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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映西：論現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人性基礎

點擊：作者：盧映西來源：《河北經貿大學學報》發布時間:2017-02-04 10:4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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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馬克思主義為揭示人性的本質提供了真正科學的方法。勞動使人類最終脫離了動物界，并使人結成一定的社會關系。在這個過程中，人類的自我意識和成就感逐漸產生和發展起來，需要的層次不斷提升，行為動機呈現多向性，為利他主義的形成提供了可能性。這種可能性在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會轉化為現實性，并且在文明的、可持續發展的社會經濟制度中呈現出不可替代的必要性。最近的西方經濟危機再次證明西方主流經濟學關于資本主義制度下利己會導致利他的神話已經破滅，我們應當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科學分析經濟學的人性基礎以實現對經濟學理論的重構，以指導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踐。

　　一、引言

　　自2008年爆發世界性金融和經濟危機以來，至今仍無法看到全球經濟復蘇的明顯跡象。習近平總書記最近作出的一個基本判斷是：“國際金融危機深層次影響還在繼續，世界經濟仍然處在深度調整期。”[1]這實際上也反映了統治全球經濟學界的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深刻危機，重構經濟學理論框架的任務已經擺在我們面前。

　　在這種理論重構中,一個首要的問題就是對人性本質的再認識。古往今來, 人性從來就是社會科學中的一個基礎性的問題,但對人性的認識則一直爭論不休。在經濟學中,不同的經濟理論對人性的假設也不一樣，各派爭論的焦點在人性中的利己和利他問題上。在正確認識人性本質方面，近年來程恩富教授提出的包含“利己和利他經濟人假設”在內的“現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四大理論假設”，[2]為能夠取代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新經濟理論框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為推進經濟學理論的重構，本文基于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關于人性分析的根本方法和原理，側重于從人的需要和行為動機這個角度的對西方經濟學的利己經濟人假設的理論誤區進行深入剖析，在無限豐富的人性中考察利己和利他這兩類相反的行為動機。

　　需要說明的是，本文中“人性”是指所有人都具有的共同屬性[3]；而“利己”和“自私”則是一對近義詞，但兩者涵義有所區別。“自私”常常意味著損人利己，而“利己”則不一定要以損人為前提。也可以說，“自私”是更為極端的“利己”。

　　二、“利己”或“自私”確實是人性中的自然屬性之一

　　西方主流經濟學最重要的理論基礎是“完全利己經濟人假設”，這個假設認為人在經濟活動中最根本的動機就是利己，即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應當說，這個假設還是有一定經驗事實作為根據的，而且這樣的事實不但經濟學家能夠觀察到，其他學科的學者同樣能觀察到。

　　民國時期，四川有一位亦學亦官的學者，名叫李宗吾。他看到愛因斯坦因創立“相對論”而名揚四海，非常羨慕，于是自己也創立了一種顛覆傳統的學說，稱之為“厚黑學”。這個理論從觀察人的利己本性開始：隨便找一個當母親的，讓她抱著親生兒子吃飯，小孩見了母親手中的碗就伸手去拖，如不提防，就會被他打爛；母親手中拿著糕餅放在自己的口中，他就會伸手從母親口中把糕餅取出放在他自己的口中。又如小孩坐在母親的懷抱中吃奶，或者吃餅的時候，哥哥走到面前，他就要伸手推他打他。這些行為都是出于“不學而會，不慮而知”的本性，李宗吾譽之為人的“良知良能”。他的“厚黑學”就是要把這種“良知良能”擴充出去，讓人們練就“面厚心黑”的本領，用這種本領建立驚天動地的事業。

　　到了1976年，英國科普作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Dawkins）出版了轟動一時的著作《自私的基因》（TheSelfish Gene），同樣提到了類似的現象：“母豬躺下準備喂奶時，它的一窩小豬尖聲呼叫，爭先恐后地擠到母豬身旁的情景你一定見過吧。一群小男孩為爭奪最后一塊糕餅而搏斗的場面你也見過吧。自私貪婪似乎是幼兒行為的特征。”[4]道金斯的主要建樹是把生物個體的利己本性的源頭追溯到基因層面：“我將要提出的觀點是：任何成功基因的突出特性都是無情的自私性?；虻淖运叫酝ǔQ定了個體行為的自私性。但我們也能看到，在特定情況下，基因為了最有效地達到自私的目的，也會滋生有限的利他性。”[5]

