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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以后，《炎黃春秋》來了個180度大轉彎，徹底改變了自己的戰略定位，從一本致力于嚴肅歷史研究的雜志，轉變成向國內各種反共勢力輸送“歷史虛無主義”的陣地。

　　《炎黃春秋》聚集了一批筆桿子，利用對史料的拼接、篡改和捏造，或自己批量生產謠言，或將海內外炮制的各種謠言進行再加工。經過《炎黃春秋》的“權威”潤色，謠言的可信度直線上升，對民眾的洗腦成功率也急劇上升。當然，《炎黃春秋》不單是生產歷史，他們還生產“思想”——基于他們所制造的歷史“事實”，生產出許多嚴重違背歷史和常識、嚴重誤導民眾的“思想”。2002以后，以《炎黃春秋》為生產中心，以國內各大反共媒體為主要平臺，歷史謠言和政治謠言源源不斷地流向廣大讀者的腦海。

　　現如今，雖然進入新媒體時代，微博、微信上流傳最廣、最深入人心、影響最惡劣的歷史謠言，如：為大地主劉文彩翻案、延安大肆販賣鴉片、餓死三千萬-八千萬人、抗美援朝中國是罪魁禍首、毛澤東的著作多為抄襲、趙ziyang“豐功偉績”、鴉片戰爭帶來文明、帝國主義有利發展中國家、馬克思主義是歷史虛無主義、列寧是德國內奸、蘇聯解體回歸人類文明等等，首創權、加工潤色權，均在《炎黃春秋》。

　　可以說，一本《炎黃春秋》，抵得上千萬個秦火火。秦火火們販賣歷史謠言，攻擊中共，造成極為惡劣的影響。可問題是，秦火火販賣的歷史和政治謠言的源頭在哪里？為什么人們會相信那些歷史謠言？

　　答案只有一個，那就是，多數謠言經過了《炎黃春秋》學者們的深加工，變得“權威可信”。《炎黃春秋》試圖壟斷對史料的解釋權、拼接權和杜撰權，又通過資本控制下的反共媒體，試圖壟斷廣大讀者獲取信息的渠道，屏蔽、邊緣化其他聲音。面對經過“歷史造謠學”深度訓練的“專家學者”，普通民眾自然落于下風。面對鋪天蓋地而來的歷史謠言，稍不留意，普通民眾自己的精神世界就會成為炎黃專家+反共媒體+秦火火們的跑馬場，肆意殖民和踐踏。

　　從思想殖民民眾，到和平演變領導民眾的政黨，只有一步之遙。

　　習近平上臺后，反復強調要反對歷史虛無主義，《炎黃春秋》只是當耳邊風，充耳不聞。2014年初，杜導正接受香港媒體明報采訪時，對習近平反對歷史虛無主義、新自由主義和憲政等講話，表達極度不滿，但他不死心，“要盡最后一份力”，聲稱要串通黨內憲政派，將習近平影響到“邪路”上去。

　　2014年底，《炎黃春秋》變更主管單位。同時《炎黃春秋歷年12大罪證》文章在網上廣泛流傳，吳思離職前指責杜導正踐踏民主，暗示杜導正在《炎黃春秋》內部搞家天下，輿論一邊倒批判《炎黃春秋》。杜導正窮途末路，只好強行抬出習仲勛的題詞，甚至抬到了洪振快起訴郭、梅案的法庭上，試圖為自己洗白。2015年初，一篇網文雄辯地證明，習仲勛題詞時《炎黃春秋》尚未變質，彼時大批著名左翼人士都在《炎黃春秋》上發稿寫作，并參加其活動。《炎黃春秋》2002年以后的種種改變，是對老一輩革命家無恥的徹底背叛。

　　至此，杜導正已無牌可打。

　　原本以為，經過輿論廣泛聲討和徹底揭露的《炎黃春秋》，能夠有所改觀，至少稍作收斂。

　　然而，這些想法都與杜導正背道而馳。2015年至今，《炎黃春秋》變本加厲地攻擊習近平黨中央為納粹，變本加厲地造謠抹黑中國共產黨、洗白美化資產階級專政，變本加厲地鼓吹和平演變中國，喪心病狂地進一步抹黑革命烈士。

　　2016年第1期《炎黃春秋》雜志刊登《共同富裕是怎么為法西斯所利用的》。該文稱，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理念，但在上世紀30年代，這個美好的理念成為納粹欺騙和蠱惑人心的口號，并以此為基礎，瓦解和粉碎了德國從康德、洪堡等思想家逐步建立起來的法治國家理念，最終將德國人民綁架到了法西斯的戰車之上，給世界帶來了巨大的災難。

