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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新的國家建立后，是完全依靠外國援助，照搬外國經驗，走外國發展的路？還是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學習外國先進經驗，走自己發展的路？這是兩種不同的治國理政理念。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指導思想和方針。就是要把一切工作的方針放在自己力量的基點上，維護自己的主權，不受別人的控制或支配，敢于同任何外來壓力作堅決的斗爭，堅定不移地走自己的發展道路。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任總理周恩來，在治國理政的實踐上堅決貫徹這個指導思想和方針，取得了偉大成就。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對新中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實行孤立和封鎖，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支持但有條件。剛執政的中共領導人，面對一窮二白，百廢待興的局面，如何建設新中國？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提出：我們的方針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點上，自己找出適合我國情況的前進道路。周恩來指出：“自力更生是革命和建設事業的基本立足腳點。社會主義國家只有從本國的具體情況出發，依靠本國人民的辛勤勞動，充分利用本國的資源進行建設，才能比較迅速地發展本國經濟”。“自力更生為主，小國應該這樣，有四億五千萬人口的大國更應該這樣。毫無疑問，生產建設上要自力更生，政治上要獨立自主。”

一、 組織建立中國自己相對獨立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

在建國初的二年經濟恢復以后，周恩來領導制訂第一個五年計劃，針對我國當時還不能制造坦克、飛機、汽車、拖拉機的情況，開始醞釀建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當時，中國在全面學習蘇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經驗。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妄圖控制中國，提出所謂“社會主義大家庭”，“國際分工論”，要中國服從他的指揮棒，搞農業、輕工業，而重工業、國防工業、原子彈核工業等，由蘇聯來包。國內也有一些人認為，按照蘇聯的路線走就行了。周恩來指出，要從我國實際情況出發，根據中國的國情辦事，不能照搬照抄蘇聯的經驗。“不能說蘇聯怎樣，我們就必須怎樣，我們要結合自己的具體情況分析研究，要有創造發展。” 他強調，中國這樣一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必須要依靠本國的力量，獨立地發展經濟，去實現國家的富強。為此，首先中國必須建立自己相對獨立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必須擁有自己的鎮國之寶——原子彈和導彈，必須自己掌握高科技，這是任何一個別國所不能替代的。

在1956 年中共八大會議和八屆二中全會上，周恩來提出并閘明了建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的思想：第一，我們的工業化，就是要使自己有一個獨立的完整的工業體系：自己能夠生產足夠的主要的原材料；能夠獨立地制造機器，不僅能夠制造一般的機器，還要能夠制造重型機器和精密機器，能夠制造新式的保衛自己的武器，像國防方面的原子彈、導彈、遠程飛機；還要有相應的化學工業、動力工業、運輸業、輕工業、農業等等。第二，我國建立獨立的完整的工業體系是可能的、必要的，專門靠國際援助的依賴思想是錯誤的。我國人口眾多、資源豐富、需要量大。大小的回家，原料很缺，不可能不靠旁的國家。而我們這樣的大國，就必須建立自己的完整的工業體系，不然一旦風吹草動，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支援我們完全解決問題。第三，建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主要依靠自力更生，但不放棄爭取外援。同時需要同世界各國發展經濟、技術、文化交流，關門建設是錯誤的。即使建成了也是基本上完整，不可能一切都完全自足，仍然需要發展國際經濟交流。

60 年代，周恩來的上述思想有了重大發展：第一，針對60 年代世界科學技術的巨大進步，指出我國建立獨立的工業體系不應是30 年代，40 年代的工業水平，而應是60 年代的工業水平，是原子、電子、噴氣機這樣的水平；不應片面追求數量，而要求質量、求品種、求規格、求技術的發展。第二，針對“大躍進”以鋼為綱所造成的國民經濟的嚴重失衡和農業沒有過關的現實，指出不能只建成一個工業體系，而要建成一個包括農業、工業、科學技術等在內的國民經濟體系。

