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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今朝:新古典經濟學興衰的政治社會學分析
點擊:2555  作者:王今朝    來源:昆侖策網  發布時間:2017-03-04 11:10:18

 

        【摘要】新古典經濟學得到占人口少數的最大既得利益集團的支持,又采用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方法論伎倆、蒙昧主義的議程設置手法、一俊遮百丑的真理檢驗標準霸權邏輯、對其他學科先下手為強以空間換時間詭計、自我保護的免疫詭辯,從而被許多人認為在20世紀60年代占據了西方經濟學主流,又因發展中國家、民族思維能力的退化而在這些國家勃興。然而,世界的發展已經使得情況發生逆轉,新古典經濟學在西方無可挽回地沒落,它在發展中國家的勃興也只能是曇花一現。

  經過19世紀70年代的邊際主義革命,庸俗經濟學逐漸取得了新古典經濟學的形式。經過凱恩斯主義革命,新古典又逐漸取得了微觀經濟學的形式,并從中生出宏觀經濟學。實際上,這種新的形式已經表明,新古典經濟學無法指導資本主義宏觀經濟的管理。可是,許多新古典學者并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他們把Arrow and Debreu1954)視為對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的原理的最成功的證明(而實際上是證偽),[1]而他們所取得的成就也在20世紀60年代被新古典學者狡猾地稱為是經濟學的最高成就,同時,經濟學的大廈被認為在這個時候已經建成。然而,恰恰是接下來的30年中,西方經濟理論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盡管不無問題,但到了20世紀90年代,也使得新古典經濟學無可爭辯地在西方經濟理論界衰敗了,使它演變成西方約30余個經濟學流派中的一個支流了Akerlof2007)。2008年美國發生金融危機、歐洲發生債務危機以后,新古典的聲譽更是掃地了。那么,新古典經濟學地位演變的邏輯過程是什么?從政治社會學(奧羅姆,1989的角度看,這是值得深思的。在目前中國,這種深思也是非常必要的。因為從歷史來看,正是新古典在西方已經決定性地沒落之時,卻在中國異軍突起,仿佛它就是真理,仿佛它就是指導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真經。不徹底思考新古典經濟學在中國興起的政治社會學機理,中國自身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也難以建立!

  一、新古典經濟學的歷史機遇

  馬克思通過區分財富與價值,既肯定了土地、資本提供使用價值、效用、財富的可能性,也建立了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邏輯基礎,即從數理上看,可以把并且只能把價值看作是唯一由勞動數量和質量所決定的變量,土地、資本只是勞動者創造價值的條件性因素,而不是價值的原因性因素。根據這一邏輯基點,馬克思就否定了資本主義私人利潤、利息等存在的合理性。

  如果把經濟學理解為一種關于社會關系的科學,并且,如果社會發展的方向應該是人類的平等、公平和正義的話,那么,經濟學的基本對象只能是價值而不能是財富。這是因為,財富包含價值,但也包含自然資源之類與勞動無關的東西。一旦我們把經濟學主要限定在價值范疇之內,就可以根據上述邏輯基礎,推出兩大結論:既然作為一種自然資源的土地不能創造價值,那么,封建社會的分配關系是不合理的;既然作為過去的勞動的產物的資本不會創造價值,那么,資本家憑借資本所有權占有利潤與地主憑借土地所有權占有地租具有同樣的邏輯的不合理性。

