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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總體上來看是研究資本主義時代的生產與消費的關系。當然，中國的經濟學科學者是從資本主義一個國家來研究馬克思的《資本論》的，從而形成中國經濟學者所理解的馬克思主義政治家經濟學。但實際上，馬克思《資本論》從一開始就關注資本主義體系的生產與消費問題，他最初關注經濟學問題時就是關于自由貿易與保護關稅的爭論中。而自由貿易與保護關稅不是一個國內經濟問題，而是國際經濟問題。因此，筆者認為，馬克思研究資本問題并不是從國內經濟的角度來研究的，而是從資本主義體系的角度來研究資本問題的，因此關于馬克思對“國際政治經濟學是不在場”的說法是不科學的（參見拙著：《資本的全球治理：馬克思恩格斯國際政治經濟學思想研究》）。不過，無論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還是馬克思國際政治經濟學都是關于資本主義時代的問題的研究。那么，當今中國特色政治經濟學應該回應什么問題呢？

如果我們仔細閱讀《資本論》和馬克思的經濟學手稿的文獻，我們會發現馬克思對傳統的經濟學問題都進行了非常詳細的剖析，包括生產與消費、收入與分分配、計劃與市場、所有制關系、勞資關系等。假若，中國特色政治經濟學仍然停留在這些傳統的經濟問題的闡釋上，那么，既沒有“中國特色”也不能體現有何“新”意。因此，中國特色政治經濟學應該要超越傳統政治經濟學的內容，尤其是要關注當今中國面臨的經濟現實問題來構建開學科的科學體系。與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向比較：

第一，中國特色政治經濟學必須回答經濟發展與政權穩定的關系。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回答的是資本主義發展導致無產階級貧困化，無產階級貧困化必然引發無產階級革命，最終以推翻資產階級統治為目標的問題。也就是說，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是揭示無產階級革命的學科理論。然而，中國特色政治經濟學是以中國共產黨執政為前提的，因此，中國特色政治經濟學不是一般地解決經濟發展問題，而是回應在經濟發展的同時還要確保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和政權的穩定性。經濟發展以后，民眾自然會對更多的權利提出訴求，如果處理不當往往會增加政治維穩的負擔。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特色政治經濟學就是既要解決經濟發展問題，也要回應政治民主問題。也就是要回答在確保人民當家作主的前提下，鞏固中國共產黨執政的經濟基礎，實際上就是要正確處理經濟發展、政治民主、福利水平提高三者之間的關系。

第二，中國特色政治經濟學必須回答如何克服資本的本性的問題。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指出，資本的本性是唯利是圖。馬克思只是考察資本主義條件下的資本的本性，沒有機會考察社會主義條件的資本的本性問題。那么，社會主義條件下資本的本性是否也是唯利是圖呢？如果社會主義制度下資本的本性也是唯利是圖，那么社會主義制度是否可以克服資本的本性呢？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的私人占有制度是無法克服資本的本性的，因此，無產階級的貧困化是不可避免的。同樣，資本主義制度無法克服資本唯利是圖的本性，因此資本主義周期性的經濟危機也是不可避免的。假若社會主義主義制度也無法克服資本的本性，那么社會主義就不可避免地在走向物質極大豐富的過程中，兩極分化將不可避免。然而，按照鄧小平所說的，如果中國的改革出現兩極分化，那么中國的改革就走向了資本主義，改革也就失敗了。所以，中國特色政治經濟學必須要正面回答社會主義制度可以規避資本的本性，即利用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引導資本為國家發展戰略服務。

