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成瑞老去世了，又少了一位不忘初心憂國憂民的老革命。

　　貧道對李老只見過兩面，對李老的了解一是讀過他的一些文章，其他的就是從網上看到他參加的一些活動，但已經對李老有了敬仰之心。因為他這一代老革命大多早已不問世事，還關心時事的大多都拋棄了初心。

　　大約是2011年，與鞏獻田、孫經先等幾個教授一起到李老家拜訪他。他住在二環內一個老式小區的高層里，室內面積不小但格局過時陳設老舊。來訪的主要原因想了解一下第三次人口普查中一些人口數字的來源，以便對困難時期死亡人口問題進行研究（八十年代初期李老任國家統計局局長，主持了第三次人口普查）。

　　李老動作遲緩，但腦子很清楚，對人口數字和統計工作很熟。記得交談中我問了一個問題，就是很多人對1960年年末人口比1959年年末人口整整少了1000萬有懷疑，這么整齊的數字是不是國家統計局經過修正的。

　　李老告訴我們：1982年前，也就是第三次人口普查前，政府的統計系統沒有專門的人口統計系統，所有年度人口數都是來自公安部戶籍統計部門。那個時期全國只有公安部門有專門的人口統計系統和統計辦法，因此統計部門不可能對公安部門的年度人口數進行改動，因為沒有依據。

　　他講：1960年年末人口比上年整整減少1000萬，我也注意到了。記得報來的數字是一千萬零幾百萬，四舍五入成了1000萬，沒有改動。1982年后國家統計局成立了一直到縣級的城調隊和農調隊，此后國家統計局有了自己的人口數。現在國家公布的年度人口數字都是國家統計局統計的。李老講的情況我本來不清楚。

　　與李老的談話對我研究這個課題有很大啟發：我意識到關于這一時期的死亡數字問題，非常重要的是要詳細了解那一時期人口統計數字是怎么來的，是誰在統計，方法是什么，人口登記政策是什么，有什么漏洞，中間有什么變化，包括這一時期的歷史背景，政策特征，被登記人趨利避害會有什么行為取向……

　　這些因素對人口登記都會有嚴重影響，使最終數字與實際有很大偏差。而實際上，公安部門這一時期給出的人口數字是有很多明顯矛盾的。如果這些東西都不搞清楚，調查點個別地區的具體情況，搞文學作品可以，搞科研報告不行。所以此后課題調查中，重點就是找當時基層的公安、民政（文革前公社一級沒有派出所，戶籍登記是民政助理員管）了解那一時期的具體政策和社會經濟情況。可以說是與李老談話讓我的研究另辟蹊徑。

　　記得交談中有個教授問了這樣一個問題：有人說李老有一篇文章講困難時期中國超量死亡人口數是2200萬，有沒有這樣一個研究。李老當時就很生氣，說這是有些人斷章取義栽贓陷害。李老解釋說，他九十年代寫過一篇《“大躍進”引起的人口變動》的文章（載《中共黨史研究》1997年第2期）。這篇文章沒有他自己對這個問題的研究，內容是介紹幾個外國人口學者和蔣正華先生的研究。李老說，他注意到美國人口學者科爾在研究中錯誤引用了統計資料人口數，使科爾的結論達到了2680多萬。李老說他這篇文章指出了科爾資料引用的錯誤，說如果正確引述這個數字，即使按照科爾的研究方法，也只能得出2158萬的數字。根本不存在贊同科爾的研究結論的意思，更沒有什么李成瑞研究結論是“餓死了2200萬”。

　　這個指鹿為馬的謠言至今還在傳，而且一些專家學者也在引用。前一段楊繼繩先生在談論這個題目時，還把“李成瑞：2200萬”作為一種“研究成果”。

　　2010年5月7日，體制內理論權威的石仲泉先生做客強國論壇，他向網友介紹了對“非正常死亡”人數的研究。其中包括年鑒中1960年比上年少1000萬，蔣正華先生的1700萬，美國人口學家科爾的2700萬。最后他介紹了前國家統計局局長李成瑞先生的2200萬數字，說“李成瑞的文章是受到中央黨史研究室的認可，這個我可以負責任，其他的數字得出的結論不好說。”經他這么一講，這個屎盆子就真扣到李老頭上了。

