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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2011年1月突尼斯本·阿里政權垮臺算起，中東劇變過去已經整整五年。這場最初被冠以“阿拉伯之春”的社會政治運動，曾經被寄托無限夢想，然而，卷入其中的多個中東國家或經歷改革，或經歷革命，或陷入戰爭煎熬，每個國家都不同程度面臨經濟蕭條、失業加劇、沖突升溫、安全威脅增大乃至四分五裂的問題。中東劇變由大變局轉向大亂局，固然是這些國家轉型中的問題，但從外部原因看，這一結果的產生，也與西方大國對該地區長期滲透和主動塑造不無關系。

        發展模式深受全球化沖擊

        從經濟角度看，這些中東國家受到了西方主導的全球化的嚴重沖擊。20世紀五六十年代，在民族解放運動中，中東不少國家建立起民族主義政權，它們經濟上奉行“進口替代”，致力于推動工業化進程，那個時期實際上成為20世紀以來阿拉伯世界最蓬勃向上、最有希望實現民族復興的歷史時期。

        然而，從70年代開始，以埃及時任總統薩達特推行“對外開放”政策為標志，中東國家相繼開啟自由化、私有化、“融入國際經濟體系”進程，外國資本自此大舉進入，民族工業日趨凋敝，埃及等國工業化水平持續倒退，最后只能依靠旅游、僑匯、出售石油等原材料支撐經濟。在西方主導的國際經濟體系中，這些國家逐漸淪為了利潤最薄、經濟最脆弱的產業鏈下游國家。

        但這種模式卻被西方金融機構評價頗高。在政權垮臺前，突尼斯在2010年公布的全球經濟競爭力排行榜上位列世界第38位，連續多年穩居非洲大陸首位;埃及2008年被評為“全球最佳改革國家”之一，在178個國家中列第16位，在中東僅次于阿聯酋和以色列。而在西方這種表揚背后，掩蓋的卻是埃及產業結構畸形、40%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嚴峻現實。隨著肇始于2008年內的金融危機蔓延，受到沖擊最大、政權最先垮臺的，恰恰就是這些緊隨西方經濟體系的弱勢國家。

        西方長期進行意識形態滲透

        從戰略角度看，西方大國長期進行意識形態滲透，也導致這些中東國家的戰略偏差。長期以來，西方學界和媒體對阿拉伯伊斯蘭世界的形象塑造，一直有意無意地存在著妖魔化的痕跡。阿拉伯裔學者薩義德曾嚴厲抨擊了這種“東方學”現象。他指出，西方的東方學研究充滿偏見，傾向于抬高西方文化和西方國家形象，貶損東方人或阿拉伯人的形象。東方人或阿拉伯人容易受騙，“缺乏熱情和動力”，大都淪為“阿諛逢迎”、陰謀和狡詐的奴隸;對動物不友好;他們混亂的大腦無法理解聰明的歐洲人一下子就能明白的東西;東方人對謊言有頑固的癖好，他們“渾渾噩噩，滿腹狐疑”，在任何方面都與盎格魯-撒克遜民族的清晰、率直和高貴形成鮮明對比。他舉例說，“恐怖主義”和“原教旨主義”是20世紀80年代西方中東學界兩個重要的學術詞匯。要想分析中東遜尼派和什葉派、庫爾德人和阿拉伯人之間的沖突，你就不能不借助于這類詞匯和形象。而這些詞完全是華盛頓和倫敦這樣的宗主中心的知識界遴選出來的。久而久之，被放大的“恐怖主義”和“原教旨主義”的形象帶來的懼怕和恐怖感，加速了個人對占統治地位的規范的屈從。

        冷戰時期，西方世界和平演變的重點是蘇東社會主義陣營。冷戰結束后，美國一度戰略迷失，搞不清“誰是敵人”。而亨廷頓的“文明的沖突”中，明顯將伊斯蘭文明與儒家文明(中國)視為全球戰略威脅。昔日被稱為“專制政體生態保護區”的中東地區，被納入西方整肅和拓展謀霸的重點區域。在這種背景下，伊斯蘭世界成為冷戰結束后西方意識形態滲透的新重點。

        諾貝爾文學獎的中獎率提高就是典型例證。冷戰時期，西方為從意識形態上瓦解蘇聯社會主義陣營，當時前蘇東國家(尤其是被視為社會主義陣營薄弱環節的波蘭)的異見人士頻頻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冷戰結束后，西方國家將意識形態攻勢重點轉向伊斯蘭世界，此后，如土耳其作家奧爾罕·帕穆克、旅法敘利亞詩人阿里·艾哈邁德-塞得、旅法阿爾巴尼亞作家卡達雷、尼日利亞作家奇努亞·阿切貝、印尼小說家普拉姆迪亞·阿南達·杜爾、努魯丁·法赫拉等人，一夜之間變成了諾貝爾文學獎的熱門人選。

        與此同時，西方媒體也加緊丑化伊斯蘭世界。在西方媒體長期塑造下，伊斯蘭世界整體形象越來越負面，甚至最后連阿拉伯人自己也接受了西方塑造的這種形象，日趨妄自菲薄，對西方文明更加仰慕。

