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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煽動誰的“血淚仇恨”？

——方方《軟埋》所要實現的政治目的

湖北省作協主席方方的小說《軟埋》最近在網絡上引起了爭議。

我粗略閱讀了方方的小說《軟埋》和一些人士對小說叫好的評論文章， 在發表《軟埋》的2016年第2期《人民文學》卷首語中，主編寫了這樣一段堪稱此地無銀三百兩的卷首語：“如果偏偏有人要從算舊賬的角度來解讀，那么應該提醒的是，長篇小說《軟埋》的省思、追憶和尋訪，無不基于現世安穩、父慈子孝的生活情境之上。”

近期在微信群里大量流傳一段文字：

【“xx總”說，《軟埋》這部小說出臺之后，是他親自在幕后操盤，各大門戶網站、財經網媒同時跟進，像財新網什么的，都是很積極跟進的，系統地炒熱了小說，最后成為一個重大的事件，在2016年的網絡上，很短時間就紅遍了天。“xx總”還說，說實在的，要不是顧忌共產黨還有軍隊什么的，輿論戰完全不是我們對手……在海外看到的土改小說，有國民黨官二代和大地主流亡后人寫的，對于歷史和政治的顛覆力度，都遠不如方方這部書……文藝什么的標準要靠后，政治和歷史性的顛覆主旨更重要，在臨近變革的時期更是這樣的。張賢亮公開說他的小說都是政治小說，中國今天又到了政治小說最缺乏的時候了。】

正面評價《軟埋》的文章，充斥國內幾大門戶網站，這些文章認為《軟埋》“展示了土改時期被掩蓋和遺忘的歷史真相”、“接觸到了一個普遍問題，就是運動過火，殺人隨意，歷史真相很殘酷”、“(被殺者)都是開明紳士，有功之臣”、“說明土改的真相的確殘酷”。

借助對“土地改革”的文學造謠，《軟埋》旨在實現地主階級的“牢記血淚仇”。

第一個問題，在中國應該不應該進行土改？

臺灣省國民黨政府經濟部部長、外交部顧問鄭道儒在《自由世界的“強制”掠奪》一文中提到，“土地改革”為工業化創造條件：

【土地改革不是列寧主義匪幫的專利，更不是赤色政權的專利。土地改革，是落后農業國向工業國快速轉變的必由之路，是不以傳統道德觀為轉移的。大土地所有者集團，無所謂善惡，其本身，對于工業化轉變，是具有原罪的，是必須執行死刑的，是不可饒恕的。無論對傳統田園生活與鄉紳美德多么留戀、多么贊美、多么仰慕，也不能做為毀滅大土地所有者集團的理由。土地所有權的強制有償轉讓，乃至部分無償轉移，是在缺少殖民地經濟的條件下，大工業文明碾壓小農經濟的必然政治覺層。它不應承擔道德評判。】

已故歷史學家莫里斯•邁斯納對中國“土地改革”也做出合理評價：“人類歷史上鮮有比它更有成效地改善了更多人生活的事件”。這一偉大歷史事件的意義和根本正義性，在于它為解放被壓迫和被剝削的階級而改造了社會關系。中國與印度社會發展成就的巨大差別，根源在于中國實行了徹底的“土地改革”，而印度沒有。印度強大的地主集團能夠阻擋任何進一步的土地再分配或集體化農業改革。一直到今天，印度仍然保留了大地主所有制，成為印度工業化和社會發展的嚴重桎梏。

大陸采取斗地主模式進行土改，不僅僅是社會環境的需要，同時也是一場思想解放運動。之所以要斗地主，就是表明土地改革并不是政府對農民的一種恩賜，而是農民本身就是應得的。這種勞動者當家作主的觀念恐怕要比土地改革本身的意義毫不遜色。如果要是不發動群眾斗地主，僅僅是自上而下地通過一場政府的法令去恩賜農民土地或者讓農民低價購買土地的權利，那么這種做法本身就是對勞動者當家作主的主人翁地位的一種漠視。

