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網上有不少關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方面的文章,有左派的,也有右派的,還有中間派的,都是圍繞改開之初鄧小平、胡耀邦組織的那場真理標準大討論而展開的。其中有一篇文章印象深刻,題目是“咋現在又不講〈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呢?",作者稱,這是到已被私有化的國企調研時,老干部、老工人提的一個問題。
我在此并不是想介紹該文章辨證之理、實踐之真,而是想到近期研讀的1983年由中共中央黨校中共黨史教研室編,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出版發行的《中共黨史學習文獻簡編》,其中有中共中央不同時期的決議、公報、紀要,還有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陳云、林彪、華國鋒、鄧小平、胡耀邦的著作或講話。比較系統地了解和認識了我們的黨和黨的領袖,尤其是對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后,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有了更深刻的認識。
那時的社會實踐,強調的是“三大實踐"(階級斗爭、生產斗爭、科學實踐);那時的改革,是改革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從而樹立起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改變整個社會的精神面貌;那時的國家,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國家;那時的黨,始終在強調是無產階級的政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那時的黨的目標,是為著創造一個沒有帝國主義、沒有資本主義、沒有剝削制度的新世界而奮斗。
作為中國共產黨在針對蘇聯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復辟,當時的判斷與批判,對我們的今天同樣有著深刻的教育和啟發。1967年11月6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文章,“沿著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開辟的道路前進一一紀念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五十周年",文章中是這樣子描述當時的蘇聯:“列寧、斯大林時代那個欣欣向榮的蘇聯,由于以赫魯曉夫為代表的蘇共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篡奪了黨和國家的領導,現在已經改變了顏色"。這是一個定性的結論,那當時是怎樣揭露蘇修黨的本質的呢,談了四點:
一、在“全民黨"、“全民國家"的幌子下,把蘇聯人民用鮮血和生命所建立的無產階級專政變成了鎮壓勞動群眾的資產階級專政,蘇聯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力被剝奪了。二、披著“建設共產主義"的外衣,用資本主義的利潤法則和自由競爭代替了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和按勞分配原則,把國企和集體農莊蛻變為資本主義性質的企業和富農經濟;
三、在“全民文化"的掩護下,大肆宣揚反動的修正主義思想、腐朽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和丑惡的西方文化。列寧和斯大林親自培育起來的共產主義道德風尚,日益淹沒在利己主義的冰水之中;
四、背叛了無產階級國際主義,背叛了世界無產階級的革命事業,把“和平共處"、“和平過渡"作為對外政策的總路線,跪倒在美帝國主義的腳下,同世界上一切最反動的勢力結成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同盟。
這是一個修正主義的黨的演變過程,或是說如何判斷和識別一個黨。
由此可見,那時的中國共產黨人從蘇共變修的過程中,不斷地增強辨別真假馬列主義的能力,不斷提高自身的免疫力,在社會“三大實踐"中錘煉我們的黨。同時,在1983年能夠由中共中央黨校編輯并出版這樣內容的《中共黨史學習文獻簡編》,說明那個年代的黨校是姓黨、愛黨、護黨、為黨的,而且,我們的黨旗幟鮮明地高舉著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大旗。
改開后的三十幾年實踐,面對國際國內的復雜環境,習總書記到中央黨校發表了“黨校姓黨,首先要把黨的旗幟亮出來,讓黨的旗幟在各級黨校上空高高飄揚"的論述,震耳發聵,引人思考,我們的黨在著手解決“黨校姓黨"的問題了,那么,下一步就應該解決“黨姓什么"的問題。
我認為,我們能否從蘇共變修、蘇聯解體的歷史教訓中,認真總結改開以來的經驗和教訓,勇敢地面對我們黨、我們社會存在的問題,勇敢地面對人民群眾,勇敢地承認錯誤、改正錯誤,使我們的黨能夠回到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正確的軌道上來,正如毛澤東主席告誡我們的那樣:“革命的政黨,革命的人民,總是要反復地經受正反兩個方面的教育,經過比較和對照,才能夠鍛煉得成熟起來,才能蠃得勝利的保證,輕視反面教員的作用,就不是一個徹底的辨證唯物主義者。"我們今天回顧那段歷史,重溫毛主席的教導,覺醒的人民團結起來,在習總書記領導下,為共產主義理想而奮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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