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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科學邏輯上的區別

點擊：3072 作者：余斌來源：馬克思主義研究發布時間:2016-06-09 11:40:16

【內容提要】在經濟理論的研究上，西方經濟學一方面混淆科學研究的邏輯標準，將其與現實不符的理論稱為科學的；另一方面則采取雙重標準，拒絕承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至少與其同樣具有“科學性”。但是，西方經濟學并不總是能夠表明自身的科學性的。西方經濟學在邏輯推理上違背了社會科學研究的三大邏輯標準：歷史邏輯、現實邏輯和數理邏輯。相比之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則是堅持社會科學研究的三大邏輯標準的典范。

一、西方經濟學排斥科學研究的原因

馬克思曾經指出：“經濟學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把人們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惡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復仇女神召喚到戰場上來反對自由的科學研究。”“只要政治經濟學……把資本主義制度不是看作歷史上過渡的發展階段，而是看作社會生產的絕對的最后的形式，那就只有在階級斗爭處于潛伏狀態或只是在個別的現象上表現出來的時候，它還能夠是科學。……從那時起，階級斗爭在實踐方面和理論方面采取了日益鮮明的和帶有威脅性的形式。它敲響了科學的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喪鐘。現在問題不再是這個或那個原理是否正確，而是它對資本有利還是有害，方便還是不方便，違背警章還是不違背警章。”

艾克納等人也曾指出，西方經濟學的“目的并不是要在較大的社會有關的范圍內對經濟系統的實際運行作出解釋——實際上它對此基本上是無用的——而是為在西方文明的歷史發展中發揮過重要作用的一系列思想提供支持”。

實際上，西方經濟學強調每個人都是追求個人利益或效用最大化的理性經濟人，而西方經濟學家正是這樣的人。“一種關于學術經濟學家活動的行為理論并不假定，這些經濟學家的唯一興趣是為了了解現實世界的經濟現象和能夠提出解決經濟難題的政策方案。……與正統觀點保持一致會使著作得到專家的贊同，這對謀取職業來說是非常有利的……如果候選人的研究表明他們未來可能的同行或上級是些誤入歧途的傻瓜，那么他們將不可避免地會受到這些人的敵視。”

從而，“只有那些已經接受經濟學當前的缺陷的人，才能取得作為這個學科的成員的資格，這些缺陷包括它的非科學的認識方法和未經經驗證實的整個思想。因此，它有助于保證以經濟學專業為代表的社會系統，能夠原原本本地再生出自身。”

西方經濟學的這套手法，馬克思早就在資本家的身上發現過。“法庭上坐的是工廠主先生，他們是自己審問自己。舉一個例子。克肖—萊塞公司的紡紗廠主，一個叫埃斯克里奇的人，曾把他的工廠準備實施換班制度的計劃提交本區的工廠視察員。在他的計劃被拒絕以后，他起初沒有采取什么行動。幾個月以后，一個叫魯賓遜的人——也是紡紗廠主……由于實行一種與埃斯克里奇想出的換班制度相同的制度而被控告到斯托克波爾特市治安法官。庭上坐著4位法官，其中3位是紡紗廠主，而以那位必不可少的埃斯克里奇為首。埃斯克里奇宣判魯賓遜無罪，并且說，對魯賓遜來說是合法的事，對埃斯克里奇也是合理的。于是，他根據他自己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判決，馬上就在自己的工廠里實行這種制度。不用說，這種法庭的組成本身就是對法律的公然違反。”

實際上，西方經濟學的所謂科學性，純粹來自于西方經濟學內部的自吹自擂和相互吹捧。田國強曾撰文強調：“現代經濟學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具有非常的普遍性、高度的規范性和邏輯的一致性。……現代經濟學則按照科學的方法并運用分析工具——通過觀察、理論和再觀察——來系統地探索人類經濟行為和社會經濟現象，從而它是一門科學，代表了科學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在他看來，一個規范經濟理論的分析框架分為五個部分或步驟：“(1)界定經濟環境；(2)設定行為假設；(3)給出制度安排；(4)選擇均衡結果；(5)進行評估比較。”在這里，既沒有關于行為假設成立的理論分析，又沒有關于行為假設成立與否的假設檢驗，與真正的從實踐中來再到實踐中去的科學分析方法，根本不沾邊。這表明，“既拿不出周密可靠的數據作依據，又不引用基本的經濟理論，隨隨便便就得出了自己的結論”的恰恰是現代西方經濟學。

