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湖北省作協主席方方女士的長篇小說《軟埋》(參見《郭松民 | 地主階級的仇恨與痛苦——評顛覆土改歷史的小說《軟埋》》)中,土改變成了一場陰森恐怖的滅門運動,似乎土改就是為了把地主不分青紅皂白全部殺光。
小說里提到的四家地主,全被滅門。除了陸子樵家全家服毒自殺之外,方方還精心設計了另外三起滅門慘劇。其中,川東有兩起,即大地主李蓋五整個家族全部滅絕,丁子桃娘家胡如勻一家五口都被殺光;山西一起,即丁子桃后來的丈夫吳家名的爹娘姐姐爺爺奶奶全被殺害。這樣,新解放區和老解放區就都被方方囊括在內,土改中地主被全家殺光的慘劇就似乎就這樣被方方寫成了普遍現象了。
千百年來貧苦農民第一次擁有了屬于自己的土地。
在方方的筆下,土改中的屠殺毫無理性,不僅殺地主,而且殺自己的革命同志、土改干部,不僅有直截了當的處決,還有點天燈之類的酷刑——
胡黛云(即丁子桃,筆者上篇文章誤為吳黛云,特此致歉)的哥哥胡凌云是在城里參加革命的大學生,他得知全家被斗爭,便回家探望父母,于是就有了這樣——方方創作的——全家被害的經過:
老魏回來了,說胡凌云吃過晚飯便叫了一個同學跟他一起往胡水蕩趕。在離家二十多里路的山腳下,挨了冷槍。兩個人都死了,對方沒留活口。
最后離開的繡工過來報的信,說是黛云爹媽一聽到兒子凌云在回家的路上被打死,就根本不想再活,……結果還是被拉出去開斗爭會。誰也沒想到,開著開著,就把他們拖出去槍斃了。
全家人都死了,但死法不一樣:
前幾天聞說她的二娘和她的嫂嫂都被點了“天燈”,慘叫了三天三夜,之后就不知去向。有人說她們被扔到亂崗上了,也有人說她們投了河。
大地主李蓋五全家的被害經過不僅更為慘烈,而且匪夷所思:
我們老東家李蓋五腦袋很靈光,清匪反霸的時候他是積極分子,聽講他后來還在萬縣當土改隊長。他以為能躲過這一劫,結果硬是被農會叫回來參加斗爭。縣里保他,規定不準吊打不準槍斃。農會聽縣里的,但是恨他的人也多,就把他一家子關在莊園不準出來。不打你也不斃你,可是不給你吃的。這一條,縣里沒有規定。他們沒得糧食吃,硬是活活餓死了,連兩個娃娃都一起餓死了。
山西地主吳家被滅門的記敘比較簡略,只有唯一幸存者吳家名的日記:
晴天霹靂!不想活了!前幾天山腳下遇見小起,說是專門堵我的。他哭著告訴我爹娘姐姐還有爺爺奶奶俱已亡故。我不可以回家。回家必定是個死。爹斷氣前,最后一字是堵。
貧苦農民對土改發自內心的擁護。
方方女士的過人之處在于,她不僅善于明寫,更長于暗示,工于留白。在這幾家被滅門的地主中,陸子樵是開明紳士,在抗日和解放戰爭等各個時期都幫助過共產黨;胡凌云和李蓋五都是革命干部,甚至本人都在參與、領導土改運動。讀者自然會想:如果連他們都不能幸免于被滅門的命運,那么連這些政治資源也沒有的一般地主還能逃的了嗎?
為了坐實土改中胡亂屠殺是普遍現象,方方女士還在《軟埋》中借當年土改干部之口說:
馬老頭說:“基層農民激情萬丈,一下子失控了。工作組也都發了昏,一時間不知道怎么處理,結果跟著農民走,都失控了……大家開會,說這個人該殺,就殺了。或者是,土改組長聽到反映,說某人很壞,該殺,也就決定殺了。”
這段話妙就妙在表面上似乎是在為屠殺辯解,但客觀效果卻是坐實了屠殺的“事實”,并且指出了屠殺之所以會出現的原因——農民“激情萬丈”,工作組“都發了昏”,結果“都失控了”——既然如此還可能不出現屠殺么?