　　貧道在這里再次為李老辟謠：李成瑞老從來沒有說過困難時期有2200人超量死亡。

　　其實讀讀李老的文章就清楚了：

　　李老注意到科爾書中列舉的一些年鑒數字與實際不符，比如科爾書中說：“按官方開列的死亡率計算，1957年的死亡數為 590萬……”，但用“官方開列的死亡率計算”，這個數字是688萬，相差近100萬。

　　李老寫到：“按1957年戶口登記的年平均人口63741人所推算出的死亡人數與科爾書中給出的1957年死亡人數有較大距離。那么，是不是科爾書中給出的1957年死亡人數是根據另外的年平均人口計算的呢？筆者計算的結果是：

　　（1）按科爾書中給出的戶口登記1957年死亡人數590萬，死亡率為10.80‰倒推，這一年的平均人口為54630萬人;

　　（2）按科爾書中給出的他所估計的1957年死亡人數1040萬，死亡率19.0‰倒推，這一年的平均人口為54737萬人。這樣倒推出來的兩個1957年人口數比1953年全國人口普查的58260萬人（這個數字是科爾所肯定的）還少3500至3600萬人；而且把1957年與1958年的65324萬相比，一年內猛增1億多人，這是難以設想的。”

　　接著李老對1957年死亡人數進行技術性修訂，按科爾“其他所有年度同樣的方法，按官方的人口統計的1957年平均人口為63741萬，依照科爾重估的這一年死亡率19‰計算，死亡人口為1211萬人。把這個數字與科爾計算的1964年的死亡人口940萬聯系計算則1958年至1964年的線性死亡人口為6462萬人，與科爾估計的這6年實際死亡人口8620萬相比，超線性死亡人口為2158萬，約為2200萬（這一數字的修訂由筆者負責）。”

　　這些文字表明，李成瑞老給出的2200萬超線性死亡的意思是：即使按照科爾的邏輯和給出的數字，科爾也只應該計算出2200萬超線性死亡。

　　李老這篇文章的主旨很清楚：科爾的研究是有缺陷的，起碼是技術缺陷，多算了500萬超線性死亡。與科爾的研究相比，“蔣正華教授……的方法，科學性更高一些。”蔣正華教授超線性死亡數字是1700萬。李老全文最后這段話也只是對兩人的成果的比較，也不存在李老贊同困難時期中國有非正常死亡1700萬的判斷，因為全文最后一句話是：“更加深入的研究還有待于今后的努力”。

　　筆者本來對石仲泉先生還有些尊重，畢竟是體制內理論大家。但看到他連李老的原文都沒讀過，就敢拍胸脯說“這個我可以負責任”。這讓人有些泄氣。

　　寫上面的文字一是送別李成瑞老，二是希望有些人不再隨地吐痰。

　　附 | 孫經先與楊繼繩直接對話：“餓死三千萬”彌天大謊被當場戳穿

　　作者：憲天

　　《中國土地制度演變第一次國際研討會》于7月5日——7日在華中科技大學舉行，會議除邀請我國學者出席外，還邀請了若干西方學者與會。

　　“人民公社化運動的歷史教訓”是這次會議的中心議題之一，在討論這一議題時所謂“餓死三千萬”是一個無法回避的重大問題。為此會議特別邀請孫經先、楊松林、楊繼繩、曹樹基等人與會，曹樹基先生沒有接受邀請，孫經先、楊松林、楊繼繩先生接受邀請到會。這就形成了孫經先教授與楊繼繩先生就“餓死三千萬問題”的直接對話。

　　7月6日下午，楊繼繩先生首先發言。他發言的主要部分是認為孫經先教授在研究中使用的一個結論的數學推導是錯誤的。他在發言中承認了孫教授對《墓碑》的某些質疑是正確的。然后他情緒激動地說：

　　孫經先在《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報》、《紅旗文稿》、《黨建》多家官方報刊上連續發表批判《墓碑》的文章是“對我的誹謗，是對我人格的侮辱。用中共中央宣傳部旗下和社會科學院旗下的權威刊物，廣為傳播對一個公民的誹謗，是法律所不容的。”“對《墓碑》的批判是缺席審判。《中國社會科學報》、《黨建》發表誹謗我的文章，我投稿辯護，全都粗暴地拒絕發表，在對我缺席審判時，還不給辯護的權利!有一點學術公正嗎?”