1964 年12 月，周恩來在三屆人大一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時，正式提出用三個五年計劃的時間使我國建立起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1975 年四屆人大一次會議上，周恩來再次提出建成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的第一步設想，并由此向四個現代化的第二步設想前進。在毛澤東為首的中共領導下，由周恩來的具體組織實施，帶領中國人民靠著自己的力量戰勝了一切敵對勢力的破壞、進攻和封鎖。在九死一生的包圍中，不但保衛了新生的人民政權，而且眾志成城地搭起初具規模的中國大工業的基本框架，建立起門類齊全、獨立完整的現代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中國用不到三十年的時間，走完了西方國家幾百年走過的歷程，使中國由一個極其落后的農業國，迅速發展成為了世界第六大工業國，第三軍事強國，創造了人類奇跡，為中國的復興奠定了堅實基礎。 

二、 新中國需要外援，但任何損害中國獨立的外援是絕對不能接受的

建國之初，為了打破西方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封鎖，中國采取了“一邊倒”的政策，與蘇聯結盟。但這種結盟是建立在維護國家獨立主權的基礎上。在中蘇結盟的過程中，最重要的問題是如何處理國民黨政府于1945年與蘇聯政府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簡稱“中蘇舊約”）。

新中國成立前夕，周恩來就指出，要慎重對待國民黨政府與外國簽訂的條約，有的條約要廢除，有的要加以修改，有的還可保持對于中蘇舊約，新中國領導人最初雖向蘇方表示可以繼承，但心底里卻認為它也包含著不平等的一面，按照“另起爐灶”的方針，理應重新簽訂。毛澤東于1949年底至1950年初赴蘇聯訪問主要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但是，蘇方出于各種考慮仍想維持舊約。經過毛澤東力爭，斯大林才改變初衷，同意與中國簽訂新約。然后，趕赴蘇聯的周恩來就一系列具體問題與蘇方進行了艱苦的談判，在雙方各有所讓步的情況下簽署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及有關協議。

中蘇新約的簽訂是新中國外交取得的第一個重大成就，這一條約基本改變了中蘇兩國原先的不平等關系，中國收回了國民黨政府喪失的一些重大權益，獲得了一個強大的盟國來對抗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國家的敵視和孤立，并得到了寶貴的外來援助以恢復和發展經濟。中蘇同盟加強了社會主義的力量，對當時的世界格局產生了重要影響。在爭取蘇聯的貸款和技術援助的同時，和蘇聯政府簽訂了《關于中國長春鐵路、旅順口及大連的協定》。協定規定蘇聯政府于1950年將大連移交中國管轄，1952 年將長春鐵路的一切權利和財產無償移交中國政府，蘇軍于1952 年從旅順口撤退，順利地解決了這幾個歷史遺留的有關中國領土、主權的問題。如果毛澤東和周恩來當時稍有猶豫，等到斯大林逝世以后才提出這個問題，那將會變得十分棘手。

在中蘇結盟之后，在處理對蘇關系時，周恩來經常提醒說，我們對蘇聯不能盲從，不能依賴它的援助，不能沒有批評，我們不能把自己黨和國家的獨立性失掉。1958年7月31日至8月3日，赫魯曉夫到中國訪問，要中方答復不久前蘇方提出的“關于建立聯合艦隊與長波電臺的建議”，妄圖控制中國，當即遭到毛澤東、周恩來的嚴正拒絕。此后，中蘇關系漸趨疏遠。1959年6月，蘇聯單方面撕毀了1957年10月15日簽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政府關于生產新式武器和軍事技術裝備以及在中國建立綜合性的原子工業的協定》。

直至１９６０年８月，撤退全部在華專家，停供所有設備材料。據統計，在蘇方援建的３０個工程項目中，蘇方只完成１６項設計任務，有９項被迫停工。僅核燃料循環后段工廠和核武器研究中心幾個工程，約有７７６項１２８２８臺設備沒有供貨，其中主要是中方尚不能制造的專用設備、儀器儀表和特殊材料。給中國留下一大批半拉子工程，造成了嚴重困難和巨大損失。有個別外國專家斷言，過不了幾年機器會成為破銅爛鐵，中國２０年也搞不出原子彈。面對中蘇破裂后嚴峻的國際環境，周恩來指出：不理他那一套，自己動手，從頭摸起，準備用8年時間搞出原子彈。他發誓：“就是沒有褲子穿，我們也要有自己的核力量。”