　　眾所周知，希特勒和納粹德國完全是資本主義制度孕育出來的怪物，正是當年資本主義產生的經濟危機和帝國主義的世界大戰，才使希特勒和納粹黨的政治主張迎合了德國民眾強國富民的愿望;也正是西方式的“民主選舉”，才使希特勒和納粹黨掌握了德國的統治大權?！堆S春秋》雜志感興趣的根本不是“共同富裕”問題的本身，而是“納粹利用”這四個字。

　　如果讓我們分析一下中國當前的形勢，就可以看出：《炎黃春秋》雜志刊登《利用》一文決不是偶然的，而完全是有的放矢的。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十分重視縮小貧富差距、實現共同富裕的問題，始終高舉共同富裕的大旗，堅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然而就在這個時候，《炎黃春秋》雜志卻拋出了《共同富裕是怎么為法西斯所利用的》一文。在他們的心目中，誰是今天的“法西斯”，誰在“利用共同富裕”？

　　六、攻擊中國人民民主專政，洗白西方資產階級專政

　　2015年第二期，《炎黃春秋》頭條兩篇文章是《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再思考》和胡德平的《處理社會關系的新思路》。第一篇文章，一方面否認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另一方面否認資本主義國家的國家機器中存在“資產階級專政”的問題，替資本主義洗白。文章中宣稱：“在資本主義社會，國家作為一種公器不容某個集團永久占有，各階級、各集團可以通過組織政黨，通過兢選，攫取有限的國家權力。那種把近代以來的西方國家說成是資產階級專政，是難以服人的。”也就是說，在由資產階級掌握政權的國家里，對被壓迫階級、被奴役階級實施專政，是子虛烏有的，那么“占領華爾街”、“民主之春”都是怎么發生的？

　　《炎黃春秋》此文還把建國后“幾十年中所進行的階級斗爭和階級專政”誣稱是一種“種姓迫害”、“階級復仇”，是領導人對“專政的一次泛化和濫用”。顯然，該文的最終主旨，是試圖在中國取消人民民主專政，推翻a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建立一個以西方普世價值為標準的“公民社會”，一個國際壟斷資本和國內買辦資本控制下的中國。

　　《炎黃春秋》第二篇文章則以王偉光《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并不輸理》作為靶子，認為“牢牢把握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生死博弈的主線索”讓人想起“階級斗爭為綱”， 王偉光在自己的文章中其實是平心靜氣地闡述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對中國共產黨黨章、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關于“階級斗爭還將在一定范圍內長期存在”的正確論斷，同“以階級斗爭為綱”嚴格地、清晰地做出了區別，《炎黃春秋》該文卻硬要給王偉光同志栽上莫須有的罪名，這是為什么？顯然，它所攻擊和否定的對象是“人民民主專政”。

　　七、為資產階級自由化洗地：腐敗是由共產黨的人治和封建專制造成的？

　　2015年第8期 《炎黃春秋》雜志重新發表了鄧小平在1980年8月18日的一篇講話《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對于為何要重新發表“鄧小平8·18講話”，《炎黃春秋》雜志同期刊登的李銳的署名文章《我為何提議重發鄧小平“8·18 講話”》則講得明白。李銳在這篇文章中說：

　　“鄧小平8·18講話”分析了我們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種種弊端，這些弊端多少都帶有封建主義色彩，所以鄧小平明確提出要繼續肅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義殘余影響。李銳接著說：“我們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奪取了政權，實行了土地改革(現在有議論)，卻放過了政治思想文化領域的封建專制主義(這是幾千年的人治傳統)，便匆匆忙忙地躍進到社會主義，把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視為主要敵人，反而將封建專制主義發展了。鄧小平講話里提到的種種封建主義余毒，必然導致權力特殊化，使政治權力轉化為特權。特權可以隨意擴張，隨處運用，終于在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導致了社會腐敗。”

　　《炎黃春秋》雜志和李銳說“中國今天的社會腐敗是封建主義殘余影響造成的”，這實際上是為腐敗真正的罪魁禍首：新自由主義改革和資產階級自由化做辯護。李銳和《炎黃春秋》這里，搬出鄧小平，為資產階級自由化改革開道。