但“農民”和“工作組”都情有可原,那土改大屠殺的真正罪魁禍首是誰呢?方方女士故作神秘,做“不可說”狀,但方方女士不說,并不等于讀者不會聯想——除了發起并領導土改的共產黨,還能有誰?
方方女士把重用她擔任省作協主席的共產黨黑得足夠慘。她的良苦用心和春秋筆法,令人不由得拍案叫絕,嘆為觀止!不拿諾貝爾文學獎,簡直天理不容!
但是,土改真的是像方方女士暗示的那樣,是一場毫無理性的屠殺運動、滅門運動嗎?
貧雇農、佃戶、長工養活了地主,而不是地主養活了農民。
當然不是!
土地改革所希望達到目標是多方面的,但從肉體上消滅地主階級,卻從來都不是土改的目標。
土改在經濟方面的目標,是為新中國的工業化創造前提,這一點我在上一篇文章里已經有詳細論述,這里不贅。
土改在政治方面的目標,則是要讓農民翻身得解放,建立自己的階級意識和主體意識,以一種充滿自豪感的心態投入到解放戰爭和新中國建設中來,簡單的屠殺地主,并不有利于實現這樣的目標。
關于這一點,武漢學者老田在他評論《軟埋》的文章有這樣一段有趣的分析:
據老田訪問湖北第一批土改試點——武漢市郊花山的老土改干部,據他們說:要是把地主打得鼻青臉腫,老百姓很快就覺得出氣了,甚至還會有人轉過來同情地主,這個就壞了事了;所以,當時開斗爭會的第一個安排,就是讓民兵嚴防老百姓沖上臺來打人,目的就是讓受冤屈的農民胸中憋著的那一口氣始終不泄,在這個過程中間持續不斷地引導農民去算剝削賬和訴壓迫之苦,讓目不識丁的農民學會甄別階級利益并覺醒政治意識,借以提高農民的覺悟和政治能動性。在此過程中間,要把壞地主作為教育道具來進行最大化地利用,準確地說,革命的設計之“壞”遠遠超過了方方的最高想象力。
長篇小說《暴風驟雨》作者周立波。
在東北土改時擔任過區委副書記、親身參加過土改工作隊的周立波,在他的長篇小說《暴風驟雨》和根據小說改編的同名電影中對此也有過精彩的再現。記得中學時代看電影時,有兩點特別困惑:武裝的土改工作隊到了元茂屯,明明可以直接把惡霸地主韓老六抓起來斃掉,但卻遲遲不動他,任由他暗中活動,只是到群眾當中訪貧問苦。中間有一次葛存壯(葛優的老爹)扮演的工作隊員劉勝一時沖動把韓老六抓了起來,沒有想到于洋扮演的工作隊長蕭祥卻把劉勝批評了一通,又把韓老六給放了,“一根汗毛也沒有動他”。為什么呢?蕭隊長說的很清楚:“群眾還沒有覺悟,還沒有發動起來”。
這段周立波根據自己在土改中的親身經歷創作的情節,說明了一個問題:從肉體上消滅地主,甚至簡單的平分土地,都不是最重要的目標,最重要的是農民主體意識、政治意識的覺醒,對地主的處置,必須建立在農村的文化領導權已經被奪過來、政治的大是大非被澄清的基礎之上。而除了少數有血債的惡霸地主,大部分地主不僅活過了土改,甚至活到了改革開放。
曾任中南局秘書長的杜潤生(當年領導了中南地區土地改革)回憶說:
“中國共產黨的土地改革,不講政府恩賜,而是要推翻封建統治,樹立農民群眾在農村中的政治優勢,提高農民階級自覺性,發動階級斗爭,使群眾自求解放,實現‘土地還家’。這就要求不同于舊時代的‘改朝換代’,不同于某幾個皇帝君王用恩賜辦法,‘均土地,抑豪強’,實行‘讓步政策’。而是要粉碎舊的反動統治權,代之以人民政權,徹底推翻鄉村的舊秩序,使上層和下層、中央和地方整合在一起,使中央政府獲得巨大的組織動員能力,以及政令統一通行等諸多好處。”