1960年7月11日周恩來在聶榮臻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上批示，發展科技，突破尖端要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立足國內”的方針。對于尖端科技國外是不會轉讓給我們的，只能靠自己去鉆研、攻關，去拼搏、創造。遵照周恩來的指示，二機部立即組織全面徹底自力更生的大轉變。從思想、組織、行動上轉到依靠自己的基點上來。動員組織全部上下，摸關、排關、攻關、闖關，組織全國大協作。1962年11月，中共中央成立以周恩來為主任，由副總理賀龍、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陸定一、聶榮臻、羅瑞卿，以及國務院和中央軍委有關部門負責同志15人組成的中央專門委員會，加強對核武器研制和核工業建設的領導，以加速實現原子彈爆炸試驗計劃。

還在中央通知下達之前，周恩來于１１月１７日就赴任視事，主持召開第一次專委會。在首次核試驗之前，他就主持召開了９次專委會，討論解決了１００多項重大問題。圍繞核工業建設和核武器攻關，組織了２６個部（院）、２０多個省市自治區的９０0多家工廠、科研機構和大專院校參加攻關。1964年10月16日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試驗成功以后，他又及時提出，應立即抓加強型原子彈和氫彈、導彈，特別提出以“兩彈結合試驗”為下一步重點。1967年6月17日，我國又成功地進行了300萬噸級的空投氫彈試驗。我國氫彈爆炸試驗成功，再一次震動了世界。1970年7月，第一個核動力裝置的陸上試驗反應堆即將進行啟動運轉試驗，周恩來批準了這一重大行動，并做了“充分準備，一絲不茍，萬無一失，一次成功”的重要指示。1971年6月，我國即將在潛艇上裝填核燃料，做第一次啟動的全艇聯合試驗，周恩來在聽取匯報后又做了重要指示：“核潛艇我們第一次搞，試驗工作要穩當一些，一步一步把工作做好，多花一些時間充分試驗，取得經驗。”1974年8月1日，中央軍委發布命令，將第一艘核潛艇命名為“長征一號”，正式編入海軍戰斗序列，從而使中國成為世界上第五個擁有核潛艇的國家。在此基礎上，中國又建成了兩座核電站。

中國核工業取得的這些巨大成就，打破了核霸權主義者的核壟斷和核訛詐，鞏固了國防，為保衛世界的持久和平作出了貢獻；提高了我國的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同時，促進了我國機械、電子、冶金、化工等基礎工業和相關科學技術的發展。 

三、 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絕不是閉關自守，盲目排外

周恩來指出，在我們這樣經濟文化落后的國家，關起門來進行現代化建設是不行的。必須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向一切國家的長處學習，開展廣泛的經濟技術交流和合作，這樣，才能逐步趕上和超過先進國家。他經常宣傳毛澤東的指示：“外國一切好的經驗，好的技術，我們都要吸收過來，為我所用，拒絕向外國學習是不對的”。

1955年初，為了爭取蘇聯援助，周恩來親自出面同蘇聯駐華大使尤金多次談判，最終簽訂了蘇聯援助中國勘察鈾礦的地質協定，蘇聯援建一座實驗性反應堆與一臺回旋加速器的科技協定，為了我國發展原子能事業創造了基本條件。1956年3月，周恩來派劉杰、劉偉和錢三強等組成代表團赴蘇聯談判，簽訂了蘇聯援助我國建設核工業的協定。1957年，聶榮臻、陳賡、宋任窮率團赴蘇談判，簽訂了蘇聯援助中國研制核武器的協定。

