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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最大的一只黑天鵝降臨了，多數人不看好的特朗普真成了美國總統。我雖然從初選起就一直判斷他會贏，并且公開堅持這個立場，但其實我心里并不是那么有底，因為他身上讓人感覺“懸”的方面也太多了。相反，多數研究者都押了希拉里，我尊重他們的判斷，因為這是理性、保守的判斷，誰能料到這次大選背后有那么多的變數？預測本身是具有概率性的，所以結果本身并不必然意味著科學研究的成敗。不過現在學者更值得做的一件事就是探究特朗普勝選背后的原因，與當初做出預測的原因相比較，也許會有新的發現。

特朗普將成為下一任美國總統

講講我押特朗普的理由吧。我的理由其實所謂的“科學性”不強，既不是基于民調，也不是基于對各州選民細節情況的深入分析，相反，是基于對美國社會大勢的一種粗枝大葉的印象化的判斷。

咱們中國人過去很熟悉一句口號：階級斗爭一抓就靈。這句幾乎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話，放在美國就曾經不靈。美國建國以來，似乎階級矛盾一直不算尖銳，連馬恩都對美國抱以很高的期望。社會主義政黨在美國難以成功，這一現象曾經成為一個經典的社會學問題，以致于德國思想家桑巴特專門寫了一本書《為什么美國沒有社會主義》來探討這個問題。直到7、80年代以來，隨著美國貧富分化的加劇，人們才對階級矛盾重新加以關注。

但是對美國歷史稍加深入研究，就會發現，說美國沒有階級矛盾、或美國沒有社會主義，是個假命題。客觀上，美國建國之后的一個世紀里，享受著現代絕大多數國家都沒有的充沛資源。就拿土地來說，美國人口調查局到1890年才宣布公地分配完畢，也就是說，建國一百多年后，美國才第一次面臨困擾幾乎其它所有國家的致命詛咒（也是現代經濟學的邏輯起點）——資源的稀缺性。自殖民地時期到20世紀晚期，美國也始終面對著勞動力不足而非資源不足，勞動力價格一直比較高，美國的民主增長、人權進步、階級妥協和社會共識都是基于這一現實條件。

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沒有階級矛盾。自工業化過程展開后，美國的勞資矛盾迅速上升，在內戰后的19世紀60年代、19-20世紀之交和20世紀6、70年代，都是社會矛盾尖銳化的時期。為了應對這些矛盾，美國的精英統治階層運用了各種手段，其中最關鍵的，就是移民、戰爭和全球化——而移民和全球化，正是今年大選中首當其沖的熱點議題。

第一次矛盾上升期，即19世紀60年代，美國采取了擴大移民的辦法，來化解工人的罷工努力。1864年國會通過了契約勞工法，從歐洲招募合同制工人，1865年移民數量比前一年增加了一倍。隨著罷工問題緩解，法案于1868年終止。第二次矛盾危機（20世紀初）的解決，人們一般歸功于進步主義運動和羅斯福的新政。但是也有不少學者認為它們并沒有真正解決問題，最后是二戰的爆發才挽救了美國。誰是誰非，咱們在這里就不去管它了。第三次矛盾期（20世紀6、70年代），工人運動發展壯大使美國政治精英驚恐于革命的陰影，于是美國政府通過解除資本管制、推動全球化，使資本大量流出美國，釜底抽薪地消解了工人斗爭的基礎（值得一提的是，蘇東劇變和中國改革開放向世界市場釋放出的15億勞動力進一步惡化了美國工人的談判能力，而中國提供的大量廉價商品不僅使美國免于高通脹率，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中產階級的被剝奪感）。

總結起來，除了新政和戰爭這樣具有偶然性和特殊歷史條件的方式，精英集團解決階級問題的主要手段就是移民和全球化，前者是降低了勞動力價格，削弱了勞動階級議價的能力，后者則增加了資本的流動自由，消解了勞動與資本博弈的立足點。從這個角度看，19世紀晚期工人罷工努力的失敗和20世紀70年代以后美國多數工會組織的衰落就順理成章了。此外，自6、70年代的民權運動高潮期以來，美國各領域的精英還有意無意地達成了一種意識形態共謀，即通過讓種族政治、族裔政治和性別政治等輪番走上臺前、占據社會運動的注意力而排斥了階級政治的話語。談論階級問題成了資本主義“文化霸權”下的一個“政治不正確”。