　　李宗吾從幼兒行為中總結出“人之初，性自私”，認為自私發展到“面厚心黑”的高級階段，便可建功立業。道金斯則用生物科學的研究成果揭示生物個體的自私本性植根于基因，成功的基因必然具有“無情的自私性”。即使我們觀察到基因表現出利他性，那也是為了最有效地達到自私的目的。看來，人的本性就是自私，既有事實根據也有科學根據，經過李宗吾和道金斯的論證，已經是板上釘釘了。

　　但是，李宗吾和道金斯雖然在事實層面上都認同人性自私，他們的價值觀卻截然相反。李宗吾標新立異，認為自私自利屬于人的“良知良能”，應該發揚光大。道金斯的價值觀則與文明社會中的多數人一致：“就我個人看法而言，一個單純根據基因的普適而無情的自私法則建立起來的人類社會，肯定是個不堪人居的下流社會。但不幸的是，有些事物不管我們多么厭惡，它們的真實存在卻不容否認。本書主旨在于喚起讀者的興趣，如果你一定要從中得到某種寓意，不妨把它當作一種警示。這個警示就是，如果你和我一樣希望建設一個人人慷慨合作、無私地追求共同利益的社會，我們就不能指望人的生物本性。正因為我們生而自私，才需要通過后天的教育灌輸慷慨大度和利他主義。我們弄懂了自私的基因是怎么回事，才有可能顛覆命定的法則，而其他物種根本不存在這種可能性。”[6]

　　從邏輯上說，李宗吾的論證是通順的：既然我們的本性是自私，那就應該順其自然，把自私進行到底。道金斯也認定人性自私，而且自私到基因里去了，但他與我們大多數人一樣，厭惡自私自利的“命定法則”以及根據這種法則建立的社會。可是他沒有解釋人為什么會產生這種厭惡，為什么想要挑戰甚至顛覆我們的“命定法則”，以及這種挑戰和顛覆為什么有成功的希望。僅僅擺出人有能力認識自己的本性這一事實顯然不足以回答這些問題。

　　為了解決道金斯無意中留下的問題，需要仔細分析他對“自私”的定義：一個個體如果通過減少同類個體的生存機會而增加自己的生存機會，該個體就是自私的。[7]原來，道金斯是在生存競爭的層面研究自私問題的。除人類以外，自然界的其他生物的生命活動都不會超越“求生存”的范圍。所以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理論用于解釋自然界的生命活動還是合適的。但是經過進化脫離動物界的人類，在“求生存”之后還要“求發展”，結果發展出偉大的人類文明。這種本質的區別，決定了人類除了與其他生物同受自私的“命定法則”制約之外，肯定還會遵循更高級的法則。易言之，經過進化的人類已經脫離了自然界，并在不斷實踐的過程中逐漸獲得了認識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再以“求生存”層面的基因或幼兒的自私性來解釋人性，就顯得十分膚淺和局促了。實際上，人在滿足生存需要之后，還會產生什么更高級的需要，這個問題現代心理學家早有研究。

　　三、心理學的實證研究成果指出了野蠻與文明的分野

　　恩格斯說過：“人來源于動物界這一事實已經決定人永遠不能完全擺脫獸性，所以問題永遠只能在于擺脫得多些或少些，在于獸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異。”[8]人類發展史告訴我們，是勞動使人類最終脫離了動物界，并使人結成一定的社會關系。所以，人既有自然屬性，也有社會屬性，獸性和人性分別是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的表現。對人來說，社會屬性更為本質和重要，自然屬性受社會屬性支配并與社會屬性相互作用。[9]如前所說，人永遠不能完全擺脫的獸性，就是自私性或利己性。那么，人為什么有可能或多或少地擺脫獸性？美國當代心理學家馬斯洛（Abraham H. Maslow）的需要層次理論解釋了這種可能性的心理基礎。

　　馬斯洛把人的需要分為以下五個層次：生理需要（飲食、睡眠、性欲等）、安全需要（住宅、工作場地等）、歸屬和愛的需要（友誼、愛情等）、自尊需要（地位、角色等）、自我實現需要（理想、價值等）。其中，前兩個層次屬于低層次的、物質方面的需要，這是保證生存所必需的，與自然界動物的需要并無本質區別。后三個層次屬于高層次的、精神方面的需要。只有低層次的需要得到了充分滿足，才能依次產生出高層次的需要。“高級需要是一種在種系上或進化上發展較遲的產物。我們和一切生物共同具有食物的需要，也許與高級類人猿共有愛的需要。而自我實現的需要（至少須借助創造力）是人類獨有的。越是高級的需要，就越為人類所特有。”[10]

