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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檜就是最典型的文人誤國

         一.把“學歷”跟“國家管理資格”扯到一起不是治國的需要。
　　二.把“學歷”跟“國家管理資格”扯到一起是為了神化學歷。神化學歷是為了欺負老百姓。
　　三.神化學歷就必須靠理論吃飯。靠理論吃飯就必須在理論上與眾不同。文科的特點使“文人/知識分子”敢肆無忌憚提出無數自相矛盾不可調和的“理論”主張充斥社會。
　　四.神化學歷就必須靠理論吃飯。靠理論吃飯就既不能承認自己的理論會錯也不能承認自己會錯，就必須決不認錯，決不負責。
　　五.神化學歷必導致禍國殃民、分裂國家。
　　
　　網友“數學”說：“實踐表明管理國家其實也用不著很高的素質”，“尤其是不需要很高的學歷。通常高學歷的人管理國家的時候，這個國家已經陷入衰敗狀態。正如大清朝，建朝的時候頭兒們的學歷都不高，而完蛋的時候通常都是由科舉制度考出來的人。”(見附錄)
　　
　　對“數學”的這一論斷舉本人雙手贊成。只是覺得“數學”太客氣了點，筆下留了情，只說“管理國家不需要很高的學歷”。實際上豈止是“不需要”，而是根本“要不得”——不信掰著指頭數數，中國歷史幾千年，開國之君、開國元勛有幾個是高學歷?亡國之君、亡國之臣有幾個不是高學歷?
　　
　　學歷越高，治國越糟;學歷治國，亡國之道。
　　
　　一.把“學歷”跟“國家管理資格”扯到一起不是治國的需要。
　　
　　從表面上看，“學歷”意味著“才”，把“學歷”跟“國家管理的資格”掛鉤意味著“國家管理的資格”首先是“有才無才”的問題。這是本末倒置。國家是機器，是暴力機器。管理國家就是掌管暴力機器。從暴力的角度看掌管國家機器跟掌管武器的原則沒什么不同。一提到武器，人們最關切的是什么?首先是別瞄準自己，其次才是打得準不準、狠不狠。如果不管瞄準的是誰，只管打得準不準、狠不狠，那如果人家瞄準的是你自己呢?你也歡呼、歡迎他的百發百中威力無窮嗎?掌管武器如此，掌管國家機器同樣如此——首先是立場，其次才是能力;首先是“德”，其次才是“才”。掌管國家最根本的資格是愛國，是一個心眼想把國家搞好，起碼不想把國家搞垮。沒這條墊底，越有才越危險——不能確保不會用槍瞄準你的人有槍，槍法越好就越可怕;不能確保不一心一意把國家搞好的人掌握國家管理大權，越有才就越危險。“拿槍對準誰”與“槍法好壞”毫無關系;“愛國與否”與“學歷高低”毫無關系。
　　
　　“學歷”無非是對一個人讀書和學書本理論知識的一種度量，用處是幫某具體專業的人士對某不熟悉的人從專業的角度有所了解。毛澤東在中國普及了中學教育，因此如今整天拿學歷說事的人所謂的“學歷”指的決不是中學學歷而是大學以上的學歷，否則人人都屬于“有學歷”了。而大學以上的學歷從來都跟專業連在一起，只能“專業專用”，不能“放之四海而皆準”，只要超出了專業的小圈子就不再有效——憑歷史學歷沒資格干腦外科，憑法律學歷沒資格搞核武器。當年北大搞憲法的教授從憲法的角度對“物權法”提出不同意見，馬上挨了當頭一棒：“你不懂，等你學會再來說”——學歷有效范圍如此之窄，稍微出點圈就不算數，就“你不懂，等你學會再來說”了，同屬法律專業，搞憲法的學歷都不適用于“物權法”，那還有什么學歷能包羅萬象跨越整個社會一切領域適用于國家管理?——誰有“國家管理”的“學歷”?哪個大學設立了“總統專業”、“總理專業”、“議員專業”?這些“專業學歷”得到了誰的承認?一概沒有。由此可見不管什么學歷在“國家管理”這個領域內都屬於“專業不對口”。既然學歷出了專業范圍就無效，就等于沒有，那任何人的任何學歷對“國家管理”來說都屬于不對口。如果嚴格按照“專業對口”的原則用學歷卡國家管理的資格，那世界上沒有一個人的學歷合格。由此可見把“學歷”作為“國家管理的資格”根本不切實際，根本不是治國的需要。
　　
　　二.把“學歷”跟“國家管理資格”扯到一起是為了神化學歷。神化學歷不是治國的需要而是欺負老百姓的需要。
　　