　　楊繼繩先生發言后，孫經先教授做了題為《我國三年困難時期的人口變動與“餓死三千萬”》的長篇發言。

　　在發言中，孫經先教授首先回顧了我國戶籍管理制度發展變化的歷史，指出1949年以前我國一直處于戰亂之中，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戶籍管理制度。新中國成立以后才開始了逐步建立戶籍管理制度的過程。1958年我國頒布《戶口登記條例》“是全國城鄉統一戶籍管理制度正式形成的重要標志。”這一條例在全國范圍內實施的時間，恰好是在三年困難時期。隨著《戶口登記條例》的實行，就要在全國范圍內進行戶籍整頓。這一事件對三年困難時期我國的戶籍統計人口數據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但是恰恰是幾乎所有研究這一時期我國人口變動問題的學者都忽視了這一點。

　　孫經先教授指出：1983年國家統計局公布了1949—1982年我國的戶籍統計人口數據，這一數據中出現了令人難以解釋的重大矛盾，“餓死三千萬”之所以廣泛流傳，主要根源就在于這些重大矛盾長期以來一直沒有得到科學的解釋。

　　孫經先教授通過對1954年到1982年整個這一期間人口變化的情況進行了認真分析，對這一矛盾做了比較完整的解釋，得到了四個基本結論。

　　第一個基本結論：在1954—1959年期間（主要是1956年到1959年），由于工業發展的需要和大躍進運動的發動，我國出現了從農村到市鎮的人口大遷移活動，至少有3,000萬以上農村人口遷移到市鎮。在這一過程中產生了大批重報（含虛報）戶籍人口。截止到1959年年底我國存在的這類人口數量約為1,162萬人，即這些人雖然已經遷移到市鎮并在市鎮辦理了戶籍登記手續，但是他們并沒有在原籍農村注銷戶籍（即他們擁有雙重戶籍）。

　　第二個基本結論：我國在三年困難時期開展實行《戶口登記條例》，1964年開展了全國第二次人口普查，上述重報虛報戶籍人口1,162萬人的戶籍在1960年到1964年期間被注銷。

　　第三個基本結論：由于我國經濟出現重大困難，在1960年下半年到1964年期間開展了大規模精簡市鎮人口的運動，3,000萬以上的市鎮人口被精簡返回農村。在這一過程中產生漏報戶籍人口數（截止到1964年年底為止）為1,482萬人，即這些人從市鎮被精簡并注銷戶籍，但他們沒有及時在農村辦理戶籍遷入手續，成為沒有戶籍的人。

　　第四個基本結論：上述漏報戶籍的1,482萬人在1965—1982年期間重新登記了戶籍。

　　他特別強調指出：由于以上第二個和第三個基本結論所敘述的原因，造成1960—1964年期間我國戶籍統計人口減少了2644萬。這就是我國這一期間戶籍統計人口數大量異常減少的主要原因。這些減少僅僅是統計數據的減少，不是實際人口的真實減少，更不是由于人口非正常死亡造成的。

　　他說：“楊繼繩、曹樹基、丁抒、金輝、王維志等人把上述戶籍統計人口數字異常減少的2644萬中的絕大多數都解釋成為是由三年困難時期人口死亡造成的，這樣就出現了‘餓死三千萬’的說法。以楊繼繩先生的‘餓死3600萬’為例，他的這一數字中大約有2000萬屬于這種情況。”

　　孫經先教授說：“我們的上述四個基本結論發表以后，一些人進行了質疑。他們的質疑集中在第一個基本結論中大量人口重報戶籍和第三個基本結論中大量人口漏報戶籍是否可能的問題。”

　　他在發言中對這些質疑意見（這中間包括楊繼繩、曹樹基提出的疑）做了分析，指出這些質疑都是不能成立的。

　　孫教授在發言中對人們普遍關心的三年困難時期的死亡人數問題進行了分析。他指出，1949—1958年期間我國人口死亡率僅用8年時間就完成了世界30年（平均）的下降歷程，其下降速度是異常驚人的，除新中國的社會制度優越性這一關鍵因素外，也有不正常的因素存在，即，我國這一期間死亡率下降速度異常過快的另一個因素，正好可以用我國同一期間戶籍管理制度發生的變化來解釋。也就是說，由于我國嚴格的戶籍管理制度在1958年以前還沒有真正建立和健全起來，造成了我國這一期間（主要是廣大農村地區）出現了較為嚴重的死亡漏報現象，從而造成了1958年以前我國死亡率下降速度出現了異常過快的情況。換句話講，我國在1949年到1957年期間（主要是1953年到1957年期間）的實際死亡率沒有表格中顯示的那樣低，這一期間我國的人口死亡率應當向上做適當調整。

