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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線城市高價拿地，出現新一輪的“地王”大戰。這與去產能、去庫存的目標背道而馳。

 

　　6月2日下午，深圳龍華上塘商住地加冕新一代“地王”，被央企中國電建集團和廣州方榮房地產有限公司聯合以82.9億元的高價拿下，地面價高達56781元/平米。

 

　　此前一天，有7家央企參與競拍的上海寶山顧村地塊，最終被隸屬財政部的信達地產再造“地王”，這也是該公司一年內造的第七個“地王”。統計發現，再加上5月份央企保利地產豪奪的上海周浦“地王”，今年以來全國各地涌現出的所謂“地王”，超過半數由地方國企、央企制造。

 

　　今年以來，原本亟須去庫存的房地產市場卻被“地王”等因素刺激得持續火爆，而利潤基本不上交國庫的大型國有壟斷企業，卻是本輪“地王”頻頻出現的強力推手。

 

　　宏觀經濟萎靡不振，國有房企，一馬當先，還是想從房地產入手，繼續締造泡沫。如此下去，是國民之福？還是中國經濟之禍？尚未知曉。許多人只是感覺到頭發里正在散發出一股股寒氣，中國危險的房地產拉動模式，不但沒有改觀，反而愈行愈遠。

 

　　2015年7月至今，信達地產通過公開招拍掛新增10宗地塊，其中7宗是地王，分布在廣州、合肥、上海、深圳、杭州等一線二線城市。信達是財政部企業，自然有錢。

 

　　2016年前5個月，全國土地市場總價超過15億元的105宗高價地塊，成交總價為3288.2億元。其中，有52宗被國企獲得，合計成交金額達1785.8億元，占比為54%。其中，信達、華僑城、招商、中國電建、魯能集團、葛洲壩、保利、中鐵、中冶等央企共制造出15幅“地王”。魯能2016年已在土地市場砸下超過100億元。

 

　　有一點大家不能理解的，就是許多城市的房子賣不出去，有的城市房子有價無市，一線城市房價畸形過高，導致大量企業外遷，人員外逃，嚴重影響著這些城市的可持續發展，而為什么地方政府還熱衷于催生“地王”的產生？

唯一的解釋，就是地方政府都想用一招“以毒攻毒”手法，來解決房地產低迷的困境。中央不是要他們去庫存嗎？沒有刺激點，怎么去庫存？刺激點在哪里？在于“地王”產生，先把面粉變貴，那么面包就必須貴。

 

　　為了控制“地王”的發生，地方政府絞盡腦汁，拍地形式限制嚴格，如蘇州在5月份出招：開發商拍地設置最高價，但是仍然避免不了“地王”頻出。

 

　　而分7個教室同時競拍、屏蔽手機網絡信號、合肥國土局局長親自督戰，這些史無前例的措施并沒有妨礙合肥迎來“地王”的誕生。5月30日，最終合肥出讓12宗地，攬金96.34億元，且每宗地塊都有保利、信達等央企在內的超10家房企參與競買。

 

　　中國大陸的土地拍賣制度，完全學了香港。香港現在的經濟，被新加坡甩了好幾條街區，主要就是房價太高，同時，香港70%的財富，被極少數擁有房地產開發權力的富人所占吞。

 

　　大陸對香港最壞的東西學的頭頭是道，甚至有過之而不及。香港和大陸不同的，一是所有香港人，不管有多窮，都有一個小面積的廉租房；二是開發商都是私人企業，它們必須按照法律交稅，部分暴利還給社會，用于廉租房建設。

 

　　大陸學了香港的土地壟斷，但是，大陸的每一個城市，都是一個個的“諸侯”，或是“國中國”。不僅香煙、藥品、土地等，都有嚴格的地方保護政策，因此，一個城市的政府，想在自己的土地上制造稀缺，讓政府、銀行和開發商共同謀取超額壟斷利潤，易如反掌。

 

　　微觀經濟學的供需曲線，有學過經濟學的中學生都知道。兩條曲線交叉形成市場均衡價格，同時在交接點處，實現供應和需求的兩個“清空”和滿足。

需求是完全自由競爭的，其曲線從西北向東南的方向傾斜，其斜率取決于消費者對價格的敏感度。當消費者總體收入提高時，整條曲線平行向右邊移動。因為大多數老百姓只能買一套房，所以，需求曲線的斜率很高，留給自然壟斷企業，通過制造奇缺而謀取利潤的巨大空間。

 

　　如果是自然競爭，只要市場有需求，那么供應商的供應曲線幾乎是水平的。也就是說，自由競爭條件下的均衡價格，很難暴漲。

 

　　那么，中國一線城市的價格為什么會暴漲？這就在于，在一定的需求結構下，由于政府對土地的壟斷，導致供應無法按照自然競爭的規律進行。房地產企業，為了得到有限的土地供應，必需付出大的代價，然后制造出遠遠不能滿足自由競爭市場下所必要的需求量。因為上面說的需求曲線的斜率很大，10%的稀缺（相對自然競爭情況下的全量供應），就可以讓房價高出30%，甚至更多。因此，土地競價，是中國房價奇高的罪魁禍首。