  如果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是一門科學,那么,庸俗經濟學應該死亡,而新古典經濟學也應該因為馬克思理論的發展而喪失歷史機遇。可是,新古典經濟學秉承了馬克思所批判的庸俗經濟學幾乎所有本質性的觀點,如三位一體公式、資本主義利潤天經地義、資本主義秩序永恒不變、市場等于自由等,[2]依然存活下來并有所發展。為什么新古典獲得了這一歷史機遇呢?一方面,人類關于經濟秩序的真理性認識不是一蹴而就,人類的認識往往受制于他們所處的時代。庸俗經濟學產生、發展的18-19世紀依然有感性和直觀觀點生存的深厚社會土壤。在這兩個世紀中,生產力的增長和運輸技術的發展使得大規模國內商業和國際貿易成為可能;國內和國際市場的擴大產生了不斷擴大的對商品供給的需求,從而引起了原始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外包、圈地運動、農民的無產階級化、資本家對生產過程控制的不斷加強、通貨膨脹,參見匡特,2007,第7-15頁);原始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一旦形成,就推動生產力進一步發展,從而人類進入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循環之中。這個歷史事實容易產生庸俗經濟學因素,并且在庸俗經濟學因素產生后保留它們、發展它們。人類進入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時候,上述情況并沒有根本改變。另一方面,在整個19世紀,歐洲雖然產生了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但唯心主義、形而上學、機械唯物主義以及它們的各種組合還非常盛行,在上述生產方式之中的人類思維的這種狀況必然產生庸俗經濟學因素。

  庸俗經濟學一經產生,就得到了歐美資產階級的鼎力支持。歐美資產階級在反對地主階級的時候需要支持工人階級,而一旦資產階級的統治得以確立,人淪為勞動力商品,商品翻過來統治人的時候(胡代光,2006),就不得不支持庸俗經濟學來麻痹工人。如果工人們像馬克思那樣認為,他們的勞動創造了90%以上的價值,資本家應該和他們一樣只取得可以比較的工資收入,那資本主義的利潤、利息、租金等資本、資產收入就不可能存在了,從而資本主義賴以存在的經濟基礎就不存在了。不僅如此,資產階級鼎力支持庸俗經濟學還因為后者是資產階級實行階級統治這一集體行動的必要條件。不用庸俗經濟學協調它們在財政、金融、所有制、法律等領域的行動,對抗對立理論,特別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不賦予相關行動以合法性合理性,資產階級就不可能實現、延續其對經濟的統治,也就不可能實現、延續其資本主義的政治。從新古典對中國和俄國的侵入(阿里吉,2009)看,資產階級鼎力支持庸俗經濟學還因為后者是資產階級在全世界推行資本主義經濟秩序、讓經濟落后國家永遠處于發展中狀態,讓它們永遠服務于發達國家利益的需要。正是由于上述的客觀需要,才使得某種庸俗的經濟學被少數西方人奉為主流顯學,并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辦法灌輸到世界人民的頭腦中去。無論古典、新古典還是凱恩斯、新古典綜合派經濟學、貨幣學派、供給學派都是如此。沒有社會最大既得利益集團,即統治階級的支持,這種反映異化的人類社會關系的經濟規律能夠存活下去并發展成為主流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新古典經濟學的歷史性機遇由此產生。我看到,有年輕的研究生深深地體味到自己處于社會的底層,但他(她)們沒有意識到,僅靠找到一個好工作是不夠的,需要做出艱苦的有效的反抗,自己的命運才能得到根本的改觀。

  二、新古典經濟學成為西方主流經濟學SWOT分析

  資產階級的支持為新古典的存活提供了條件,而在這種物質支持之下的新古典學者們的主觀努力則使得新古典經濟學經過一定的發展之后,在20世紀60年代一度成為歐美經濟學的主流

  首先,新古典在方法論上采用挾天子以令諸侯的伎倆。經濟研究長期曾為定性分析所主導。二戰后,新古典學者突破了馬歇爾對于在經濟學中應用數學的保守的看法,移植了數理的公理化推證模式,把數學變成了經濟研究中的天子。給定假設,新古典的推理過程,如由效用最大化推導需求函數、用利潤最大化推導供給函數,在局限的意義上,不少是較為嚴謹的,對特定的目的來說,不少結論是成立的。新古典不僅移植公理化模式,還在定量方法使用上不斷推陳出新、精益求精。比如,它的計量經濟學分析就從簡單線性回歸發展到向量回歸,從參數估計發展到非參數估計。這些都不僅賦予了數學工具在經濟研究中的合法性,而且賦予了數學在經濟學研究中的獨特性。合法性和獨特性的結合非常容易誘導那些天真的人們相信新古典的科學性。因而數學在新古典經濟學中就具有了天子的地位,成了號令天下的大旗,而新古典學者也就因而有了挾天子以令諸侯的能力。