　　根據馬斯洛的說法，在越低層次的需要上，人與動物越是趨同；需要的層次越高，人與動物的差別越大。正因為發展出高層次的需要，人類才有可能形成與動物截然不同的品質，如道德情操、利他主義等等。反之，如果低層次的需要得不到滿足，人和動物都會遵循道金斯所說的“命定法則”，即人們常說的“叢林法則”。所以，馬斯洛特別提到：“剝奪高級需要不像剝奪低級需要那樣引起如此瘋狂的抵御和緊急的反應。”[11]這是在提醒我們，為生存而進行的競爭，必然是殘酷的、基于動物本能的。我們在國內司空見慣的城管與小販的沖突中，早已觀察到這種現象。

　　違章小販要生存，城管要維護市容市貌。這對矛盾的癥結，說起來簡單得出奇，就如某城管所說：“管，小商小販的飯碗就沒有了；不管，我們的飯碗就沒有了。”[12]事涉飯碗，果然會引起“瘋狂的抵御和緊急的反應”，至今已造成多起命案。

　　小販們的生存問題，本來應由社會保障制度統籌解決，不能指望市場經濟。再發達的市場經濟社會都不可能自發地解決所有人的生存問題，實際上已成為西方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共識，所以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無一例外地建立了社會保障制度，區別只在于保障程度的高低。

　　市場經濟必須與社會保障相輔相成，道理很簡單。有社會就有競爭，但競爭有野蠻和文明之別，標準就是競爭層次的高低。有了社會保障制度，人們才有可能避免低層次的經濟競爭，資本主義制度才會從野蠻向文明方向改良。不但經濟競爭如此，其他競爭亦然。比如古羅馬的角斗表演，人與人或人與獸以命相搏，明顯帶有人類剛脫離動物界的野蠻痕跡。而現代的體育運動，人們爭的是“更高、更快、更強”，這才算是走向了文明。

　　需要注意的是，社會保障制度（廣義地說，也包括各種慈善事業）不可或缺，盡管在實踐中已有共識，但理論上并沒有成為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框架中的有機組成部分。這大概是因為社會保障制度的倫理基礎正是由人類高級需要生發出來的利他主義，所以主流經濟學的利己主義地基根本支撐不起社會保障這樣的“上層建筑”。

　　錯誤的理論必然會產生不良的影響。我國在GDP已經高居世界第二的同時，社會保障制度建設仍遠遠不能與國際水平看齊，與這種不良影響息息相關。如果這種錯誤的偏向不予糾正，我們的市場經濟必然要走上邪路，人道悲劇必然會層出不窮。實際上，歷史經驗已經一再證明，單純按照市場法則去規劃整個社會的經濟制度，雖然在短期內有可能成就表面的繁榮，但稍微深入觀察便會發現“人的生活十有八九都純粹是為生存而掙扎。”[13]這種經濟制度的荒誕性還在于，盡管現實中的消費品生產已經到了嚴重過剩的程度，但要保證每個人“最終地脫離了動物界，從動物的生存條件進入真正人的生存條件”，[14]仍然是可望不可及的夢想。

　　換句話說，只要認識到目前據以解釋市場經濟的西方主流經濟學從基礎上就錯了，我們本來是完全可以走向一個文明的市場經濟制度，這樣的經濟制度必然是競爭與保障互不偏廢，利己和利他熔于一爐的。

　　四、從自我意識和成就感看人類利他主義的內在根據

　　如上所述，人性與獸性的根本區別在于人的需要比獸的需要豐富、高級。但西方“完全利己經濟人假設”的解釋者偏偏要把人性的豐富性統統歸結為利己主義。他們認為，宗教人士救濟窮人，雷鋒助人為樂，反法西斯戰士沖鋒陷陣等等，都是自私的，因為這些人以助人為樂、以犧牲為榮，所以他們表面上的利他行為實際上也是為了滿足個人的心理需求和主觀欲望。把截然相反的行為混為一談，自然是詭辯。但要解釋清楚人類利他行為的動機，可能需要從人類的自我意識和成就感談起。