 

　　這就是高房價的基本道理。大家如果還不懂，那么，你可以到重慶看看，那里的房價是上海的八分之一，而人均GDP是上海的40%。其實，重慶市核心功能區的人均GDP是兩萬美元，不比上海的平均水平低，可是重慶市核心功能區的房價，也只是上海平均房價的四分之一。

 

　　為什么重慶市的房價低？因為，重慶市的主城區土地供應充足。而為什么土地充足，就在于重慶的發展，不僅僅是為了小規模的主城區，而是為了整個城市。其面積是北京、上海、天津三個直轄市面積總和的2.5倍。

 

　　北、上、廣、深的房價為什么會高？就在于這些城市的發展，都是為了“小我”，而不是為了拉動周邊地區均衡發展的“大我”。

 

　　這不能全怪這些城市自己，中央的許多政策，也催生了各種地方保護主義，催生一種“小我”的文化。

 

　　這與中國新常態下的轉型升級，與中國要通過區域均衡增長，實現全面小康，實現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理性思維，逆道而行。

 

　　中國有近三億的流動人口，其中，不少于2.5億農民工，他們像候鳥一樣，常年奔襲于各個城市之間，可是，由于房價太高，由于社會服務沒有一項針對他們而設置，所以，他們無法帶著家人落腳。

 

　　戶籍制度把城鄉人民隔離開來，在早期的經濟建設中，適當保護城市居民利益，讓在城市找不到長期工作的農民工有路可退，這是中國城市不出現大面積貧民窟的重要條件。因此，保留農村土地，保護城市居民比較充分的就業和比較好的社會服務，是中國城市化發展比其他國家，例如印度，的優勢所在。

 

　　不過，這樣的城鄉分離，長期不改變，卻嚴重違背了經濟的自然發展規律，使廣大勞動力和社會資源無法得到充分的利用，對中國這樣一個已經進入到中高收入的國家來說，戶籍制度，明顯成為今后發展的最大障礙。

 

　　房地產的畸形發展，嚴重的地方保護主義，各個城市劃地為牢式的規劃與發展，是全國房地產有的地方發燒，有的地方發冷的瘧疾式疾病的根源所在。

 

　　國企缺乏社會責任，把通過國家賦予的壟斷利潤，用于破壞社會經濟均衡發展的炒作上面，而不是去為社會的發展，去搞科技創新。國有企業和國有銀行，每年的利潤接近4萬億人民幣，上交給國家，不到10%，絕大部分用于發福利，用于大規模的、搶掠式的投資，進一步推升泡沫，進一步讓中低收入人群，成天為了一套破房子，活得非常沒有尊嚴。

 

　　假如，我說假如，那么多的錢，用于建醫院，用于建學校，用于城市的公共交通，那么學區房能夠那么貴嗎？那么多病人，能夠沒有地方看病嗎？北京一張黃牛醫院掛號，能夠值數千元嗎？

 

　　假如，我說假如，那么多的錢，用于建安居房，那么，農民工能進不了城嗎？那么多的大學生，能夠一畢業，就成為房奴嗎？

 

　　假如，我還是說假如，城市居民上學不難，就醫不難，房子不貴，中國的城市發展，還會這樣畸形嗎？中國房價，還會出現冰火兩重天嗎？

 

　　社會經濟發展，往往不需要政府太聰明，而是需要政府大智若愚。任正非說的好，政府在許多方面，不作為，就是大作為。李克強說“大道至簡”，其實，也就是這個道理。

 

　　地方政府需要錢，這個可以理解。但是，一要錢，就從土地上面搶掠，最終是把老百姓用于再生產的錢給吸干了，今后政府想在老百姓那里得到更多的錢，就更難了。

 

　　國有四大銀行，在1999年以前，不良貸款率超過40%，它們在技術上都是破產的。為了它們上市，政府注入了相當于2004年全國20%的GDP，去剝離它們的壞賬。

 

　　上市以后，中國工商銀行2010年的利潤增長28%，可以說力可敵國。工商銀行，是世界上，不，是宇宙上，最賺錢的銀行?？墒?，現在呢？去年，這個宇宙第一大銀行的利潤，居然實現了零的增長，壞賬率大幅度提高。

 

　　我想，目前像信達這樣的財政部部屬房地產企業，到處搶地，似乎不可一世。可是，過若干年以后，會不會也像宇宙第一大銀行一樣，實現零的利潤增長率呢？

 

　　就算信達不倒，那么，中國高房價也將使少數既得利益者，繼續賺的缽滿盆滿，而數億農民工繼續無家可安，數億城市底層，永遠處于惶惶不可終日的狀態。難道這樣的發展，是我們都希望看到的嗎？

　　（來源：作者博客，昆侖策研究院編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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