  其次,新古典在議程設置上采用愚民的蒙昧主義。今天包括哈佛、耶魯在內的世界名校培養的許多學者、諾貝爾獎得主依然是唯心主義思維的名人。這些名人通過設立諸多唯心主義命題研究議程把人們陷入到無效勞動中去。這對新古典經濟學尤其適用。19世紀西方最流行的經濟學教材的作者J.S.穆勒(他的框架、概念對馬克思和當代西方經濟學說都有明顯影響)說,亞當·斯密的著作中許多言過其詞。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的原理本身就是使用夸張這種修辭手法來說明利己的行動可以產生利他的結果。可是,現代的新古典理論家們根本不理睬穆勒的這個洞見,他們仍然試圖構造證明看不見的手的一般均衡理論,結果,反而說明,看不見的手根本就不存在。盡管如此,一般均衡理論還在向可計算一般均衡理論進一步發展。霍奇遜(2008,第6-7頁)說:在戰后的絕大部分時間里,一般均衡分析在經濟學中成為時尚。人們一直試圖描繪市場均衡存在與穩定的一般條件。直到20世紀70年代遇到了分析上的困難為止,這一工作一直處于理論經濟學研究的前沿。到了20世紀80年代,由于人們對博弈論的興趣增加才使之黯淡下來

  一般均衡的思想或許還有些道理,符合辯證法全面聯系的觀點,然而,西方學者研究一般均衡的方法最終卻背離了唯物主義,從而看似精彩紛呈,實際上是大量無效勞動。阿羅(2010)指出,期貨市場的存在為一般均衡理論成立的必要條件之一。盡管西方已經出現了一些期貨市場,但一般均衡理論的成立要求期貨市場無所不在。[3]然而,現實中不可能有這些市場,這些市場自身的存在會把市場經濟壓垮。因為一旦牽涉期貨市場,各種不確定性和風險就產生了,而且,不確定性和風險的種類與數量隨著期貨市場的數量的增加呈指數增長。這些探索神話世界規律的分析涉及到大量的無效的智力活動,它與神學曾在中世紀曾吸引人類大量無效智力活動沒有什么差別。需求曲線、供給曲線、勞倫斯曲線、菲利普斯曲線、庫茨涅茨曲線、帕累托效率等都是類似的例子。當人們把注意力放在唯心主義命題上面又受到唯心主義學者影響的時候,新古典的光環就產生了,新古典的愚民目的也就達到了。過分推崇一般均衡思想的人,包括阿羅,都沒有注意到,世界可能充滿著如火藥桶一樣的一觸即發的矛盾。因此,熊彼特把一般均衡說成是晶瑩剔透的理論、經濟學的最高成就不過是一種囈語。

  新古典的愚民政策不僅見于它的最典型代表——一般均衡理論,在其它諸多理論中都表現出來。曼德維爾《蜜蜂的寓言》試圖說明,私人的惡德即是公眾的利益。某些私人的某些惡德確實可以成為公眾的利益,但如果說所有的私人的惡德都會成為公眾的利益,那就是根本違背事實的。哈丁的公地悲劇理論、博弈論的囚徒困境理論、奧爾森的集體行動邏輯理論、甚至凱恩斯理論、信息經濟學理論都是典型的以偏概全、以局部解釋整體、以現象代替本質的理論。對于高級智識人士而言,這些理論或許只是具有啟發性,而不具有定論性。但當一個國家通過大學系統、教科書體系把它們推而廣之希望全民接受后(為了維護統治,這是必然的)就都變成愚民理論了。[4]Ostrom1990)文雅地稱新古典理論是一種隱喻,McCloskey1986)稱其為修辭,直白一點,就是指責它們是愚民理論。只有徹底地揭露這種以理論、學術、研究之名行愚民政策之時,才有可能讓真正科學的理論得到宣揚!不徹底結論這種理論的愚民性質,就難以給革命者以其應有的歷史地位,就會導致歷史虛無主義泛濫。對待新古典經濟學的正確的態度可以在西方國家對待宗教的你可以存在,但要實行政教分離的堅定態度中找到對應物。