顯然，在這種排斥異己、拒絕兼容并包的體制中，西方經濟學“已經變成一個封閉的體系，它更像一種宗教，而不是一門科學”。

二、西方學者對科學標準的曲解

“‘科學’一詞可以在兩種完全不同的場合使用。一種是庫恩—拉卡托斯所說的具有一個硬核的總體范式。這種硬核是一個學科中的大多數人贊同的，也是他們追求‘標準科學’的基礎。另一種是邏輯實證主義者所談的科學。”“根據邏輯實證主義者的觀點，科學是經驗的、可以驗證的、綜合性的和無價值觀念的；而且科學的定義要具有某種邏輯理性的結構和確定的內容。”但是，嚴格來說，關于科學的這兩個定義都存在著一定的問題。

就其第一個場合而言，大多數人贊同是什么意思呢？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蘇聯、東歐和中國以及西方發達國家如英國的贊同人數加起來曾經遠遠超過西方經濟學的贊同人數，西方經濟學連庫恩—拉卡托斯觀念上的科學都談不上，西方經濟學家為什么還死守西方經濟學不放呢？而且庫恩—拉卡托斯把科學視為一種范式是不恰當的。這是因為能夠成為范式的東西太多，而它們并不一定是科學的。例如，在中國，易經八卦等算命術也是具有大多數算命者贊同的硬核的一個范式。中國象棋是一種范式，國際象棋也是一種范式。把科學定位于范式，容易使科學脫離了實際，而成為一種游戲。而把經濟學定位于范式，就等于將其定位于一種超脫經濟實際的棋類運動。可笑的是，西方經濟學這種棋類運動，卻偏偏要強調現實世界應當按其棋盤上棋子的運動方式來運行。

至于邏輯實證主義的科學，可以說，一方面，西方經濟學從來就不是這樣的科學，因為西方經濟學從來不認為它的理論假設是可以經過驗證的，例如，他們就拒絕承認俄羅斯休克療法的失敗證實了西方經濟學的失敗。而其所謂的經過實證驗證過的一些重要理論，比如我們將在后面分析的生產函數，實際上根本就沒有得到過真正的驗證。另一方面，凡是涉及人類社會關系的科學都是不可能不帶有價值觀念的。“同樣的利益，在宗主國使資本的獻媚者政治經濟學家從理論上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它本身的對立面說成是同一的，在殖民地卻使他‘公開揭露事實’，大聲宣布這兩種生產方式是對立的。”顯然，無論是明里還是暗里，鼓吹或“證明”絕大多數人應當為極少數人的享樂而受苦的經濟理論，都不可能是科學的經濟理論。

三、經濟科學研究的邏輯基礎

為了掩蓋西方經濟學的不科學性，排斥一切可能的經濟科學，一些西方學者強調，經濟研究是不可能科學的。其理由是：經濟研究不像自然科學研究那樣，可以在嚴格或較嚴格地控制各方面條件的情況下做實驗。但是，科學不等于自然科學，也不等于自然科學的任何一個同構。實際上，只要一門學科的研究對象不是事物的表面現象，而是其表面現象背后的規律性，同時該學科的研究方法符合一定的邏輯基礎，那么該學科就應當稱為科學。具體到社會科學，尤其是經濟科學而言，其研究的邏輯基礎有3個：歷史邏輯、現實邏輯和數理邏輯。

1. 歷史邏輯

所謂歷史邏輯，是指人類社會的經濟發展脫離不了其所處的歷史階段，各種經濟現象的出現也具有其相應的歷史發展軌跡，因此，相應的經濟理論，必須與經濟現象的歷史軌跡相吻合，即要符合歷史邏輯。然而，“‘歷史經驗’不足和統計知識不夠的現象在經濟學家中是很普遍的。歷史經驗既包括充分占有歷史事實，也包括有足夠的歷史感”。

