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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旦研究員：政治學和經濟學不是科學，而是意識形態

西方的知識范式開始失效

2008年之后的實踐表明，摧毀啟蒙運動成果的不是中國，而是西方文明自己。

啟蒙運動開啟了反封建、反教會、反愚昧的斗爭，指向人道、理性、平等、民主的進步方向。然而，號稱啟蒙精神繼承者的西方國家在21世紀的作為，卻幾乎違背了所有這些方向：

打著人道主義旗號的國際干預造成當代最大的人道主義災難，歐洲當前的困境正是這場災難的余波；

不公正的國際經濟秩序和政治結構激進了中東伊斯蘭教極端化的反抗，導致近代以來的政治世俗化趨勢正在發生扭轉；

新自由主義思潮占據話語霸權，進一步摧毀20世紀的戰爭、革命帶來的平等趨勢，世界和西方社會內部都發生難以逆轉的貧富分化；

沒有經濟平等，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也開始顯露敗相，所謂“民主”日益成為精英集團煽動民粹、俘獲國家、壟斷財富的工具。

這些具體問題固然各有其原因，但整個西方世界面對問題時觀念的失語、領導力的缺乏和進步精神的枯竭，都指向一個深層癥結——西方文明的知識范式已經開始失效。

世界首次失去“燈塔”

啟蒙運動直到21世紀初，世界的航向似乎總有燈塔，多數時候人們總是相信某種進步的觀念可以引導世界變得更好。抱著這種樂觀，人類歷史進入一個各種意識形態相競爭的時代。然而到冷戰結束，似乎自由民主的觀念成了最后的“燈塔”。

所謂“歷史的終結”給自由民主主義者帶來的觀念自負，使他們只關注自己觀念體系的自我復制，原本產生于復雜實踐的理論被不斷簡化，最后變成如數學公理般簡潔、如宗教教條般武斷的幾條公式。

他們滿足于自我欺騙，將特殊的、地方性的經驗化妝成普遍性的真理，掩蓋了歷史的真相，同時又狂妄地試圖用這些公式來重塑世界，最終遭到一系列尷尬敗績。

隨著自由民主被越來越多的人質疑，已經習慣于尋找燈塔的現代人卻發現：并沒有一種現成的替代品擺在那里。今天的局面，幾乎是啟蒙運動以來，世界第一次面臨沒有燈塔的困境。

可是不少知識分子囿于自己的知識和觀念結構，仍然固執地用過時的知識來解釋變動的世界。中國的實踐不斷遭受過時觀念、成見、知識范式的挑戰和懷疑，正是當前中國輿論界諸多荒唐現象的根源。

這是典型的“以名害實”的現象，要解決它，需要從根子上重塑社會科學。

舊社會科學不是“科學”

現代社會科學——特別是政治學和經濟學，在很大程度上不是“科學”，而是意識形態。其主要特點是突出國家與社會的對立，刻意消除國家的地位，表現為一整套關于自由——自由貿易、自由財產、政治自由——的理念和話語。

先看經濟學。過去幾個世紀中，英美等發達國家都是在重商主義的保護下，遵循著一條與經濟學理論所主張截然不同的道路發達起來的。資產階級動用國家力量追求優勢，從壟斷中獲得巨大利益。

實際上它們的經濟崛起都是得益于計劃，包括政府、企業、國際機構的計劃。但西方經濟學卻致力于建立自由市場的神話，完全無視市場從來都非中性。這顯然是“過河拆橋”。

經濟學理論用自然稟賦之類的話語來編織一套主流敘事，以掩蓋現有的不公正的國際分工。從休謨著名的價格－鑄幣－流動機制、斯密“看不見的手”，到新凱恩主義的收入－鑄幣－流動機制，再到凱恩斯指出的金本位“游戲規則”，本質上都是西方國家已經獲得優勢地位后為保衛和論證這種優勢地位而提出的“神話”。

據經濟學家施瓦茨研究，1800年，亞歐和北美的整體收入水平相當，最富國家人均收入是最窮國的兩倍，到20世紀中葉，已經變成30倍。

再說政治學，比經濟學有過之而無不及。在本原意義上，這個學科就是對國家的研究，始于國家，終于國家。然而二戰之后，“國家”似成不祥之詞，政治學者紛紛避之。

在比較政治學中，國家被代之以“政治系統”；在國際關系學中，國家被代之以“行為體”。這一切都是為消解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國家的批判，塑造出一個有限、公共、功能性的國家神話。

然而，這種做法讓政治學背離政治實踐的基本常識。特別是在國際干預和民主推廣政策中，西方國家完全違背自己真實的歷史經驗，給第三世界灌輸了一種反國家的政治觀念，結果帶來大量的動蕩、沖突，一些地區原本就稀缺的政治秩序被揮霍殆盡，且反過來把歐美國家自身拉進一場剛剛開始的噩夢。

新社會科學基于解構

由于這種意識形態性，西方社會科學幾十年來未有實質進步。但僅僅是由于方法論和數學化等表面的繁榮，這種僵化停滯很晚才被發覺。

這種社會科學已完全不能滿足我們認識、解釋和指導中國實踐的要求。在西方社會科學范式下，中國的現實常會顯得不合邏輯，這極其不利于中國話語和真正科學知識的建構。

新社會科學的建立，首先需要系統性批判、解構西方社會科學；其次要跳出觀念的遮擋，直接面對世界真相，以開放的心態來觀察現實。那么，如何面對西方社會科學的方法遺產？

無疑，西方社會科學方法的發展在客觀上為人類認識能力的進步奠定了基礎。但是如同中世紀經院哲學奠定了現代實證科學的方法基礎一樣，客觀結果并不能否定其主觀上的局限。經院哲學家們的繁瑣論證是為了證明虛幻的宗教，西方社會科學的繁瑣方法也無非是為了掩蓋其背離經驗的真相。

因此，我們也要像啟蒙運動對待經院哲學一樣，在吸收借鑒西方社會科學有意義遺產的同時，要有信心從根子上建立起新的知識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