　　孔雀毛本來沒有特殊意義，跟官場扯到一起就成了身分地位的象征：單眼花翎、雙眼花翎、三眼花翎……白鵝毛本來沒有特殊意義，跟戰場扯到一起就成了區分敵我的標準：甘寧百騎劫魏營“以白鵝翎插于盔上為號”。學歷本來沒有特殊意義，跟“國家管理資格”扯到一起就被賦予了一大堆意識形態政治性內涵：身分、地位、教養、立場、能力、道德、屬性、價值觀……這一切的實際作用是把學歷神化，從“專業參考標簽”變成社會身分地位的象征，變成區分敵我的標準，變成欺負老百姓的工具。
　　
　　死乞白賴鬧著把“學歷”跟“國家管理的資格”扯到一起的人必定除了學歷一無所有——如果真有具體的功勞或成就早就吹得天花亂墜了，哪用得著拿空空洞洞的學歷大做文章?市場上人們總是有什么吆喝什么：有東西的賣東西，沒東西的賣嘴皮，只不過此時此地換了個名字不叫嘴皮叫“學歷”而已。有知有識有真才實學的一定能用具體的客觀事實來證明自己：創造了哪些財富、有哪些政績、為社會為國家為老百姓做了哪些事。拿不出任何具體的客觀事實證明自己、只會整天扯著嗓子嚷嚷“學歷”的，一定除了一紙空文就什么都沒有，一定是騙子，尤其是學文科出身的文人型騙子：號稱“文人”，卻什么也不會干，什么也干不成，除了主觀的夸張外什么也沒有，不靠主觀夸張來的“學歷”招搖撞騙就沒的吹，沒法混，只能整天舞文弄墨，搬嘴弄舌，“狗掀簾子——全靠一張嘴”，名為“知識分子”，實為知識騙子，推銷“皇帝的新衣”那類專門強詞奪理的無賴騙子——自己的東西“奇妙無比”、“絕對正確”，但只有“有智慧的人”才看得見;誰看不見就證明誰“愚昧無知”、“腦殘智障”、“心術不正”、“極左”、“暴民”。這些知識騙子正因為什么都不會干、什么都干不成，所以才不擇手段要把持國家機器以權謀私持權搶劫;正因為除了“學歷”一無所有，所以要拿學歷當救命稻草，制造出“學歷至上”的神話排斥一切競爭對手，剝奪掉一切普通人管理國家的機會和權利，讓自己這樣只有“學歷”的人獨霸國家管理大權——手段卑鄙證明目的卑鄙。
　　
　　(注：知識騙子硬搶“知識分子”的稱號，就象婊子硬搶“小姐”的稱號一樣，正派人只能惹不起、躲得起。不過雖然把這個名稱拱手相讓，但總得有所標識以示區別，所以一律打上引號，統稱“文人/知識分子”。)
　　
　　“文人/知識分子”毫不諱言人與人就是不能平等，自己就是要高人一等當貴族：“在我們國家的傳統文化中的‘士大夫’就是貴族。”“我們的社會應當吸收西方文化中的公民意識和科學精神，來培養出真正的貴族，這也是對傳統士大夫文化的一種繼承。”(資中筠：中國社會缺乏真正貴族http://news.ifeng.com/opinion/sixiangpinglun/detail_2012_10/24/18527642_0.shtml)
　　
　　(在資中筠嘴里“貴族”簡直偉大神圣得不得了：“對社會責任的擔當”、“在社會生活中，要做道德上的表率;在戰場上，要沖鋒在前”、“英國王子在阿富汗服役就是責任擔當的一種體現。二戰時期，伊麗莎白女王曾經親自在醫院里做護士照顧病患，這就是貴族精神的實踐”……好嘛，貴族們簡直比雷鋒還雷鋒，比董存瑞、黃繼光、邱少云還英雄。然而跟毛澤東時代的共產黨員“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毫不利己專門利人”、“舍己為人”、“沖鋒在前、退卻在后”、“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等老傳統一比，跟當年中國人民“母親叫兒打東洋、妻子送郎上戰場”、毛澤東的兒子帶頭上前線等事跡一比，“英國王子在阿富汗服役”、“二戰時期，伊麗莎白女王曾經親自在醫院里做護士照顧病患”等“貴族精神”算老幾?有多了不起?資中筠為什么對那么多中國人的英雄事跡不屑一顧，偏偏只對外國貴族津津樂道?就是因為在她心目中人和人不平等，同樣的事如果是“劣等人”做的就不值一提，如果是“貴族”做的就光芒萬丈。)
　　
