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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經，我們以為“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誰知“老大哥”說沒就沒了。后來，我們又以為經濟全球化是浩浩蕩蕩的現代化大潮，順之者昌逆之者亡，于是主動順應潮流與國際接軌，誰知偶一回頭，竟發現自己成了孤獨的擎旗者，正如習總說的：“20年前甚至15年前，經濟全球化的主要推手是美國等西方國家，今天反而是我們被認為是世界上推動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的最大旗手，積極主動同西方國家形形色色的保護主義作斗爭。”[1]

　　世道變得真快。曾經積極倡導自由貿易的西方國家，現在一個個都成了制造貿易摩擦的高手。美國不但自己愛搞摩擦，還不斷警告歐盟不要給予中國市場經濟地位。今年的美國總統大選，左的桑德斯和右的特朗普居然倡導同一個理念——抵制全球化和自由貿易！當選呼聲最高的希拉里也不得不出爾反爾地表態反對自己曾經大力支持的國際貿易協定！潮流逆轉，曾經的邊緣思想和理念如今已進入政治主流。前幾天，歐洲議會全體會議以546票贊成，28票反對，77票棄權通過決議，拒絕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這消息在中國激起一陣喧嘩，其實人家不過是要表明，他們才是今天順應潮流的人！

　　自由貿易的時代已經落幕。我們要正視這個現實，不要幻想能用從西方舶來的自由貿易理論來說服西方人。我們能夠做的，是靜下心來，從頭梳理自由貿易理論，看看問題究竟出在哪里。

　　要看清當今國際貿易的真相，要從一部荒誕小說說起。

　　清朝有個作家叫李汝珍，他寫過一部小說《鏡花緣》，里面講了不少荒誕不經的故事。其中第十一回，書中主人公周游列國，來到了一個超乎尋常的禮義之邦“君子國”，詫異于那里的交易與常規相反：買者盡可能付高價，賣者盡可能出低價。如果賣者不按買者的意愿加價，買者就責其有失“忠恕之道”。好不容易談定價錢，買者還不肯拿走全部貨物，只肯拿一半。我們可以設想，要是這個君子國也有經濟學的話，其經濟人假設肯定與我們的西方主流經濟學相反，是“利他”而不是“利己”。當然，這只是小說家言，不能當真。

　　可是，當我們將現在的國際貿易情形與君子國相對照時，居然能找出不少一一對應的地方！比如，進口國常常不允許出口國要價太低（傾銷）。即使按國際市場價成交，數量也常常有限制（配額）。也就是說，亞當·斯密認為“對每一個私人家庭來說是精明的行為，對一個大國不可能是愚蠢的行為”，[2]在現實的國際貿易中，至少是部分失效了，因為在這個領域里私人家庭式的精明并不是通行無阻的交易原則。現代國際貿易中無硝煙的“貿易戰”，用傳統智慧來理解就很荒誕——為何要把價廉物美的商品阻擋于國門之外？不過，這種荒誕感局中人是很難體會到的，因為當他們一步一步慢慢走向荒誕時，就如溫水煮青蛙，感覺難免遲鈍。只有外人——比如外星人——驟然一看，才有可能出現《鏡花緣》式的大驚小怪：居然會有這么不可思議的世界，在那里，窮國盡管本身還有大批貧困人口衣食不周，卻不斷把自己生產的消費品輸送到富國；而富國還不領情，要把送上門的便宜貨擋回去！只是，我們不清楚外星人在“友星驚詫”之余，會把我們這個世界稱作“君子世界”還是“傻子世界”。

　　主流學界之所以不能從根本上解釋清楚自由貿易潮流逆轉的原因，就因為學者們還未意識到這種荒誕。比荒誕小說更荒誕的事情每天都在發生，但這個世界的絕大多數人卻懵然不知，這就是當今國際貿易的真相，正所謂現實比小說更精彩。

　　那么，從理論上看，這種絕對會被后人笑話的荒誕現象是怎么形成的？

　　在邏輯上，自由貿易理論是根植于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稀缺性假設的。這個假設是說，我們只有有限的資源，卻要滿足無限的欲望。由此，西方主流經濟學為社會的生產和消費預設了一個“有限－無限”的基本模式，設定了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于是這一假設的直接理論含義便是消費品的生產越多越好——消費品的數量越多，品種越豐富，整個社會的福利水平就越高。在這樣的理論基礎上，自由貿易理論非常完美地證明了在不變的資源約束條件下，貿易確實能使各國所能得到的消費品數量更多、品種更豐富。