由于周恩來洞察國際形勢的風云變化，掌握有利時機，有計劃有步驟地爭取了蘇聯在核領域的技術援助，使我國較快地掌握了某些技術，在一定程度上爭取了時間。周恩來十分重視科學技術的情報信息工作，在他的關心下，中國科學院建立了情報所，及時掌握國外科學技術發展的情報資料，知道哪個地方哪門科技是最先進的，明確學的對象。他特別關心人才培養，指示國務院有關部門采取走出去、請進來的辦法。按照我們所最急需的門類，派遣專家、優秀的科學工作人員和優秀的大學畢業生出國學習、取經。請國外專家來中國傳授知識。

在五十年代，周恩來領導了從蘇聯引進技術、設備的156項重點工程的建設。他要求認真學習和推廣這些項目“從設計、施工、安裝直到開工生產的技術經驗”。這些項目的建成，為我國重工業和國防工業建立了一個初步基礎，如鋼鐵、煤炭開采、煉油、機床、汽車、飛機、坦克等有了一個新的起點。絕大多數的蘇聯專家為我國工業建設作出了貢獻，當他們回國的時候，恩來同志還為這批蘇聯專家發了親筆簽名、蓋章的感謝狀。1959年以后中蘇關系破裂，蘇聯領導人背信棄義，單方面撕毀了關于援助的協定，中蘇合作中止。

新中國屬于社會主義陣營，但對待美、英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關系，毛澤東和周恩來沒有關閉大門。1949年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后，美國大使司徒雷登仍未離去。根據這一動向，毛澤東提出：“如果美國（及英國）能斷絕和國民黨的關系，我們可以考慮和他們建立外交關系的問題。”周恩來說明，美國正在試探中共的動向，我們既不完全斷絕和它的來往，也不急于建立外交關系。如果急于要求承認，就會陷于被動。我們一定要使美帝國主義了解中國是不可欺侮的。帝國主義若要同我們建立外交關系，就要按平等原則進行談判。應司徒雷登要求，黃華于五六月間按照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指示與司徒雷登進行了接觸，并同意他前往北平，中共領導人準備與他會面。然而，美國最高當局很快作出司徒雷登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得訪問北平的決定，這意味著美國最終關上了同新中國交往的大門。

建國后，盡管周恩來代表新中國政府愿意與世界各國進行經貿往來，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特別是朝鮮戰爭爆發后，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陣營對新中國采取了更加敵視的態度，實行了全面經濟封鎖。在這種嚴峻的形勢面前，新中國初期在國際經濟合作方面雖然把戰略重點放在了蘇東國家，但一直沒有放棄擴大與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合作的努力，這種努力對于應對后來的國際風云變幻功不可沒。在1952年在莫斯科召開的國際經濟會議上，中國代表團同西歐各國的與會人士就有關經濟技術合作問題進行接觸。到1957年，中國已同包括英國、法國、比利時、意大利和荷蘭等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在內的世界上82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經濟貿易關系。

中蘇關系破裂后，中國加快了與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合作，這不但為中國的經濟發展在離開了蘇聯東歐的幫助后能夠不減速，也使得西方世界對新中國有了更加全面的看法。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周恩來領導了從西方發達國家引進技術、設備的工作。周恩來提出，引進外國的新技術，要堅持“一學、二用、三改、四創”的方針。他要求，學習外國必須同獨創精神結合起來。引進新技術必須同自己鉆研結合起來。對于技術設備的引進，要有長遠打算，要在學習和利用的基礎上，有所創新，從而促進民族工業的發展。根據周恩來的指示，政府有關部門從日、英、法等國家引進和進口了石油化工、冶金礦山、鋼鐵、電子和精密機械等國內短缺的先進技術及其裝備，填補了我國的空白。不但推動了我國技術設備的更新換代和升級，同時也大大提高了相應的科研管理水平和生產能力，使我國的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建設事業向前邁進了一大步。 

四、在全社會弘揚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 

在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針的指引下，中國人民以自強不息、不屈不撓的民族精神，奮發圖強，打破了外國敵對勢力的封鎖，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設祖國，創造了許多人間奇跡。涌現出大慶油田、山西大寨、南京長江大橋、河南紅旗渠等一大批先進典型。周恩來關心、支持并利用各種方式大力宣傳這些典型，在全社會弘揚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 

