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瑋曾發表如下微博:
【@楊銳 不了解抗日戰爭歷史,上我這兒來補補課。先告訴你國軍是怎么抗日的:自盧溝橋事變至1945年6月,國軍少將以上軍官共犧牲115人。其中上將8人,中將42人,少將65人。共軍除了并不是“戰死”的左權,還有誰?我讀到那些被歪曲得不成樣子的“抗戰史”就想掉眼淚!愧對先人啊!】
馮瑋這些微博已經被轉發七千以上。為了否定共產黨的抗日功勛,馮瑋造謠宣稱:【共軍除了并不是“戰死”的左權,還有誰?】。
馮瑋還進一步宣稱,【我讀到那些被歪曲得不成樣子的“抗戰史”就想掉眼淚!】其意圖很明顯,馮瑋強調共產黨關于抗日戰爭的歷史敘述和宣傳統統是假的,蔣介石的軍隊才是真正抗日的中流砥柱,其證據是國民黨抗戰時死了了很多少將以上軍官,共產黨同級別的犧牲軍官除了左權一個沒有。馮瑋甚至認為,連左權都不是“戰死”的,算不算得上抗戰犧牲都值得懷疑。
左權犧牲時任八路軍副總參謀長,當時其在軍內實際地位僅次于朱德、彭德懷,當時其職務和地位也高于林彪、劉伯承、羅榮桓等人,是抗戰時八路軍犧牲的最高將領。左權如果不是抗戰時犧牲,建國后很有可能是僅次于朱德、彭德懷的十大元帥之一。然而,對于左權的犧牲,馮瑋卻造謠稱【并不是“戰死”】,而是受黨內迫害而自殺。此事非同小可,涉及國本、黨本、軍本。
馮瑋污蔑左權烈士的,遭受眾多愛國網民和愛國學者的質疑,馮瑋大多用幾篇文章進行回應:
馮瑋說,【“左權之死 ” 是黨史課題,有大量文章。例:上海人民出版社吳元浩《歷史鉤成:左權之死與“托派” 嫌疑 》 O網頁鏈接 ; 左權死因是黨史研究課題。舉例:《檢察風云》左權將軍犧牲疑點:以死洗清“托派”嫌疑?O網頁鏈接 】
點開馮瑋給出的兩個鏈接,前者是《檢察風云》雜志社總編輯吳元浩主編的《往事鉤沉》(見http://lz.book.sohu.com/chapter-13782-111273214.html)一書中的《左權之死與“托派”嫌疑》一文,此書是《檢察風云》雜志集萃第二輯,是對其雜志的文章的匯集。(見 http://lz.book.sohu.com/chapter-605395.html)其中《左權之死與“托派”嫌疑》(http://lz.book.sohu.com/chapter-605536.html )作者是散木。
馮瑋給出的另外一個鏈接,是鳳凰網 2012年07月05日發的文章《左權將軍犧牲疑點:以死洗清“托派”嫌疑?》。
見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jindaishi/detail_2012_07/05/15803212_0.shtml
鳳凰網文章開頭申明:【本文摘自《檢察風云》2005年21期,作者:散木,原題:左權將軍的烈死與“托派”嫌疑】。
稍微讀讀這兩篇文章就馬上知道,這兩篇文章的作者是同一個人散木,原始發表期刊都是《檢察風云》2005年21期,內容完全是同一篇文章。然而馮瑋卻以此造謠、騙人聲稱【“左權之死 ” 是黨史課題,有大量文章】。其實造謠聲稱【“左權之死 ” 是黨史課題,有大量文章】。請問馮瑋,【左權之死】,明明是個別不良文人制造的謠言,怎么成了【有大量文章】的【黨史課題】?你在這里明明列舉的是同一篇文章,為何造謠聲稱【有大量文章】?
