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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被經濟學精英們一再否定的中國國企技術進步的模式和效率

令人不可思議的事實是，許多國家在美國的封鎖下往往一蹶不振，只有新中國成立60多年來，凡是遭到美國為首的西方禁運、禁售的高科技產品，技術封鎖的領域，中國反倒做得風生水起，有聲有色。

長期以來美國禁售超級計算機給它的所謂敵對國家，中國不得已只好自主研發，經過多年不懈努力，后來者居上，不僅超級計算機性能拔得頭籌，并且從2016年開始超級計算機保有量與美國并駕齊驅，同年還第一次在世界上贏得超級計算機應用軟件頭獎。

美國主導、俄國參與的國際空間站，世界大多數國家都可以申請參與，美國卻堅決把中國排斥在外。無奈之下中國只有走自主研發的道路，在20年時間內發展出完全自主的空間站、并研發了包括探月工程、北斗導航、高清三號、量子衛星等世界一流空間技術，快步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被稱作世界最昂貴的武器，美國第5代低端輕型隱身戰機F35于2001年開始在F22等隱身戰機的基礎上研制以來，費時近16年，比原計劃滯后7年，據特朗普團隊推算全部研發和采購費用可能超過1.5萬億美元，且毛病不斷，成了一個無底洞，美國軍工領域的“大開挖”。由最初標出的每架2800萬～3000萬美元漲到1.35億美元，以至于特朗普甚至放話拒絕采購。與此同時中國高端重型隱身戰機殲20于2016年正式入役，另一款中型隱身戰機殲-31正在加緊研制，標志著中國空軍與美國空軍裝備的代差時代變成歷史。

毛主席說過，封鎖吧，封鎖十年八年，中國一切問題都解決了。現在還應該再加上一句，再封鎖吧，再封鎖十年八年，我們一切都超過你了。

負責研發生產殲20的社會主義中國國企顯然比資本主義美國的私企效率高多了，上世紀90 年代美國五代隱身飛機即將問世的時候，中美曾簽訂合同，花費5.5億美元由美國幫助升級殲8II，二代機，后來由于美方單方面撕毀合同，中國不得已回到自主研發的道路。20年過去了，美國由五代機f22發展到五代機f35，而中國則從二代機起步，發展到今天的一款五代機殲20服役，另一款五代機殲31正加緊研制，顯然中美兩國國防工業的效率差別巨大。然而中國主流經濟學理論權威們，沒人敢提美國效率低下的私營公司需要國有化，卻在逼著中國國企私有化或者打著混合所有制的幌子推進漸進式私有化。

建議這些所謂經濟學權威、精英到美國大企業，包括典型的美國三大汽車公司、洛克希德.馬丁公司等“大到不能倒”的企業認真調研后，看還敢不敢再有視無睹中國國企的效率。順便再次重申一個典型的案例，最令美國人沮喪的是，為了扭轉美國超級計算機連續4年落后中國的局面，時任總統奧巴馬拿出絕招，從2015年開始禁止美國公司向中國出口用于制造超算的計算機芯片，然而2016年中國用國產芯片制造出的“神威•太湖之光”超級計算機繼續壟斷超算世界第一的寶座。顯然，從社會綜合角度看，美國資本主義的私企并沒有展現出比中國社會主義國企有更高的效率。

有意思的是，盡管中國已經研制出不少種類計算機的芯片，但是由于企業的慣性、惰性，不愿意采購國產產品，如果沒有美國政府的“倒逼”，中國的超級計算機不知猴年馬月才會使用國產芯片。此次超級計算機使用國產芯片創造的輝煌，國產芯片企業不知道該怎么“感謝”奧巴馬這個超級推銷員呢!

如果沒有美國人的敵意、封鎖、限制，主流經濟學家門喜歡用的一個詞“倒逼”，我們沒準就是和日本一樣成為國家空間站中一個跑腿的小伙計。

中國大政府主導的高鐵建設，僅用不到四年就建成京滬高鐵，八年時間建成世界最大高鐵網。美國小政府也想照貓畫虎，前總統奧巴馬一上任就提出雄心勃勃高鐵計劃，然而直到離任，七八年過去了，美國政府花費了80億美元的啟動資金，至今也沒有一條高鐵線正式開工。

社會主義中國政府比資本主義美國政府效率高的不只是一個數量級。然而中國主流經濟學卻堅定認為，美國小政府、大社會是中國政府改革的標桿，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否則就是“計劃經濟思維”，中國的發展就不可持續。在他們的邏輯里，只有跟在西方屁股后一步步爬行，發展才可持續，中國20年走過西方50-100年走過的道路，顯然用西方任何理論都無法解釋，因而是錯誤的。主導中國改革頂層設計的經濟學智囊們迷信西方模式到了宗教信仰的程度，在他們的世界觀中，西方理論就是判斷是非的最高圣旨。這些大權在握的精英們最缺乏的是實事求是的認知態度，缺少數理統計邏輯推理的實證技能，和維護民族生存和民族利益這種動物都具有的最起碼的生存本能，似乎改革就只是為了實現某種“普世價值”，即使淪落到烏克蘭、敘利亞那樣國破家亡的境地也在所不惜。

總結一下改革開放30年來的一項重要經驗：凡是被西方惠顧的產業，差不多都淪為西方的產業殖民地，凡是被西方擠壓、封鎖、限制的產業，幾乎個個做得風生水起，技術水平進入世界領先行列，這個悖論意味著什么呢?