　　資中筠的這番話讓人們對“文人/知識分子”的本性大開眼界：說完“民主、憲政、人權”、“人生而平等”，就說“‘士大夫’就是貴族”、要“培養出真正的貴族”、“這也是對傳統士大夫文化的一種繼承”。這讓人想起魯迅的話：“軍歌唱后，來了戀歌，道德談完，就講妓院”——主張“民主社會”、“普世價值”，卻要“培養真正的貴族”。既然“平等”，何來“貴族”?“人人平等”、“民主自由”卻要靠“培養真正的貴族”來實現——知道什么叫“自相矛盾”、“前言不搭后語”、“恬不知恥”嗎?這就是。
　　
　　貴族意味著不平等，堅持肯定貴族就是堅持人與人不平等，堅持“精英”有權欺負百姓。資中筠的“知識分子貴族論”讓人們恍然大悟：“文人/知識分子”神化學歷為的是捧自己，捧自己為的是當貴族，當貴族為的是高人一等，高人一等為的是欺負老百姓。
　　
　　把“學歷”與“國家管理資格”扯到一起就把學歷政治化了。把學歷政治化是為了政治目的，把學歷變成政治權術工具——以學歷為準定是非，以學歷為準分貴賤，以學歷為線分敵我;無學歷者必錯，無學歷者必劣，無學歷者必敵——沒有學歷就不是“自己人”，沒有學歷，其心必異，非我團伙，你死我活。“學歷至上”即用學歷制造特權，制造歧視。歧視即敵視。歧視即仇視。歧視即蔑視。用學歷制造歧視即用學歷制造不平等，制造高低貴賤，制造“貴族”“屁民”，制造人欺負人、人壓迫人，制造階級，制造階級斗爭，最終必然撕裂社會、制造仇恨、與人民為敵——不管是誰，不管以什么借口，只要把學歷跟單純的具體的“專業參考”之外的東西扯到一起都必不懷好意，必為把學歷當政治權術工具以欺負老百姓。這是不以人們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不信看看那些狂熱鼓吹“學歷至上”的“文人/知識分子”一提到“沒有學歷”的普通老百姓時都是什么態度?除了輕蔑就是嘲諷，除了仇恨就是敵視;偶然來點居高臨下裝模作樣的假惺惺都算大發慈悲恩賜賞臉，從來沒有半點平等尊重，更不用滿腔熱忱了。敵視人民的人掌管國家豈肯為他們從心里就看不起老百姓謀福利?豈能真心實意想把國家搞好?
　　
　　把“學歷”跟“國家管理資格”扯到一起的結果是把學歷神化政治化。學歷神化政治化的結果是“文人/知識分子”對廣大人民群眾本能地充滿歧視、敵視、仇視、蔑視，與普通老百姓永遠處于對立甚至敵對狀態。這決定“文人/知識分子”永遠不肯也不可能凝聚和動員人民群眾，永遠只能靠硬暴力和軟暴力強迫、驅使老百姓服從自己的意志，對任何“相信群眾、依靠群眾、發動群眾、動員群眾、組織群眾、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的主張都必然否定，必然冷嘲熱諷，必然暴跳如雷。因此“文人/知識分子”永遠沒辦法依靠人民群眾，永遠做不到必須有廣大人民群眾衷心擁護和積極參與才能做到的事。
　　
　　三.神化學歷就必須靠理論吃飯。靠理論吃飯就必須在理論上與眾不同。文科的特點使“文人/知識分子”敢肆無忌憚提出無數自相矛盾不可調和的“理論”主張充斥社會
　　
　　神化了學歷就否定了實踐。否定了實踐的人不必實干，不屑實干，不能實干，斷絕了自己靠實干吃飯的后路，只能靠理論吃飯。靠理論吃飯，理論就必須與眾不同，否則這樣的理論就屬於重復或抄襲，就沒有存在的必要。“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任何理論沒存在的必要，靠這一理論吃飯的人也就沒了存在的價值。靠實干吃飯的干出的結果跟別人一樣是好事，因為這證明他不比別人差;靠理論吃飯的干出的結果跟別人一樣是壞事，因為這證明他多余。“存在決定意識”，這種生死攸關的利害關系決定靠學歷即書本理論吃飯的人必須拿出跟別人不一樣的“理論”和主張來證明自己，哪怕臭味相投大方向一致也必須在一切具體的觀點主張上制造出種種差別來顯示自己的“獨立性”，即使拍馬屁也必須拍出自己別有風味的特色來，否則自己就失掉了存在的價值。
　　
