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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捍衛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

在2011年1月的越共十一大上，阮富仲當選為越南共產黨總書記。然而，登上越南政界巔峰的阮富仲恐怕不會有多少興奮之情。因為，在大會討論如何修訂《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國家建設綱領》時，阮富仲等領導人主張保留原綱領中“現代生產力和主要生產資料以公有制為基礎” 的提法，另一些領導人主張將其改為“現代生產力和與之相適應的先進生產關系”。雙方發生了爭論。“最后，會議采取了表決方式，結果只有不到35%的代表支持維持原有提法，超過65%的代表贊同新的提法得以最后通過。阮富仲也只能表示‘接受大會的意見’”^[8]。

眾所周知，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認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西方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具有原則區別，即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以實現共同富裕為根本目標、國家能夠實現強有力的宏觀調控這三大基本特征。實際上越南在十一大以前的“社會主義定向的市場經濟”理論也是如此。盡管越共十一大仍然強調要“使國企牢牢占據和發揮其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主導作用”^[9]，但毫無疑問，不再提“主要生產資料以公有制為基礎”確實表明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已經淡化。這種理論上的變化可能引發的“骨牌效應”，也是當選為越南共產黨總書記的阮富仲最為擔心的。

果然，隨后2013年越南修改憲法時，敵對勢力糾集一些海內外知識分子和離退休官員提出了所謂的“72人憲法草案”，主要內容包括：取消1992年憲法規定越南共產黨領導地位的第四條、軍隊國家化、實行多黨制和三權分立、把國名由“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改為“越南民主共和國”等等。一時間，越南呈現出“黑云壓城城欲摧”的局面。面對嚴峻形勢，阮富仲2013年2月25日在富壽省調研時強調，“希望廢除憲法的第四條、否定黨的領導、實行政治多元化、主張三權分立和軍隊非政治化，就是政治道德作風蛻化的表現”^[10] 。在阮富仲等人的努力下，2013年11月越南十三屆國會的六次會議上通過的越南憲法修正案，肯定了越南共產黨的領導地位。

在前述阮富仲任越南國會主席期間，一些西方觀察家因為他致力于加強國會對政府工作的監督作用而稱其為“改革派”。然而，阮富仲在當選為越南共產黨總書記以后，由于堅決反對多黨制又被稱為“保守派”。那么，阮富仲到底是改革派還是保守派？其實，如果我們跳出西方觀察家的“改革——保守”二元思維，就會發現，無論是“改革”也好，“保守”也罷，阮富仲都是在努力探索一條符合越南國情的社會主義道路。如果硬說阮富仲是什么派的話，大概“人民派”或“社會主義派”最為合適。

四、大力打擊貪污腐敗

和中國頗為相似，越南廣大干部群眾也對改革以來的滋長的腐敗問題深惡痛絕。“僅在越共九屆中央委員會任期內就有包括13名中央委員、19名正副部長以及26名正副省、市委書記在內的118名中央和地方干部因腐敗問題受到了紀律處分”^[11]。越南人將腐敗稱之為“國難”，將腐敗分子稱之為“內寇”。雖然越南2006年成立了由總理阮晉勇任主任的政府反腐敗指導委員會，但是腐敗現象有增無減。

阮富仲出任越南共產黨總書記后，明顯加大了對腐敗問題的打擊力度。一方面，阮富仲等人加強了防治腐敗的制度建設。2012年越共中央十一屆五中全會決定成立由中央政治局直接領導并由中央總書記任主任的中央防治腐敗指導委員會，取代由總理擔任主任的政府反腐指導委員會。“這是越共新一屆中央上任以來向腐敗宣戰的重大舉措”^[12]。“從2013年2月1日起，由總理阮晉勇主持工作的反腐指導小組宣布解散，直屬于中央政治局、由總書記阮富仲親自擔任主任的中央反腐指導小組開始全面指導反腐工作”^[13]。另一方面，阮富仲等人查處了以越南海運局局長楊志勇、越南亞洲商業銀行創始人阮德堅、越南鐵路總公司副總經理陳國棟為代表的一批大案要案。

在任何一個國家，反腐敗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像很多國內外媒體就報道楊志勇、阮德堅兩案涉及總理阮晉勇。2012年10月6日，越共中央機關報《人民報》發表評論說：“如果總理做錯事，一樣要接受黨的處分。”隨后，《人民報》澄清，文章本來是指“總經理(Thu truong)”而非“總理(Thu tuong)”，排版時掉了一個字母。接下來在10月15日的十一屆六中全會的閉幕式上，阮富仲表示，“中央委員會決定不對整個政治局及政治局的一位同志給予紀律處分。” “分析人士認為，‘一位同志’正是總理阮晉勇”^[14]。反腐甚至涉及國際關系。陳國棟因在河內城鐵項目上接受日本交通技術株式會社的賄賂被逮捕后，日本一度宣布暫停對越經援。“日本一直是越南最大的官方開發援助 (以下簡稱ODA) 提供國，該起案件已嚴重影響了日本對越南ODA項目的發展”^[15]。

阮富仲之所以能夠頂住壓力抓反腐，和他自身的清廉是分不開的。有報道稱阮富仲“女兒至今仍只是一名普通干部，其清廉的聲譽和一些高層領導人形成鮮明對比”^[16]。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打鐵還需自身硬”。可以說，阮富仲是真正做到這一點了。