第二個問題：誰來牢記中國廣大農民的“血淚仇”？

方方《軟埋》為地主貼金的方式，是從“考證”四個成為藝術形象的地主的原型是好人來舉證，進而鼓吹所有的地主都是“開明紳士”。地主階級中也有某些個人會成為“開明”者，所謂“開明”，絕不僅僅是抽象虛無的道德，而是愿意變革不合理的剝削制度，解除農民對地主的經濟依附關系，如在中國革命的整個歷史進程中，有不少出身地主家庭的人也積極投身革命并且成為骨干。

但是，地主階級的整體階級意志，必然堅定維護封建地主制度，通過這個制度，地主階級才能向農民不斷吸血，維持自己對農民的殘酷剝削。舊中國的土地制度極不合理，占農村人口總數不到10%的地主、富農約占有農村70~80%的耕地，而占農村人口總數90%以上的貧農、雇農和中農，則只占有20~30%的耕地，他們終年辛勤勞動，卻不得溫飽。這是舊中國貧窮落后的主要根源之一。

地主階級不僅憑借占有的大量土地進行殘酷的經濟剝削，而且與官僚、特務勾結在一起，任意欺辱和魚肉百姓。一旦農民起而反抗，就會遭受地主集團極為殘酷的打擊報復。

公知們的“英雄”張靈甫帶到山東并加以庇護、鼓勵的地主還鄉團有七支，他們對翻身農民的報復行動一個比一個兇殘一個比一個血腥一個比一個野蠻：

【紙房區李家營一村，即被活埋七十余人，殘暴手段更令人聞之毛骨悚然，鍘刀鍘和活埋已成為地主還鄉團的普遍手段。有的先割耳、舌，而后活埋;有的婦女被拔去頭發鍘死;有的婦女被剝光衣服，綁在樹上輪奸，并用燒紅了的槍條插入陰戶，活活戳死;有的被剝光衣服綁在樹上用開水澆，把全身燙起水泡，再用竹掃帚掃，名為“掃八路毛”;有的用剪刀剪碎皮肉，名為“剪刺猬”;有的全身被刀子割開，丟在火紅的鍋里，叫做“窮小子翻身”。紙房東莊的還鄉團在街口安下十二口鍘刀，按戶抓人鍘死。邢家東莊一次被鍘十二人，農會會長的一個四歲小孩，也被鍘成三段。貧農韓在林兄弟三家十五口，有十四口被鍘死，剩下一個老母苦苦哀求給她留下一個后代而不得，她看到自己的孫子全部被鍘死，悲痛得自己也上吊而死。高里區清景村一次被殺被鍘十二人，一個華野戰士的軍屬母親被地主用鉗子拔去頭發，又割開腿肚子，再加上鹽，活活地折磨死。死難的窮哥們，在臨死時都殷切盼望為他們報仇，殺盡地主還鄉團。高里區一個婦女會長，死時曾對大家說：“告訴共產黨、解放軍，一定為我們報仇!”。】

國民黨隨軍記者翁鮮豪目睹了地主還鄉團在山東野蠻屠殺農民的情況，將紀實文章寄回國民黨中央社，結果被國民黨中央社辭退了。

第三個問題：在土地改革中為何會出現過火現象？

方方們喜歡籠籠統統地談論土改，而隱瞞其社會大背景，將土地改革的時代描述成“現世安穩”“歲月靜好”地主遭受“飛來橫禍”的社會圖景。

事實上，土地改革年代，中國正在遭受長期的社會動亂與帝國主義剝奪，帝國主義依仗貿易投資特權，大量輸入廉價工業品，導致中國經濟部門大面積破產，民族工業凋敝，失業人口、無地人口迅速增多，大量農民只能依靠貧瘠的土地謀生，地主階級則提出更苛刻的租佃條件，征收更多的地租，抬高利率。這樣的社會背景下，不僅雇農和佃農，就是有地的中農也感到壓力越來越大。為了勉強糊口，他們必須延長勞動時間，起早貪晚，拼命干活。即使這樣，還是難以維持生計，只好日益頻繁助于債主。可是一背上了債務，便再也難以掙脫出來。由于高利貸的盤剝，苛捐重稅的壓榨和奸商的欺騙，許多有地的農民都破產了。他們一點一點地賣掉自己，結果不是被套上了地租的枷鎖，就是流入城市，到工廠里和碼頭上去尋找生路。再不就是到軍閥部隊中當兵，或者在地方上落草為盜。