  第三,新古典在真理檢驗標準上采用一俊遮百丑的霸權邏輯。從經濟學看,降低工資、毀滅資本、革命科技、創新管理、加強福利、勞動后備軍消失、世界市場建立是資本主義保持活力的措施。二戰以后,由于這些因素的作用,歐美發達國家獲得了大量的剩余價值,并把它們用于股息、利息、研發、行賄、政府支出、工人饒讓,比如,高層經理就得到了薪酬、股票期權、獎金、轉讓金、基金等各種報酬,而工人也得到了相對歷史上或相對國外勞動者更高的報酬(雷斯尼克、沃爾夫,2010)。這使得美國無論白領工人還是藍領工人都能夠消費更多的商品和服務。當工人們當期收入不足時,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還發展起各種金融工具來支撐工人借貸消費,比如住房抵押貸款。新古典學者用資本主義經濟的一時繁榮、一時穩定作為霸權性真理檢驗標準來證明新古典理論的正確。而他們中極端主義者堅信不會出現的嚴重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再次出現已經證明,他們不是真正的經濟學家,他們只是被他們同一派的人物推到前臺充當經濟學家的傀儡!只是做了傀儡后有了自我標榜資本的經濟學家。西方教科書的世代更替也對此有所表現。比如,它們許多都把供求分析放在前幾章的位置,實際上是承認價值分析非常重要,但又用供求分析替代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和一些早期西方學者提出的自然價格概念。又如,它們把GDP核算體系替換了馬克思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其最本質的問題是取消了統計部門對經濟各部門間的聯系的監測和為商品拜物教留下空間,而不是它沒有測量閑暇和產品質量。

  第四,新古典在與其他學科對抗上采取先下手為強以空間換時間詭計。新古典學者通過不斷向其他領域滲透的先下手為強策略,延續了新古典的生命。如果新古典把自己封閉在狹義的經濟學領域之內,那么,由于其自身的哲學和方法論不外是唯心主義、形而上學,意識形態不外是資本主義,就不可避免地陷入到僵化、矛盾境地。[5]通過把新古典方法向其他領域殖民,新古典的生命得到了延續。比如,許多使用新古典傳統研究貨幣理論的學者(如瓦什,2001),客觀上為我們(作為社會主義者)理解貨幣金融領域提供了一些必要的知識。從資本主義自身發展看,這種貨幣理論也適應了資本主義國家金融領域的發展。再比如,新古典方法還從封閉經濟滲透到開放經濟領域。盡管社會主義意味著更小規模的國際貿易和國際金融交易(王今朝、龍斧,2011),但就是僅存的國際貿易和國際金融交易都會使得國際經濟學的研究具有某種價值。又比如,就是反對新古典的學者,無論他是制度經濟學家(North1993),還是信息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2001),還是結構主義發展經濟學家(Lewis1954),還是其他什么經濟領域的學者,都或多或少地依賴新古典的工具。新古典因其人多勢眾,采用先下手為強的方針向不同領域殖民,客觀上填補了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在這些領域的真空,[6]換得了生命的延續。

  由于新古典上述可能的發展和價值,在歷史上,出現了大量與新古典有著這樣那樣聯系的學者。僅從經濟思想史上看,中國學者耳熟能詳的就有斯密、李嘉圖、薩伊、瓦爾拉斯、馬歇爾、凱恩斯、薩繆爾森、哈耶克、弗里德曼、丁伯根、米德、米爾達爾、瓊·羅賓遜、阿明、Ostrom等人。其中,對于哈耶克和弗里德曼,我們可以簡單地斥之為極右而加以無情地批判,對于其他人,特別是其中大量的左派,卻不得不一分為二地對待。比如,在上述名字中,丁伯根之后的名字都與某種社會主義具有親密的關系。就是瓦爾拉斯本人,也贊成土地的國有化,并把它作為新古典理論在現實中運用的前提條件(Cirillo1980)。這表明,新古典與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之間也有某種相通性。這既增加了新古典理論家們的現實性,又增加了反抗新古典理論的可能性。畢竟,這些新古典學者的社會主義思想不被許多后來的新古典學者看作是新古典思想。因此,今天,毋庸置疑的是,在諸多領域,抵抗新古典的馬克思主義抗體不僅有待恢復,還有待產生。

