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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要點】

 

　　■事實上，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美國國內日漸陷入失衡與分裂的困境，普通民眾對現狀強烈不滿，政治精英和社會大眾空前撕裂，難以就應對內外挑戰的方案達成共識，國家政治制度與治理模式的弊端暴露無遺。

 

　　■從數據上看，美國經濟比危機爆發之初有所好轉，但諸多深層次問題并未得到解決，老百姓的“獲得感”也沒有隨之提升。美聯儲原主席伯南克就指出，“很多美國人還是對經濟不滿意”。

 

　　■面對內外困境，美國國內長期無法形成有效的應對之策。其根本原因在于，當今的美國社會，無論是政治精英層面還是社會大眾層面，都充斥著相互沖突的分裂立場，無力在重大議題上達成妥協、形成共識。

 

　　■政治制度充斥著相互沖突與對抗。美國聯邦憲法僅在原則上設定了國家結構。在實際政治生活中，從聯邦到各州都擁有充分的制度創設權，政黨政治的確立又進一步加深了多元利益介入政治生活的復雜態勢。

 

　　■治不必同，期于利民。“民主不是裝飾品，不是用來做擺設的，而是要用來解決人民要解決的問題的。”美國的所謂“民主政治”顯然嚴重背離了這一標準，而這正是當今美國國家困境最為本質的根源所在。

　　2016年美國大選以毫無從政經驗的唐納德·特朗普勝出而告終。透過這場選舉，我們看到了美國普通民眾長期積蓄的不滿情緒和呼吁變革的急迫心態。事實上，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美國國內日漸陷入失衡與分裂的困境，普通民眾對現狀強烈不滿，政治精英和社會大眾空前撕裂，難以就應對內外挑戰的方案達成共識，國家政治制度與治理模式的弊端暴露無遺。

　　一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給美國經濟以沉重打擊。危機爆發后，美國政府通過實施財政刺激、貨幣杠桿等一系列政策，意圖推動經濟擺脫危機走向復蘇。經濟增長率從2009年的負2.8%，提升到此后幾年年均2%左右的水平，失業率從2009年的高達10%降至2016年11月的4.6%。從數據上看，美國經濟比危機爆發之初有所好轉，但諸多深層次問題并未得到解決，老百姓的“獲得感”也沒有隨之提升。美聯儲原主席伯南克就指出，“很多美國人還是對經濟不滿意”。

　　產業結構失衡加劇。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在積極推動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完成了經濟結構轉型，金融業和虛擬經濟發展迅猛，以制造業為核心的實體經濟相對萎縮。據統計，美國虛擬經濟和服務業的產值占經濟總量的比重從1950年的11%上升為88%，金融衍生品總量在1998年為72萬億美元，2008年增長到672萬億美元，10年增長了9倍，而經濟總量只增長了不到1倍。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相脫離，不僅使虛擬經濟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而且導致嚴重的泡沫，泡沫一旦破裂就會造成危機。實體經濟相對萎縮使一些傳統制造業地區日漸衰敗，在五大湖地區一些州形成了所謂“鐵銹地帶”，基礎設施年久失修，狀況普遍惡化，更導致支撐美國中產階層的穩定工作機會大量減少，作為美國社會穩定器的中產階層人口嚴重萎縮。美國皮尤研究中心數據顯示，2015年美國中產階層人口首次跌破人口總數的50%。產業結構失衡的情況近年來并未好轉。根據2014年的統計數字，美國服務業特別是低專業化服務業提供了超過八成的就業，制造業等實體經濟仍處于萎縮狀態，只貢獻了約15.1%的就業崗位。由于專業度要求低，這些勞動者極易被更低成本的勞動力群體取代而再度失業。