新中國剛建立時，極其貧窮落后，原油奇缺。西方發達國家和蘇聯的專家認為中國是貧油國家，沒有大油田。中國地質科學家李四光經過研究打破了貧油論，按照他獨創的石油地質理論進行勘探而發現了大油田。以鐵人王進喜為代表的大慶工人以“寧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把我國石油落后的帽子扔太平洋去!”的偉大創業精神，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艱苦奮斗，從1960年蘇聯撤走專家，5年功夫石油年產量由97萬噸跳到1060萬噸，1960年至1963年共用國家投資 7.1億元，除全部投資收回外，還為國家積累資金3.5億元。1976年，大慶油田原油年產量首次突破5000萬噸大關，進入世界特大型油田的行列。1978年，全國原油年總產量突破1億噸，從此進入世界產油大國行列。大慶油田是根據我國地質專家獨創的石油地質理論進行勘探而發現的，它的全部開發過程是在困難的時候、困難的地方、困難的條件下完全依靠自力更生、艱苦奮斗進行的，沒有任何洋人插手，而且水平達到一流。大慶石油會戰的勝利使帝國主義在經濟上封鎖中國的企圖遭到了失敗；中國依賴洋油的時代一去不復返。大慶石油會戰打了一個漂亮的政治仗、志氣仗、經濟仗和科學技術仗。大慶油田的誕生，使中國石油工業從此走進了歷史的新紀元。中國石油工業徹底甩掉了“貧油”的帽子，中國人民使用“洋油”的時代一去不復返。

山西省昔陽縣大寨公社大寨大隊，原來是一個窮山惡水土地薄，全部耕地散在七溝八梁一面坡的地方。以陳永貴、郭鳳蓮等為帶頭人的大寨農民決心改變落后的面貌。他們在黨支部帶領下，依靠人民公社集體力量，自力更生戰天斗地，進行了大量的、艱巨的農田建設，經過十幾年的艱苦奮斗，把過去的4700塊土地連成了2900塊，在七溝八梁一面坡上建成了旱澇保收，穩產高產的層層梯田，改變了靠天吃飯的狀況。糧食畝產產量，1952年為237斤，1962年增加到774斤，達到了《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規定的長江以南地區到1967年才實現的畝產指標。大寨大隊正確處理國家、集體和個人的關系，從1952年到1963年的11年中，大寨在逐步改善社員生活的同時，向國家總共交售了1758000斤糧食，每戶每年平均交售7000斤。在當時困難重重、糧食產量普遍不高的情況下，大寨人自力更生、艱苦奮斗，改天換地、愛國奉獻的精神難能可貴。大寨成為中國農業戰線上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一面旗幟。

周恩來三次到大慶和大寨視察。他上鉆井臺、到田頭，進工棚、入農舍，與工人農民親切交談，與干部群眾商討發展生產，改善生活的良策。在1964年12月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周恩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總結宣傳了大慶和大寨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創業精神。從此，全國掀起了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的熱潮。