　　這里的關鍵在于消費是否有上限。西方經濟學的祖師爺亞當·斯密說：“隨便什么地方，消費的一般情況，與其說受真實消費能力的支配，倒不如說受賺錢的難易程度的支配。”[3]亞當·斯密囿于歷史局限，其觀察可能不夠深入和全面是情有可原的。不可原諒的是，自亞當·斯密以來，西方主流經濟學在這方面居然沒有一丁點進步，反而在庸俗的泥坑中越陷越深，以至于在當今的經濟學教科書中出現登峰造極的煽情說法：“一個簡單的智力實驗可以證明這點：假如所有社會成員都被要求開出他們在無限收入下所想購買的物品和服務的清單，你認為這些清單還會有結尾嗎？”[4]大概所有的主流經濟學家都在這個無庸置疑的反問面前順利地證明了自己的“智力”，只是沒人想過這一壯觀場景與安徒生那膾炙人口的童話“皇帝的新衣”有什么聯系。其實簡單的智力實驗只能證明簡單的智力，我們只須用同樣簡單的邏輯推理就可以讓這種層次的智力貽笑大方。

　　仔細推敲就會發現，這個假設其實是完全脫離實際的空中樓閣。我們稍加觀察就能了解，現實中的生產，并不需要滿足漫無邊際的消費欲望，只需滿足人們的消費能力即可。而現實中的消費能力是不可能無限擴張的，因為消費能力受制于三大因素：生理約束、時間約束和預算（收入）約束。生理約束最容易理解，在此不再多說。時間約束則基于一個明顯的事實——所有消費活動都是需要耗費時間的，[5]由這一事實推出的合乎邏輯的結論只能是：在任何一個給定的時間段內，人的消費能力都是有限的——這就是時間約束。對于消費能力而言，生理約束和時間約束因其自然規定性，是無法通過理論、制度或技術的創新從根本上突破的，因而是硬約束。預算約束，作為現實中普遍存在的貧困和消費不足現象的原因，才是經濟學應當努力解決的問題。但是，即使每個人都擁有無限的收入，由于前兩個硬約束的存在，消費能力也只能是有限的。換句話說，消費能力也是一種稀缺資源。所以，現實中生產與消費的模式不是由稀缺性假設臆造出來的“有限－無限”，而是“有限－有限”。

　　再進一步考察，就會發現科學技術和經濟制度的進步，對于提高生產能力具有明顯而直接的促進作用，但對于突破消費能力的硬約束則效果不彰。由此我們就很容易理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相關論述：“生產力按幾何級數增長，而市場最多也只是按算術級數擴大。”[6]也就是說，社會生產和消費的更為準確的模式應該是“大－小”模式。于是，在實際的經濟生活中，隨著人類文明的進步，有一種現象將變得越來越明顯，那就是生產過剩。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生產過剩最直接的表現形式就是失業。作為西方主流經濟學基石的稀缺性假設，由于從根本上抹殺了生產過剩的可能性，所以主流經濟學只能對現實中日益明顯的生產過剩現象采取視而不見的態度，任由理論與實踐的鴻溝越拓越寬，以致許多本來很容易解決的問題都成了長期困擾經濟理論界的所謂難題。

　　認識到消費能力是一種稀缺資源，而消費能力稀缺會導致生產過剩，就很容易解釋貿易保護主義存在的根本原因，以及國際貿易中的種種看似荒誕的現象。因為每個國家的消費能力都是稀缺資源，被外國商品占用，本國商品的銷路就會萎縮，失業率就會上升，所以需要對可替代的進口商品設置壁壘。道理就是這么簡單。[7]也就是說，在生產過剩條件下，各國所爭奪的，已經不是物質財富，而是消費能力，因為消費能力后面站著的，是就業機會。假如我們把就業機會的得失放入視野，在國際貿易中國與國之間的利益沖突就昭然若揭了，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指出的：“貿易自由化時常不能實現其諾言——相反，它導致更多的失業——這就是它為什么遭到強烈反對的原因。”[8]在當下的現實中，由于無法和中國出口的鋼鐵進行競爭，歐洲大量的鋼鐵廠倒閉，工人失業。數據顯示自2009年起，歐盟已有1/5的鋼鐵工人失業，這正是推動歐洲議會否決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的直接原因。