　　貧富差距日益擴大。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美國普通民眾收入明顯下降，家庭年收入中位數比危機前下降近千美元，貧困線以下人口增加580萬人。根據美國官方統計，目前全美貧困人口大約4670萬人，占總人口的15%。2016年6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就美國的高貧困率發出警告，指出美國每7個人中就有1人生活在貧困之中。普通民眾生活日益艱辛，富人財富卻快速增加。2015年，美國收入最高的5%的富裕家庭總收入為2.2萬億美元，是收入最低家庭總收入的7倍，占總人口比重0.1%的最富有家庭所擁有的財富，幾乎與占總人口高達90%的普通家庭的財富相當。美國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認為，美國現在是“1%的人所有、1%的人治理、1%的人享用”。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令中下層民眾普遍存在強烈的“被剝奪感”和不滿情緒，成為引發2009年“茶黨”運動和2011年“占領華爾街”運動的重要原因。

　　人口結構深刻變化。美國雖然是個移民國家，但白人在人口結構中始終占主導地位。然而近年來，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大批新移民和少數族裔人口涌入美國，引發美國人口結構深刻變化。美國人口普查局的調查顯示，2010年，雖然白人仍然以占總人口63.6%的優勢居于主導地位，但少數族裔人口占總人口比重有較大提升。其中，拉美裔占16.3%，非洲裔占12.6%，亞裔占4.8%。自2000年到2010年十年間，少數族裔人口增長占美國人口增長總數的92%。這種趨勢如果持續下去，到2042年，白人占總人口比重將首次低于50%，成為“少數民族”。到2050年，拉美裔將上升到30%，非洲裔將占15%，亞裔也將占9.2%，形成“多數少數化，少數多數化”的人口結構變化。這一巨大變化導致不同族裔間矛盾日益突出。一方面，激增的少數族裔人口與白人特別是白人藍領階層對工作崗位的爭奪日益激烈，引發后者強烈不滿。另一方面，種族歧視始終是美國社會抹不去的陰影，少數族裔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等方面的地位并未得到根本改善，族裔裂痕因而變得日益不可彌合。2014年8月，密蘇里州弗格森鎮18歲非洲裔青年邁克爾·布朗遭白人警察射殺，在當地引發騷亂。密蘇里州大陪審團作出白人警察無罪判決后，在全美170多個城市引發大規模示威抗議運動。特朗普2016年3月接受《華盛頓郵報》采訪時說，“在這個國家，種族之間有很深的隔閡，情況并未好轉”。美國主流媒體調查認為，美國種族關系處于20余年來最糟糕的時期。

　　二

　　面對內外困境，美國國內長期無法形成有效的應對之策。其根本原因在于，當今的美國社會，無論是政治精英層面還是社會大眾層面，都充斥著相互沖突的分裂立場，無力在重大議題上達成妥協、形成共識。

　　政黨政治的極化與碎片化加劇。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政黨政治陷入極化對峙狀態，一黨出于本黨或利益集團私利徹底反對另一黨的所有政策議程，結果是兩黨激烈博弈、互不妥協，形成政治僵局，多次釀成政府關門或債務危機。皮尤中心的調查數據顯示，過去20余年間，民主、共和兩黨成員相互間的反感程度激增，在所有議題上持溫和立場的成員已極其罕見。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兩黨內部的分裂也日趨嚴重。民主黨內，自稱社會主義者的桑德斯在總統初選中崛起，對作為傳統民主黨精英的希拉里構成威脅。共和黨內，以茶黨為代表的右翼民粹主義分子和走中間路線的主流派漸行漸遠。在特朗普參選的過程中，共和黨精英對其有諸多不滿，一些人士在特朗普獲得提名后仍舊堅定拒絕對其表達支持。這種“黨間沖突”與“黨內沖突”并存的極化與碎片化亂象日甚一日，極大推高了政黨內部及政黨之間達成妥協、共同推進務實決策的難度。

