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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習近平總書記念念不忘天下為公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在國內外重要場合提到“天下為公”。2016年11月21日，他在秘魯國會發表題為《同舟共濟、揚帆遠航，共創中拉關系美好未來》的重要演講。他再次強調：“‘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當今世界，各國相互依存、休戚與共，我們要順勢而為，推動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

      這大概是他十八大以來第6次引用此句。2013年６月２５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專門會議，習近平總書記就加強中央政治局自身建設、提高中央政治局工作水平提出５點要求。

      “第四，發揮模范帶頭作用。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必須有天下為公的寬闊胸襟，摒棄任何私心雜念，把為全中國人民謀利益作為自己唯一的追求，為黨的事業和人民利益鞠躬盡瘁。要帶頭樹立正確的權力觀、地位觀、利益觀，堅持自重、自省、自警、自勵，嚴格遵守黨紀國法，嚴格按制度和程序辦事，嚴格管理自己的親屬和身邊工作人員，不搞以權謀私，不搞特殊化，為全黨同志樹立愛黨愛民、勤政敬業、廉潔奉公的榜樣。”這是要求中央領導同志有天下為公的胸襟并且要做廉潔奉公的榜樣。

      2014年7月，習近平總書記接受拉美四國媒體聯合采訪，他引用中國古語“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來闡述自己的觀點：“我們主張世界的命運必須由各國人民共同掌握，世界上的事情只能由各國政府和人民共同商量來辦。世界各國不分大小、強弱、貧富，都是國際社會的平等成員，應該共同推動國際關系民主化。”這是第一次對外國人說這個，天下為公才有國際關系民主化。

      2015年，在第七十屆聯合國大會上，習近平再次指出：“‘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是全人類的共同價值，也是聯合國的崇高目標。當今世界，各國相互依存、休戚與共。我們要繼承和弘揚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這是在最重要的國際場合，把天下為公與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聯系起來。

      2016年4月2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安徽合肥主持召開知識分子、勞動模范、青年代表座談會并發表重要講話。習近平指出，天下為公、擔當道義，是廣大知識分子應有的情懷。　

      中國的知識分子自古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傳統理想抱負，有“舍生取義”的慷慨與膽氣，這種“義”即為“公義”，也即是古人推崇的“大道”。在傳承民族優秀文化的基礎上，習近平給“道義”賦予了時代的意義：堅持國家至上、民族至上、人民至上，始終胸懷大局、心有大我；堅守正道、追求真理，立足我國國情，放眼觀察世界，不妄自菲薄，不人云亦云；實事求是、客觀公允，重實情、看本質、建真言，多為推進黨和人民事業獻計出力。

      2016年11月11日，習近平總書記出席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150周年大會并發表重要講話。他表示，我們要學習孫中山先生天下為公、心系民眾的博大情懷。孫中山先生有著深厚的為民情懷，一生堅持以“天下為公”為最高思想境界，致力于“除去人民的那些憂愁，替人民謀幸福”，對此矢志不移、無比堅定。

      習近平總書記反復提及“天下為公”是偶然的嗎？當然不是，正如他所指出的：“一個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一定要在其薪火相傳的民族精神中來進行基因測序。”“天下為公”就是蘊含著中國社會主義思想的標志性基因。

      二、毛澤東對人民公社歷史來源的認識

      世界社會主義500年是當前流行的一個說法。其依據是《烏托邦》一書的完成時間。莫爾的這本不朽之作全名是《關于最完美的國家制度和烏托邦新島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書》，寫于1515年至1516年出使歐洲期間，用拉丁語寫成。

      我們要真正確立理論自信和文化自信必須走出西方中心論，立足中國的思想文化資源重寫社會主義思想史。

      我認為，如果從提出“天下為公”算起，中國社會主義有兩千年的歷史了。這樣說經典依據來自毛澤東在1958年12月7日、10 日寫下的對三國志《張魯傳》的兩個批語。在第一個批語中，他指出：“張魯傳這里所說的群眾性醫療運動，有點像我們人民公社免費醫療的味道……道路上飯鋪里吃飯不要錢，最有意思，開了我們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現在的人民公社運動，是有我國的歷史來源的。”張陵為沛國豐人(今江蘇豐縣)，漢順帝漢安元年(142年)在鶴鳴山自稱受太上老君之命，封為天師之位，創立天師道（因其入教需繳納五斗米，后被蔑稱為五斗米道）。142年可以說是有了初步實踐的年份，其意義如同巴黎公社。在理論上，中國社會主義思想產生的標志可以確定為西漢戴圣在《禮記·禮運篇》中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已。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這個小戴生卒年不詳。他參加了漢宣帝甘露三年（前51年）未央宮石渠閣“詔諸儒講五經異同”。參加石渠閣議的都是大儒，認為這之前戴圣已經完成了《禮記》應該問題不大。那么，中國社會主義思想觀念的歷史就有兩千多年了。

      中國文化是融合性的文化。中國傳統社會主義思想與實踐也是存在于儒家與道教的理論與實踐中的。我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也可以說是社會主義思想指導下的革命實踐。毛澤東在那個批語中也認為：“農民革命斗爭，其性質當然與現在馬克思主義革命運動根本不相同。但有相同的一點，就是極端貧苦農民廣大階層夢想平等、自由，擺脫貧困，豐衣足食……帶有原始社會主義性質，表現在互助關系上。……帶有不自覺的原始社會主義色彩這一點就最貧苦的群眾來說，而不是就他們的領袖們（張角、張魯、黃巢、方臘、劉福通、韓林兒、李自成、朱元璋、洪秀全等等）來說，則是可以確定的。”這個批語雖然當時沒有印發，但是今天去看，對于我們重新認識社會主義思想史真是太重要了。社會主義在開始產生的時候，不可避免帶有空想、原始的特點，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經過重新詮釋和理解，我們應該明白，中國的社會主義不是完全外來的東西。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能在中國生根發芽開花結果，是因為中國文化中本來就有社會主義的基因。經過馬克思主義的激活，社會主義就在中國蓬勃生長起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馬克思主義和中國文化共同開新面。禪宗是中國文化史上吸收外來文化改造創新的一個經典案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有可能成為另外一個范例。

