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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于作者：盧麒元，精通世界金融經濟，善于分析國際經濟走勢，對美國的金融戰略研究頗為深刻，應該說盧先生是中國人中少有的幾個真正懂世界金融經濟的人；姓盧名欣，字麒元，祖籍四川，生于山西，畢業于東北財經大學，財政學學士，并于澳洲南澳大學完成工商管理碩士學位，于財政、投資及企業管理累積逾２０年經驗，盧先生曾任職于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及中國經濟開發信托投資公司，亦曾于２００１年６月～２００４年１月任職交易所主板上市的中化化肥控股有限公司之董事局副主席兼董事總經理，現為香港沃德國際資產管理顧問公司董事局主席】

　　沒有足夠的哲學功底，就不要妄言經濟學邏輯，妄言經濟學邏輯，不僅僅會犯教條主義錯誤，還有可能導致人民的苦難和國家的災難。

　　吳敬璉先生和厲以寧先生，被捧為中國經濟學界的泰山北斗，且為歷屆中國政府所倚重，他們的經濟學邏輯深刻地影響著中國的經濟制度和經濟政策，然而，單純就經濟學水平而言，此二人盛名之下其實難副，哲學講究辯證，經濟學判斷從來都是相對的，或者說經濟學沒有絕對是非標準，再深入一步，經濟學研究的著眼點是度的問題，也就是所謂邊際效用問題。任何事情都存在局限性，正所謂過猶不及。

　　吳先生和厲先生走極端了！

（吳老先生向來是躲在他自己的狹隘且狹小的世界里面胡說八道的！）

　　吳敬璉先生推崇市場化，筆者閱讀過吳先生的大部分經濟學著作，老實說，吳先生的學問尚欠周嚴，吳先生的研究欠缺兩樣東西：第一，市場化效能的外部約束條件；第二，市場化效能的邊際確定與控制，用通俗的語言來描述：第一，越是好的市場，越需要有效的行政干預；第二，市場是一個有限概念，過度市場化一定釀成災難，必須確定市場化的絕對邊界和效用邊際，必須通過制度和政策實施有效地控制，換句話說，建立市場的同時，必須完善實施管理控制的制度和手段，否則，真理向前一步就會變成謬誤，吳先生及其弟子門生對推動中國市場化有貢獻，但是，那種近乎宗教信仰的市場化理論，嚴重誤導了中國政府對改革方向的認知，他們對于中國畸形的市場化，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中國要建立真正的市場，而不應該是建立“賭場”，更不應該是建立“屠宰場”！

 （相由心生厲以寧——古話向來是不會錯滴！）

　　厲以寧先生推崇私有化，筆者閱讀過厲先生的大部分經濟學著作，老實說，厲先生的學問不僅僅欠缺周嚴，還存在嚴重的道德缺失，厲先生對股份制情有獨鐘，很遺憾，厲先生卻沒有搞清楚公有制、股份制與私有制之間的關系，厲先生戮力推行的其實不是真正的股份制，而是狹義私有制，嚴格意義上的股份制，本質上是公有制的一種模式，厲先生所倡導的畸形股份制改革，是將國有資產通過違憲和違法的方式轉變成為私有財產，這是打著股份制招牌，違憲違法地推行私有制，管理層違憲和違法的情況非常嚴重，舊股東(人民)未能行使股東權力，管理層私自將股東資產轉移(侵吞)了，這是極端嚴重的犯罪行為，稍具哲學常識的人都知道，主體性缺失源于代理權越位，解決國有資產管理問題在于抑制代理權越位現象，落實實名股東(從人大代表中抽簽選擇即可)的股東權力，筆者很驚訝，厲先生及其子弟門生卻不想落實國有股權的實名股東參與方案，他們玩了貍貓換太子的游戲，他們促成管理層違憲和違法地將國有變成了私有，將國有資產和集體資產私有化后，我國人民喪失了本就擁有的財產權，成為了一無所有的打工者，沒有底線的私有化，無異于封建社會的土地兼并，本質上是對自由人進行奴化，老實說，古今中外都罕見如此無知兼無恥的“經濟學大師”！

