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中東北非地區亂局叢生、烏克蘭沖突僵持無解、美俄關系墜入冰點的同時，地緣政治的陰云也讓東亞的和平黯淡無光。在戰爭幽靈徘徊不去的今天，重讀米切爾．多伊利( Michael Doyle)的《自由和平文選》無疑是非常有意義的。
米切爾多伊利的《自由和平文選》 資料圖片
多伊利是民主和平論的提出者。這本出版于2011年的論文集《自由和平文選》（Liberal Peace: Selected Essays）集結了多伊利在過去三十多年中的重要文章。美國著名的國際關系學者約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在評價多伊利的學術貢獻時指出，他引發了整整一代的學者關于自由主義和戰爭的爭論。 其中1986年發表于美國政治學權威期刊《美國政治學評論》的《自由主義與世界政治》收錄在文集的第三篇，它是該雜志百年歷史中國際關系領域被引用最多的文章，在所有文章中排名第十六位。民主和平論也深深地影響了美國甚至其他西方國家的外交政策話語和實踐。多伊利在該書的序言中表示，他論述國際自由共同體的文章曾受到克林頓競選團隊的欣賞，他在克里、奧巴馬的競選中也提供了外交政策的咨詢。他還曾擔任聯合國助理秘書長和前秘書長安南的特別顧問，以及聯合國民主基金主席。 這本書中于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初面世的幾篇論文論述了康德、亞當·斯密、洛克、盧梭、熊彼特、羅爾斯等人的自由主義思想對于國際政治當中戰爭與和平問題的啟示，并把它與修昔底德思想影響下的現實主義傳統進行了比較。另一些發表于上世紀90年代至今的文章則探討了冷戰的終結為“自由民主國家共同體”帶來的機遇，美國及其他民主國家如何保護、維持和擴大這個共同體；如何把它作為全球秩序的核心，將自由民主國家組成的“獨立的和平區”(separate peace)擴展成為更加完整的全球民主。 多伊利從康德著名的《永久和平論》中總結出了自由主義關于和平與戰爭的兩個傳統，形成了民主和平論一以貫之的核心觀點：19世紀以來，自由民主國家之間的關系是和平的，它們形成“獨立的和平區”，為北約聯盟以及其他的國際合作形式提供了基礎。同時他也認為自由民主國家并不會自我克制以避免與非自由民主國家進行戰爭，甚至在這方面表現得“輕率魯莽”(interna-tional“imprudence")，例如歐洲的殖民戰爭和20世紀美國的軍事干涉行為。 受到康德啟發，多伊利認為民主國家不愿相互打仗的主要原因在于，民眾是人員犧牲、金錢投入、戰后重建和戰爭債務等一切戰爭苦難的主要承擔者，他們對戰爭的代價非常敏感，因此對于開戰十分慎重，通過選舉等制度對國家決策者形成了制約。民主國家逐漸形成了用和平方式處理矛盾的利益共同體。但由于民主國家之間的利益計算（失誤）、相互誤解與懷疑等原因，一些民主國家會對其他國家訴諸武力。 民眾對戰爭代價的認知以及自由貿易導致相互依賴的增強是民主和平論的重要支柱。的確，工業革命和全球化推動了戰爭的現代化，戰爭的成本大大提升，戰爭與和平收益的計算也隨之改變。這是否就改變了自由民主國家的理性等式呢？多伊利和民主和平論的眾多追隨者都同時看到了民主國家之間大致和平的狀態以及民主國家對“異類國家”開戰的傾向，但他們離開了世界體系的框架理解西方國家的戰爭行為和觀念，因此無法正確地認識和解釋兩者之間、的聯系。 一戰前與西方民主國家之間相對和平的狀態相伴的是頻繁的殖民戰爭。正如研究數據顯示的：1815-1914年間歐洲僅爆發28起國家間戰爭，但同期發生了107起殖民征服和殖民反抗。工業革命創造的巨大生產力刺激了工業國家向全球開拓工業品和剩余資本市場及原料來源的狂熱欲望；同時宗主國的安全觀也隨之全球化了，他們建立起諸如新加坡那樣的海軍基地以加強國家安全。這些經濟政治安全利益導致了世界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土地攝取。