但是現實是無法掩蓋的，過去40年中，美國精英集團肆無忌憚地積累財富，而社會大多數，包括那些在6、70年代靠工薪進入中產階層的中下層白人中產階級，則陷入了長期的收入增長停滯甚至萎縮。0.1%的富人和50%的窮人擁有著幾乎一樣的財富比例，貧富分化達到驚人程度。在這種情況下，中下層白人中產階級以及在他們之下的階層，逐漸意識到了問題所在，把矛頭指向移民與全球化。

馬克思早就講過，資本最需要排起長隊供其雇傭的自由勞動力，同時資本也是天生的無政府主義者。今年大選中圍繞移民問題和全球化問題的辯論，本質上就是渴望更多自由的資本力量和需要保護的中下階層的一場文化戰爭。在種族、族裔、性別、宗教和文化的“政治正確”的禁錮未打破之前，精英集團仍然可以操縱大眾選舉的制度機器，成功地將民粹思潮過濾在主流政治議題之外。雖然很多人都看透了皇帝的新衣，但沒人有勇氣喊出來。但是從“茶黨”、“占領華爾街”到今年夏天的“民主之春”，一系列社會運動從不同角度逐漸打破了這個“政治正確”的硬殼，這使得階級政治得以回到主流政治議程之中。一旦有人說破皇帝新衣這一事實，民粹力量就會變得勢不可當。

“占領華爾街”

我之所以敢判斷特朗普勝選，就是因為我從他的言論中，看到他沒有像其他精英一樣回避移民和全球化問題。所以，我預感他會騎上巨浪的潮頭，摧枯拉朽。他也有對手，那就是民主黨的桑德斯。但是一方面桑德斯受到民主黨建制派的打壓，另一方面他的議程光譜比特朗普更窄，能夠動員的社會力量更少，所以未能與特朗普抗衡。而希拉里，則從來不敢直面美國社會的真問題、真挑戰，所以必然給人留下極其虛偽的印象，注定了她不可能贏。因而，特朗普就是贏在突破了“政治正確”的話語禁錮，回應了浮出水面的階級政治，換句話說，“階級斗爭一抓就靈”正適合用在特朗普身上。

特朗普贏了，可是他能解決美國的問題嗎？我相信他不能，即使是桑德斯上臺也不可能，盡管我非常敬佩這個社會主義老頭。

美國的政治制度本質上是精英制的，大眾民主是嫁接在精英共和主義砧木上的花朵，艷麗卻無根。精英主義擅長發揮其治理國家和發展經濟的功能，而大眾民主則起到了在一定程度上更公平分配社會財富的作用。當民主不會威脅到精英根本利益時，后者允許前者適當地裝點。反之則絕不會容許民主力量的過度發展。過去40年中，精英政治和大眾民主政治兩者都陷于“失能”：精英喪失了其所標榜的“美德”，無情地聚斂，同時精英的構成也在變化，從能夠創造社會財富和增強國家實力的產業資本變為以投機為主的金融資本，導致了社會公平的惡化；大眾民主則長期囿于喧賓奪主、細枝末節的同性戀、墮胎、槍支、宗教等“低政治”議題，喪失了改良社會分配、促進社會民主的功能。恰恰是由于大眾民主的這種無方向狀態，精英能夠允許這個游戲玩下去。特朗普雖然乘著大眾民主的浪潮沖進了白宮，但是當精英集團感覺到真正的威脅時，他們一定會再次利用憲政制度的精英性，千方百計地將其消滅于無形。特朗普如果不敢或不能利用民眾的授權（mandate）打破這個制度，那他就只能要么接受妥協，要么遭遇慘敗。

站在今天，回顧起美國立國之父之一的托馬斯·杰斐遜的一個著名觀點——美國每20年需要一場革命，我們會由衷地敬佩他的民主精神和歷史洞見。美國人民要想獲得真正的平等和民主，必須突破自由主義的“文化霸權”，讓民主從程序回歸實質，從理念變成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