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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民：地主階級的仇恨與痛苦——評顛覆土改歷史的小說《軟埋》

點擊：作者：郭松民來源：昆侖策網發布時間:2017-03-01 11:51:35

《人民文學》落實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講話精神的最重要舉措，看來就是發表顛覆土改歷史，并直接質疑新民主主義革命正當性的長篇小說《軟埋》。考慮到《人民文學》是中國作協主管的中國文壇第一刊，這一事實就更加令人驚奇，并意味深長。

許多朋友可能沒有看過這部小說，這里約略介紹幾句：《軟埋》發表在《人民文學》2016年第二期，作者是現任湖北省作協主席、國家一級作家方方。人民文學出版社對這部20多萬字的長篇小說厚愛有加，推出單行本。《軟埋》還登上了2016年路遙文學獎中國長篇小說排行榜榜單的第一名。

《軟埋》的主要內容如下：一位一生都給人當保姆的善良女人丁子桃，兒子青林發財了，買了別墅接她過去享福，但別墅里的一切她都似曾相識，這讓她產生了極大的恐懼：“這不是像地主家了嗎？你不怕分浮財？”當晚，丁子桃徹底喪失了意識，她在夢幻中一層一層的下到地獄第十八層，發現自己原來叫“吳黛云”，是川東大地主陸子樵的兒媳。在暴戾血腥的土改中，吳黛云娘家人慘死，與陸家有舊怨的長工鼓動農民斗爭他們，要分陸家的土地、財產和丫鬟。斗爭會前夕，陸子樵帶領全家十幾口人和仆人集體自殺，死前他命兒媳吳黛云將全家人軟埋在院子里，然后帶孩子從密道逃跑。但吳黛云在逃跑途中掉入河中暈死過去，兒子也淹死了。她被人救起后失憶，改名丁子桃，再次結婚并生下了現在的兒子青林。

《軟埋》的另一條線索是丁子桃的兒子青林，他覺察到母親有難以對人言說的慘烈歷史，于是循著蛛絲馬跡，追溯母親被從河里救出之前的人生軌跡，但在找到陸家祖宅后，他放棄了探索，說服自己：“堅強的另一種方式，就是不去知道那些不想知道的事情。”

這部小說寫的怎么樣？

從筆者個人的閱讀體會說，這篇小說讀起來非常痛苦，實在太蹩腳了，如果不是為了寫這篇評論，我寧愿去拔牙也不愿意讀下去。

方方要表達什么是清楚的，但結構過于刻意，完全靠偶然和巧合來支撐情節的發展，就像一位拙劣的三流小說家在用盡吃奶的力氣讓自己破綻百出的故事自圓其說，根本讀不出個體宿命感與時代悲劇性。小說充斥著道德和政治說教，文學性就像方便面里的“牛肉”，要仔細尋找才能看到幾粒黑不黑黃不黃的渣子。

方方才是《軟埋》中真正掌握生殺予奪全部權力的人，她要陸子樵死，陸子樵就不能不死。

《軟埋》被寫的如此難看，根本原因還在于主題先行。作者預設了反土改立場，然后根據這一立場去設計人物，而不是從生活和歷史中去發現人物，所以人物必然蒼白、故事必然矯情、情節必然不合邏輯。

以最重要的悲劇人物陸子樵為例，他并非沒有見過世面的土財主，而是經歷過大風大浪，辛亥革命時立過功，抗日時接濟過游擊隊，剿匪時為解放軍幫過忙，政府號召捐獻糧食時捐的最多。更重要的是，他不僅和政府有良好關系，而且因為他是“大善人”，所以全村人都簽字畫押要保他，“工作同志一看到有全村人簽名的具保書，就同意不斗爭陸家了”，執意要斗爭陸家的只有一個與他有舊怨的長工。可為什么一個長工就能推翻土改工作隊的決定，并嚇的陸子樵全家自殺，自我滅門（甚至連陸家的奴仆——他們在土改中注定會翻身解放——也一起自殺）呢？方方并沒有做任何可信的解釋。我只能說，方方才是《軟埋》中真正掌握生殺予奪全部權力的人，她要陸子樵死，陸子樵就不能不死。

一部為地主階級哭墳的小說

方方在《軟埋》中濃墨重彩渲染的陸子樵全家滅門悲劇，揆諸方方自己的家族土改史，都不能得到印證。方方曾對財新網記者感嘆“我大姨太慘”，怎么個慘法呢？

“1949年南京解放，曾任國民政府南京警察局長的大姨夫聽說自己是鎮壓對象，連夜逃去臺灣，留下大姨一人。‘土改’時，大姨失去土地和財產，帶著五個老人六個孩子，住在鄉下祠堂。因為成分不好，大姨的兒孫兩代人都沒能好好讀書。”

