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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總幻想著，當物質強了，精神同樣會強大。可是，我們可曾想過，如果一直抱有這樣的想法，可能永遠也等不到那一天。中華民族未來的精神需求僅靠一個孔子是不行的，我們需要更強大的信仰支撐。

1歷史自覺造就了中國共產黨的偉大非凡

不能不說，對于《苦難輝煌》這本書的暢銷，我自己也感到意外。起初，這是一本不被人看好的書。據說，出版社在策劃之初曾經找過一些大鱷，比如王朔、倪萍。出版社的工作人員也曾預估，這本書的銷量也就7000冊，但事實上現在已經達到80多萬冊了。

這本書不是只針對干部或者年輕人寫的，它是針對人們的內心來寫的。很多人低估了讀者群的素質，認為現在是快餐文化，這樣的書可能難以贏得讀者青睞，但看似已被卷入快餐文化洪流的讀者群體，其實從內心上來說是在追求一些東西的，是在想問題的，也在思考國家命運，也在追尋黨的力量的來源。

1921年，中國共產黨在上海成立，當時全國一共也就50多名黨員。28年后，這個黨奪取了政權。在奪取政權之后，也經歷了諸多曲折之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一路向前，不斷趕超世界強國。

2010年，中國經濟總量超過日本。美國人認為這個時間應該是2017年，中國人之前預計的是2025年，然而，事實超過了所有人的預期。2015年，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已達到67.67萬億元，這是億萬中國人曾經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1840～1949年，前一百年救中國;1949～2050年，后一百年發展中國。前一百年歷盡坎坷，后一百年也是。從1840年至2050年，中華民族的命運在這大約兩百年內要發生何等波瀾壯闊的變化?而這種變化又是多少代人流血拼搏才得到的成果?我們的思維和理論必須跟上奮斗的歷史，真正認識它、總結它、積累它，才能站在前人肩膀上，避免浮躁與淺薄。

中國共產黨誕生之時，并不被一些人看好，不認為她就是可以救中國的那個組織。馬克思主義進入中國時，康有為和梁啟超都認為不行。梁啟超說，社會化的生產都沒有，哪來的社會化的管理?孫中山也認 為，蘇維埃制度不會在中國有生存空間。甚至連共產國際也不認為可以。他們扶持孫中山，幫助建立中國共產黨，只是不想讓北洋政府肆無忌憚地反蘇。

斯大林也說，中國沒有真正的共產黨，中國共產黨和共產黨的區別，就是人造黃油和黃油的區別。但中國共產黨人硬是憑著歷史自覺從邊緣政黨變成了執政黨，走到了歷史舞臺中央，還承擔起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任務。救中國和發展中國，都是關于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偉大信仰的產物。對于中國共產黨來說，這就是最根本的信仰。

毛澤東是讓中國共產黨從邊緣力量走向東方政治舞臺中心的關鍵人物。他破解了一個主題：中國紅色政權為什么可以存在?如果現在讓大家回答這個問題，很多人會選擇課本的標準答案：有馬克思主義，有共產黨領導，有群眾擁護，等等。但有這些條件就必然能勝利嗎?當年毛澤東就認為，中國有獨特的原因和相當的條件讓紅色政權存在。

其中，最關鍵的一條就是：白色政權之間的戰爭給了紅色政權生存的空間。正因為毛澤東的貢獻太大，一些影視劇把他神化了。現在大家一說起四渡赤水，就說毛主席當真用兵如神，然而在此期間其實也打過敗仗，但是現在都不提這些，導致大家以為遵義會議后毛澤東一馬平川，中國革命節節勝利。而真實的歷史是毛澤東從中國共產黨一大時的記錄員到黨和國家的領導人經歷了一個很復雜的從邊緣到中心的轉變，中國革命也經歷了從一個個困境中重生、一路披荊斬棘的歷程。