自主才有可能創新，一條被美國逼出來的哲學值得我們深思。

已經被殖民地化的汽車工業領域、財經、法律、新聞等教育領域，我們自己需要建立怎樣的“倒逼”機制，才能使他們找回自信，踏上自主創新之路呢?

5.高等教育向何處去？從睜著眼睛說胡話，到閉著眼睛說瞎話！

改革開放以來最大的失敗是某些學科的高等教育。如前文提到的，汽車行業國企被混合所有制改革閹割了研發能力，至今著名的一汽、二汽、上汽三大汽車國企及三小國企至今沒有研發出一款自主品牌，市場站得住腳的乘用車，成了徹頭徹尾的洋買辦;中國的財經、管理、法律、新聞教育等西方不惜血本幫助的學科，同樣被西方有意識地閹割了自主研究能力，從教材到教師幾乎全盤西化、挾洋自重，三十年下來這些學科幾乎完全喪失獨立思考和創新意識，淪為西方理論的應聲蟲、學術殖民地。

過去30年中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其中必然存在許多經濟學規律性的東西值得總結、升華到理論高度，然而，中國理論界卻沒有抓住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探討中國經濟成功發展的內在因素，提出創造性的思想和理論，相反卻是無所不用其極地套用洋理論貶低中國。

30年來經濟學精英們就做了兩件事，一是把西方理論真理化、西方社會天堂化;二是妖魔化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打擊中國政府和人民的理論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

所謂的經濟學權威、專家、學者共同之處就是迷信西方普世價值，競相翻譯、解釋西方的理論，競相標榜自己的血統純正，競相顯擺自己知道多少西方名人、名言，言必稱西方，語必加雜英文單詞，甚至在國內舉行的學術會議，討論中國事務，與會者必須用英文發言，崇洋媚外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外。在他們圈內已經形成廣泛共識，常常非常自信地張口就是“絕大多數經濟學家認為”“這次90%的人贊成”，從而十分張揚、其不遺余力推動西方新自由主義華盛頓共識的主張，冠冕堂皇地配合西方攻擊社會主義公有制、計劃經濟、政府調配資源的功能等社會主義基本要素，想方設法通過所謂深化改革掏空社會主義。

嚴重缺乏理論自信、文明自信的主流經濟學派流行的是惟西方命是聽，西方理論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從來就不敢有自己的一點想法，不承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更別提發展出一套自主知識產權的理論。“中國模式”在他們眼中就是忤逆西方的大逆不道，甚至對圈內稍有叛逆的說法，比如“有為政府、產業政策”，就會群起而攻之，必欲消滅在萌芽狀態。

這樣的學術氛圍培養教育培養出來的宗教迷信化西方信徒，用西方教條去領導中國，不惜壯士斷腕，甩開膀子，殺出一條血路的所謂深化改革，出現像股市斷崖式暴跌、瘋狂的房地產，以及資本外逃、外匯儲備快速萎縮的現象就不足為怪了。這些“讓改革釋放最大的制度紅利”，都是刀刀見血，西方夢寐以求，不勞而獲，實實在在收割的，滴著中華民族鮮血的紅利。

有史以來，迷信教條、紙上談兵的趙括們，結局都不言而喻，然而可悲的中國現狀卻是，趙括們壟斷了泛經濟界輿論話語權，深化改革頂層設計權，和改革主導權。前段時間熱炒的產業政策“世紀之辯”，其實是主流經濟學利益集團對非主流聲音的一次大圍剿。

主流經濟學利益集團不容許深化改革關鍵時期有與他們頂層設計理論不同的聲音。因此精英們主導的所謂世紀之辯儼然成了各種洋理論過招的競技場，自稱“絕大多數經濟學家”主流經濟學精英們的共同特點是，看似滿腹經綸，引經據典，張口哈耶克、閉口赫維茨，什么亞當斯密、凱恩斯、劉易斯、亞當斯，這廝那廝，絕口不提馬克思。他們習慣時不時脫口而出一些英語詞匯、術語、西方名人，流露自己的血統純正，理論之原教旨，卻完全無視中國的現實，刻意抹殺中國經濟、科技在計劃經濟/產業政策社會實踐中所取得舉世公認的世界奇跡。

產業政策的存廢，這一中國改革的大是大非之爭似乎已經淪落成一種西方理論挑戰另一種西方理論，政治泥潭中的貼身肉搏。難免讓人聯想到上世紀初日俄在中國東北的土地上爭奪殖民地勢力范圍，那場令中國人倍感羞辱的戰爭。中國改革論壇儼然成了各種洋理論過招的殖民地戰場。