馮瑋在另一篇微博里曾經提供三篇文章來論證左權并不是戰死而是自殺
【《左權戴著“托派”帽子殉國》O網頁鏈接《左權犧牲隱情:為洗清“托派”罪名而自殺》O網頁鏈接《左權犧牲43年后才得以摘掉“托派”帽子》O左權犧牲43年后才得以摘掉“托派”帽子 讓 @軍報記者 @首都網警 查封刊登上文的《共產黨員》、《檢察風云》】
然而,這三篇鏈接中,《左權戴著“托派”帽子殉國》、《左權犧牲43年后才得以摘掉“托派”帽子》兩篇文章均無認為左權之死不是戰死而是自殺的任何內容。而《左權犧牲隱情:為洗清“托派”罪名而自殺》一文中仍然注明:【紅潮網摘編自《檢察風云》2005年21期,作者:散木,原題:左權將軍的烈死與“托派”嫌疑】。
馮瑋用《左權犧牲隱情:為洗清“托派”罪名而自殺》一文作為自己的論據
總之,中國關于左權的文獻浩如煙海,但馮瑋論證左權不是戰死而是自殺的文章,翻來覆去其實就是《檢察風云》署名散木的這一篇文章。這叫什么黨史課題?
《檢察風云》是上海市人民檢察院和中國檢察出版社聯合主辦的法制新聞半月刊,根本不是什么嚴肅的黨史期刊,在全國魚龍混雜的媒體界、學術界、出版界,歷史虛無主義的文章、作品層出不窮,即便在正規黨史學術刊物上也有大批反黨反共的造謠文章。在某些高級黨員干部都腐化、蛻變并接受西方收買和洗腦從而成為叛國者和漢奸的今天,在全國有一兩個不良學者在個別不嚴肅的新聞雜志上對左權之死問題進行造謠,毫不奇怪。如果沒有陰暗心理,如果沒有對共產黨刻骨的偏見和仇恨,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馮瑋怎么就斷然對其采信,并將其刻意渲染成所謂黨史研究課題?
署名散木的這篇文章主要內容如下:
【仔細推敲左權將軍的烈死,似乎有些蹊蹺。他的戰友回憶:左權是在部隊突圍中犧牲的,可是他在敵人炮火的猛烈轟擊下,一再叮囑戰友臥倒,自己卻依然繼續前進,旁邊也沒有一個衛兵,結果他被日軍的炮彈擊中頭部,壯烈犧牲。事后,彭德懷將軍也不解地發問:當時日軍向麻田十字嶺我方發射了三枚炮彈,作為訓練有素的高級指揮官,左權應該完全能辨別出炮彈飛行的聲音和角度,但是他沒有躲避。這是為什么?難道左權將軍是想不惜以自己的死來說明什么嗎?在左權犧牲之前的1941年11月,他有一封致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申訴書,那是他流著淚寫的,信中傾訴了那后來令他決然以死相向的不平。他說:“我在1932年曾受過黨的留黨察看處分一次,那是因為在肅反當中被反革命托派的陷害及調閩工作時遺落托陳取消派文件一份……這是個錯誤,也是個疏忽,愿受應有的處分。
唯被托派陷害一事,痛感為我黨的生活中最大的恥辱,實不甘心。但當時中央書記處他們未發覺,雖是曾一再向黨聲明,亦無法為黨相信……迄今已經10年了,不白之冤仍未洗去,我實無時不處于極端的痛苦過程之中。回溯我1925年2月在廣州入黨,那年冬即赴莫斯科。1930年6月回國,同年9月入蘇區,直到現在已將近17年了……總以為真金不怕火煉,黨有工作給我做,在斗爭中工作中表白這不白之冤,自有水落石出之一日,以此安慰自己。現在我覺得不應該再忍受下去了,故向黨提出要求,請將我的問題做結論,洗滌這一不白之冤,取消對我留黨察看的處分。我再以布爾什維克的真誠坦白向黨聲明:我沒有參加過小組織活動,我與反革命托派無論在政治上組織上均無任何相同之點,無任何組織關系。我可以向黨擔保,我是一個好的中國共產黨員,希中央討論答復。”】