恩格斯在談到施米特把價值規律稱為科學的假說時指出：“施米特直接宣稱資本主義生產形式內的價值規律是一種虛構，即使是理論上必要的虛構。但是我認為，這種理解是完全不正確的。價值規律對于資本主義生產來說遠比單純的假說，——更不用說比虛構，即使是必要的虛構，——具有更重要得多、更確定得多的意義。……這里所涉及的，不僅是純粹的邏輯過程，而且是歷史過程和對這個過程加以說明的思想反映，是對這個過程的內部聯系的邏輯研究。”

這也就是說，馬克思主義的價值規律有著內在的歷史邏輯，反映了歷史事實的發展變化。為此，恩格斯用了近9000字的長文演示和論證了前資本主義社會商品經濟時代的商品等價交換規律是如何演化為資本主義社會中的一般利潤率規律的歷史過程。

2. 現實邏輯

所謂現實邏輯，是指經濟研究中的邏輯過程要與經濟事物在現實經濟活動中的實際過程相一致。例如，人們只能先吃完第一口飯，才能吃到最后一口飯。但是西方經濟學家們似乎不這樣想。張維迎曾提到博弈論中的一個“連鎖店悖論”問題。在這個問題中，西方學者在面臨20次重復博弈的問題時，先假定前19次已經有了結果，單獨考察第20次博弈。然后，固定這第20次博弈的結果不變，再假定前18次的結果后，考察第19次博弈。如此這般倒推回去，以所謂反向歸納的方式得到20次重復博弈的推論。這一問題的實質就是，先假定吃到最后一口飯，再回過頭來決定是否要吃第一口飯，從而完全無法解釋當中國聯通進入中國電信(后來是中國移動)的移動電話市場時，雙方展開的激烈競爭。

相比之下，馬克思則在《資本論》中，根據資本主義商品生產和流通的現實過程闡明了“資本不能從流通中產生，又不能不從流通中產生。它必須既在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產生”的道理。

實際上，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就是對現實邏輯的最好概括。例如，唯物辯證法認為，事物之間是普遍聯系的。而西方經濟學則喜歡孤立地看待問題。在經濟學的研究上，西方經濟學提出了不少著名的無關論。其中最有名的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莫迪格利安尼(Modigliani)和米勒(Miller)提出的資本結構無關論，又稱MM理論。但是，這一理論的數理論證是不成立的。有趣的是，當筆者找出MM理論在邏輯上的致命缺點時，有人指出，這一理論還得到諾貝爾經濟學獎另一得主斯蒂格利茨(Stiglitz)及其他學者的補充證明。盡管當時筆者尚未見過這些證明，但是筆者僅從對唯物辯證法的信心，就斷言，那些所謂的證明在數理邏輯上都是不可能成立的，問題只在于尚沒有發現其中的缺陷而已。結果自然為筆者所言中。而米勒和莫迪格利安尼提出的另一個著名的股利政策無關論，后來也被筆者從數理邏輯上進行了否定。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在現實邏輯上的另一個鮮明對比，就是如何看待量變與質變的關系。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認為，量變要達到一定程度才會發生質變。不是任何一個貨幣額或價值額都可以轉化為資本。相反的，這種轉化的前提是單個貨幣所有者或商品所有者手中有一定的最低限額的貨幣或交換價值。

而西方經濟學則認為量變就是質變。例如，張維迎就認為：“不存在任何阻礙一個個人成為企業家的制度性限制。換句話說，一個人總是可以自由地設立一家企業。”董輔礽也聲稱：“一個人要當老板，不是說你必須要積累很多的資本，你只要有一定的錢你就可以買股票，你買了股票就成了老板。”但是，從沒有股票到有微量的股票，只是輕微的量變而非質變。真正的質變隱含在從有微量股票到有巨量股票的變化中。在有上億股股份的股份制公司里持有一兩百股股份的人是股東，但不是老板。只有大股東才是老板。顯然，需要打工糊口的小股東和從來就不需要打工糊口的大股東之間存在著本質的差別。

