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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理的貨幣制度，在中國歷史上，乃是從漢代賈誼、班固《漢書*平準書》就開始討論，而到康有為、蔣介石時代還沒有解決。但是中共根據地貨幣則別開新章。

中國共產黨取得全國政權之前，開展武裝斗爭的時間長達22年，其間革命根據地面積和人口或大或小，始終存在。中共在根據地當然有政制、軍制、田制、幣制等制度的實踐并自然延續至新中國，成為我們今天需要認真對待的制度遺產。中國革命根據地貨幣，是一個貨幣門類的統稱，不單是指某一個貨幣或某一種貨幣，它是一個具有自己特色的獨立的貨幣體系，包含了四百多個貨幣發行機構所發行的五百多種貨幣。中國革命根據地貨幣，作為一個獨立的貨幣體系，從1926年12月第一張革命根據地貨幣產生起到1951年10月實現除西藏、臺灣外全國革命根據地貨幣統一流通止，共經歷了24年零11個月的時間。[1]中國共產黨根據地時代貨幣工作的經驗是為我們今天的探索留下了寶貴的歷史遺產，并對我們今天的金融工作極具啟示意義。對于當今政府經濟領域的決策者，應該看看自己的先輩們是怎么做的，有什么經驗教訓可以總結。也許這有助于更新我們貨幣理論，弗里德曼的書本重要，但是陳云、毛澤民、薛暮橋他們的實踐與思考（盡管還不是大部頭的著作）更重要。

本文將選擇中央蘇區幣和北海幣作為解析的對象。因為根據地時代發行的貨幣種類眾多，而這兩種具有代表性。下面本文將略述此兩種貨幣的歷史，所敘事實基于歷史記載，但只有那些關鍵的事實才被本文選擇，體現作者的理論性視角。

貨幣戰爭，現在是個熱詞，中國革命根據地時代的“貨幣斗爭”也十分劇烈，本文澄清貨幣戰爭的實質。

1、中央蘇區幣

1931 年9 月, 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取得了第三次反圍剿戰爭的勝利。當時, 革命根據地已遍布全國10個省的邊界地區, 其中贛西南和閩西兩塊革命根據地連成一片, 成為全國最大的革命根據地, 被稱為中央蘇區。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后, 即于11 月27 日決定籌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 并于1932 年2 月1日在瑞金葉坪正式開業, 毛澤民出任行長。中央蘇區發行的貨幣本文稱中央蘇區幣。

中央蘇區幣的發行是在1935年之前，中國那時還是一個銀本位的國家，1935年11月，國民政府才實行幣制改革禁止銀元流通，強制收兌銀元。

土地革命時期革命根據地貨幣以銀元為本位，銀元是貨幣流通市場的主幣，因此是自由流通的。國家銀行發行的紙幣以通用銀元為本位。1931年12 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暫行財政條例》就確定以銀元為會計核算的本位幣。1932 年6 月21 日臨時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還發布了“關于兌換國家銀行鈔票問題” 的第十四號命令。命令規定: 國家銀行的鈔票,“不得強迫人使用。” “一元鈔票一張, 兌付光洋一元, 如光洋與雜洋價格不同的地方, 雜洋應照補水。”“一角輔幣券每十張兌付光洋一元, 不滿一元者不兌。”國家銀行的兌換處、代兌處, “對持票要求兌換者, 須盡量兌付現洋, 不得拒絕。”為了保證紙幣的兌換, 國家銀行從1932 年8 月起, 陸續在福建的南陽、白砂及江西瑞金等地設立了兌換處, 在各縣政府及紅軍經理機關設立了代兌處數十處。同時,又在白砂、南陽、會昌、瑞金、興國等地設立了收買金銀處, 以保障銀行有充分的兌換基金。1934 年初, 由于紅軍第五次反“圍剿”戰爭失利, 中央蘇區財政狀況惡化, 紙幣流通受阻, 信譽降低。即使在這種困難處境下, 國家銀行行長毛澤民為提高紙幣信譽和穩定金融秩序, 仍指示金庫拿出銀元, 公開向群眾換回國家銀行紙幣, 并嚴格按規定以1 元紙幣兌換1 元現洋。[2]