南京長江大橋，是上世紀60年代中國克服蘇聯撤走專家造成的困難，自行設計建造的特大公路鐵路兩用長江大橋。是中國橋梁建設史上的一座重要里程碑，開創了中國自己建設大型橋梁的新紀元，稱之為“爭氣橋”。大橋位于南京市西北面長江上，連通市區與浦口區，是繼武漢長江大橋、重慶白沙陀長江大橋之后第三座跨越長江的大橋。大橋上層的公路橋長4589米，車行道寬15米，可容4輛大型汽車并行，兩側還各有2米多寬的人行道；下層的鐵路橋長6772米，寬14米，鋪有雙軌，兩列火車可同時對開。其中江面上的正橋長1576米，橋下可通行萬噸輪船。大橋的南北引橋是一座長達760多米富有民族特色的雙曲拱橋，在兩頭接地部分共建22孔。南京長江大橋總造價2.87億元，共使用各類鋼材約6.7萬噸，各類混凝土約38.4萬立方米。其建橋技術、施工質量、防臺風和抗震能力均達到國際先進水平，獲得1985年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特等獎，并與“兩彈一星”一同列入建國后國家重要成就項目。1927年國民黨政府定都南京后，曾重金聘請美國橋梁專家華特爾對南京至浦口間建筑大橋進行實地勘察。可美國專家最后只能發出“水深流急，不宜建橋”的感嘆。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期間，為滿足其侵略掠奪政策的需要，也曾妄圖在南京至浦口間修長江過江隧道，面對著復雜的水文地質條件，最后亦得出根本不可能的結論。新中國成立后建設南京長江大橋被提到議事日程。1956年，國務院批準鐵道部進行南京長江大橋的勘測設計；1957年編就設計意見書；1958年開始勘測；1959年6月完成勘測，同年9月國務院通過建橋方案；1960年1月，大橋正式動工。周恩來親自審定方案，閱示所有的勘測、設計報告，對大橋的建設傾注了大量心血。建設之初，由于中蘇關系破裂，蘇方撤走專家，并停止供應鋼材，大橋建設一度陷入困境。鐵道部集中了全國一批從國外留學回國的優秀建設人才專門從事研制工作。經各方艱苦努力，最終研制出質量完全符合要求、達到國際先進水平的橋梁鋼，并于1963年11月在鞍鋼正式批量投產。1960年9月，主要工程江心橋墩動工時，大橋建設資金缺乏，建筑材料供應緊張。后受文革影響，工程一度陷入癱瘓，周恩來在關鍵時刻堅決支持南京長江大橋的建設，指示不能停工，繼續架設鋼梁使鐵路通車。廣大橋梁建設者克服基礎巖層破裂和洪水沖擊橋墩等自然困難，制造了大量運用低合金鋼的鋼梁和高強度鋼絲等新材料，創造了氦氧深潛水和在七十米深水下灌注混凝土等新工藝，使用了雙曲拱橋和拼裝式鋼筋混凝土沉井等新技術，達到了世界水平。大橋于1968年底全部建成通車。周恩來多次陪同外賓參觀南京長江大橋。他高度贊揚大橋局建設者們、發揚自力更生精神建成大橋的偉大創舉。 

紅旗渠是20世紀60年代，河南林縣人民為解決用水問題在極其艱難的條件下，從太行山腰修建的引漳入林工程。全長1500公里，把這些土石壘筑成高2米，寬3米的墻，可縱貫祖國南北，可以把廣州與哈爾濱連接起來。被人稱之為“人工天河”。紅旗渠的建成，結束了林縣十年九旱、水貴如油的苦難歷史，徹底改善了林縣人民靠天等雨的惡劣生存環境，解決了56.7萬人和37萬頭家畜吃水問題，54萬畝耕地得到灌溉，糧食畝產由紅旗渠未修建初期的100公斤增加到1991年的476.3公斤，被林縣人民稱為"生命渠"、"幸福渠"。紅旗渠是毛澤東時代林縣人民艱苦創業的真實寫照，是自力更生、艱苦創業、團結協作、無私奉獻精神創造的一大奇跡，是中國人民刻在太行山巖上的一座豐碑。這種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拼搏精神，激勵人們戰勝各種困難，建設新中國，創造人間奇跡。周恩來十分關心紅旗渠的建設，指示國務院有關部門幫助解決建設中的困難，保護文革中受迫害的林縣干部。他帶領中央領導參觀紅旗渠事跡展覽，他自豪地告訴國際友人：“新中國有兩大奇跡，一個是南京長江大橋，一個是林縣紅旗渠”，并介紹了很多外國領導人前來參觀。1974年，鄧小平參加聯合國大會時，帶了十部反映新中國建設成就的影片，放映的第一部就是紀錄片《紅旗渠》。 