3. 數理邏輯

所謂數理邏輯，是指經濟學中所運用的各種數學方法必須符合數學上原有的各種規定和推導過程。顯然，在運用數理邏輯進行的經濟研究中，數理邏輯應用得正確與否直接關系到經濟理論的成立與否。雖然西方經濟學大量使用了各種數學模型，并以此標榜自身的科學性。但是，西方經濟學的許多數學模型對數學的應用，并不符合數學上原有的各種規定和推導過程。這一點在筆者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恥辱——徹底否定資本結構無關論》和《微觀經濟學批判》這兩本書中有大量的例證。西方經濟學對數理邏輯的違背和濫用，主要表現如下：

(1)對數學的錯用。例如，使莫迪格利安尼和米勒分別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資本結構無關論就錯誤地以為兩個獨立同分布的隨機變量之差會是一個常數。

(2)對數學的濫用。例如，西方經濟學強調，當邊際收益等于邊際成本時，企業的利潤達到最大。事實上，這條理論不僅在不確定性條件下不成立，而且在確定性條件下，也僅在某種極端的情況下才成立。令一階導數或偏導數等于零竟成為西方經濟學所知道的唯一的求解最優化的方式。

(3)對數學的歪用。在數學中，等號是沒有方向性的，而經濟學中的“=”由于因果關系的存在而具有方向性。但西方經濟學利用數學的這一特性，故意顛倒黑白。例如，西方經濟學在給定工資的情況下，認為資本家會拼命地雇用工人，使得每增加一個工人所創造的邊際產品價值不斷下降，直到最后一名工人創造的邊際產品價值等于工資為止。然后，西方經濟學倒過來說，工人的工資等于工人所創造的邊際產品價值，從而勞動的報酬與其貢獻相等，不存在對工人的剝削。但是，西方經濟學在這里的推導是以工資的高低決定邊際產品價值的大小，也就是說，是報酬的高低決定貢獻的大小，而不是貢獻的大小決定報酬的高低。由于邊際產品價值是貢獻最少的工人的產出，因此，即使這最后一個工人沒有受剝削，其他工人還是受到了剝削。資本家的利潤仍然來自于所有工人的所得低于他們的貢獻。

(4)對數學的假用。這是指那些僅僅把數學作為一種語言而不是分析工具的做法。例如，獲得第十一屆(2004年度)孫冶方經濟科學獎的劉小玄的《國有企業民營化的均衡模型》一文中的數學模型就是一個沒有完成的數學模型。劉小玄僅僅對該模型進行了一些錯誤的設定，沒有進行任何推導。從而，它根本不能算是數學模型。但劉小玄卻從中得出了種種所謂的建立在數理邏輯基礎上的“結論”，并自稱為是中國近年來實行民營化改制實踐的一個理論結晶。

誠如馬克思所指出的，數學是辯證的輔助工具和表現方式。而西方經濟學不僅形而上學地運用數學，而且試圖把數學變成形而上學的輔助工具和表現方式。這是西方經濟學在數學的應用上會犯下種種錯誤的根本原因。

四、假設與背景

由于經濟理論的研究常常要從一些假設出發，而這些假設又與現實中的情形存在著一定的距離，于是，有的西方學者以此認為經濟理論的“結論就不可能作為正確的而被接受”。而且由于假定前提不同，在西方經濟學中常常出現兩個截然相反的觀點可以并存的特有現象，從而西方“經濟學家不是在從事科學活動，而僅僅是用提出的幻覺的方式來表明他們是有知識的”。