變革不合理的土地制度，反抗地主集團的殘酷壓榨，是土改的起點。土改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47年在老解放區開始的土改，那時候國共內戰正酣，階級矛盾上升為社會主要矛盾，代表地主資產階級利益的國民黨與代表廣大勞苦大眾利益的共產黨的矛盾再度尖銳化，國民黨仗著美國人的支持和軍隊人數和裝備上的優勢，發動了內戰，很自然，在廣大的農村地區，地主階級及其武裝也卷入了這場戰爭。因此，這與在1947年就開始的老解放區的土改和1950開始的新解放區的土改中出現的某些現象就難免產生一些因果聯系。

這場斗爭中，國民黨還鄉團對農民的鎮壓極為殘忍，所謂的“抗日名將”張靈甫所部伙同大漢奸王洪九在山東解放區殺害我解放區人民群眾16250人，抓壯丁12萬余人，抓勞工900余萬人次，為制造無人區，燒毀房屋3300余間。由于當時國民黨還是執政黨，控制著國家機器，而且在1947年到時候力量對比還是“國”強“共”弱，在尖銳的階級斗爭中，在首先實行土改的老解放區內即使是出現一些過火現象不奇怪，也難以避免，而且1947年12月，毛澤東發表《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1948年1月，任弼時發表《土地改革中的幾個問題》，糾正土改運動中的"左"的偏向。

土改的第二階段，在1950年到1952年進行，雖然共產黨已經成為了執政黨，但是當時的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仍然非常尖銳，在國際上，美國發動朝鮮戰爭，在國內，國民黨在臺灣叫囂反攻復國，并且操縱國內的潛伏特務與反動會道門、地主惡霸、政治土匪相互勾結，殺人放火投毒爆炸，嚴重危害社會治安和社會穩定。在這種情況下，對那些參與了這種行動的地主分子進行打擊甚至過火的打擊也不奇怪。當然，如果有錯殺或者罪不至死而被殺的現象，那是不應該的，而問題在于，這是當時的主流嗎?

對于土改中的過火現象，應該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在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白熱化的歷史時期發生的事情，用今天的標準去衡量是非常幼稚的。共產黨對放下武器不采取對抗行為的人還是寬大的，對國民黨的戰犯分批全部釋放就是明證。倒是國民黨到了臺灣以后，以“肅清共諜”的名義屠殺了大批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方方怎么就不去反映這些呢？

發人深思的是，某些自由派人士故意將不同階段的土改進行模糊化處理，對于新中國成立以后的土改，又刻意隱去當時的朝鮮戰爭和鎮反運動的歷史背景，故意給人一種印象，就是共產黨在取得政權以后，還專門對地主采取過激的政策。方方的《軟埋》似乎跟這兩點都沾點邊，究竟是有意而為還是疏忽只有她自己最清楚了。

第四個問題，即使是在土改中存在有些過火現象，代表本質和主流嗎？

作為作家，很多人都明白在文學創作中“生活事實”和“生活真實”的區別以及它們的關系，這也是大學中文系的課程里面應該講清楚的問題。

“生活事實”是生活中的確發生過的事情，而且不是個別，但是不是普遍性現象，不是當時的主流；同時也只是某個歷史進程中出現的暫時的現象，并不能夠代表那段歷史時期的本質。

而“生活真實”則通過塑造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來反映特定時代社會生活的本質和主流。

作為一個省的作協主席，方方應該非常明白這一點，而且從上面的歷史資料可以判斷，相信即使她有親人在土改中有過類似遭遇，或者說她了解到過類似的事實，從文學的概念來說，也只是“生活事實”，以這些不代表社會生活的本質和主流的“生活事實”寫小說，最起碼是屬于在客觀上誤導讀者。