　　市場化和私有化存在著一定的邏輯關系，但是，這種邏輯關系不是必然的和絕對的，恰恰相反，這種邏輯關系是或然的和相對的，市場化和私有化都存在絕對邊界和效用邊際，政府存在的價值在于尋找、控制、堅守市場化和私有化的絕對邊界和效用邊際，筆者再重申一遍：過度市場化和過度私有化，將促成少數人剝奪多數人的自由，這是奴化自由公民的偽經濟學邏輯，這種理論將導致人類文明的倒退，因此，對“吳市場”和“厲股份”的荒謬經濟學邏輯，我們早就應該進行徹底批判了！

　　哲學在經濟學中的應用，講究高水平的對立統一，一切自由都是相對的，絕對自由是以絕對不自由為代價的，沒有紅綠燈和斑馬線，汽車的自由將讓行人付出血的代價，我國主流經濟學家，爲了讓利益集團獲得絕對自由，已經讓全體國民付出了慘重的代價，我國當前和今后的主要工作是完善對市場化和私有化的管理、監督和控制機制，必須使市場化和私有化受到有效的制約和控制，在中國，絕對不能繼續推進無底線的市場化和私有化了，這是對人民的犯罪，所謂“殺出血路”，不然“就是死路”，這哪里是在討論問題？這種瘋狂的態度已經遠遠超出了學術討論的范疇，這是在鼓動造反，這是在挑起革命！

　　本文最后，筆者想點評一下世界銀行《２０３０年的中國：建設現代、和諧、有創造力的高收入社會》的報告，該報告的核心仍然是兩化：市場化和私有化，值得警覺的是，該報告的落腳點其實是在人民幣上，請注意：

　　第一、人民幣的幣值取決于中國政府的備兌支付能力，具體而言就是政府可支配的財產和收入的總額，政府可支配的財產和收入的總額是共和國的財政實力，這是人民幣發行數量的依據，也是人民幣信用的物質基礎，無論是減持國有資產、降低國家稅收、增加政府負債等等建議，其意圖均在于肢解國家財政職能，弱化中國政府的備兌支付能力，也就是為掏空人民幣幣值做前期準備工作，其終極目的是要瓦解中國國家信用。

　　我們必須集合并強化中央財政的職能，我們要準備打一場人民幣保衛戰！

　　第二、世行所謂的金融改革，無論是利率市場化還是匯率市場化，其意圖都是打破中國政府對資本流動的管理，為國際金融資本“屠城”暗開城門，所謂央行獨立性和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私有化，不過是為國際金融資本提供“屠城”的工具而已。

　　我們必須將金融主權牢牢掌握在黨中央和全國人大手中，絕對不允許違憲和違法的行為肆意發生，我們必須牢牢控制利率和匯率市場化的進程，絕對不能允許中國的金融市場失控。

　　第三、再分配問題超越了一般市場功能，必須通過政府強勢介入來解決，其中，財政轉移支付和金融轉移支付是兩種主要方式，財政轉移支付和金融轉移支付均為國家經濟管理主權，此問題嚴禁任何境外機構介入，協助境外敵對勢力侵犯國家經濟管理主權，已經構成叛國罪，國家安全機構對相關人士應保持高度警覺，此份世界銀行報告涉嫌侵犯我國經濟管理主權，我國政府應向其發出嚴厲的警告。

　　我們必須加強稅收杠桿和社會保障的綜合運用，強化財政轉移支付的力度和效能，同時，我們更迫切的要解決實質負利率和實質負匯率的嚴重問題，我們再也不能向資本特權者進行金融轉移支付了。

　　筆者申明，筆者一向支持有序建立利率市場化和匯率市場化的長效機制，筆者甚至建議加快利率市場化和匯率市場化的進程，但是，筆者一再強調，一定要明確市場化的邊界，一定要確定市場化的效用邊際，并據此建立完善的管理控制手段，沒有能力管控，就不要輕言松綁，老實說，筆者對有關部門的認識水平和管控能力始終存有疑慮。

　　筆者希望，有關方面多學一點哲學，最低限度，要做到兩明：自知之明和兼聽則明！在特定時期，在特定條件下，市場化和私有化存在著合理性和必然性，但是，我們一定要懂得辯證，要認識事務的相對性，不要搞絕對，不要走極端，要努力實現高水平的對立統一。

　　就請吳先生和厲先生去頤養天年吧，就請佐利克先生回美國去忽悠吧，中國還是有一些愛國的、獨立的、高素質的優秀經濟學家的，關于市場化和私有化問題，中國人一定會給出系統解決方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