這篇文章的主旨非常明確:1、認為左權本來完全可以躲避炮彈,他本來不應該死。2、認為左權是主動找死即變相自殺,是【不惜以自己的死來說明】自己不是托派漢奸,左權犧牲前帶有【決然以死相向的不平】。
換句話說,這篇文章和馮瑋的觀點一致,他們都認為左權不是“戰死”,“左權之死”的主因是左權在中共黨內被誣陷成托派,因此左權在戰場上主動找死、自殺來洗清和反對政治誣陷和迫害。
就這樣,民族英雄左權抗日犧牲的故事,八路軍抗戰犧牲的最高將領的故事,在馮瑋及散木們的筆下變成了由于受中共內斗和迫害而自殺的凄涼故事(或者說懦夫故事)。這對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和左權本人,都是極大程度的詆毀和侮辱。
其實稍微了解歷史真相懂得歷史常識和軍事常識,都不難分辨馮瑋所謂左權【并不是戰死】、左權【以死洗清“托派”嫌疑】的【黨史課題】,不過是個別無良文人如馮瑋主觀上惡意的造謠污蔑:
1、馮瑋引散木一文,其中引用的左權1941年11月申述書中,沒有任何“決然以死相向”的痕跡和證據,馮瑋及散木一文完全是無中生有的杜撰。
2、馮瑋們認為左權于1942年5月自殺,這完全是毫無根據和邏輯的造謠。1932年6月紅15軍軍長兼政委左權受王明“左”傾路線的迫害,受到留黨察看8個月的處分,左權被撤銷軍長及政委的職務,調至紅軍學校任教官。半年后,1933年1月開始,左權任中央軍委總部作戰局任作戰參謀、副局長,參加第四次反“圍剿”戰爭并發揮重要作用。1933年12月左權被重用為紅1軍團參謀長,后來擔任代理軍團長。1934年左權參加長征,參與指揮強渡大渡河、攻打臘子口等著名戰斗,立下赫赫功勛。抗日戰爭爆發后,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不久改稱十八集團軍),左權被任命為副參謀長,而此時林彪也只是115師師長(林彪早在1930年6月就紅1軍團第4軍軍長、1932年3月任紅1軍團總指揮后稱軍團長)。可見,之前王明路線給左權留黨察看的處分并未對左權產生決定性的傷害和影響。左權在“左”傾路線最猖獗的年代不曾想過自殺,在長征初期最艱苦的時期不曾想過自殺,在1935年遵義會議確立正確路線7年后,在抗日戰爭爆發5年后、在抗戰勝利3年前、在無論左權本人還是整個中共事業都蒸蒸日上,“左”傾路線問題早已經基本上解決且絕無回潮的1942年抗日緊要關頭,卻突然要【決然以死相向】、【不惜以自己的死來說明】自己不是托派,這完全是毫無歷史常識的惡意造謠污蔑。
3、馮瑋及散木們認為左權死的蹊蹺,并認為是自殺,不僅僅是缺乏軍事常識和軍史常識的表現,更是故意割裂具體歷史背景和環境惡意主觀造謠。中國人民解放軍南京政治學院學者褚亦農在《文史天地》 2004年12期《左權將軍之死》一文對當時情況的介紹比較客觀:
【左權舍生取義盡忠職守 1942年5月25日凌晨,數萬日軍精銳部隊將八路軍總部包圍于遼縣麻田以東的南艾鋪一帶。……彭德懷、左權立即召開了簡短會議,果斷決定分路突圍、各自為戰。左權堅決要求由自己擔任掩護和斷后,及帶領總直機關、北方局機關及北方局黨校突圍的重任。于是,彭總率部向西北,野戰政治部主任羅瑞卿率部向東南,總后勤部長楊立三率部向北,各路人馬立即行動。