五、熱愛中國品牌，支持民族產品

周恩來在生活中最愛民族品牌，支持中國自己制造的民族產品。周恩來生前坐國產紅旗轎車，戴上海牌手表，世人皆知。他的民族自強精神和維護民族形象和尊嚴的立場與信念深受人民的尊敬。

他關心民族轎車工業的發展，大力支持“一汽”搞轎車，使中國的紅旗轎車成為世人矚目的“中國第一車”。1958年，在毛主席曾經三次提也要坐自己制造的小轎車的背景下“，一汽”開始了東風牌小轎車的試制工作。東風牌轎車的試制得到了周恩來的大力支持。由于當時美帝國主義對我國實行全面封鎖和經濟禁運，“一汽”無法買到更先進的參考樣車。為了讓“一汽”盡快摸索出制造小轎車的路子，周恩來毅然地把法國“雷諾”汽車廠特意送給他的那輛“雷諾”牌小轎車送給了“一汽”做參考樣車，供他們拆卸研究。1958年5月，象征著中華民族的東風牌小轎車誕生了，“一汽”人終于圓了毛主席“坐自己制造的小轎車”的夢想。1965年春天，“一汽”根據中央指示開始著手紅旗牌三排座高級轎車的試制工作。由于當時中央政冶局委員以上的領導乘坐的都是蘇聯的吉斯110和吉斯115(保險車)，自己國家的領導人，難道就這樣一直坐著外國車出出入人嗎?周總理的心情無法平靜。不久，“一汽”便接到中央指示，一定要試制出高級轎車，換下政治局委員們的蘇聯車。紅旗牌高級轎車無論是在性能上還是外觀上都要超過東風牌轎車和紅旗兩排座轎車。可是在那個年代，要找到更高級的轎車做參考的確是難上加難，外國高級車什么樣?先進在哪都不知道，該如何著手呢?“一汽”轎車廠廠長王振決定去北京親自看一看全國唯一的一臺外國高級轎車，也就是當時的外交部部長陳毅同志西德的“本茨600”。“一”汽的同志第一次看到這么高級的車，試乘后感覺真的很先進。大家挺高興，可當聽了陳老總司機李師傅的一番話后又感到很慚愧，李師傅說：“陳老總也不愿坐外國車，可是沒辦法，沒有國產高級轎車！”是啊，偌大中國，竟然沒有自己領袖坐的高級轎車，真是一種恥辱啊！王振廠長把自己當時的想法告訴了首都汽車局胡亮局長，想把陳老總車借來，作為一汽試制高級轎車的參考樣車。沒多久，這事通過總理的司機老張反映到周恩來，他立即找到陳老說：“你坐那車太顯眼，出入總有群眾圍觀，挺不方便，把它送給“一汽”吧，讓他們制造國產高級紅旗轎車，那時咱們再坐上自己的轎車那該多自豪啊！”聽了總理語重心常的一席話，陳老總高高興興地把車送給了“一汽”。

周恩來對“紅旗”轎車情有獨鐘。“一汽”紅旗牌轎車剛研制出來，他就親自試乘，將這種車定為自己的專車。他說：“我喜歡坐國產車。”當工作人員勸他說：“這種車剛研制出來……等產品完全定型后再說。”周總理笑著說：“我是試用，不保險才試用，保險了還談什么試用？我坐上了可以促進他們改進，促進我們的民族工業發展。我坐了紅旗車，就是為他們做廣告。” 他經常根據乘用后的親身體驗，加上不斷征詢司機老楊的意見，對紅旗轎車提出改進方案，紅旗轎車最早的白色窗紗就是在周恩來的指示下換成了莊重而神秘的深咖啡色；而“一汽”早期制造的兩輛紅旗檢閱車也是在他的建議下，安裝了隱形的超高升降式的防風玻璃。后來，國家又進口了一批高級奔馳車，有關部門想給周恩來換一輛奔馳車，周恩來反問：“為什么？”建議的人說：“紅旗車子有缺點。”他卻說：“有缺點可能改進嗎！我一直坐下去，相信“一汽”會盡快改進的”。周恩來嚴肅地說：“那個奔馳車誰喜歡誰坐去，我不喜歡，我就坐紅旗車。”