　　所謂自我意識，就是主體在自然、社會環境和歷史進程中認識自我的能力。動物只能憑借其本能活動對環境作適應性的調整，一般沒有主、客體兩分的自我意識。[15]即使是人類的近親靈長類動物，也只能發展出初步的自我意識。只有人類能清楚地把客體和主體區分開來，能在歷史進程中比較新我和舊我，形成發達的自我意識。所以，自我意識是人與動物相區別的重要標志之一。人是通過與自然界、他人和舊我相比較來確定和認識自我的，當人在這些比較中發現人類比別的動物高級、自己比他人強、新我比舊我進步的時候，就會產生一種精神上的快感，即成就感。為什么大多數人都不愿意把人類社會建設成弱肉強食的叢林世界？為什么道金斯即使在理性上認定自私是人類本性，也仍然討厭自私？因為我們都認識到自己比動物高級，都想過比自然界的動物更體面、更文明的生活，誰都不愿意“禽獸不如”——那也太沒成就感了！

　　我們能夠在幼兒身上觀察到自私行為，說明我們確實是從動物進化來的。同樣，我們也能從幼兒身上發現動物沒有的新特性——對成就感的追求。我們知道人類兒童很小就會玩游戲。游戲都設有成功的目標，達標后就會收獲成就感，所以人類無論長幼都會樂此不疲。動物就不會對這種抽象的成功感興趣。中國社科院黃紀蘇研究員把這種不以生理需要為內容的競爭意識稱為比較意識，指出這種意識是人類所特有的，而且是與生俱來的。[16]

　　在日常生活中，成就感對人們的激勵作用更是隨處可見。馬克思在考察工人勞動過程時就已經觀察到：“在大多數生產勞動中，單是社會接觸就會引起競爭心和特有的精力振奮，從而提高每個人的個人工作效率。……這是因為人即使不像亞里士多德所說的那樣，天生是政治動物，無論如何也天生是社會動物。”[17]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奠基人馬歇爾（Alfred Marshall）也有類似的發現：“人們借以謀生的工作有許多本身就是令人愉快的。社會主義者認為可以使人對更多的工作感受到更多愉快是有道理的。的確，即使乍一看上去似乎是索然無味的商業工作，但由于其對發揮人們的才能和爭強好勝的本能提供了機會，也往往會使人產生很大的愉快感。因為，正像在比賽中的一匹馬或一個運動員，竭盡全力要勝過他的競爭者，并對這種緊張感到愉快一樣，一個制造商或一個商人受到勝過他的競爭對手的希望的鼓舞，往往要大于受到增加他的財產的欲望的激勵。”[18]

　　在工作競爭中勝出——比別人或比舊我——所得到的愉快，就是我們這里所說的成就感。可見，馬克思和受到社會主義思潮影響的馬歇爾對人性的認識都遠遠高于今天的主流經濟學家，他們都已經觀察到人比動物高出一籌的品質。今天的西方主流經濟學家不但與馬克思背道而馳，而且拋棄了自家理論先驅的正確思想，結果使這種經濟學的思想境界越來越低，只知道人是利己的，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卻渾然不覺這種認識并未把人與動物從本質上區分開來，因為動物也有趨利避害的本能，與所謂“利益最大化”一脈相承。

　　結合前面的分析，我們已經對人類行為的動機有了一個大致的了解。在生存競爭的層次上，人與自然界動物的行為動機都是單向度的，即利己甚至自私。但在生存需要得到滿足之后，人類會產生更高層次的需要，尤其重要的是，人類多了一種原來沒有的追求——對成就感的追求。人類對成就感的追求是多向度的，其中包括利己和利他這兩個相反的向度。對人來說，在生存需要得到滿足以后，繼續利己看上去就像是沒有實際意義的貪婪。事實上，這時候利己和利他深層次的心理動因都是追求成就感，只是利己動機與動物本能一脈相承，而不求回報的利他動機是人類才有可能產生的。

　　除了這兩個相反的向度以外，有的向度也能帶來成就感，但對人對己都不會帶來實際利益，例如純粹的游戲。此外還有主觀利己客觀利他的向度，如亞當·斯密所說的“我們期望的晚餐并非來自屠夫、釀酒師和面包師的恩惠，而是來自他們對自身利益的關切。”[19]如果羅列下去，還有主觀利他客觀利己、損人利己、損人害己等等。所以人對成就感的追求既可以為善，也可以為惡。特蕾莎修女（Mother Teresa of Calcutta）一生致力于幫助窮人，說明人確實能夠當得起“萬物之靈長”的稱號。當年侵華日軍在南京搞殺人比賽，說明人也能墮落成禽獸不如的惡魔?？傊?strong style="margin: 0px; padding: 0px; max-width: 100%;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 word-wrap: break-word !important;">人性相對于獸性具有無限的豐富性。但我們研究經濟現象時，只需關注利己和利他這兩個相反的向度。