撤退時,總部警衛連要護送左權先走,被他—口拒絕了。他說:“北方局機關和黨校那么多同志需要我,我留在后面指揮,和大家一起突圍。”
“左參謀長和我們在一起”的消息迅速在突圍人員中傳開,沒有作戰經驗的機關人員信心百倍。左權和大家一道步行,他揮著手槍一遍遍地喊:“同志們,不要害怕飛機,快往前沖!沖過去就是勝利!”在左權的指揮下,突圍的速度快了許多。
在突圍過程中,至少有兩個可能的機會可以保證左權的安全:第一個機會是在通過第三道封鎖線時,護衛彭總突圍的總部直屬部隊連長唐萬成率部返回專程接應左權。唐說彭總已經突圍出去了,北方局及黨校的領導骨干也突圍出去了,左權的掩護斷后的任務已經完成了,作為高級指揮員,左權應迅速撤離戰場,并一再懇請左權跟他走,但被他拒絕了,并嚴令他原路返回保護好總部首長,唐只好遵命。
其實左權正在為幾件事焦急:一是清點人員時發現,挑文件的同志沒有到,他已經讓貼身衛士去尋找,尚無消息;二是機要科的部分同志還沒有沖出去,丟了文件就是丟了總部的機密,有一個機要員落在敵手,我方的密碼就可能被日軍破譯;三是敵包圍圈內尚有一些北方局機關、黨校、新華社等單位的同志,左權認為此時離開是失職。
第二次機會是左權率最后的一批同志沖到距十字嶺頂峰十幾米時,敵炮火十分密集,一顆炮彈在他身邊爆炸了,飛濺的泥土劈頭蓋臉揚了他一身。作為—個老兵,他應知道緊接著會有第二顆炮彈射來,他應該有準備。但他沒有這樣做,而是連腰都沒有彎一下,站在高地上一直大聲喊著指揮突圍,完全將生死置之度外了。果然第二顆炮彈又向他射來,他的喊聲戛然而止,硝煙過后,他的身影也從山口處消失了,而他當時所帶領的同志都因他的囑咐而安全突圍。】
如上所述,1、左權當時主動執行的就是相對威脅和復雜的突圍任務,即“擔任掩護和斷后,及帶領總直機關、北方局機關及北方局黨校(沒有作戰經驗的機關人員)突圍的重任”。2、左權是在掩護斷后的任務完成后,指揮機要科、北方局機關、黨校、新華社等單位的部分同志突圍時犧牲的,而且機要科人員落在敵人手上會導致我方密碼被破譯,左權當然認為離開是失職。3、在沖向十字嶺頂峰、離安全位置只有十幾米距離的千鈞一發的時刻,左權因“站在高地上一直大聲喊著指揮突圍,完全將生死置之度外”而犧牲。
只要了解上述情況,我們就能明白,左權在危險時刻沒有及早突圍,在千鈞一發時刻沒有選擇臥倒隱蔽,都是為了組織眾多關鍵而重要的非戰斗人員和同志突圍,左權的犧牲完全是盡忠職守、舍生取義的犧牲。這是主要原因。當然,在共產黨高級軍事干部中,像左權那樣身先士卒的人很多,這是共產黨戰斗力遠高于國民黨和日軍的重要原因。左權本人的犧牲有一定的偶然性和概率性,但共產黨高級軍事干部中有人犧牲則是必然的。實際上不僅僅是左權,抗日戰爭中,八路軍陣亡旅以上干部114位、抗聯陣亡支隊以上干部42位,新四軍陣亡團以上干部43位,共計199位,中共付出的陣亡高級指揮員干部代價比率,遠遠高出國民黨,這是我軍干部身先士卒的傳統。馮瑋們所謂左權受迫害“自殺”根本就是惡意造謠污蔑。
馮瑋所引散木一文聲稱,【事后,彭德懷將軍也不解地發問:當時日軍向麻田十字嶺我方發射了三枚炮彈,作為訓練有素的高級指揮官,左權應該完全能辨別出炮彈飛行的聲音和角度,但是他沒有躲避。這是為什么?難道左權將軍是想不惜以自己的死來說明什么嗎?】這更是利用彭德懷元帥來斷章取義、添加私貨。
文章作者的行文非常狡猾,【難道左權將軍是想不惜以自己的死來說明什么嗎?】這個問題,明明是作者的惡意揣測,但卻加到彭德懷頭上。