  第五,新古典在自我保護上采用諸多免疫詭辯。新古典歷史上遭受了無數來自內部和外部的攻擊,[7]因而不得不設置諸多免疫詭辯來為自己辯護。比如,針對假設真實性質疑,新古典學者用社會達爾文主義爭辯,經濟理論的意義并不取決于其假設的真實性,而取決于其對經濟現象的解釋力和預測力,因而除非出現一種更強解釋力和預測力的理論,新古典經濟學不會被取代。一方面,新古典經濟學具有一定的解釋力和預測力。這是因為新古典經濟學的一些假設在一定范圍內具有自我實現性——你如果相信它,它就會實現。化用阿明(2010)的話,那就是,資本主義因為有了初始的積累而實現了進一步積累,有了初始的市場經濟而發展起新的市場經濟。如果你相信了新古典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就會顯示出一定的邏輯性。這導致它免疫成功。另一方面,馬克思政治經濟學也設立了諸多假設,可是,這些假設的真實性是可靠的,并且解釋力和預測力也是超強的。因此,新古典的上述免疫只能理解為強詞奪理的詭辯。

  又比如,還有新古典學者承認新古典理論存在問題,但把它作為絕對真理的一階逼近、作為人們的共同約定。還有新古典學者把利他也用利己來解釋。這都屬于新古典的免疫詭辯。

  主要基于以上五個方面的策略,在20世紀60年代,新古典經濟學作為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地位就確立了起來,并且加上如下第6個原因,它在20世紀90年代登陸中國、俄國,新古典玄機得售,并且逐步呈鋪天蓋地、漫山遍野之勢,盡管中國這樣的外圍國家的收入被歐美中心國家吸走(普雷維什,1983)。

  第六,新古典在拓展國際空間上遭遇發展中國家、民族思維能力的退化。真正厲害的思維能力能夠見事于未萌。馬克思、列寧、毛澤東等人都是在經濟不發達情況下成長起來的理論大家、方法論大家。他們不僅具有高超的抽象、具體、分析、綜合、歸納、演繹能力,從而發展出一個個驚世駭俗的理論,還培養了與他們同時代的一大批人和后面時代的一輩輩人。本來,有了科學的理論和方法論,這些國家和民族對庸俗經濟學和新古典經濟學理論將不僅具有免疫力,而且具有攻擊力。然而,人生有年,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科學的思維能力有可能因為一個卓越人物的逝世而退化。蘇聯電影《解放3:柏林之戰》中,斯大林會見羅斯福、丘吉爾時曾談到杜勒斯與德國人秘密接觸,他的臺詞是:我們都健在的時候沒有什么可怕的,我們之間決不允許有什么危險的分歧。但是十年后,也許不到十年,我們不在了,新的一代上來了,他們沒有經歷過我們現在所經受的一切,那時候會怎么樣呢?這就表明了領導人更迭在決定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思維能力上是多么重要的一個因素。[8]

  事實證明,斯大林上述擔心不無道理。在他們身后,社會主義國家的免疫力、抵抗力、攻擊力降低直接誘導資本主義國家把新古典普適化推向全世界,并使之部分得逞。這也可以為社會心理學的光環效應、近因效應和啟發式代表性思維等非科學思維的存在所解釋。在這兩種力量共同作用下,今天,在思維、觀念、理論、方法上,正如阿明(2010)所說,一些社會主義者接受了新自由主義,一些社會主義者接受了擺脫資本主義危機,而實際上,只有接受社會主義,接受擺脫陷于危機的資本主義,才是一個國家、一個社會的根本出路。否則,所謂新興市場的興起最多將使得三元組合陷入困境,使得世界局勢陷入到類似一戰、二戰前的權力重新分配的動蕩之中。與之相適應的,流行于發達國家的物質主義、消費主義,即把工資和消費水平的上漲視為工人勞動的充分和恰當的補償、把消費水平看作衡量個人成功與否的標志,也在發展中國家盛行。借此,不僅馬克思的剝削概念被取代了,甚至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也岌岌可危了,取而代之的是與新古典有著天然結合的美妙的美國夢、普適經濟學的幻境,盡管改革開放伊始,中國老一代留美經濟學家指出西方經濟理論的階級性和意識形態性,強調對西方經濟學只能借鑒,不能照搬,盡管中國20世紀80年代進行過反精神污染的運動。