第三，中國特色政治經濟學要回應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勞資關系。馬克思政治經濟學雖然也詳細地研究了勞資關系，但在馬克思時代，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勞資關系是對抗性的。因為，資本主義的私人占有制無法解決勞資矛盾，資本逐利的最終結果是勞資雙方的兩極分化，并由這種兩極分化走向整個社會的兩極分化，最終是對抗性的勞資矛盾和對抗性的社會矛盾。因此，在馬克思時代，對抗性的勞資矛盾是不可克服的。然而，中國特色政治經濟學是要回應中國共產黨執政條件下的勞資關系。這種勞資關系不應該是一種對抗性的矛盾，因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消滅貧困、消除兩極分化。如果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勞資關系出現了對抗性的矛盾，那么就意味著社會主義條件下出現了兩極分化和部分社會成員的貧困化。這樣，社會主義制度就喪失了其優越性。因此，中國特色政治經濟學就是要從理論上闡釋社會主義條件下勞資矛盾的非對抗性問題。

第四，中國特色政治經濟學要回應社會主義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問題。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沒有提及中等收入陷阱的問題，但拉美地區、東南亞各國都曾面臨此問題，有的國家從經濟收入上跳出了中等收入陷阱，有的國家則長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然而，這些國家都沒有從政治權益上來思考中等收入陷阱的問題。結果，即便是在經濟上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后來也因政治權益之爭而使國家陷入街頭政治的動蕩之中。阿馬蒂亞·森認為，真正的貧困是政治權益的貧困。那么，這就意味著中等收入陷阱不只是一個經濟問題，也是一個政治問題。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既要不斷提高人民收入水平，使人民幸福、國家富強；而且，還要不斷提高人民的政治參與權等權益。也就是中國特色政治經濟學關注的對象是：經濟發展、福祉水平的提升和政治民主。

第五，中國特色政治經濟學要解決中國經濟持續增長動力的問題。馬克思政治經濟學關注的是資本主義生產的不可持續性問題。主要還是因為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所決定的。個別企業生產的有組織性與整個社會的無政府狀態，決定了資本主義周期性的經濟危機是不可避免的，經濟的周期性問題是難以克服的。中國特色政治經濟學關注的是社會主義條件下經濟發展是否受傳統意義上的經濟周期的影響而也陷入難以擺脫的周期性危機。這關鍵是要看社會主義條件下能否為經濟發展提供持續不斷的動力。這些動力來自于哪里呢？社會主義不像資本主義那樣可以通過海外市場的擴張、殖民掠奪來獲得就增長的動力，從而把內部問題轉移到外部。然而，社會主義條件下雖然也可以拓展世界市場，包括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在某種意義上也是中國拓展國際市場的一種重要方式。不過，中國絕不可能進行殖民擴張來獲得積極增長的動力。那么，中國經濟增長動力來自于哪里呢？一是制度創新，即經濟制度的創新，中國特色政治經濟學能否對中國的經濟制度進行頂層設計能呢？二是科技創新，即中國特色政治經濟學也解決科技創新的理論問題、制度環境問題等。

最后，中國特色政治經濟學要解答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直接揭示資本主義生產是無政府狀態的，因此基本上不涉及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中國特色政治經濟學的制度環境是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的中國經濟轉型，從全能型政府走向政府與市場、社會分工的制度環境。因此，政府與市場究竟在經濟領域扮演什么樣的角色，就顯得非常重要。過去30多年的經濟改革，市場經濟在中國確實建立起來了，但政府在經濟領域的角色始終沒有完全定位好，有時越位，有時缺位，有時錯位。因此，長期來中國學者在這個問題上一直存在著爭論，究竟是國退民進還是國進民退，還是國進民進，這個爭論實際上就是在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問題上沒有搞明白。中國特色政治經濟學不能模糊這個問題，使中國的全面深化改革仍然是“摸著石頭過河”。這個問題沒有解決，或者說缺乏理論支撐，那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永遠被一些學者視為中國特色資本主義。

當然，馬克思政治經濟學仍然是中國特色政治經濟學的理論之源，但中國特色政治經濟學不能簡單地照搬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理論，畢竟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是以歐洲資本主義為時代背景而創立起來的，而中國特色政治經濟學則是在中國共產黨執政條件下，關于當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既然是這樣，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就不可能回答當今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理論問題，客觀上留下諸多理論空間。中國特色政治經濟學要有一種理論勇氣來進行理論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