雖然，毛澤民基于舊時代票號行業的職業戒律拼命想維持中央蘇區紙幣與銀元的自由兌換，但自1932年7月蘇維埃國家銀行紙幣開始發行，到1934年10月紅軍退出中央蘇區止的兩年零三個月期間，完全停止兌現階段長達紙幣流通時間的一半以上。[3]隨著蘇區反圍剿戰爭形勢的惡化，蘇區面積日益縮小，原有銀元被大量消耗，同時對貨幣的需求激增，為了供應戰爭和維持政權，政府只好大量發行蘇區紙幣。在一年零兩個月時間內流通區域日益縮小的情況下，紙幣發行猛增3倍，導致了物價飛速上漲，幣值不斷跌落，市場上公然拒用或折價使用中央蘇區紙幣現象時有發生。這是將印鈔直接作為財政手段，其結局在人類歷史上也毫不新鮮，發生了貨幣驅逐，蘇區紙幣被銀元驅逐，紙幣發行者絲毫不能實現其目的。

在蘇區幣的發行中也采用稅收手段來支持其信用。為了確立國家銀行貨幣的法律地位, 堅定群眾對國幣的信用, 1932 年6 月21 日, 臨時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曾下達第十四號命令, 規定“ 一切稅收要完全繳納國家銀行鈔票及蘇維埃二角銀幣, 其他雜幣,概不收受。”隨后頒布的《國家銀行暫行章程》6第八條規定: 國家銀行發行的紙幣可按照紙幣面額十足繳納國稅。

2、北海幣

北海幣則是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中共山東根據地發行的貨幣名稱。抗日戰爭中，山東是中共唯一的全面控制了戰略要點的省份，在抗戰勝利結束時,山東解放區已有極大發展,有12.5萬平方公里的面積,占山東總面積的92%,占全國解放區總面積的13%;擁有2400萬人口,占山東總人口的90%。山東根據地對于中共奪取全國斗爭的勝利，怎么估計都不過分。山東在戰略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抗日戰爭勝利后山東軍區部隊在中共搶占東北的過程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說到山東當時對革命的貢獻，毛澤東曾感嘆道：“四野的主力，三野的一半，二野的一部分，一野還動員了幾萬兵，都是從山東動員的。”

抗日戰爭時期，中共開始真正走向成熟，同時中國已經不是銀本位國家，國民黨和日偽發行的都是不可兌換貴金屬的紙幣。一開始，中共山東分局領導還維護國民黨法幣的法定貨幣地位。１９４２年年初，劉少奇途徑山東回延安，奉命在山東根據地檢查指導工作。劉少奇批評山東分局在統一戰線工作中犯有原則錯誤，缺乏獨立自主精神。山東分局財委會接受這一批評，一改以往維護法幣的態度，明確提出了在根據地取消法幣的目標。

薛暮橋當時主持山東抗日根據地經濟工作。在薛暮橋來山東根據地之前，許多經濟工作干部受“金本位”、“銀本位”觀念的束縛，認為金銀是紙幣不可缺少的保證，如沒有金銀，就必須用“金本位”的美元、英鎊等外匯來作保證，因而對既無金銀又無外匯作本位的北海幣自信心不足，推行起來縮手縮腳。根據地沒有黃金和外匯，怎么保持幣值和物價的穩定？就貨幣和價格的關系，薛暮橋提出了自己獨特的觀點：貨幣的價值決定于貨幣發行數量，而不取決于它所包含的黃金價值。他大膽提出了“物資本位”論，適度適時發行貨幣，并保有一定物資，這對保持北海幣的幣值和物價的穩定至關重要。薛暮橋指出貨幣不一定同金銀聯系，也可以同其他商品聯系。根據地持有北海幣的人民關心的不是北幣能換回多少金銀，更不是能換回多少美元或英鎊，他們關心的是能換回多少糧食、棉布等日用必需品。擁有糧食、棉布等日用必需品就是北幣的最可靠的保證。因此，只要適當控制北幣的發行數量，勿使超過市場流通需要，并掌握著充分的物資，能夠在必要時用來回籠貨幣，平抑物價，就完全可以保持幣值和物價的基本穩定，取得民眾的信任。[4]