  三、新古典經濟學西方主流經濟學地位江河日下的SWOT分析

  無數的事例表明,最耀眼的時刻往往是下坡路的開始。新古典在20世紀60年代被視為經濟學的最高成就。可是,高處不勝寒,恰恰在接下來的30年中,它在西方就演變成為30個經濟理論流派中的微小的一支。這不僅是它所處的種種外部社會環境發生變化使然,也是其理論自身矛盾使然。

  首先,新古典先下手為強以空間換時間詭計遭遇西方諸多其他社會科學領域的外部學術傳統抵制。西方的學術傳統中,盡管不乏不同意甚至攻擊馬克思理論的事例,可是,與新古典背道而馳的如果不是更多,也是比比皆是。比如,對新古典至為重要的理性假設,馬斯洛、H.西蒙就有不同的概念。而從更高的哲學層面看,任何一個對黑格爾哲學具有理解的人都不會同意新古典的形而上學,盡管它們都是唯心主義。從這里看,新古典的發展始終只是西方一些學者的踽踽獨行而已,這些人的先下手為強以空間換時間的一意孤行策略最終會遇到不可克服的障礙。其他學科領域不會僅僅是抵制新古典,我們可以預料,正如蘇聯在斯大林格勒保衛戰中抵御住德軍進攻就轉入反攻一樣,其他學科在抵御了新古典的進攻之后,也會轉入對新古典的反攻。而且,新古典的經濟學帝國主義越瘋狂,其他學科最后的反攻就會越強大。

  其次,新古典方法論上的挾天子以令諸侯伎倆和議程設置上的愚民政策遭遇風起云涌般的內部新生代學術起義20世紀50年代,當受新古典經濟學訓練的許多學者深入了解了新獨立的國家的社會現實的時候,他們很多都轉向了新古典極端市場化理論和極端數理化方法論的反面,從而不僅成為不受新古典議程設置愚化的代表人物,而且成為不受數學這一新古典天子命令的諸侯。比如普雷維什、米爾達爾等人。他們對于理論和方法的取舍采取了辯證唯物主義的態度,即把事實放在了理論的前面,是用鞋去適應腳,而不是用腳去適應鞋。在這一點上,他們與毛澤東一代人一樣。面對中國百業待舉,我們可以設想,他們不會根據新古典理論,建議中國建立什么市場經濟,而是主張大推進、進口替代等結構主義發展戰略,盡管其比蘇聯和中國的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要差(正是由于這種不徹底性,導致它們在發展經濟學中被認為是失敗的,甚至是非科學的)。對新古典許多具體理論和概念的存在性、可靠性、合理性批判等更是鋪天蓋地。西方至少從20世紀80年代就已經開始從方法論角度系統地對新古典加以反思,而不再只是一些有遠見卓識的人的片言只語的零敲碎打!所以才有諾獎得主阿克勒夫說,到20世紀90年代,新古典經濟學實際上已經成為西方經濟眾多理論流派中的一個支流了。西方這種新生代的這些風起云涌般的學術起義不見得就意味著它們代表最高的科學性,但就如中國古代農民起義動搖封建統治一樣,它們至少使得新古典方法論上的挾天子以令諸侯伎倆和議程設置上的愚民政策同時破產,推動了經濟學的改朝換代。