根據不同的社會現實條件，中國共產黨采取不同的土改方式。“和平土改”最成功的范例也是在中國大陸。中國大陸雖然在絕大部分地區采取斗地主的這種方式，但是對于邊疆的少數民族，比如西藏的少數民族，就采取和平贖買的方式。這是因為這些地區民族習慣的差異，如果要是推行斗地主的方式的話，不利于統一戰線的鞏固。同時，由于邊疆的少數民族人口較少，國家也有可能出錢把他們的土地買下來。總之，西藏等地通過和平贖買進行土改的模式既促進了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發展，也減少了阻力，鞏固了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可以說，在全世界范圍內采取和平土改模式的，恐怕要數新中國的少數民族地區最為成功。

第五個問題：方方寫這篇小說，需要追求什么樣的社會效果？

作家中很多人都信奉“文以載道”，無論是為了社會進步而寫作的作家，還是用小說發泄某種仇恨甚至希望以此為實現某種目大造輿論的作家，他們的“文”或多或少都“載”著一定的政治目的，那么方方寫這篇小說要達到什么目的呢?真的是如同《人民文學》編者按所說的那樣，僅僅是為了表現“現世安穩、父慈子孝的生活情境”嗎?這種說法是越描越黑，表現“現世安穩、父慈子孝的生活情境”非得選擇這么一個歷史大背景來表現?那么為什么不用農民受到地主階級殘酷壓迫和剝削的歷史事實來表現父慈子孝的生活情境”呢?寫編者按的這個人如果不是跟方方志同道合，起碼也在是刻意掩蓋什么，結果是此地無銀三百兩”。

對此，知名獨立評論員郭松民指出，“《軟埋》把土改變成了一場陰森恐怖的滅門運動，似乎土改就是為了把地主不分青紅皂白全部殺光。直接否定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正當性，而人民共和國的正當性正是建立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正當性的基礎之上的。這是一條如嗞嗞冒煙的導火索一般清晰的、短短的邏輯鏈條：否定了土改，就否定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就否定了人民共和國，也就否定了共產黨的領導和現行體制。”

即使是不從壞的方面去推測方方，那么她的這篇小說追求的效果或者說產生的客觀效果就是“記住仇恨”，記住對執政黨的深仇大恨。

歌曲《不忘階級苦》是一首歌，方方的《軟埋》是一篇長篇小說，都是文藝作品，歌曲《不忘階級苦》追求的目的或者產生的社會效果就是“不忘階級苦”;同樣，方方的《軟埋》就是要“牢記血淚仇”，最起碼，為一小撮人美化地主，否定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提供佐證。

而那些為《軟埋》洗地的“不能僅僅做簡單化的政治解讀。政治解讀會使作品變成控訴小說、社會批判小說，但卻不能深刻而準確地反映歷史真實”的說法給人的深刻印象就是欲蓋彌彰。

在所謂的“深刻而準確地反映歷史真實”問題上，某些人一直在奉行雙重標準，對不利于他們推動走改旗易幟的邪路的歷史事實，他們千方百計掩蓋，甚至指責反映這種歷史的人是“煽動仇恨”，比如《不忘階級苦》這首歌難道反映的不是歷史真實?很多抗日戰爭題材和解放戰爭題材的影視劇難道反映的不是歷史真實?他們無法抹殺和掩蓋這些事實，就說別人在煽動仇恨和記住仇恨;那么小說《軟埋》這一部并不反映土改運動的本質和主流的以偏概全的小說要煽動什么呢?又要讓人們記住什么呢?

小說《軟埋》以偏概全，以局部代表全局，或者割斷歷史事件之間的因果聯系，孤立地抽取不代表本質和主流的某些事情出來，其實就是為某種勢力達到某種目而搖旗吶喊的方方版的“不忘階級苦，牢記血淚仇”。

在當前一小撮人拼命推進改旗易幟的情況下，方方這樣做是不是為了向這些人交納投名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