當時中共山東根據地當局尤以管理外匯，統制對外貿易，掌握重要物資，作為貨幣斗爭的最重要的武器。山東海岸線長，產鹽十分豐富，津浦、膠濟鐵路兩側和路西的廣大地區需要根據地的食鹽，根據地政權實行食鹽專賣，不但造成對敵貿易的出超，而且取得大量的財政收入支援抗日戰爭。停用法幣，使得敵人和敵區商人再不能用法幣來換取根據地的糧食和其他物資，他們為獲得食鹽、花生油等類物品，不得不搜羅根據地所需要的東西，甚至軍工原料來作交換。

薛暮橋剛主持工作時，國民黨政府發行的法幣、日偽政府發行的偽幣的壓力下，根據地發行的抗幣處于劣勢，物價急劇震蕩。薛暮橋研究認為：穩定物價的唯一辦法是驅逐法幣，使抗幣獨占市場。這一舉措實施后不久，抗幣和法幣的比價便由原來的1：2變成了1：6，囤積法幣的地主紛紛拋出法幣，抗幣占據了市場，物價大幅回落；為防止物價繼續下挫，根據地加大抗幣發行量，購進物資，從而穩定了物價。隨著根據地的不斷擴大，利用與法幣斗爭經驗，１９４５年又成功地把幾十億元偽聯銀券從根據地排擠了出去，換回了同等價值的敵區物資。這對山東根據地軍需民用的供應，無疑起了重大作用。在根據地市場上，法幣、偽幣幾乎完全絕跡，許多游擊區也變成北幣的市場，就連某些敵占區的人民也樂于接受北幣，以便隨時購買根據地的各種物資。

3、貨幣流通是聚點均衡

如何分析中央蘇區幣的失敗和北海幣的成功？

本文引進一個概念——聚點均衡。本文嘗試提出，貨幣流通乃是人群中的一種聚點（focal point）均衡。博弈之所以出現一種均衡而不是另外一種，是聚點的存在。規范會影響人們的預期從而篩選出均衡，不同的文化背景可能會篩選出不同的均衡，但是他們都是一種納什均衡，都有自我實施的基礎。這個被篩選出來的均衡，博弈論里有一個專門的概念，叫做“聚點”（focal point）。例如，讓兩個人在1、3、5、7、9、10六個數字中，各寫下一個數字，如果雙方寫的數字一樣，每人各得10元，否則各得零。在這個博弈中，每人的選擇背后也有文化支撐，如果認為單數不吉利，則10最可能是一個“聚點”。出現focal point均衡的可能原因是源于共同的歷史記憶或者同源文化下對某一事件的共同反應。黃金或某種印記的紙成為貨幣，因為它們是人群的聚點：我相信你會接受，你相信我會接受，我相信你相信我會接受，彼此彼此。本文認為聚點可是歷史形成的記憶也可以由人為干預短期形成。貨幣的力量，其實吸收的是人群的信仰之力，如同神，瀆神則神死。

黃金成為貨幣，在于人類歷史已經形成的頑固的共同記憶，黃金具有自生自發成為貨幣的能力，在戰亂政府失去統治能力紙幣崩潰時屢屢出現黃金貨幣化這一幕。白銀在中國曾經有的地位，既有人群貴金屬崇拜的因素，更有政府追隨這一崇拜，大明政府舍不得停止白銀繳稅，以寶鈔繳稅為唯一，到張居正改革反而是徭役實物合并一體納銀——此為明朝滅亡之因。