這也就是說，作為有血債的鎮壓對象，其家人在土改中也只是“失去土地和財產”，“五個老人六個孩子”都安然無恙，僅僅“兒孫兩代人都沒能好好讀書”而已。這樣的“受盡磨難”的確“慘”，但這離方方極力渲染的土改滅門慘劇不是相差太遠了嗎？可見只要一旦涉及到土改史實，哪怕是方方自己泣血控訴的最悲慘家族史，就立馬見出《軟埋》是何等虛假，不是對歷史的提煉，而是向壁虛構。

不能說土改過程中個別地方和個別時期沒有過火行為。但從肉體上消滅地主階級，從來不是土改追求的目標。土改的目標是消滅封建土地制度，使農民在斗爭獲得政治主體性，積極投入到解放戰爭和新中國建設中來。周立波的著名小說《暴風驟雨》和同名電影，對這一過程都有精彩描述。

土改消滅了封建土地制度，使農民在斗爭獲得了政治主體性，這在中國歷史上是開天辟地第一次。

為了使土改有法可依，中國共產黨在領導土改的過程中先后頒布了“五四指示”（1946年）、《中國土地法大綱》（1947年）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1950年）。方方借小說中的人物之口說土改“沒有法治”，這完全是徹頭徹尾的污蔑。

《軟埋》表現的歷史是大軍南下后的新區土改。這個時期，共產黨領導土改的經驗已經非常豐富。除了有血債的惡霸地主之外，對大多數地主不僅不會被肉體消滅，而且還會分給他們一塊土地，讓他們能夠自食其力。土改中的死刑，要經過地委以上的領導機關批準，只是到了朝鮮戰爭爆發之后，地主階級蠢蠢欲動，和暗藏的國民黨特務、土匪勾結在一起，搞暗殺、搞暴亂，全國共殺害了四萬多土改干部和積極分子，迫使中央不得不開展鎮壓反革命運動，鎮反和土改交叉進行，但死刑還是要接受地委派人復核。土改工作隊從來沒有殺人權，如《軟埋》中說的那樣由村子里的一個長工來決定地主的生死，純粹是想當然。

不過，雖然《軟埋》荒誕不經，可謂玄幻，但方方的立場卻是真實的、清晰的，那就是堅決站在被推翻的地主階級立場上；方方的情感也是真實的、清晰的，那就是對土地改革懷恨在心、絕不忘記。她在接受《文學報》記者采訪時說：

“土改的歷史進展時間并不長，但影響了中國整個社會的生態，尤其是農村，因土改而改變命運的人，何止是千千萬萬！無數人在這個運動中有著慘烈的傷疼，不愿意記憶，或是不想述說，幾乎成為經歷者的共性。”

雖然方方說的羞羞答答、欲言又止，但我們還是不難從中看出獅子的兇心，兔子的怯懦、狐貍的狡猾——她所說的“無數人”、“經歷者”包括在土改中獲得土地的翻身農民嗎？顯然并不包括。翻身農民不具備和他們相同的“共性”，方方要為之鳴不平的“無數人”、“經歷者”只包括地主。

方方的情感也是真實的、清晰的，那就是對土地改革懷恨在心、絕不忘記。

《軟埋》實際上再次否定了土改的必要性和正當性——土地掌握在類似陸子樵這樣善良、有文化、有尊嚴的人手里，有什么不好呢？

消滅地主階級是歷史必然

回望歷史，地主階級當然不是像方方美化的那樣，是一種溫馨的、田園牧歌式的所在，而是另有其面目。

中國自秦漢以來，地主階級無節制的土地兼并，已經成為王朝周期性崩潰的基本原因。到了近代，地主階級則成為中國社會進步的主要障礙。

1949年以前，全國農田的一半以上控制在不到農戶人口7%的地主、富農手中，而占農戶人口57%以上的是貧雇農，地主占有可耕地是貧雇農的40倍。這是一個基本事實，這個事實是土改發生的基本前提。

憑借對土地的占有，地主階級索取了農村的大部分剩余。但是，他們并不愿意把這些剩余拿到城市里投資工商業，而是用來購買更多的土地或用于奢侈生活的消費（他們消費的工業品主要是列強傾銷的洋貨）。地主階級的存在，不僅使中國的工業化長期無法完成——這是中國近代以來不斷“挨打”的基本原因，而且由于他們對農民的過度榨取，引發農業生產力水平的大幅度退化——這是近代中國饑荒不斷，在新中國成立前的100多年的時間里，人均壽命只有30多歲，總人口基本沒有增長的基本原因。