　　更有象征意味的是，中國古代建筑長城，是為了阻擋北方游牧民族南下搶劫財富；美國總統2007年簽署了在美墨邊境建設700英里圍墻的法案，目的卻是防止手無寸鐵的墨西哥移民“搶”走美國人的就業機會，無怪乎當年的墨西哥總統將此墻斥之為“新柏林圍墻”。在今年的美國總統競選活動中，特朗普把民眾夾雜憤怒的熱情引導到非法移民的議題上，再次炒熱這一話題。他向活動現場民眾大聲發問：“誰來為‘這道墻’付錢？”來自現場的響應自然是“墨西哥！”

　　美國從擄掠黑奴到筑墻自閉，兩種同樣臭名昭著的現象，折射出一個強烈的信息：被技術進步不斷提升的生產能力需要的是海外市場的擴張而不是廉價勞動力的供給。但這樣的滄桑巨變卻不能在封閉保守的主流經濟學界內激起一點小小的漣漪，沒有一個主流經濟學家意識到他們所推崇的自由貿易已經成了虛無縹緲的烏托邦夢囈。然而，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那是早有論斷的：“自由貿易已經無計可施了”！[9]

　　認清西方主流經濟學的謬誤之后，我們就能得到結論：只有在各國有限的消費能力被充分滿足之前，貿易才會使各國都受益。而當一國出現生產過剩現象、失業問題表面化時，可替代的進口商品就不再受歡迎。這時國際貿易關系就開始扭曲，各國雖然仍以“自由貿易”為旗號，其實都不得不推行老掉牙的“鼓勵出口、限制進口”的重商主義，這實質上是一種企圖把失業問題推到國外的“以鄰為壑”策略，難怪最終要出現君子國式的荒誕現象了。

　　總之，只要我們認識到生產過剩問題的客觀存在，僅憑常識就可以解釋國際貿易遇到的各種難題。但如果鉆進了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死胡同，那么再明顯的問題我們也認識不清，更遑論切實可行的解決辦法！如果認為欲望有多大能力也會有多大，這樣的認識水平就跟我們當年的“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落到同一檔次上了。這說明無論中國人還是外國人都會犯錯誤，有時甚至會犯很低級的錯誤。不同的是，這一檔次的錯誤我們早已發現并予以糾正，但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基礎性錯誤，不僅至今未被主流學者發現，反而還用數學模型編織成的“皇帝新衣”喬裝打扮起來，繼續誤導學界。

　　現在的情況是，自由貿易理論在西方學界尚未得到認真清算，但西方政治家們已經在實踐中認識到這個理論并不可行。西方政治家都是實用主義者，不管一種理論怎么天花亂墜，只要不好用，馬上就會遭到拋棄。在中國，自由貿易理論的苦果尚未充分暴露，所以我們的頂層精英在認識上已經落后了一大截。每一步都落在別人后面，真讓人著急。

　　最后說明一下，闡述上述觀點的相關論文已經在學界內多次獲獎。就是說，這些觀點已經不是筆者個人“獨具慧眼”的發現，而是學界內的一種“非主流共識”。希望這種非主流最終能夠逆襲為主流，把忽悠人的西方主流經濟學趕回西方去！

　　注釋：

　　[1] 習近平．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6年05月10日．

　　[2] [英]亞當·斯密著，楊敬年譯．國富論[M]．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99，504．

　　[3] [英]亞當·斯密著，謝祖鈞、孟晉、盛之譯．國富論－－國民財富的性質和起因的研究[M]．武漢：中南大學出版社，2003（397）．

　　[4] [美]麥克康耐爾、布魯伊著，陳曉等譯．經濟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18）．

　　[5] Gary S. Becker．A Theory of the Allocation of Time[J]．The Economic Journal，Vol．75，No．299，1965，（9）：  493-517．

　　[6] 恩格斯．《資本論》英文版序言，資本論[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4．

　　[7] 這一道理馬克思也曾講過：“某種產品今天滿足一種社會需要，明天就可能全部地或部分地被一種類似的產品排擠掉。即使某種勞動，例如我們這位織麻布者的勞動，是社會分工的特許的一部分，這也決不能恰好使他的20碼麻布的使用價值得到了保證。社會對麻布的需要，像對其他各種東西的需要一樣，在有限度的，如果他的競爭者已經滿足了這種需要，我們這位朋友的產品就成為多余的、過剩的，因而是無用的了。”見馬克思．資本論[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27－128．

　　[8] [美]斯蒂格利茨著，夏業良譯．全球化及其不滿[M]．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04，49．

　　[9] 恩格斯．《資本論》英文版序言[M]．資本論（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4）．

 　　（作者是南京財經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原創】來源：昆侖策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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