美國學者蘭德.瑞的貨幣理論，政府發行的紙幣人人都接受，來自于政府接受這些紙幣作為稅賦支付的意愿，正是由于每個納稅人都可以使用紙幣來消除稅負義務，人們才需要這些它們。本文認為，政府以自己發行的紙幣為繳稅唯一或可選擇的支付，這是在維系紙幣成為人群中的聚點；政府掌控關鍵物資如糧食食鹽石油，規定唯有自己發行的紙幣可以購買，也是同樣的道理；規定黃金作為發行貨幣準備，票號保證所發之票可以隨時兌換貴金屬，都是為了是紙幣或銀票成為聚點而已。由于交稅和吃飯吃鹽是人活著絕對無法逃避的事情，那么就創造了對紙幣的絕對需求，因此制造了聚點。通過制造絕對需求可以維系聚點效應。

貨幣流通是一種聚點博弈，只要創造一種情形使該物成為絕對必須的支付需要，那么就可形成聚點，該物就成為流通貨幣。人為規定制造稅收和關鍵物資的紙幣支付需求確是紙幣流通的基礎，但形成和鞏固聚點的還有政府的強大本身和歷史的習慣等等。流通中的紙幣數量總是要超過稅額或物資總價格，多出來的部分就是政府的鑄幣稅。票號老板許諾銀票絕對隨時可以來兌換真金白銀，并且表現得十分守信用，但是這么做的目的卻是為了維系紙票作為聚點的存在，為的是盡量少出現實際兌換的情形。所以銀行家的信用是為了不信用，銀行家的誠實是為了不誠實，隨時兌換是為了發行且流通盡量多超過自己擁有貴金屬的紙票子。貨幣發行者對貨幣使用者進行“實則虛之，虛則實之”的博弈，之所以給你換真金，為的是讓你一直用紙票，之所以必須用紙交稅買糧食，是為了我發的紙可以有遠超過這兩項的用途。貨幣發行者制造的是一個“虛實之陣”。

4、薛暮橋和毛澤民成敗為何不同？

也許我們可以評價一下毛澤民和薛暮橋先生的工作了。毛澤民極力維持蘇維埃國家貨幣與白銀的兌換，但他心里卻是為了人們不要來兌換，當時蘇區是極端需要銀元到外面購買物資的，毛澤民實際上是信用良好、標準的中國當時票號老板的工作辦法。當時為了維系蘇區紙幣的信用，也規定了其可以用來繳稅但不是唯一。但是，當時中國還是一個銀本位國家，中央蘇區人口和面積比較小，這一時期的貨幣工作，處在銀本位的大環境中，根據地不穩固，國民黨封鎖導致內外交易剪刀差極端需要銀元，同時人民群眾白銀崇拜的心理根深蒂固，這樣，蘇區紙幣銀元雙流通，紙幣很難擺脫銀票的命運，發行蘇區紙幣政府沒有獲得多少鑄幣稅。其實，如果毛澤民大膽一些，一方面蘇區紙幣完全不可兌換，但同時是稅收和重要物資如食鹽唯一的支付物，同時，在蘇區刻意打擊白銀如規定不能用來繳稅和購買政府掌控的關鍵物資。是所謂“欲取姑予”，蘇區幣成為唯一的聚點流通開來，那么反倒可能在蘇區范圍內可以排除白銀的流通，政府反倒容易獲得群眾手中的銀元，到國統區收購物資，這樣也算收獲一筆鑄幣稅。至于后來靠印刷紙幣解決財政困難，在轄區縮小，銀元競爭的情況下，是不可能實現的，因為紙幣已經被銀元驅逐了。