習仲勛回憶:通過土改,農民的階級覺悟與政治覺悟大大提高。
1950年11月,西北軍政委員會土地改革委員會主任習仲勛,在一次題為《大力發動群眾是做好土地改革工作的基本關鍵》的總結報告中則指出:
“通過土改,農民的階級覺悟與政治覺悟大大提高,從各種封建思想的束縛下解放出來。農民通過訴苦算帳、對比挖根、想過去、比現在、看將來、查敵人、追根源等自我教育的方式,認識了地主階級的各種經濟剝削與政治壓迫,挖出了自己窮苦的根源,從而打破了封建的迷信命運觀點,懂得了土地還家合理合法的道理,認識到國民黨、蔣介石、美帝國主義的兇惡與無恥,增強了愛國主義思想。對共產黨、毛主席、人民政府、人民解放軍,表現了無限擁護與熱愛,‘毛主席是我們的大救星!’‘永遠跟著毛主席走!’等呼聲到處都可聽到,家家戶戶都掛上毛主席像。”
簡單歸納一下,通過土地改革,農民在政治覺悟、階級意識方面必須達到這樣幾點要求:
第一、搞清楚究竟是“誰養活誰?”要明白地主老財發家致富,靠的是剝削壓迫,不勞而獲。是貧雇農、佃戶、長工養活了地主,而不是地主養活了農民;
第二、分浮財是物歸原主,分土地是土地還家,是完全正義的;
第三、地主不僅應該被打倒,而且可以被打倒,農民要對自己組織起來的力量充滿信心;
第四、對毛主席、共產黨、解放軍高度認同。認識到自己命運是和解放戰爭、新中國緊密聯系在一起的。解放戰爭是自己的戰爭,新中國是自己的國家。
在解放戰爭中,參軍、支前成為解放區農民的自覺行動。
應該說,土地改革在啟發農民覺悟方面,充分達到了這一的目標。幾千年來始終是一盤散沙的農民,第一次作為一個階級被良好的組織起來了。在解放戰爭中,參軍、支前成為解放區農民的自覺行動。僅戰爭爆發之初1946年的頭三個月,全解放區就有30萬名翻身農民參加了人民解放軍。為了支援前線,翻身農民踴躍交納公糧,參加戰勤,以各種方式投身于人民解放戰爭,他們用非常原始的運輸工具——牛車、毛驢、扁擔和背架,以至兩手和雙肩,保證了規模巨大的戰爭供給。單是戰爭最初的8個月中,冀魯豫解放區就出動120萬民工,用了3320萬個工來支援前線。整個解放戰爭期間,山東解放區共動員58萬人入伍。一般研究戰史的人往往困惑于淮海戰役中解放軍何以能夠用60萬戰勝蔣軍80萬,殊不知解放軍的背后還有500萬支前民工,這是一種泰山壓頂般的絕對優勢!
在發表《軟埋》的2016年第2期《人民文學》卷首語中,編輯寫了這樣一段堪稱此地無銀三百兩的致辭:
“如果偏偏有人要從算舊賬的角度來解讀,那么應該提醒的是,長篇小說《軟埋》的省思、追憶和尋訪,無不基于現世安穩、父慈子孝的生活情境之上。”
老實說,這并不高明的欲蓋彌彰反而證實了我關于《人民文學》發表《軟埋》并非出于“純文學”理由的判斷。我想反問一句《人民文學》和方方女士:如果不是為了“算舊賬”,為什么要把千百萬農民獲得解放的土改,描繪成一場毫無積極意義的大屠殺呢?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根據作者微信編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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