這些對西方經濟學的看法應當說是相當正確的。這是因為，西方經濟學“過分強調完全公式化理論體系的發展，而缺乏足夠的行為假設和前提條件等的經驗基礎”。但是，如果將這些看法推廣到其他經濟學理論上去，尤其是推廣到具有足夠的經驗基礎和充足的理論分析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上去，就是不正確的了。例如，馬克思在探討資本的形成時，曾做過商品價值等于商品價格的假設。而馬克思在做這個假設之前，以大量的分析表明，資本的形成不能用商品價格與商品價值的偏離來說明。或許個別資本家可以靠欺騙來發財，但“一個國家的整個資本家階級不能靠欺騙自己來發財致富”。而且，馬克思還進一步論證到，這個假設“決不單純是一種科學的手續。市場價格的不斷波動，即它的漲落，會互相補償，彼此抵消，并且還原為平均價格，而平均價格是市場價格的內在規則。這個規則是從事一切需要較長時間經營的企業的商人或工業家的指南。所以他們知道，就整個一段較長的時期來看，商品實際上既不是低于也不是高于平均價格，而是按照平均價格出售的。因此，如果撇開利害得失來考慮問題是符合他們的利益的話，他們就應該這樣提出資本形成的問題：既然價格是由平均價格即歸根到底是由商品的價值來調節的，那么資本怎么會產生呢？我說‘歸根到底’，是因為平均價格并不像亞當•斯密、李嘉圖等人所認為的那樣，直接與商品的價值量相一致。”也就是說，馬克思在做假設時，與物理學中的情形一樣，所排除掉的只是起干擾作用的、與真正的過程不相干的從屬情況。“這樣才能得到以商品交換為基礎的資本形成的純粹現象，才能在考察這個現象時，不致被那些起干擾作用的、與真正的過程不相干的從屬情況所迷惑。”

相比之下，西方經濟學做假設時，往往抓住一些不相干的從屬情況大做文章，其假設甚至在現實中找不到任何支持。例如，著名的資本結構無關論就假定不存在稅收。而西方經濟學的理性經濟人假設，只不過“幼稚而乏味地把現代的市儈，特別是英國的市儈說成是標準的人”。關于這個假設，恩格斯曾運用歷史事實指出：“中世紀的商人決不是個人主義者；他像他的所有同時代人一樣，本質上是共同體的成員。……在這里，我們第一次遇到了利潤和利潤率。而且是商人有意識地和自覺地力圖使這個利潤率對所有參加者都均等。”而且理性經濟人要求人們必須去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對此，田國強認為：“盡管理性假設不完全真實，但與現實基本接近，至少從長遠來看是如此。比如，作為一個競爭性企業，如果總是不追求利潤最大化，終究它就會被淘汰。”但是，利潤最大化往往意味著風險最大化，而一個總是追求風險最大化的企業才是一定會被淘汰的。這樣看來，西方經濟學的理性假設也并不與現實基本接近。

最后，我們還必須區分假設與簡化的背景。而這也是西方經濟學常常混淆的地方。例如，西方經濟學家曼昆曾說：“為了研究國際貿易的影響，我們可以假設，世界只由兩個國家組成，而且每個國家只生產兩種產品。當然，現實世界由許多國家組成，每個國家生產成千上萬的不同類型產品。但通過假設兩個國家和兩種產品，我們可以集中進行思考。一旦我們理解了只有兩個國家和兩種產品這種假想世界中的國際貿易，我們就可以更好地理解我們生活在其中的、更復雜的現實世界中的國際貿易。”但是，將眾多的國家和產品簡化為兩個國家和兩種產品，只是對于背景的簡化，還算不上前面所提到的假設。倒是曼昆在論述“貿易使各國可以專門從事自己最擅長的活動，并享有各種各樣的物品與勞動”時，有兩個值得推敲的隱含的假設。其中的一個假設是，各國各自最擅長的活動，是永遠不可能成為別國人更擅長的活動的。另一個假設是，各國各自最擅長的活動存在足夠的世界市場需求，能夠使其通過貿易獲得各種各樣的物品與勞動。但是，這兩個假設都是遠離現實的。一個例子是，美國原本比日本更擅長造汽車，但日本后來居上。另一個例子是，南美國家曾經根據曼昆所推崇的比較優勢原理，利用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生產農產品，以便與自然條件較差的生產工業品的北美國家進行貿易。但是，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南美國家與北美國家的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南美國家才發現原來農產品的市場需求遠遠小于工業品的市場需求，而且工業品的技術更新和生產效率的提高程度遠遠超過農產品，從而，南美國家在貿易中處于劣勢地位，所得十分有限。

實際上，西方經濟學的理論中存在著大量沒有明確標明的種種隱含假設，而這些假設幾乎全都是遠離現實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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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爾弗雷德•S.艾克納主編：《經濟學為什么還不是一門科學》，蘇通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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