北海幣是沒有任何所謂準備的貨幣，但是情形不一樣了。山東根據地是地盤較大和富庶的地區；中共的統治穩固，中共的組織優勢發揮出來了，實現了支部建在村里，所以有了強大的征稅能力，可以做到實際稅率很高而人民可以承受。中國歷代實際稅率（占總產出之比）很低只有5%，但是大量權貴富豪不交稅以及胥吏中間盤剝，結果只要政府稍微增稅，底層納稅者就可能活不下去。因為強大有效征稅能力和關鍵物資掌控而形成了北海幣信用或使紙票北海幣成為聚點，結果不僅根據地內杜絕了偽幣和法幣流通，而且根據地政府鑄幣稅還收到了偽區內，因為偽區也在自行流通和儲藏北海幣。

下面這個故事并非實際發生，但是邏輯上真實的說明了貨幣的性質：

關于北海幣的寓言。話說抗日戰爭后期，一日，膠東軍區司令員許世友接待了來自敵占區的神秘人物，原來此人竟是代表某偽軍高層而來的，聲稱有一批日式裝備要賣給八路軍，當然，要價也很高。許世友看了樣品，不由得大喜過望，趕緊去找中共山東分局書記、山東軍區司令員兼政委羅榮桓說，砸鍋賣鐵也要買下這批裝備，能夠裝備一個團，對我們是如虎添翼呀。羅榮桓沉吟一會說，找薛暮橋同志商量一下，讓他想想辦法。薛暮橋來后，卻說賬上沒有錢了。許世友急道，你就是掘地三尺也要給我找出幾十萬北海幣來。聞聽此言，薛暮橋不由得笑了說，請客人稍待，我馬上去找錢。薛立即去的地方是印刷廠，一個小時后，一箱子嶄新的北海幣拿過來做訂金交付了，隨后在約定地方雙方錢貨乃順利交割。那么多印了北海幣后，根據地是否會出現物價上漲的情況？也不見得，因為裝備使得八路軍更強大了，偽區內人們因此更愿意持有北海幣；或者八路依靠裝備打下了新的地盤，收繳法幣或偽幣到國統區或偽區搶購物資運回根據地銷售，這樣又回籠了多印的北海幣。當然這么做，有人得承擔代價，這些人就是國統區或偽區百姓，因為他們手中的錢又縮水了，原來買得起的東西買不起了，不過他們只會因此更加痛恨國民黨或日偽統治者。

5、革命根據地的貨幣斗爭[5]

中國革命根據地時代，對外匯或其他貨幣的管理和管制工作，在當時統稱為“貨幣斗爭”，包括肅清地方雜幣的斗爭，與日偽貨幣、國民黨貨幣的斗爭，反假幣斗爭，以及對金銀、銀元、外國貨幣的管理工作。

貨幣斗爭的主要方式，是陣地斗爭，就是通過不斷地開辟、擴大根據地貨幣流通范圍，排擠和驅逐國民黨法幣、日偽貨幣、肅清地方雜幣，使根據地貨幣成為當地市場交易中的唯一媒介，建立統一的根據地貨幣市場。貨幣斗爭的另一種形式是比價斗爭，其實質，就是一方面通過雙方貨幣兌換比價的靈活調整，打擊對方貨幣，提高根據地貨幣信譽，擴大根據地貨幣陣地，削弱和擺脫敵方貨幣貶值對根據地市場的影響；另一方面配合外貿工作，將収兌的敵方貨幣運用出去，從敵區以合理的價格購回根據地必需品，輸出農產品你，保持根據地進出口平衡，提高根據地貨幣的購買力。

在晉冀魯豫邊區發行的貨幣叫冀南幣，對日偽貨幣，采取政治上打擊、行政上禁用、經濟上迂回驅逐等多種手段與之斗爭。經濟手段包括，針對敵人搶購糧食，在糧食價格上實行管制，采取不同幣種購糧區別定價，故意歧視日偽幣使之購糧價高且不斷上漲；二是實行統制貿易，對外貿以冀南幣為本位幣計價。1947-1948年，各解放區為了避免受法幣劇烈貶值的損失，在外貿上實行兌貨制即以貨易貨而不使用法幣，鼓勵持有法幣者到國統區換回物資。

