經濟的發展還具有積極作用,我國在所有制結構方面只能實行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共同發展的格局。在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的情況下,怎么判斷我國社會的性質呢?那就要看哪種所有制形式占主體地位。我國之所以是社會主義社會,從經濟上說,就是因為公有制占主體地位。一旦公有制喪失了主體地位,社會的性質就會發生根本的變化。哪種所有制是主體,是決定社會性質的原則問題,不能含糊。堅持和增強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是我國社會保持社會主義性質的關鍵。而國有經濟為主導,國有經濟保持強大的控制力和影響力,是公有制為主體的決定性的標志。這是我們必須堅持搞好國有經濟的根本原因。
第二,搞好國有經濟,是鞏固和增強共產黨執政地位的保證。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政治統治是在一定經濟基礎上實現的。每一個階級掌握政權,都必須有自己的經濟基礎。代表工人階級利益掌握政權的共產黨,必須有強大的公有制作為自己的經濟基礎。一旦公有制不存在了,私有制占了統治地位,在這種情況下,只有兩種前途:一是共產黨改變性質,變成資產階級政黨。沒有了公有制,資本主義私有制占統治地位,政權就要靠資本主義經濟繳納稅收來維持,這時,共產黨只有為資產階級服務,才能夠保住政權;另一種前途是,共產黨由于失去了執政的經濟基礎而丟失政權。因為占優勢地位的資產階級絕不會允許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共產黨掌握政權的,他們一定會把共產黨趕下臺。這兩種情況是可以預見的,為了防止出現這種情況,我們必須發展壯大國有經濟,鞏固和加強共產黨的執政能力。江澤民曾經強調指出:“決不搞私有化。這是一條大原則,決不能動搖。”如果“把國有資產大量量化到個人,并最終集中到了少數人手中,那樣,我們的國有資產就有被掏空的危險,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就會失去經濟基礎。那時,中國將會是一個什么樣的局面?我們靠什么來堅持社會主義制度,靠什么來鞏固人民的政權,靠什么來保證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6]這個問題提得好,一針見血,基礎不牢,地動山搖。削弱、瓦解國有經濟是會導致共產黨a下臺的,這不是聳人聽聞,而是現實的問題。
第三,搞好國有經濟,才能發揮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支撐和加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國有經濟,即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國有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的運行中,應該有控制力、影響力,它應該保證控制和引導國民經濟朝著預定的正確方向發展。同時在各種所有制的相互關系上,國有經濟應該對非公有制經濟發揮鼓勵、支持和引導的作用,引導非公有制經濟朝著有利于社會主義的方向發展。
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就是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的“國有企業在國家發展中的重要地位”在經濟領域的體現。我們應該始終堅持這個“重要地位”不動搖。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搞好國有經濟,把國有企業做大做強做優。按照憲法的規定,不斷發展壯大國有經濟是國家機關的重要職責。
第四,搞好國有企業,才能逐步實現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人類的理想,也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社會主義就是要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怎么實現共同富裕?并不是多搞點社會福利,就叫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指的是一種分配方式,即所有的人都按照同一標準,例如都按照勞動的數量和質量進行分配(而不是有的人憑借資本獲得收入,有的人憑借勞動獲得收入),因而隨著生產力的發展,所有的人都能富裕起來。所以,共同富裕,只有在公有制基礎上才能實現。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尤其是全民所有制)條件下,人們在生產資料面前是平等的,不能憑借生產資料所有權來參與分配,這就排除了剝削,為共同富裕奠定了基礎。私有制絕不可能實現共同富裕。只有發展壯大公有制經濟,我們才能逐步實現共同富裕。有的學者一方面宣傳共同富裕,另一方面卻主張私有化,這不自相矛盾了嘛!
通過改革堅持把國有企業搞好,做大做強做優,是鞏固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根本途徑。我們應該理直氣壯地講這個問題,不要因為新自由主義者的反對(這種反對是不可避免的)而動搖。
注釋:
[1] 《人民日報》2015年11月24日。
[2]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69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86、293頁。
[4] 《人民日報》2015年8月19日。
[5] 《人民日報》2015年7月19日。
[6] 《人民日報》1999年7月1日。
(作者是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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