  第三,新古典的一俊遮百丑的真理標準遭遇政策實踐領域的反其道而行之新古典經濟學完全忽視了政策制定的本質過程。政策制定不僅要建立在詳細的調查基礎之上,而且要對政策實施的效果進行評估。科學的行政管理、行政決策過程根本不允許面對巨大的可避免成本的發生而無動于衷,不管它是否是以新古典的名義。新古典孤立地假設資源稀缺,卻看不到某些人資源極端匱乏,而某些人資源極端豐裕,以及由資源的不平等分配所帶來的巨大的政策問題。正如阿羅(2010)所說,對一些人(富人)而言是理性的,對于社會就是非理性。新古典假設人只有經濟屬性,即使政治人也按照經濟理性去行動,這根本無法解釋林肯、羅斯福這些美國總統與其他總統之間的差異性。新古典假設社會可以由代表性個人來說明(方法論個人主義),卻看不到,正是人們在地區、種族、民族、教育、性別、家庭、年齡等領域的差異性帶來了諸多政治、社會、文化等公共問題。新古典既脫離所有制,又脫離價值,還否認階級對立,這使它根本無法解釋美國的巨大的社會分層,無法解釋美國巨大的社會分層下的集體所有制經濟的存在與延續Ostrom1990)。新古典還假設完全理性、完全信息、零交易成本、空間集于一點、市場萬能、外部性可以忽略、法律無偏、貨幣中性、產權明晰、制度不重要,這些都是歐美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無法接受的假設,實際上也是歐美市場經濟延續所無法接受的假設。新古典不僅對成本、利潤帶上了普適化的天使般的光環,還用增長至上、消費主義來延續資本主義。新古典強調均衡,否認非均衡,否定利潤率下降,更否定利潤率下降將導致資本主義的毀滅。不用關心新古典的理論是什么,只要關心它的假設,就可以預知新古典的未來了。[9]

  第四,新古典的理論和方法免疫遭遇客觀事實的顛覆性攻擊。按照新古典,資本主義的政府應該越小越好。可是,今天資本主義經濟的繁榮根本離不開歐美國家政府的財政、貨幣政策,也離不開國際政策。在財政上,美國政府龐大的剛性的軍費開支就是其軍事工業的基礎,這構成其軍事寡頭收入的主要來源。凱恩斯主義甚至認為,美國經濟是一個軍事經濟(匡特,2007,第252-254頁)。在貨幣金融上,如果沒有美聯儲的存在和支持,資本主義的金融危機可能會來得更多更猛烈。福斯特、麥克切斯尼(2010)甚至把金融化基礎上的金融部門的擴張作為資本主義國家獲得財富增加的唯一途徑。在國際經濟關系上,無疑,正是美國鼓勵了發展中國家的出口導向型貿易政策和資本賬戶開放政策。[10]這不僅為美國經濟提供了廉價的、豐富的生活必需品,從而降低了美國工資,還為美國的奢侈性的投資提供了資金。而這還是西方享受了資產階級政治革命、殖民主義、工業革命、炮艦經濟政策、勢力范圍劃分、帝國主義、國際資源掠奪、廉價勞動力使用(先是國內后是國際)等(龍斧、王今朝,2012;張夏準,2011)。西方的經濟成功不是因為它采用了新古典經濟學,而東方的經濟落后也不是因為它沒有采用新古典經濟學。這不僅是學理使然(弗蘭克,2000),而且是歷史的事實。如果新古典足以保證經濟的成功,那么,英國就仍然會是日不落帝國。對這些客觀事實的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認識一旦為人們所知,就會逐漸并最終徹底打掉新古典理論自身編織的美麗的花環。阿明(2010)預測,正如20世紀的世界解放斗爭浪潮一樣,今后將完全可能由一些邊緣國家來挑戰寡頭資本主義體系。

  第五,新古典的國際兜售遭遇經濟發展落后國家的大眾覺醒。新古典可以欺騙人們以一時,可以欺騙一些人一世,但不可能永遠欺騙所有人。所以,盡管新古典在中國和俄羅斯等國登陸了,盡管中國不少人一度把新古典看成是普世的,盡管他們不少至今仍然把新古典作為判別他人研究是否是經濟學研究的標準,但隨著中國新一代人的成長,隨著中國自身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建立,新古典經濟學在世界各國將會出現一次巨大的退潮。人們會思考,成型于英國經濟世界第一的地位被美國所取代的1870年的邊際主義革命的新古典經濟學是否能夠成為指導世界大國經濟發展的理論呢?