所謂歷史自覺，既包含對歷史運行規律的深刻領悟，更包含對社會發展前景的主動營造。正是以此為基礎，我們才真正探索出了一條符合中國實際的革命道路。

2自我解構消解了英雄，也消解了整個民族的精神家園

今天我們政權的危險不是來自外部，最大的問題來自內部。前段時間，我去黑龍江的時候，到了黑瞎子島附近的中俄邊界。駐守在那里的邊防團團長告訴我，江對岸有一個無名烈士墓，他看到每年都有很多人去祭拜那個墓，老人、年輕人、孩子都有，經常是大人小孩哭成一片。筆者聽完后很受觸動。現在俄羅斯的年輕人結婚時，必定要到無名烈士墓前獻花，這已經成了俄羅斯婚禮的標準流程了。這個國家的民族內核、精神內涵是多么強大，擁有這樣精神的民族，它能被人奴役嗎?對任何一個國家來說，英雄主義的需求、民族精神的培育、歷史文化的傳承，不但是應對時代變遷，更是通過精神認同、歷史認同，實現國家團結統一的堅實基礎。任何大國都在做這樣的事情。

2001年我在英國學習時，去了英國的西敏寺，那個地方是英國很神圣的地方。那里的人告訴我，當年美國總統里根想到英國的西敏寺進行演講，但英國人耍了個花招，把里根帶到了其他地方。為什么呢?他們說因為里根是演員出身，如果是曼德拉的話可以來這里，因為曼德拉為了推翻南非白人種族主義統治，進行了長達50年艱苦卓絕的斗爭，更在監獄里度過27年的“監獄生涯”。可見這個地方在英國人心目中的地位。西敏寺里有很多巨幅油畫，納爾遜擊敗無敵艦隊，威靈頓擊敗拿破侖，這全是英國人一直以來的光榮和驕傲。

西敏寺(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可以說是英國的象征之一。伏爾泰曾感慨道：“走進威斯敏斯特教堂，人們所瞻仰的不是君王們的陵寢，而是國家為感謝那些為國增光的最偉大人物的紀念碑。這便是英國人民對于才能的尊敬。”

但對比起來，我們做得怎么樣?我們在解構我們的英雄，解構屬于我們自己的光榮。現在網上傳的一些“故事”“段子”專門娛樂消費我們的英雄，大多數人聽完后可能都是付之一笑了之。但笑完了呢?就是在這些所謂的輕松搞笑之中，我們瓦解了心目中原來的英雄。今天，誰在從根上亡我們?誰在演變我們?我們需要有所意識，更要有所警惕，要防止在一些輕松搞笑之中，自己顛覆了自己。

3從歷史中汲取信仰的力量

對于一個民族來說，國民經濟指標上去了，國防投入上去了，這些還不能稱之為真正意義上的強大。一個民族如果沒有自己共同的精神家園，如果不能形成具有凝聚力的精神內核，就不能緊緊地結合成一個整體，最終還是一盤散沙。在繼續取得物質成就的同時，能不能建設強大的精神家園，樹立起信仰支撐，這是我們今天急需解決的問題。

前段時間關于孔子的問題又被大家拿出來討論，但我覺得，中華民族未來的精神需求僅靠一個孔子是不行的。我們現在的態度，不是全盤西化，就是全盤古化，但要真正完成民族復興，精神領域是我們急需重視、急需補充的一塊高低。從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來看，中國共產黨的確給中國文化注入了一些全新的因素，但是我們并沒有把它及時總結出來，而填補這一缺憾正是《苦難輝煌》的寫作初衷。

2006年有一個片子叫《大國崛起》，播出后反響很好。但我覺得這個片子把我們的崛起描寫得太溫情脈脈了。大國崛起所面臨的艱難和困苦，所有需要邁上的關鍵性臺階，它基本都回避了。今天的中華民族正在復興的關鍵時刻，我們做好迎擊風浪的準備了么?這一點需要我們進行更深層次的思考。

《苦難輝煌》作者金一南。

事實上，我寫的這本《苦難輝煌》并不是個人化解讀黨史，重點是要把歷史放到它本身的環境當中去，看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下，她能做什么，她做到了什么?我們要從歷史中汲取真正有價值的教訓，不能使歷史中有營養的東西被淹沒。

中國共產黨從成立那天起，承擔的是對中華民族的使命，中國共產黨人是為了中華民族的利益在犧牲和奮斗。物質可以不斷改變，但精神是不變的，真正的信仰能夠經受住物質變化的考驗。毛澤東、鄧小平等老一輩人畢生努力追求的是什么?我們的信仰到底是什么?今天的我們更需要思考和探究。

（作者：金一南 國防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