　　其實，鄧小平1989年就明確指出：

　　過去兩個總書記都沒有站住……他們在根本問題上，就是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問題上犯了錯誤，栽了跟頭。四個堅持中最核心的是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四個堅持的對立面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些年來每年我都講多次，但是他們沒有執行。在這次動亂中趙ziyang暴露了出來，明顯地站在動亂一邊，實際上在搞分裂。好在有我在，處理不難，當然也不是我一個人的作用。……多年來，我們的一些同志埋頭于具體事務，對政治動態不關心，對思想工作不重視，對腐敗現象警惕不足，糾正的措施也不得力。腐敗現象很嚴重，這同不堅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有關系。

　　鄧小平在這里明確將趙xx作為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代表人物歸入了敵我矛盾，并且十分清醒地認識到，腐敗現象之所以嚴重，關鍵是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的腐蝕，使很多黨員干部不再信仰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而炎黃春秋，正是趙系大本營。清查《炎黃春秋》，是捍衛鄧小平理論的必然結果。

　　中國當前的腐敗和美國的腐敗及全世界的腐敗都有共同性，即私有制市場經濟中的大資本對政治權力的侵蝕、收買和控制。而炎黃春秋卻在宣傳，腐敗的根源在封建主義殘余。什么是封建主義殘余？炎黃春秋又把共產黨的領導說成是人治和專制，把毛澤東思想說成是帝王思想，這是在借反對封建專制殘余來反對黨的領導。

　　其實早在1980年12月，鄧小平就指出：

　　要批判和反對崇拜資本主義、主張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傾向，批判和反對資產階級損人利己、唯利是圖、“一切向錢看”的腐朽思想，批判和反對無政府主義、極端個人主義。我們繼續堅持同對我們友好的西方國家交往，繼續堅持學習資本主義國家一切對我們有用的東西，但是必須在思想政治領域把上述的斗爭進行到底。……否則我們就不可能建設社會主義，就會被種種資本主義勢力所侵蝕腐化。

　　在這里，鄧小平明確將資產階級自由化、西方國家的思想滲透，跟誘使黨員干部特權化腐敗化的個人主義、拜金主義思想聯系起來，進行抵制和批判，腐敗的最主要的來源是什么，在鄧小平那里是非常清晰的。

　　2016年第2期，《炎黃春秋》發表文章《道歉：現代政治不可或缺的部分》，文章宣稱：

　　這些道歉都涉及了國家在歷史中的非正義行為，巴坎稱之為“國家之罪”。在這些對國家歷史非正義的反思和道歉中，巴坎（E.Barkan）看到了一種新的“國際道德”和“新全球化”趨向。加害者對受害者所做的正式道歉成為一種對未來具有道德意義和社會和解作用的政治承諾，而展望未來正是以不忘過去，反思過去和正式糾正過去的錯誤為前提的。遺憾的是，這種情況卻并沒有在中國發生。在中國有選擇的國際化和全球化進程中，未來恰恰成了忘卻過去的借口。在中國，歷史中一次又一次的國家非正義行為，都遠遠沒有得到應有的反思。

　　這一次又一次的國家非正義行為，指的是【反胡風，反右，大躍進的“三年自然災害”，階級斗爭，文革】等，《炎黃春秋》違背習近平總書記兩個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的論述，不僅不斷造謠抹黑新中國，乃至要求習近平黨中央公開道歉。嘆為觀止。

　　這也就解釋了，為什么近年來微博、微信上的各種歷史的、政治的謠言，不僅沒有得到遏制，反而更加嚴重。

　　看看《炎黃春秋》在這一年半以來做的宣傳吧：

　　#攻擊習近平黨中央搞納粹

　　#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合法性、制度合法性和道路合法性

　　#要學習戈爾巴喬夫，讓中國退回到資本主義

　　#攻擊中國人民民主專政，洗白西方資產階級專政

　　#為資產階級自由化洗地開道

　　#公然鼓吹對共產黨進行資本主義和平演變

　　#公然要求中國共產黨公開道歉

　　#顛倒黑白、抹黑江姐等革命烈士到喪心病狂的程度。

　　觸目驚心。《炎黃春秋》，你比千萬個秦火火都還厲害。在法律面前，秦火火和炎黃春秋是平等的。多年以來，炎黃春秋所制造的政治謠言、歷史謠言的危害性，是千萬個秦火火所不能及的。秦火火，不過是炎黃春秋謠言體系最底層最低級的網絡推手而已。不依法處理炎黃春秋，更待何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