　　人對成就感的追求還有一個特點，就是不管在哪個向度上，這種追求都是沒有止境的。例如在“為人民服務”這個向度上，“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為人民服務是無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無限的為人民服務之中去”。[20]在“賺錢”這個向度上，“新的‘資本家’不再滿足于糊口，他們渴望擴大財產，因此在他們的消費需要得到滿足后也不會停止努力。這種新的‘資本主義精神’被16世紀最富有的銀行家富格爾簡化成一句話：‘只要我還能賺，我就永遠會賺下去。’”[21]

　　道金斯認為人的利他主義可以通過后天教育來培養，但他沒有說明這種教育何以可能。眾所周知的是，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是變化的條件，一頭豬再怎么受教育也不可能養成利他主義。但人確實具有利他的可能性，利他的內在根據就是源于自我意識的人性的無限豐富性。只是這種可能性到現實性的飛躍，需要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和意識形態的導向。例如，在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和毛澤東思想的影響下，雷鋒在基本生存需要得到滿足后，雖然每月只有幾塊錢的津貼收入，就已經養成了偉大的利他主義。而在資本主義的美國，比爾·蓋茨（Bill Gates）直到成為世界首富才慢慢有所覺悟，開始投身到公益慈善事業中去。

　　五、資本主義制度下利己會導致利他的神話已經破滅

　　人類因為有發達的自我意識，能夠在理性上認識到人比動物高級，自然明白不能以動物界通行的“命定法則”來建設一個體現人類尊嚴的社會。所以，在資本主義以外的人類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中，從未有將利己或自私大張旗鼓地樹立為正面價值觀的。資本主義社會之所以推崇利己主義，是因為資本私有制是一種剝奪了一切共同體外表的純粹的私有制，而利己主義不過是由這種社會存在所決定的一種主導性的意識形態。在這種制度條件下，資產階級理論家從利己主義的人性論出發，進而提出了一種“利己會導致利他”的神話，即認為人人利己，但通過“看不見的手”的神奇作用，最終會人人得利。但事實已經一再證明，亞當•斯密描繪的那種由“看不見的手”自動調節的，屠夫、釀酒師和面包師等經濟主體互為生產者和消費者的“和諧社會”是不可持續的，最終不可避免地要以經濟危機收場。在2008年爆發的世界性金融和經濟危機之后，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已經發現：“看不見的手之所以看不見，是因為這只手并不存在。現在很少有人會認為，銀行經理人在追求個人利益時，也促進了全球經濟的福祉。”[22]

　　這就產生了問題：在自然界中，動物們本能地遵循自私自利的法則，它們的“社會”為什么不會發生“經濟危機”？人類社會為什么不可能像李宗吾所說的那樣，人人都把利己主義發揚光大，變得面厚心黑，然后人人都會取得大成功？經過前面對人與動物本質區別的分析，我們已經可以回答這些問題。

　　動物的本能欲望，從來不會超出生存的需要，一旦這種需要得到滿足，它們就會自動停止“生產”，從而基本上能夠維持自然界的平衡與和諧。而人類發展出發達的自我意識，會無止境地追求成就感。在以貨幣為商品交換媒介的資本主義經濟中，利己向度上的成就感集中體現在無止境地賺錢。凱恩斯基于對人性惡的洞察，對此頗為欣賞：“有價值的人類活動的一部分需要賺錢的動機和私有財產的環境才能取得全部效果。不僅如此，通過賺錢和私有財產的存在，人類的危險癖好可以被疏導到比較無害的渠道之中，而癖好如果不以此種方式得以滿足，那么，它們會被用之于殘暴、肆無忌憚地對個人權力和權威的追求以及其他方式的自我高大化。人們對他們自己的銀行存款實施暴政要比他們對他們的同胞們實施暴政要好一些。”[23]

　　但馬克思的看法更為深刻。當所有資本家都無止境地追逐金錢時，資本主義生產無限擴大的趨勢同廣大勞動群眾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對縮小之間的矛盾就成了一對不可調和的矛盾，而這對矛盾正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生產社會化同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的重要表現形式。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發展到最后必然會導致經濟危機，這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結論。這個結論已經在過去得到過無數次驗證，今后也仍將對花樣翻新的資本主義制度展現出鋼鐵般的科學性。

