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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段時間不斷有報刊編輯約稿，希望我就“共享發展”寫文章，共享發展是中央提出的新理念，我衷心擁護。不過擁護歸擁護，但要寫出讓人有啟發的文章卻不易。這些天我也拜讀了不少學者公開發表的大作，觀點我都贊成。為避免重復，本文將從經濟學角度寫，重點探討公平分配問題。

        今天的經濟學教科書，對公平分配有介紹，而我用這個題目寫文章，主要是因為公平分配與“共享發展”息息相關，同時也想對這方面的理論作梳理，這樣一方面為讀者思考共享發展提供理論坐標；另一方面也可為政府制定政策提供參考。至于是否能達預期目的,我自己不好說，交由讀者評判吧。

        顧名思義，共享發展是指人們共同分享發展成果，避免兩極分化。用一句話說，就是要注重分配公平。據我所知，最早重視分配公平的思想家是馬克思。當年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預言資本主義制度將被新制度替代，依據就是資本主義分配制度不公平，導致了財富積累與貧困積累兩極分化。而一個不公平的制度，必被歷史淘汰。

        公平至關重要，也是人心所向。美國著名學者羅爾斯在《正義論》中曾舉過一個例子，把一群人送到一個遠離現代文明的孤島，讓他們一切從零開始，誰也沒有財產，也不知自己的未來，這樣由他們就分配制度設計——均等分配還是差別分配作協商，結果怎樣？羅爾斯斷定，多數人會選擇均等分配。這雖是個假設的例子，但羅爾斯的推定不無道理，人類社會早期其實就是均等分配。

    英國經濟學家庇古1920年出版《福利經濟學》，他也主張均等分配。庇古說，即便社會財富不增加，只要實行收入均等化也能增進社會福利。何以如此？他給出的論證是：窮人一塊錢要比富人一塊錢的效用大。對富人來說，多一塊錢不過是錦上添花，少一元錢也無傷大雅；可對窮人來說，多一塊錢是雪中送炭,少一塊錢則可能影響生存。這樣將富人收入轉移一部分給窮人，社會福利會增大。

        上世紀前半期，庇古的這一觀點廣受關注，并曾影響過西方國家的政策。當然，其間也有不少人批評，批評的理由有兩點：一認為是效用屬主觀感受，無法橫向比較。窮人缺錢可能買不了自行車；富人缺錢可能買不起汽車，從這個角度看不能說一塊錢的效用窮人就比富人大；二是認為公平與效率同等重要，不能顧此失彼。若只強調公平不重視效率，長此經濟發展會停滯，最后富人也會變成窮人。

        其實在庇古之前，意大利經濟學家帕雷托就提出過關于福利優化分配的標準。在帕雷托看來，福利分配的最優狀態，是指在既定分配狀態下，任何改變都不可能使至少一個人狀況變好，而不使任何人狀況變壞。通俗地講，若不減少一個人的福利就無以增加另一個人的福利，分配如果達到這樣一個狀態，便是最優的分配。

        帕雷托還指出，福利分配除了最優狀態，同時也存在次優狀態，即不減少任何人福利仍可增加某人的福利。學界稱此情形為“帕雷托改進”。有這種情況么？我想到的例子是當年中國農村家庭聯產承包制改革，農民收入增加，城市居民并未因此受損。帕雷托強調，只有“改進狀態”的收入調整，才可照顧公平，也兼顧效率。

然而困難在于，收入調整并不能僅局限于“帕雷托改進”，為了照顧公平，政府有時不得不動富人的奶酪。那么富人的奶酪在何條件下才可以動呢？對此美國學者卡爾多提出了“假想補償原則”。“假想補償”當然不是真的補償，卡氏的意思，政府調節收入可以抽肥補瘦，但要有前提，即窮人得到的收入能足以彌補富人的損失，否則動富人奶酪就不合算。

        舉例說，用富人的100元收入補貼窮人，若窮人收入因此增加了110元，這樣補償富人100元損失后還多出（社會總收入）10元，倘如此，卡爾多認為這種收入調整可取；反之若用富人100元收入補貼窮人，結果窮人收入只增加80元，窮人增加的收入不僅不能補償富人的損失，社會總收入還減少了20元。這種收入調整顯然得不償失，也不足取。

        問題是怎樣才能讓補貼有效率？著名經濟學家弗里德曼有一個設想,即采用負所得稅方案予以補貼。負所得稅的計算公式是：負所得稅（補貼）=社會貧困保障線一 (個人實際收入乘負所得稅稅率)；而個人實際可支配收入=個人實際收入+負所得稅（補貼）。弗里德曼說，用這種辦法補貼窮人的最大好處，是補貼兼顧效率，可鼓勵貧困者通過勤奮勞動脫貧。

        請看下面的例子。假定政府規定的貧困保障線為1000元，負所得稅稅率為50%，若某窮人的實際收入為1000元，按上面的公式算可得補貼500元，最后個人可支配收入（實際收入加補貼）為1500元；若實際收入500元，可得補貼750元，個人可支配收入為1250元；若實際收入為零，則可得補貼1000元，個人可支配收入也只1000元。可見，實際收入越高，最終個人可支配收入也越高。

 以上是經濟學關于分配的相關理論，轉向政策層面，我認為有三點啟示：

        第一，共享發展體現社會公平，事關人心向背，故防止兩極分化是政府義不容辭的職責；

      第二，調節收入分配應優先“帕雷托改進”，凡是不存在外部負效應的分配改革，皆應盡快推進；

      第三，調節貧富差距要兼顧效率，上策是社會總收入不減少。為此，補貼窮人要立足“造血”，扶持他們將蛋糕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