周恩來不僅是唯一的一位坐紅旗車時間最長的中央領導，而且還是向外國使節展示紅旗轎車風采的第一位領導人。1962年6月，周總理來“一汽”視察工作，并高興地乘坐了改進后的紅旗轎車，這一坐使總理一見鐘情，難以忘懷。同年12月，錫蘭總理班達拉奈克夫人訪華，周總理首先想到了“一汽”的紅旗轎車，何不用自己國家生產的小轎車去接這位外國朋友呢?這可是展示紅旗風采的好時機啊!周恩來做出指示，要求一汽把他視察時曾乘坐過的那輛紅旗轎車運到北京，接待錫蘭總理。“一汽”聽到這個喜訊，不僅為之振奮，而且還為總理對“紅旗”委以重任而感到自豪。他們立即把車子保養、裝飾一新，護送到了北京中南海。周總理在百忙之中接見了“一汽”的送車人員，并仔細查看了這輛紅旗車。總理試了前座又試了后座，試了“紅旗”又試他坐的那輛吉斯，邊試邊說：“就是紅旗車敞亮么!好，明天就用這輛車接錫蘭總理。”他還繪聲繪色地向外交部同志介紹自己在“一汽”試坐這輛車的情況。1962年12月31日，周恩來就用這輛“紅旗”從機場將錫蘭總理接到市內，然后又換乘“紅旗”檢閱車檢閱了幾十萬夾道歡迎的群眾。在周總理的親自倡導下，紅旗轎車第一次開始了接待外賓的禮儀活動。埋下了紅旗轎車成為“國家禮賓車”的伏筆。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周恩來總理陪同他拜會毛主席時，乘坐的紅旗三排座高級轎車進入中南海。據說美國有一條不成文的規定，總統訪問外國，尤其是發展中的國家，一般情況下，隨機帶來總統專車。訪問中國，出于安全考慮更須如此。美國先行官員把總統專車進中國國門，是作為一個正式條件提交給中國。周恩來看后說：我們有汽車，美國飛機停在上海。他又指示，用國產的紅旗轎車作為尼克松來訪的元首座車，要確保交通安全。為了萬無一失，周恩來在臨近尼克松訪華前親自試坐。因為在試坐時發現了兩個小毛病，后經中央警衛局與一機部駐在北京的車輛維修小組檢修后才放心使用。隨同美國總統尼克松來訪的隨員500多人，幾乎全世界的眼光都在注視著中國。當時出動了30輛紅旗三排座高級轎車迎送。面對具有東方神韻，如同宮殿一樣的紅旗，美國人怎么也不相信長期與世界隔絕的中國人能擁有這樣好的轎車。在當時美國總統的出訪歷史上，這是唯一的一次總統使用所在國提供的飛機和座車。那時中方參加接待的人員都感到特別揚眉吐氣。 

 建國初，中國還不能生產手表。當時實行供給制，中央辦公廳為黨和國家領導人從香港買來手表，每人一塊，給周恩來的那塊是瑞士產的勞萊司自動表。他欣賞一番那塊表，發出一聲感慨：“什么時候能讓我戴上自己生產的手表呢？”周恩來聽說上海生產出手表的消息后，無限欣喜：“告訴他們，我買一塊。按市場價買。我給他們做廣告！” 上海手表廠為周總理精選了又精選，送來一塊上海表，要了120元。后來市場價就是120元。周恩來以后參加各種活動，亮出手腕看表時，就為上海廠作了廣告。隨著上海手表廠的發展，后來又換了帶日歷的上海表。有一次，這快手表壞了，送去修理，有的同志看到周總理戴這樣一塊普普通通的上海牌手表，懷著對周總理崇敬的心情，給他送來了一塊外國新型表。但是周恩來微笑著搖搖頭，退了回去。上海牌手表一直伴隨周恩來，直到他逝世。

(2016年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