        在學術研究領域，西方學者不斷渲染阿拉伯國家威權政體的缺陷，指責其“合法性不足”，暗示其應向西式民主轉型。小布什總統時期，美國專門制定了“大中東民主計劃”，試圖強行在伊斯蘭世界進行“民主改造”。奧巴馬上臺后，雖然“民主改造”調門降低，但并未放松在阿拉伯世界進行思想滲透、培訓民運分子、訓練如何進行“非暴力革命”活動等。

        精英迷失惡果顯現

        在歐風美雨長期浸淫之下，阿拉伯世界部分社會精英思想混亂，價值觀明顯錯位。許多政治和知識精英在渾然不覺中，逐漸喪失了民族解放運動時期一度失而復得的自信，相當部分社會精英沉迷于西式理論和道路，不自覺地把西方經驗當成“普世價值”，言必稱“希臘羅馬”和“歐洲美國”，日漸迷失自我，“自我殖民化”趨勢明顯。

        這種不良趨向的另一面，就是對本土道路、制度和文化的全面懷疑、鄙視乃至徹底否定，由此加劇了阿拉伯國家的朝野對立，削弱了執政當局的統治基礎，加大了當政者的政治改革壓力，甚至部分喪失改革主導權，人為加快了政權崩潰過程。有學者感嘆說，在新殖民主義時代生活半個世紀后，阿拉伯人民好像喪失了理性思考的感覺，迷失了認識真實世界的方向。迷茫的穆斯林民眾極其渴望一位目光遠大、睿智聰明的領導人，給他們提供某種道德和思維的安全感。而阿拉伯國家的領導人身處廟堂之高，遠離百姓，對當前和未來缺乏洞見。

        2011年中東原有政權垮臺，以及在政權更替后不假思索地向“民主化”方向轉型，就與西方這場長期的意識形態滲透直接相關。而且，這場劇變甫一開始，西方媒體便搶先將其冠名為“阿拉伯之春”，朝民主化方向引導。在埃及、利比亞、也門、敘利亞、摩洛哥、阿爾及利亞、巴林等國民眾抗議中，抗議者采用的所有方式，均出自那些發生在前南及東歐的“顏色革命”的經驗，比如，將穆巴拉克趕下臺的“4月6日運動”組織的干部，就接受過西方背景的“非暴力行動和戰略應用中心”(CANVAS)培訓。在埃及動蕩后，這些組織從美國得到的資金，超過它們2005年至2010年所得資金總和。

        西方起勁兒地干預中東劇變，目的是通過價值觀輸出，使未來中東局勢朝有利于西方的方向發展，借中東大動蕩重塑地區格局，將中東真正納入西方的勢力范圍，成為西方主導國際政治經濟的外圍地帶。

    慣用武力干涉引導

        最后，西方大國還直接通過武力干涉，塑造中東劇變的進程和發展方向。自19世紀起，西方大國控制中東就采取“扶弱抑強”的辦法，刻意扶植那些保守落后的政治勢力，這些當權者因缺乏民眾支持，而自動投靠西方，甘當西方殖民統治的馬前卒。而那些強調獨立自主、具有一定歷史進步意義的政權和領導人，則始終是西方大國重點打壓對象。上世紀埃及納賽爾政權的境遇就是典型例證。

        而這種招數在2011年中東劇變中同樣得到貫徹體現。當時，差不多所有阿拉伯國家都不同程度地出現民眾抗議現象，但西方大國對不同國家的態度卻迥然不同：對海灣產油國明顯網開一面，默許沙特、阿聯酋出兵鎮壓巴林抗議民眾;對埃及、突尼斯等世俗親美國家騷亂則聽之任之，最終從實用主義出發，站在抗議民眾一邊;對利比亞、敘利亞等不聽西方號令的國家，則從一開始便見縫插針，竭力謀求政權更替，并為此不惜武力干預。

        這種外來干涉的壓力之下，利比亞由非洲最穩定富裕的國家，最終變成難民輸出地和恐怖活動大本營;敘利亞危機則步步升級，最終引發全面內戰，至今造成26萬人死亡，1200萬人無家可歸。在此之前，美國2003年發動了伊拉克戰爭，同樣使伊拉克由地區中等強國變成如今孱弱的原料生產國。

        西方出于一己私利干預中東變局，使這場本來帶有歷史進步性質的社會政治運動日趨偏離正軌：一面是保守力量日漸占上風，另一面是曾經代表中東希望所在的國家，現在卻成為處境最悲慘的地緣政治黑洞。兩者相互疊加，使中東劇變日趨變成中東亂局，并孕育出“伊斯蘭國”這樣的時代怪胎。

        仍在困境中轉型的中東國家來說，如果不認真反思和清算新自由主義的危害，將無法真正擺脫積弱積貧的經濟狀況;如果不高度警惕和抵制西方意識形態滲透，中東的未來探索發展之路仍會布滿荊棘;如果不堅決反對霸權主義，不謀求團結聯合，而繼續“兄弟鬩于墻”，中東亂局就永無寧日，壞消息之后還是壞消息。這種對中東亂局的教訓總結，對中東以外的轉型國家，同樣有鏡鑒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