在這個過程中，作為殖民帝國的西方民主國家既合作又斗爭，其內部發展的不平衡最終引發了兩次世界大戰。 兩次世界大戰極大地削弱了帝國主義的力量，催生了殖民地獨立浪潮。殖民地的反抗斗爭與東西方的冷戰同時進行的局勢促使西方民主國家緊密地站在了一起，美國在塞浦路斯問題上支持英國，在印度支那和阿爾及利亞問題上支持法國。最初由戰爭開創的殖民體系通過經濟控制、制度建立、意識形態控制等非暴力手段得以穩固，生成了更具長遠的經濟、政治與戰略意義的不平衡的國際結構。這一結構并未在殖民地獨立運動中死亡，作為既得利益者的西方工業國家通過推行經濟自由化與政治民主化繼續加劇了南北不平衡。 同時，暴力手段遠未退出歷史舞臺，只是蒙上了撲朔迷離的面紗。從19世紀門羅主義到21世紀初的布什主義所建立起來的美國遍布全球的軍事巨傘籠罩著“和平”的國際經濟政治結構，隨時準備為美國及盟國的利益而戰。西方國家通過武力促使中東民主轉變“自由 議程”，輸出“自由民主”的價值，助推伊斯蘭國“崛起”及南海風波等，無不與西方民主國家的意識形態偏執和狹隘的利益觀念關系密切。 康德譴責商業國家對非民主國家的帝國主義侵犯，多伊利也對“自由帝國主義”持否定態度。他在討論小布什“自由議程”的遺產時認為，武力強制的民主化是錯誤的，只會適得其反；應當鼓勵這些國家的民眾去決定是否發展民主，通過商業貿易和國際契約使所有國家都擁抱自由主義，從而實現和平的轉變。他糅合了貿易和平論與民主和平論，和平的主張有著一定的積極意義。然而，資本主義全球擴張史表明貿易和平論并不是一個高明的邏輯。馬克思在《鴉片貿易史》中寫道：“半野蠻人維護道德原則，而文明人卻以發財的原則來對抗。”國內民主也并不必然帶來和平的對外政策。法國歷史學家、政治社會學奠基人阿歷克西．德．托克維爾（Alexis - Charles - Henri Clerel de Tocqueville）敏銳地發現了民主在政治方面服從情感而非理智，為滿足一時的沖動而放棄成熟的長期計劃的那種傾向。民主國家內部利益分化與意識形態分野曾是導致二戰爆發的重要原因：通過為膨脹的軍事工業尋找市場，戰爭有可能促進而非阻礙國內經濟增長；另外，發達的技術和代理人的戰爭確保民主國家能以很少的人員代價贏得戰爭，這些將削弱民主對戰爭可能存在的制約。 值得注意的是，兩次世界大戰無情地駁斥了英國經濟學家諾曼．安吉爾爵士(Sir Norman Angell)的貿易和平論（安吉爾認為，隨著國家之間高度的經濟相互依賴，戰爭是有利可圖的想法已經成為了“大幻覺”。但兩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打破了所有貿易自由主義者的夢想，此后許多學者開始對貿易和平論提出質疑，他們認為，全球化和經貿往來導致了貧富差距的拉大，加劇了國家間對有限資源的爭奪并造成了全球環境的惡化。有些學者甚至提出了與貿易和平論相反的觀點，即國際經濟相互依賴會導致更多的沖突）。當前深刻復雜的變革也可能摧毀民主和平論的“大幻覺”。多伊利建立了以自由貿易和國內民主為主要支柱的樂觀主義進化論。概念與邏輯是世界觀與價值觀的反映，實質上，他相信存在著兩個在理性和道德上都分道揚鑣了的世界。前者正步入和平的光明，后者仍隱身于戰爭的陰霾。這種對立是虛幻的，根本上體現了狹隘孤立的西方中心主義。當自由民主的世界戰爭已變得面目可憎時，西方國家卻仍熱衷于在欠發達地區實施暴力。建立和維持不平等的全球體系是西方自由民主國家實現長期和平結構的原因。只有在世界史的視野中我們才能清楚辨識國內變化的真正意義：資本主義工業化和民主化并未使發達世界一勞永逸地成為安全孤島。我們應反思對立沖突的意識形態偏見并建立平衡正義的國際秩序。
（作者單位：華東政法大學政治學研究院；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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