　　社會公眾對重大議題愈發難以形成共識。近年來，“茶黨”“占領華爾街”及“黑人的命也是命”等社會運動接連發生。極化與碎片化態勢從黨爭層面彌散到社會大眾中間，民意逐步呈現出空前嚴重的裂痕與強烈的對峙。美國民眾在奧巴馬醫改、反恐與國家安全、移民政策、氣候變化等關乎國家前景的重大議題上立場嚴重對立。國會參議員蒂姆·凱恩認為，今日美國社會雖然沒有像內戰時期那樣決裂，“但每個天天看新聞的人都知道，美國仍然處在深深的社會分裂之中”。《紐約時報》更是直言不諱地將“美利堅合眾國”稱為“美利堅分裂國”。特朗普上任伊始，立即決定退出TPP、力主廢除奧巴馬醫改、提出修建美墨邊境墻，并強勢頒布行政命令，暫時禁止7個穆斯林國家公民入境，立刻引起巨大爭議，抗議浪潮席卷全美多地，華盛頓州地方法院作出裁決，暫停實施總統的“限穆令”，美國社會的“內斗”愈演愈烈。

　　政黨精英與民意訴求漸行漸遠。由于民意的對峙，美國政黨精英為了迎合一部分選民的利益，不得不損害另一部分選民的利益，這反過來進一步加劇了美國社會的分裂。比如，為了贏得更多選票，近年來民主黨在政策上更傾斜于女性、青年人、少數族裔、新移民、同性戀群體等新“票倉”，這使作為傳統“票倉”的藍領中下層選民感到被“忽視”。正是在政黨與民意脫節的困境之下，民粹傾向的極端主張才得以抬頭。特別是已成為2.19億美國選民中第一大群體的所謂“千禧一代”（出生于20世紀80—90年代，約7540萬人），他們受到國際金融危機及全球化沖擊最為突出，更易接受某些極端主張。中產階層的空前縮水也直接壓縮了“中間選民”規模以及實現妥協的余地，進一步強化了政治精英的尖銳對峙。

　　三

　　失衡與分裂的國家困境，根源在于美國政治制度與治理體系的失敗。

　　政治制度充斥著相互沖突與對抗。美國聯邦憲法僅在原則上設定了國家結構。在實際政治生活中，從聯邦到各州都擁有充分的制度創設權，政黨政治的確立又進一步加深了多元利益介入政治生活的復雜態勢。

　　“它有它的肯定性力量，也有它的否定性力量，凡是在能發現肯定性力量的地方，都能發現否定性的力量。”這種“美國反對美國”的奇特安排在特定歷史時期推進了國家發展，但其影響正日益走向反面。比如，雖然聯邦立法必須經過國會參眾兩院全體審議、通過，但任何一個參議員在特殊利益驅動下，都可以通過“冗長發言”等方式實現對政策的阻撓甚至是否決；又如，面對聯邦立法或政策，州政府完全可能受到黨爭或其他特殊利益影響，采取拖延時間、增加門檻、扣留支出等方式不予執行或使執行效果大打折扣；再如，雖然不斷出臺關于競選經費的限制措施，但“軟錢”“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等變通方式卻大行其道，絲毫不能改變金錢政治對政府施加影響甚至控制的根本問題。

　　治理體系無法回應民意訴求。美國的國家利益與民眾福祉正在被拆解為不同政黨、產業、利益群體甚至某些精英個人的私利。任何利益都能找到介入并影響國家重大決策的渠道，任何重大決策也都因為多元利益介入而不得不向各方訴求妥協。這些多元的特殊利益一旦得到滿足，國家利益與民眾訴求也就更難實現。

　　誠然，美國歷史上也曾多次采取改良方式緩解困境，但從長遠看，改良只會后置或積蓄矛盾，埋下更為巨大、嚴重的隱患。美國政治學家弗朗西斯·福山曾指出，“許多具體的美國政治制度遇上故障，而僵化的認知和根深蒂固的政治力量相結合，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愈益強大，阻止了這些制度的革新”。然而，嚴重的內外失衡、社會的深度分裂、特殊利益對政治制度與治理過程的徹底控制……這些困境已遠非“故障”“僵化”或“阻止革新”那么簡單。

　　治不必同，期于利民。“民主不是裝飾品，不是用來做擺設的，而是要用來解決人民要解決的問題的。”美國的所謂“民主政治”顯然嚴重背離了這一標準，而這正是當今美國國家困境最為本質的根源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