　　對金錢的無止境追求本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根本動力，[24]最終又成了葬送資本主義的催命符，正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以利己主義作為行為法則，在動物界是可行的，在具有高度理性的人類社會反而不可行，理由已如上述。但人本來源于動物，有著與動物一樣的生存需要，所以利己本性不可能根除。重要的是，人脫離了動物界以后，已經具備了利他的可能性，因此我們有可能把利己和利他結合起來，使之成為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的、能體現人類尊嚴的經濟制度的基本驅動力。目前的資本主義社會，基本上都實現了市場經濟和社會保障、慈善事業相結合，把人類的利己和利他動機都充分調動起來，使資本主義初步完成了從野蠻到文明的改良。但是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文明的資本主義雖然比野蠻的資本主義進步，但仍然不能避免經濟危機。如何建立一個既文明又可持續的經濟制度，是當今世界上所有資本主義國家都未能解答的問題，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過程需要面對的問題。

　　六、結論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需要不斷在實踐和理論上進行探索、用發展著的理論指導發展著的實踐。”[25]以此觀之，2008年爆發的全球性金融和經濟危機必然引發對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徹底反思，從而很可能導致經濟學理論框架的重構。本文關于經濟學人性基礎的分析，就是這項工作的一部分，從中得出的幾點主要結論是：

　　1、“利己”或“自私”確實是人性中根深蒂固的特性之一，但這只是因為人來源于動物界這一事實決定了人永遠不能完全擺脫獸性。并且，這一結論也只是在生存競爭的層次上可以成立，因為人除了有自然屬性之外，還有社會屬性。

　　2、在社會勞動實踐中所產生和發展的人類的自我意識和成就感，使人類從本質上區別于自然界的其他動物，具有了利他的可能性。在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和意識形態的作用下，這種可能性則會轉化為現實性。在現代市場經濟制度中，利他主義還呈現出不可替代的必要性。

　　3、西方主流經濟學以“完全利己經濟人假設”為理論基礎，認為資本主義制度下利己會導致利他，這樣的神話已經破滅。我們應該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指導下，以對人性的正確認識和分析為基礎，構建一個全新的經濟學理論框架，全面解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踐，引導我國的改革開放事業向著迥異于資本主義的方向發展。

注釋：

　　[1]習近平：《創新增長路徑共享發展成果》，《光明日報》2015年11月15日。

　　[2]程恩富：《現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四大理論假設》，《中國社會科學》2007年第1期。

　　[3]此含義中的“人性”與“人的本質”之間有聯系卻又不同：前者是人的共同屬性，后者則是特指人性最本質的部分。

　　[4] Dawkins, Richard. (1976) 2006. The Selfish Gene. New York: OxfordUniversity Press. P128.

　　[5]同上，P2。

　　[6] Dawkins, Richard. (1976) 2006. The Selfish Gene. New York: OxfordUniversity Press. P3.

　　[7]同上，P4。

　　[8]恩格斯：《反杜林論》，《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442頁。

　　[9]馬克思在《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指出：“人不僅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就是說，是自為地存在著的存在物，因而是類存在物。他必須既在自己的存在中也在自己的知識中確證并表現自身。”（《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26頁）。就是說，人是自然的存在物，但在實踐過程中，他是作為實踐的主體而存在的，因此，人的自然屬性受社會屬性支配并與社會屬性相互作用。

　　[10]馬斯洛：《動機與人格》，許金聲等譯，華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14頁。

　　[11]同上。

　　[12]《小販稱遭毆，刺死兩名城管》，《三峽晚報》2010年1月21日。

　　[13]轉引自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52頁。

　　[14]恩格斯：《反杜林論》，《馬克思恩格斯選集》2版3卷，第633頁。

　　[15]參見高雷：《有限理性與自我主體意識》，《經濟學家》2007年第1期。

　　[16]黃紀蘇：《高高低低話平等》，《博覽群書》2004年第5期。

　　[17]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79頁。

　　[18]馬歇爾：《經濟學原理》，廉運杰譯，華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19頁。

　　[19]亞當·斯密：《國富論》，唐日松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14頁。

　　[20]雷鋒：《雷鋒全集》，北京：華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58頁。

　　[21]斯塔夫里阿諾斯：《全球通史：從史前史到21世紀》（第7版），董書慧等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9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