　　孫教授指出，根據1953年我國內務部進行的人口的動態調查和1957年我國進行的抽樣調查獲得的結果，可以估計出我國在1953年——1957年期間的死亡漏報率在16.34%——17.65%左右，據此可以估計出我國在1953年到1958年期間的死亡漏報的總人數大約為750萬人。三年困難時期我國實行了《戶口登記條例》，在這一過程中死亡漏報是很容易清理出來的。通過進一步的分析，可以估計出1958年年底我國存在的“漏報死亡”人口750萬中，大約有675萬在三年困難時期被清理出來，并被以死亡注銷戶籍，由此造成三年困難時期我國戶籍死亡人數虛假上升675萬人。我國三年困難時期的戶籍死亡總人數為共計3,602萬人，扣除以上“死亡補報”的675萬，則三年困難時期實際總死亡人數為2,927萬。以調整后的1957年的人口死亡率為基準，則三年困難時期我國的超線性死亡人數約為366萬人。由此可以得到，我國三年困難時期的饑餓死亡人數應在366萬人以下。

　　孫教授在發言中著重指出了楊繼繩先生在《墓碑》中存在的一系列重大錯誤。他在發言中指出：

　　根據他查證的結果，《墓碑》中關于“涪陵專區死了350萬人”的說法，關于“通渭、會寧、定西、靜寧縣和西海固地區餓死近百萬人”的說法，關于“山東省餓死300萬”的說法，關于河南省“南陽、許昌、商丘三個地區餓死的人數不會少于200萬”的說法，關于“信陽事件”餓死人數的說法，關于安徽省鳳陽縣的餓死人數的說法，以及其他一系列的說法都是錯誤的、不符合實際的。

　　楊繼繩先生在多種場合宣傳“周恩來銷毀大饑荒證據”的說法，按照楊先生的說法：1961 年底，陳國棟、賈啟允、周伯萍“三人受命”，進行了一次關于“餓死人的數量”的“全國性的調查”，調查結果“經匯總后，全國餓死人幾千萬”，周恩來總理看了以后說“不要外傳，立即銷毀”，周伯萍等人銷毀了。

　　孫經先教授在提交會議的論文中對此進行了仔細查證，他在查證了周伯萍先生本人對這一事情的書面回憶材料和《周恩來傳》的記載后并進行仔細分析后指出，楊繼繩先生的這一說法與歷史事實完全不符。

　　孫經先教授在發言中說：

　　“楊繼繩先生在他的發言中斷言我們的數學證明錯了。可能由于楊先生不是從事數學研究的，所以他在數學推理能力還不太熟練，他在他的推理中漏了一步代數變換。他引進了一個新的字母A。如果他的數學推演能力再強一些，就會推導出A的表達式，把A換成這個表達式，立刻就得到我們的結論。這就是說我們的結論是正確的，楊繼繩先生的推理出現了明顯的漏洞。”

　　孫經先教授在發言中（以及在提交的書面文章中），對楊繼繩先生發言中提到的所有學術問題都做了正面的回應。

　　對于楊繼繩先生所說的“《中國社會科學報》、《黨建》發表誹謗我的文章，我投稿辯護，全都粗暴地拒絕發表，在對我缺席審判時，還不給辯護的權利!有一點學術公正嗎？”，孫經先教授在發言后的會議討論時做了澄清。孫教授說：

　　“楊先生說他投稿《中國社會科學報》被粗暴的拒絕發表，根據我了解的情況，事實是這樣的。楊先生去年10月投稿給《中國社會科學報》，該報編輯部隨后給我發來電子郵件，郵件中表達了以下意見：

　　1、他們決定發表楊繼繩先生的文章；

　　2、對等的，他們也同時發表我的文章；

　　3、由于版面所限，兩篇文章文字均為3000字左右；

　　4、兩篇文章同時發表在《中國社會科學報》爭鳴版上。

　　他們征求我的意見，我表示完全同意。他們把上述意見也通知了楊繼繩先生，讓楊繼繩先生將文章壓縮到三千字左右，但楊繼繩先生始終沒有回音。所以楊先生的這個說法與實際情況完全不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