　　理工科的不同理論可以同時驗證，驗證需要的時間一般不會很久。文科不同，研究對象是人類社會。一個社會在一個歷史時期只能采納一種理論，而驗證任何一種理論都往往需要很長時間、幾代甚至十幾代才能看出結果。這使只能靠理論吃飯的“文人/知識分子”(尤其是文科出身的)必須也敢于根據自己的眼前利益需要肆無忌憚地任意提出各種“理論”主張，不需要事實根據，也不怕被戳穿，因為他們心中有數：社會根本不可能一一驗證。這就決定“文人/知識分子”提出“理論”主張時只在乎與眾不同，不在乎正確與否、后果如何——只有“與眾不同”才能滿足自己眼前的生存需要，而“正確與否、后果如何”是將來的事，即使完全錯誤、禍國殃民，那倒霉的也是將來的人，自己可以躲得過去。即使躲不過去那也可以到時候根據形勢和需要信口開河隨機應變蒙混過關。這導致社會總是被“文人/知識分子”們無數五花八門無奇不有自相矛盾無法協調的“理論”和主張塞得滿滿的。
　　
　　四.神化學歷就必須靠理論吃飯。靠理論吃飯就既不能承認自己的理論會錯也不能承認自己會錯，就必須決不認錯，決不負責
　　
　　“文人/知識分子”靠“學歷至上”的神話排斥異己篡奪國家管理資格，同時也被“學歷至上”的神話斷了后路：絕對不能承認自己會出任何錯誤——理論如果當真正確無誤就必須放之四海而皆準，不允許任何例外。“能量守恒定律”到哪兒都適用，不允許出現任何一個“永動機”;“作用力與反作用力規律”到哪兒都起作用，不會在地球上起作用，到月球上就不起作用了。要推翻一個理論，一個反證就足夠了：聲稱刀槍不入，真刀真槍打一下就夠了;聲稱騰云駕霧，往懸崖下一推就知道了。以學歷為資本證明自己“高明”、排斥別人、獨霸大權，制造迷信的同時也制造了一個大包袱：既然自己的理論“一貫正確”，那自己就不應該有任何錯誤。只要出一個錯誤，“書本理論高于一切”、“沒學歷的不如有學歷的”、“實踐實干的不如讀書學理論的”之類神話立刻就要破產，把學歷作為國家管理資格先決條件的全部邏輯立刻就站不住腳，靠學歷排擠別人的“文人/知識分子”立刻就混不下去。
　　
　　如果只有書本理論知識，即便真心想把國家搞好也做不到，不可能不出錯——國家管理屬于社會科學。社會科學是實踐性極強的學科，哪怕最基本的東西不經過實踐也掌握不了。比如如何識別人、如何判斷某人品行、如何待人接物、如何交朋友、如何搞對象……學會這些是靠“理論推導”，還是靠親身接觸實際歷練?——連與人交往這樣日常生活中的瑣事不靠實踐歷練而靠紙上談兵都掌握不了，何況國家管理?
　　
　　美國IBM的超級電腦能輕而易舉戰勝人腦奪取知識競賽大獎，卻無法象人腦那樣學會區別判斷起碼的文明與粗野，結果不停地爆粗口說臟話。人的思想用單純的理論推導導不出來，用單純的計算機算不出來。國家管理是跟人打交道的實踐工程。把書本知識理論知識看得高于一切，靠“理論推導”來管理國家，這實際等于企圖用電腦取代人腦，用抽象認理論取代具體實踐、用書本教條取代實踐經驗，沒有不出亂子的。理論是對實際的抽象，抽象即對大量具體細節的割舍。正確運用理論的過程實際是把抽象理論時不得不割舍的細節按照實際情況恰當還原的過程。沒有這種恰當還原，理論就殘缺不全，就成了無的放矢。自然科學的理論再正確，沒有正確的技術也無從發揮——制造原子彈的理論世人皆知，但能造出原子彈的國家就那么幾個，關鍵在于技術。不懂技術的人實現不了理論。“魔鬼盡在細節中”，奧妙也盡在細節中。細節決定成敗，細節決定大局。細節就是技術。正確的理論只有通過正確的技術才能變成現實。技術來自實踐。沒有實踐就沒有技術;沒有技術理論就是空談。自然科學領域如此，社會科學領域同樣如此。趙括理論上頭頭是道，打起仗來卻一敗涂地，因為他沒有實踐，不懂技術，不知道如何正確掌握應該掌握的細節，只能憑想象紙上談兵，錦囊妙計再好也要被“細節中的魔鬼”吃掉。紙上談兵兵必敗，紙上治國國必亡。
　　
　　神化學歷使“文人/知識分子”把自己套進了一個環環相扣的死循環：因為只有學歷沒有實踐，所以要制造“學歷至上”的神話以排除異己獨霸國家管理大權;因為“學歷至上”，所以不能出任何錯;因為只有學歷沒有實踐，所以當真管理起國家來不可能不出錯;然而只要出錯，“學歷至上”的神話就要破產，獨霸國家管理大權的美夢就要告吹——只要出錯就可以徹底否定一個理論，徹底否定一個理論就徹底否定了靠這個理論吃飯的人。這樣的利害關系決定“文人/知識分子”必須決不認錯，決不負責。
　　
　　舉例：
　　