五、注重發展同中國的友好關系

在2015年訪華和2016年越共十二大召開前后，眾多國內外媒體把阮富仲稱為“親華派”、“知華派”。的確，我們從阮富仲身上可以看到濃濃的“中國情結”。2015年已經是阮富仲的第七次訪華，而且幾乎在每一次職務變動后，阮富仲都要來華交流。阮富仲的首次訪華就是在擔任《共產主義》雜志總編輯不久，撰寫《蘇聯共產黨為什么會垮臺》而初露崢嶸的1992年，1997年阮富仲在就任河內市委副書記不足一年后再度訪華，2007年中國成為阮富仲就任國會主席后第一個出訪的大國，2011年阮富仲當選為越南共產黨總書記的當年又來華訪問。

中國一向喜歡把對華友好的外國領導人稱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無疑阮富仲就是這樣一位“老朋友”。而且，阮富仲還有一個與其他很多“老朋友”不同的特色：非常注重學習借鑒中國改革和發展的經驗。當然，這也和越中兩國都是由傳統社會主義轉向改革開放的國情分不開。例如在2003年，阮富仲作為中央理論委員會主任出席首屆中越兩黨理論研討會時，就表示“‘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是一個十分重要和具有深刻實踐意義的理論課題，越方愿通過此次研討，進一步加強雙方在理論方面的交流與合作”^[17]。另外，近年阮富仲力推的反腐斗爭也在許多方面借鑒了中國的反腐經驗。

在涉及中越分歧的一些問題上，阮富仲也和越南其他一些領導人的態度有差異。一個突出的例子是，2014年5月越南爆發反華騷亂。當年6月，阮富仲為總書記的越共中央政治局“將越南境內的反華騷亂定為‘反共反社會主義的、以民族主義為借口的暴力行為’，阮晉勇對此表示‘有保留’”^[18]。顯然，阮富仲成功連任越共總書記有利于中越在求同存異的基礎上加強友好往來。

當然，阮富仲盡管對華友好，也并不會在兩國的一些分歧中違背越南的國家利益，更不是某些西方媒體宣稱的“中國代理人”。正如國內一些媒體分析的那樣，“阮富仲連任和阮晉勇‘出局’，或讓西方輿論有些沮喪，但中國人完全沒有理由也掉入西方的分析邏輯，以為中越關系從此‘妥了’。中越南海之爭或會像已經形成的新態勢一樣受到管控，但不會停止”^[19]。不過，這樣一位“老朋友”的存在總歸大大減少了中越關系失控的危險。

  六、“超齡連任”面臨的挑戰

2016年1月27日晚上，越南正式宣布72歲的阮富仲當選新一屆越共總書記。不少學者對此大惑不解，因為很多人知道，“1991年的越共七大規定，70歲以上的中央領導人都要退位，第一次當選中央委員的年齡必須在60歲以下，第二次當選中央委員則必須在65歲以下”^[20]。因此，媒體上做出了“留老不留小”、“過渡性安排”、“總書記例外”等諸多解讀。

其實，越南共產黨的人事安排向來具有一定的靈活性。從歷史上來看，“超齡”這種例外也是某種“常規”。1996年的越共八大，平均75歲的總書記杜梅、國家主席黎鴻英、總理武文杰這“三駕馬車”集體留任一年；2001年的越共九大，68歲的總理潘文凱再度連任政治局委員；2006年的越共十大，66歲的總書記農德孟再度留任……包括阮富仲本人，也是2011年以67歲的年齡超齡當選的。而且2014年6月越共修訂的《黨的選舉規制》，一方面將第一次當選中央委員的年齡定為55歲以下，另一方面也明確規定了超齡的“特殊情況”。因此，阮富仲超齡連任既是意料之外，也在情理之中。

比起年齡問題，連任總書記的阮富仲面臨的更大挑戰是國內外的敵對勢力。近年來，越南的反共勢力活動日益猖獗。在越共十二大召開前夕，越南官方權威媒體公開承認：“互聯網、各種社交網站和手機短信充斥著各種攻擊、顛覆越南共產黨領導地位、動搖越南社會主義政治制度、鼓吹多黨制和政治多元化的公開信和言論”^[21]。特別是現在，越南已經加入了美國主導的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TPP協議中“貫徹人權、民主等政治理念的意圖非常明確，而人權和民主正是越南與西方關系中最敏感的問題”^[22]。如何挫敗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顏色革命” 的圖謀，依舊是擺在阮富仲面前的一道難題。

“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越南國會的機關報《人民代表》曾于2013年刊文將阮富仲比作中國詩人屈原。文章中寫道，“雖然兩人相隔數千年，但他們都深深熱愛著自己的祖國”^[23]。祝愿阮富仲不會重演屈原的悲劇，能夠帶領越南人民走出一條符合越南國情的社會主義道路，也讓中越友誼邁上一個新臺階。最后，就讓筆者化用一下胡志明總書記的《走路》作為本文的結尾吧：

行路方知行路難，

重山之外又重山。

千峰盡越凌絕頂，

萬里輿圖顧盼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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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畢晶：越南加入TPP的國內經濟與政治因素探析[J].國際經濟合作.2014，10:68—72.

[23] 越共總書記阮富仲，被越媒體比作屈原[N].羊城晚報，2013-8-2，（24）.

（作者：鹿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