在新中國成立前的100多年的時間里，人均壽命只有30多歲。

潘光旦教授曾經在蘇南考察過土改，他發現：“地主階級有權、有勢又有錢。他們的錢是決不再投進生產中去的。他們的錢只有三條出路：購買土地、埋在地窖里與享受奢侈的生活。三條出路其實是一條出路，因為購買土地與埋藏錢財在地窖里的最后目的，還是為了奢侈生活的享受。”“在這種惡性循環的影響下，生產力的提高與發展是不可能的。為什么呢？有錢的地主不從事生產，不愿從事生產，也可以不從事生產。地主的錢是用來修筑花園了，大吃大喝了，購買土地了，埋在地下了。而從事生產的勞動農民卻沒有錢，因為勞動農民辛勤所得的錢，通過‘租米重’與‘利錢高’兩條路子，已經變成了地主的錢。農民既然沒有了錢，便不能買耕牛，不能買水車，甚至不能買一兩把鐵鋤。”

通過土地改革，“到1953年春，全國除一部分少數民族地區外，土地改革都已完成。全國有三億多無地少地的農民（包括老解放區農民在內）無償地獲得了約七億畝土地和大量生產資料，免除了過去每年向地主交納的約七百億斤糧食的苛重地租。”

土地改革產生了三個后果：首先，國家終于有了資金啟動近代以來被一再延宕的工業化進程；其次，農民生活水平提高，對工業品的需求使得民族工業第一次有了遼闊的國內市場；第三，農業剩余終于可以拿出一部分來用于農業本身，在人民公社的組織形式下進行了二十多年高強度的農田水利建設，大幅度提高了糧食產量并降低了旱澇災害損失，到1980年前后初步解決了存在了近三百年的“糧食總產量不夠全國人口吃飽”問題，與此同時，中國的人口從新中國成立之初的4億5千萬左右飆升至8億！

土地改革，功德無量！為中華民族開萬世太平！

地主階級，應該被消滅（指政治和社會學意義上的消滅，并非生理學意義上的消滅），一定被消滅。不消滅地主階級，中華民族將毫無出路！消滅地主階級，不僅是歷史的必然，也是最大的道德！

“馬小辮”們回來了

作為地主家族的女兒，方方創作了全面顛覆土地改革，為地主階級鳴冤叫屈，哀哀哭墳的長篇小說，這讓我想起了七十年代之前，經常在報紙的社論中讀到的一句話，大意是：“被推翻的反動階級，他們人還在，心不死，時刻夢想反攻倒算，恢復他們失去的天堂。”當時覺得這句話甚為荒謬，因為生活中遇到的前地主或他們的后代，個個謙虛低調，完全看不出心中有仇恨的樣子，現在想來，卻是至理名言。

電影《艷陽天》劇照：地主馬小辮的兒子來信說天下馬上就要變了。

七十年代有一部長篇小說《艷陽天》，里面有一位家里暗藏“變天賬”的地主馬小辮。當年也總是覺得這個人物不夠真實，現在看來，馬小辮是真實的存在，只是他不再是一副猥瑣、陰暗的嘴臉，而是法相莊嚴，道貌岸然，端坐在主席臺上，或編輯部里。

《軟埋》的出現，不是偶然的，也不孤立的，它可以說是傷痕文學的一個延續，是《秧歌》、《霸王別姬》、《活著》、《歸來》……序列中最新的一部，也可以說是歷史虛無主義在文學領域的最新成果。

《人民文學》辜負了毛主席的期望。

發表《軟埋》這樣的小說，表明《人民文學》已經墮落成了“反人民文學”、“地主文學”，辜負了毛主席創刊時的題詞“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

《軟埋》和于建嶸去年發表的《我的父親是流氓》可謂互為表里——《我的父親是流氓》把共產黨的土改干部描繪成流氓無賴，《軟埋》則把土改的對象——地主，描繪成完全無辜的受害者。他們一起從道德上否定了土改的正當性。陸家慘遭滅門，不僅彰顯了土改是毫無積極意義的浩劫，而且也是共產黨忘恩負義。兩部小說的終極指向，則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正當性、正義性，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正當性、正義性！

1962年，八一電影制片廠拍攝了電影《槐樹莊》，將地主階級對土改的仇恨，以及無法排解的痛苦搬上了銀幕——

1947年農歷十月初三是地主崔老昆家的財產被抄沒的日子，崔老昆定了家規，每年的這一天全家禁食。在合作化熱潮中，這一天來到了，他的孫子崔萬寶餓得受不了，跟媽要吃的。萬寶他娘悄悄地給了兒子一塊餅子。病體支離的崔老昆看見，悲憤交集，抓起刀子砍向兒媳。隨著一聲“我的家都敗在你們身上了”的哀鳴，老地主斷了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