出現這種怪現象是因為被西方悉心培養的一代已經掌控中國經濟學理論、教育、輿論和政府財經要害部門的實權。改革開放前，中國是一個相對封閉的社會，雖然睜著眼睛，但絕大部分人對外部世界一無所知，政治課教學沿用三十年一貫制的課本，灌輸資本主義是腐朽的、沒落的、垂死的制度，屬于睜著眼睛說胡話的無知，政治課成了無人相信， “洗腦教育”的笑話 ;改革開放后被西方洗腦的一代壟斷了經濟、法律、新聞教學課堂，也是三十年一貫制，妖魔化社會主義，抹黑公有制、計劃經濟及政府的作用，有意閉目塞聽，無視計劃經濟及國企創造的高鐵、超級計算機、空間技術、軍工、核電、新一代通訊標準等戰略產業這樣的奇跡。他們虔誠地信仰西方理論，非西方政治正確是莫看，非西方政治正確的莫聽，就是要閉著眼睛假裝看不見中國公有制引領中國戰略產業技術進步的大飛躍，矢口否認計劃經濟公有制的效率，并通過他們控制的輿論宣傳、理論研究、和教育體系，徹底妖魔化社會主義要素。比如《高鐵危言》就是典型的，徹頭徹尾的無視事實，閉著眼睛，不敢面對現實地瞎說，“規模過大、指標過高和投資效率低下，浪費十分驚人…，數以萬億元計的投資，除養肥了一大批腰纏萬貫的貪官污吏和‘紅頂商人’外，還欠下了高達2.5萬億元的未償債務，要由平民百姓今后去償還”，國企沒有效率、政企合一、國進民退、尋租腐敗、浪費資源、污染環境…。

臺灣高鐵每公里的造價是大陸高鐵的兩到三倍，而且所有設備和后續零件、售后服務均要從日本或德國采購，為它國創造了就業，臺灣百姓無奈必須承受西方跨國公司的高利盤剝，誰讓自己沒有那個技術。中國政府和國企發揮公有制、計劃經濟的優勢，短期內實現了引進，消化、吸收、創新的跨越式發展，高鐵很快就實現國產化，帶動龐大的產業鏈的發展和創造龐大就業機會，肥水不落外人田，其中的社會效益那些經濟學專家們真的看不見?《高鐵危言》說中國高鐵投資效率低下實屬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經濟學精英們從來不對混合所有制汽車國企改革造成數以萬億計的利潤外流，既丟了市場，又沒有換回技術說一個不字，從來不會說中國市場上跑的萬國車“養肥了一大批腰纏萬貫”的外國資本家，甚至要把混合所有制改革作為樣板推向高鐵及其它產業。事實上精英們恨的不是高鐵，如果中國高鐵走的是臺灣那樣的引進道路，他們絕對不會渲染《高鐵危言》，他們恨得是中國政府和公有制國企創造了高鐵奇跡，說穿了他們恨的是社會主義。

盡管打著所謂“改革創新”的旗號，所謂頂層設計實質卻全都是照搬什么里根經濟學、撒切爾經濟學的舊胎，沒有一絲自主創新的跡象，既沒有那個勇氣，也沒有那個能力。據考證就連什么供給側、新常態、法無禁止即可為，法無授權不可為等等都是照搬不動拾西方的牙慧。所謂“制度創新”，其實是資本主義制度原封不動的照搬。

新自由主義為什么成了類似宗教迷信一樣的信仰，并非新自由主義取得了非凡的成功。冷戰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全面勝利而結束，表面上看似乎是里根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在冷戰中為西方帶來了戰勝蘇聯的巨大成功，其實這是因果顛倒。事實是，戈爾巴喬夫的所謂“新思維”搞垮了蘇聯，導致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自行土崩瓦解，里根、撒切爾以后的西方經濟受益于蘇聯自行瓦解收獲的巨大的冷戰紅利，想不富都難，而非新自由主義的紅利導致蘇聯垮臺。

歷史的事實是，冷戰結束后美國極力推銷的新自由主義華盛頓共識并沒有在任何一國取得過成功，反倒是給許多國家，包括南美，包括30個后社會主義國家帶來無窮的災難。新自由主義之所以在中國如此受追捧，一方面是乘冷戰勝利的強勁西風，西方意識形態滲透在中國取得巨大成功;另一方面，新自由主義華盛頓共識在拉丁美洲、在蘇東30個后社會主義國家，以及在中國改革中造成的災難性后果，卻從來沒有得到清算。這種清算在中國甚至成了反改革的政治禁區。

中國的高等教育必須正本清源，客觀、全面介紹人類所有社會發展經驗教訓，既不迷信馬克思教條，也不迷信西方所謂普世價值的教條，借鑒各種理論，引進、消化、吸收、創新，為我所用。堅持實踐檢驗真理的標準，自主評價中國改革以及世界改革的經驗，在科學總結的基礎上，提出自己的發展理論。只有根據時代變遷不斷充實社會主義理論，不斷升級社會主義理論，我們才可能有真正的理論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升華我們的文化自信、文明自信。

【侯峰，察網專欄作家，旅美工程師，從事信息安全，系統控制和管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