      三、從孔夫子到孫中山到共產黨人，天下為公一以貫之

       孫中山最喜歡題寫的內容可能莫過于“天下為公”。據統計，在孫中山的題詞中，“僅目前所輯得的有受主姓氏的”“天下為公”，就達32件。孫中山為何對“天下為公”情有獨鐘？這應該是他提倡和實行三民主義所企望達到的境界，他的理想、目標和基本精神都濃縮在“天下為公”之中。 

       1924年，孫中山在《三民主義》中提出：“真正的三民主義，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這就是《禮記·禮運》中所說的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孫中山“天下為公”的思想源頭就是兩千多年以前即已編成的《禮記·禮運》篇。孫中山的“天下為公”思想有了很大的發展，不但吸收了儒家思想的精華，而且融入了中國古代農民起義者的平等思想、西方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以及當時流行的社會主義理想。 

       “天下為公”的“公”照東漢經學家鄭玄的解釋，即是“共”。“天下為公”即天下是全天下人共有的天下。在孫中山那里，“天下為公”蘊含的內容更廣。“我們三民主義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這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國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照這樣的說法，人民對于國家不只是共產，一切事權都是要共的。”一個“民”、一個“共”，孫中山使“天下為公”開出了新面。在孫中山的理想社會里，人民是國家的主人，人民管理國家大事、享受平等幸福：“真正以人民為主”，“四萬萬人都有主權來管理國家的大事”，沒有貧富懸殊和少數富人壓迫多數窮人的不合理現象，全國人民“生活上幸福平等”。“民有”“民治”“民享”的實現就是做到了古人說的“公天下”。孫中山滿懷信心地說，他理想中的未來社會，有歐美國家資本主義經濟的繁榮，而沒有歐美國家資本主義發展必然帶來的種種弊端，以及階級對抗和社會動蕩。孫中山這個藍圖可以說是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綱領，也是能夠發展到新三民主義并與共產黨合作的根本原因。

       孫中山力圖通過實行三民主義做到“天下為公”，即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他主張實行民族主義，即實行民族革命，推翻滿洲貴族的統治，恢復中華，把一家一姓的天下變成“公天下”。在清王朝覆亡之后，繼續進行民族革命，反對官僚、軍閥的專權，把官僚、軍閥的天下，變成人民的天下。同時將國內各民族融合成一個很文明、很強大的統一中華民族，以抵抗帝國主義列強的壓迫，從列強手中奪回失去的土地和利權，使中國成為獨立、富強的國家。他主張實行民權主義，即實行政治革命，“打破舊專制，提倡共和，建設一個新民國”。在這個“真中華民國”里，奉行主權在民、以民立國。國民有四大權利，即選舉權、復決權、創制權、罷官權。孫中山說：“人民而有此四大權也，乃能任用官吏，役使官吏，駕馭官吏，防范官吏，然后始得一國之主而無愧色也。”他主張實行民生主義，即實行社會革命，以防止資本主義的弊端。辛亥以前，孫中山提出了“平均地權”。辛亥革命以后，孫中山又提出了“節制資本”的主張。他說，在歐美國家，資本為少數人所壟斷，經濟問題的解決，百十倍煩難于政治問題。中國當以歐美前車之覆為鑒，要及早預防即將出現的大資本家壟斷資本。辦法是由國家掌握經濟命脈，以國家之力發展經濟，造福全社會。孫中山認為，這種做法體現了社會主義精神。他把民生主義或稱作社會主義，或稱作國家社會主義，或稱作集產社會主義，或稱作共產主義。他的民生主義也確有蘇俄經濟體制和政策（孫中山稱為“共產制度”“國家資本制度”）的影子。孫中山晚年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主張，但對如何使無地和少地的農民獲得土地，沒有提出具體、可行的方案。

        孫中山也認識到，實現“天下為公”必須跟以天下為私的人作斗爭。他指出：“共和國家，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官吏是人民的公仆。民國成立十年，那些公仆太壞了，把中國攪得不成樣子……以后不用革命精神來改造民國，再沒有別的希望。”孫中山設想，采用外國的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加上中國的考試權和監察權，造成一個“五權分立”的“最完全、最良善的政府”，就可以“防止一切的流弊”。可見，孫中山也是有繼續革命的思想而且有制度設計的。孫中山遺囑“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這里的革命顯然是指真正的社會主義革命。他的同志大部分背叛了他要求的這個革命和人民，少數人則與中國共產黨人一道，真正實現了他的囑托，繼承了他的精神，把中華民族的復興大業推向前進。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孫中山先生深知人民是最偉大的力量，強調要實現革命的目的，必須喚起民眾。他關心民眾疾苦，強調“國家之本，在于人民”，“民生為社會進化的重心”，“人民所做不到的，我們要替他們去做；人民沒有權利的，我們要替他們去爭”。孫中山先生對人民的深厚感情，是他追求真理、矢志革命的力量源泉，是他奮斗不息、永不言棄的深厚基礎。中國共產黨人更是深知人民是創造歷史的動力，以人民立場為黨的根本政治立場，一貫強調“立黨為公”。只有在共產黨的領導下，以公有制為基礎，一切依靠群眾，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天下為公”才能成為現實。

       （劉德中系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