  四、結 論

本文分析表明,新古典經濟學在20世紀60年代在西方的流行和勝出并不是由于它的不存在的科學性,而只是由于它千方百計地設計并使用了SWOT框架中的強勢性因素,它在20世紀90年代在中國和俄國的異軍突起也帶有極大的偶然性因素。新古典經濟學在西方已經無可挽回地衰落了,在中國和俄國的勃興即使不是回光返照,也只能是曇花一現。美國金融危機、歐洲債務危機以及中國、俄羅斯、拉美等國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種種問題已經大大催化了前面所述的五種導致新古典經濟學地位衰落的因素的作用。新古典看似依然強大,但其處心積慮建立起的SWOT優勢實際上已經近乎耗盡,只能無助地等待對它的最后一擊。中國目前所推動建立的中國特色政治經濟學應該在此過程中起到關鍵性的作用,它應該成為推動世界格局真正轉向習近平總書記所倡導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新階段的新型理論武器!

參考文獻:

  安東尼·奧羅姆,1989,《政治社會學——主體政治的社會剖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喬萬尼·阿里吉,2009,《亞當·斯密在北京,21世紀的譜系》,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肯尼思·約瑟夫·阿羅,2010,《經濟理論與金融危機》,《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1期,第11-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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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釋:

  [1]  現在人們已經清楚,由于市場的協調作用受制于市場主體的性質,因此,這種協調決不是一個和諧的、不受人們意志控制的無意識過程。否則,世界各國就無需建設什么市場體系,只要讓它自發演化就行了。而對于資本主義國家在危機后重新緩口氣至關重要的戰爭(如二戰)和創新活動根本不是市場活動。所以,有無市場對于所有企業是關鍵性的,也可以說是決定性的,但決定資源配置的絕不是僅有市場。

  [2]為了保證本文的嚴謹性,這里需要明確指出,本文把這幾個特征作為新古典經濟學的定義。這使得本文對新古典的批判集中于這幾個特征上,與新古典的其他方面無關。比如,本文并不否定許多西方被視為新古典的學者也有許多好的觀點。可惜的是,中國的新古典學者并沒有學到西方新古典學者許多這些好的方面。這是本文目的所指。

  [3]這是因為生產需要耗費時間,新古典原來所設想的許多市場實際上是期貨市場,而非現貨市場。

  [4]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Lewis1954)認為,凱恩斯理論是新古典的腳注。公地悲劇理論、囚徒困境理論、集體行動理論被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E. Ostrom1990)所否定。

  [5]比如,它忽略了各種可能的反饋,如一國經濟從市場出清到市場崩潰的發展。

  [6]  參見雷斯尼克和沃爾夫(2010)。

  [7]  正如巴蘭(2000,第6頁)所說,如果把現有經濟和社會秩序看作天經地義的事情,并且只從反映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范疇來思考問題,即使最能干的學院經濟學家也不可避免地會陷入所有資產階級思想的基本困境:被迫不斷在幾個同樣有害的辦法中做出選擇。

  [8]   隨著蘇聯檔案解密,西方對斯大林有了重新認識,這種新認識高度評價斯大林。參見Davies et al. 2005)。

  [9]  它首先或隱或顯地設定假設,再從中推導出這些假定所預先設定的結論。所以,新古典的科學性無須從理論結論來加以檢驗,而只需要分析其假設的合理性和可靠性。從數理邏輯看,新古典經濟學的本質不在于它的理論,而在于它的核心假設。因為正是這些核心假設支撐著新古典理論,而且,如果這些假設是完備的,從數理上它能推出什么樣的結論就是確定的。

  [10]  關于巴西的例子參見瑪·羅哈(2003)。

  (作者系武漢大學經濟發展研究中心、經濟學系教授;來源:昆侖策網,根據作者來稿編發,原載產業人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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