實際上,事后彭德懷已經弄清了左權犧牲的情況。遠的不說,左權之女左太北于2001年12月首次寫給父親的信《珍貴的遺產不盡的思念》中就披露過彭德懷對左權死因的看法:【一段時間, 我住在彭德懷伯伯家里, 他和浦安修阿姨待我可好呢! 政府發給的每月二十元撫養費, 他們都替我存著, 直到 1962 年才親手交給了我。有一次, 彭伯伯回憶起您, 深情地對我說: “你爸爸一定知道, 那次敵人打的第一顆炮彈是試探性的, 第二顆炮彈準會跟著來, 躲避一下還是來得及的。可你爸爸為什么沒有躲避呢? 要知道, 當時的十字嶺上正集合著無數的同志和馬匹, 你爸爸不可能丟下部下, 自己先沖出去。他是死于自己的職守, 死于自己的崗位, 死于對革命隊伍的無限忠誠啊! ”】
彭德懷關于左權犧牲原因的這段話,早在1981 年晉冀魯豫烈士陵園編、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懷念左權同志 》一書第87頁就有記載,見下圖:
這段歷史早就是鐵證如山的定案,除了馮瑋等少數造謠者外,自左權犧牲開始,黨內根本沒有任何人懷疑左權是自殺。所謂“彭德懷懷疑左權自殺(不惜以自己的死來說明什么)”的謠言,純屬馮瑋們子虛烏有的惡意杜撰和攻擊!!
為了污蔑左權和中共,馮瑋有時候到了十分可笑和低智的程度:
可笑的馮瑋,為了污蔑左權“并不是戰死”而是自殺而死,竟然低智到這種程度。馮瑋多次發微博聲稱:
【我的”底線“就是揭示歷史真相】原載于河北省政府新聞辦”長城網“《太行豪氣傳千古——憶左權將軍 》對左權死因有詳細記述。其中寫道:“在撰寫的文章中,大都用了 ’ 舍身取義,盡忠職守。” O網頁鏈接 問:為何不說左權戰死?】
眾所周知,左權陣亡后,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十八集團軍野戰政治部頒發《關于追悼左權同志的決定》,號召全軍將士繼承左權遺志,堅持華北敵后更加艱苦的斗爭,直到抗戰最后勝利。周恩來于1942年 6月21日在《新華日報》撰文說:“左權同志不僅是革命軍人,而且是革命黨員。他加入中國共產黨在黃埔時代,這成為他以后二十年政治生活中的準繩。他之犧牲,證明他無愧于他所信仰者,而且足以為黨之模范。”按照毛澤東的意見,黨內軍內主要領導人題詞撰文記念左權。朱總司令賦《吊左權同志在太行山與日寇作戰戰死于清漳河畔》詩,詩曰:“名將以身殉國家,愿拼熱血衛吾華。太行浩氣傳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見《褚亦農在《文史天地》 2004年12期《左權將軍之死》一文)。這里朱德已經在賦詩標題里使用“戰死”一詞。
中國人表達方式本來就比較含蓄,尤其涉及忠烈之死,不一定都會直接使用“戰死”一詞。請問馮瑋,當時說左權“舍身取義,盡忠職守”,就是在否定左權是戰死嗎?
請問馮瑋,你百般推崇的所謂“民族英雄”張靈甫被擊斃后,蔣介石稱其“殺身成仁,為黨盡忠”,先把張靈甫是自殺還是被擊斃的問題放一邊,難道蔣的意圖也是說張靈甫不是戰死?
馮瑋為了污蔑共產黨和左權烈士,可謂無所不用其極,已經到了非常荒唐的令人發指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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