貨幣斗爭主要是陣地或流通范圍的斗爭，或者說盡可能在更大人群中形成自家貨幣的聚點均衡。根據地絕對沒有積累法幣和日偽幣的習慣，相反花掉這些貨幣唯恐不速，不是不搞對外貿易，但對外貿易本質上被理解為易貨貿易。根據地經濟領導人大概也不會有匯率是由市場價格機制來決定的想法，否則何以叫比價斗爭和比價的靈活調整？我認為當今主流經濟學家們所認為的價格機制是匯率的決定或形成機制這個觀點是荒謬的，因為價格機制和匯率的決定因素根本就是風馬牛不相干的兩件事情。貨幣不是商品，也不是投資品。商品價格、投資品價格、匯率，其決定機制各有不同，分析中絕不能簡單類比，索羅斯言不能基于商品價格機制理解投資品[6]，我們更不能套用商品價格機制在匯率上。貨幣是商品間的比價關系的計量單位，不同貨幣的背后還有鑄幣稅誰來征收的問題。貨幣和貨幣之間的關系，有點類似于語言和語言之間的關系，比如英語和蒙古語間的關系。語言的使用情況是這樣，用的越多則使用的人就會更多，使用的人更多就導致所有的人都使用它；如果一個語言使用的人越少，那就使用的人更少，就會只有極少數的人使用它，最后導致無人使用。同樣的道理，你持有美元的原因，是因為別人也在用美元。

6、對我國當今貨幣工作的啟示

6.1主權貨幣的發行，不該存在任何關于“準備”的想法

發行主權貨幣不管準備是美元還是黃金，都是多余有害的，也不存在物資本位問題。所謂貨幣發行的準備，實際上只是私人發行時用來鞏固聚點的一種手段，用來鞏固紙幣的聚點地位，而目的卻是為了鑄幣稅。紙幣準備因此總具有反噬的可能，維持這個聚點博弈反而困難。通過稅收和掌控物資創造必須支付需求是更好的穩固紙幣聚點的辦法。因此主權信用貨幣的成功一定和政府的統治能力特別是財政能力相關，也就是一個政府要在自己管轄范圍內有強大的統治能力。我國是個廣土眾民、內部差異性大經濟互補性強的國家（這是一國建設深度分工市場經濟的前提條件，每個部分因為比較才有優勢），擁有強大的政權。遍觀世界，和中國擁有同等條件的國家只有美國。因為歐盟算不上一個國家，政治上太弱，印度巴西政治上也弱，內部經濟差異性互補性也不那么大。因此，無論在根據地時代還是建國后，人民幣信用都和所謂貨幣發行準備沒有關系。

6.2 《中國人民銀行法》第二十九條是完全荒謬的規定

1995年3月通過2003年12月修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銀行法》第二十九條規定：“中國人民銀行不得對政府財政透支，不得直接認購、包銷國債和其他政府債券”。這是一個在錯誤經濟理論指導下的荒謬規定，一般來說，政府不能以貨幣發行作為財政手段來使用（不排除在緊急時刻非常謹慎地使用），我國歷史上，政府濫發紙幣或劣質金屬幣用作財政支出導致經濟崩潰的教訓值得汲取。但是，財政可以是貨幣發行的手段，而且是最公平的手段，央行買國債或者財政直接透支是公平且能夠自主收放的貨幣政策手段。只要將部分財政收入或專賣物資收入注銷就可以回收基礎貨幣。確實，貨幣發行不能成為財政的手段，但財政支出可以而且應該是貨幣發行的手段。中國人民銀行法的規定，意味著人民幣不能通過中國的財政渠道投放，但是，當美聯儲直接購買美國國債之后，垃圾美元進入中國卻可以兌換成人民幣，這樣，就意味著中國財政部不能投放人民幣基礎貨幣而美國財政部可以投放人民幣基礎貨幣。這一政策的實質是讓美元驅逐人民幣，而且是在中國本土。[7]

經濟體的運轉需要貨幣，經濟的成長諸如新技術的投入、新產品的開發，需要貨幣量的相應增加。歷史上的一些案例表明，僅僅是貴金屬貨幣供應量增加，就促進了貿易量擴大和經濟發展，貨幣的流出往往制造“錢緊”，引起經濟蕭條。金屬貨幣時代，通過采掘礦藏，商業銀行的信用創造，使得貨幣供應滿足于經濟發展的需要。但終究有致命的弱點，就是貨幣供應無法合理地控制。改革開發后我國經濟領域需要不斷新增貨幣，新的財富領域發現，分工的深化、交易的擴大、自然經濟的瓦解等等需要增加人民幣基礎貨幣。可是，我國由于關上了自主增加基礎貨幣的渠道，使得人民幣喪失了完全主權貨幣的性質，我國喪失了一個重要的政策手段，能夠根據經濟發展和其他工作的需要自主發行與回收人民幣。中國面臨制度性資本短缺，所以只能利用外資，通過美元流入來發行基礎貨幣。既然中國有條件發行主權信用貨幣并獲得其中的種種便利，就不能使人民幣成為銀票或美元票。

要明白，國債向中央銀行發行是基礎貨幣注入手段，這是對本國人民公平的發行方法。無論是央行購買國債還是央行對商業銀行的再貸款，這些都不是真正意義的債務，因為這些債務一般情況下只能持續擴大。國債和再貸款作為發行基礎貨幣的方法，本來就同一般的債務不一樣，不可能最終得到清償。

6.3人民幣國際化要解決的問題是主權化和周邊化

北海幣的經驗對于今天人民幣遇到的問題很有啟示意義。當年對薛暮橋來說，穩定根據地物價的唯一辦法是驅逐法幣，使抗幣獨占市場。對于今天中國而言，要穩定物價，消滅房地產泡沫的唯一辦法就是驅逐美元，使人民幣成為真正的主權貨幣，這就需要采用各種手段消滅外匯儲備使之僅僅保留在一個月進口所需備兌支付水平上即可。這些手段主要是進口商品創造貿易逆差，回購外資企業禮送外資出國門。事實上，美元在當今世界最大的支柱就是中國的貨幣政策和在中國土地上的暢行無阻，收獲的是勤勞聰明中國人的信仰之力。我們瀆神的時候到了，瀆神則神死。

根據地貨幣當年在偽區國統區的流通對人民幣國際化也有啟示，人民幣國際化首要問題是主權化，恢復完全主權貨幣的身份，其次應該是周邊化，而資本項目自由化不是前提。資本項目自由化還是管制都是貨幣主權化和霸權化的手段，沒有任何必要神化資本自由。回顧我國十幾年來來的貨幣工作，令人慨嘆。積累巨額外儲，人民幣基礎貨幣發行概由外匯占款，先輩以貨幣斗爭第一義是陣地斗爭，我國連本土陣地都放棄，談何人民幣國際化？無非是捆住人民幣基礎貨幣自主公平發行手腳后，一種徹底放棄金融藩籬的說法而已。當下主流經濟學家主張的人民幣國際化僅僅意味著放棄資本管制撤掉金融藩籬、意味著人民幣匯率為高杠桿交易的投機資本決定，但是并沒有獲得國際儲備貨幣之利，超發人民幣也沒有可能向世界泄洪。人民幣完全介入美元霸權國際貨幣體系，無非是成為日元、英鎊那樣的角色且不如。

由于中國經濟的體量，由于中國是第一工業國，由于中國政府統治能力的強大，在周邊國家維持人民幣聚點是比較容易的事情。因此中國全方位發展同朝鮮、蒙古、中亞五國、尼泊爾、不丹、東巴、西巴、東南亞諸國的關系。在經濟上，中國對上述國家進行人民幣投資、人民幣貸款和人民幣援助，實現經濟互補，在上述地區，建立人民幣的儲備和支付貨幣地位，此為重新主權化人民幣的國際化之根本要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