　　決不認錯——如今中國社會腐敗登峰造極，當初拼命鼓吹“腐敗有理”、“腐敗無害”、“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文人/知識分子”不但不認錯，反而變本加厲鼓吹“以特赦化解腐敗呆賬”、“對貪官進行有條件特赦”——張曙光當初鼓吹“改革要利用腐敗和賄賂，以便減少權力轉移和再分配的障礙。腐敗和賄賂成為權力和利益轉移及再分配的一個可行的途徑和橋梁，是改革過程得以順利進行的潤滑劑”，如今卻倒打一耙：“中國政體的最大弊端是黨國體制，黨政不分，黨和政府控制了大量資源，直接干預社會經濟生活，在這種體制下，官員權力無限且不受約束，貪污猖獗，腐敗盛行”。張維迎當初聲稱“腐敗不是最好也是次優”、“只要抓總量增加。不必管分配。發展到一定程度，一切問題都會解決”，如今只字不提為什么“總量增加了”、“發展到一定程度”了，自己當初的信誓旦旦全部落空，“一切問題”不僅沒有解決，反而越來越嚴重。不僅如此，他還拼命為腐敗辯護：“創造價值的腐敗”、“腐敗的過程當中，也是釋放了政府的一部分權利。所以，在某種意義上也推進了中國的市場化改革”。更有甚者，你那邊剛提出反腐敗，他那里馬上針鋒相對主張“寬恕腐敗”、“特赦腐敗”：“十八大之后不再腐敗的官員就既往不咎”、“反腐敗問題應進行全民大討論建議設立試點”、“全民公決投票”、“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沒有理性就沒有未來”(張維迎：“反腐敗的兩難選擇”http://business.sohu.com/20121219/n360945357.shtml)(注：怎么要反腐敗懲辦貪官了就“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沒有理性就沒有未來”、“全民公決投票”了?搞工人下崗、剝奪農民土地、強制拆遷時怎么不見你主張“全民公決投票”?封閉全部左派網站時你的“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沒有理性就沒有未來”跑哪兒去了?)
　　
　　“文人/知識分子”一邊大罵腐敗，一邊用各種巧妙的借口包庇腐敗，一邊根本不承認自己有任何錯誤。這一點也不奇怪，靠學歷至上的迷信篡奪國家管理大權就只能如此賴帳。
　　
　　決不負責——這本是“文人/知識分子”的潛規則，絕對“能做不能說”的。然而很可惜，資中筠大人無意中說走了嘴不幸泄露了天機：“中國知識分子——略相當于古之‘士’”、“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里‘匹夫’實際上只能是‘士’，不可能包括引車賣漿者流”、“‘國家(指朝廷)興亡肉食者謀之’，匹夫是沒有責任的”、“‘家國情懷’，以天下為己任，憂國憂民”、“為帝王師”。(資中筠：“知識分子對道統的承載與失落——建設新文化任重而道遠”http://blog.ifeng.com/article/18628565.html)
　　
　　你看資中筠說得多明白：首先，國家大事跟“引車賣漿者流”的普通老百姓沒關系，只有“文人/知識分子”才有資格過問：“中國知識分子——略相當于古之‘士’”、“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里‘匹夫’實際上只能是‘士’，不可能包括引車賣漿者流”;其次，“文人/知識分子”什么都要管：“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家國情懷’，以天下為己任，憂國憂民”、“為帝王師”;最后，如果管出了問題，“文人/知識分子”什么負責都不負：“‘國家(指朝廷)興亡肉食者謀之’，匹夫是沒有責任的”。
　　
　　這一套說白了就是耍無賴：不管什么事“文人/知識分子”都要插一杠子指手劃腳說了算：“‘家國情懷’，以天下為己任，憂國憂民”、“為帝王師”;成功了就叫“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全是“文人/知識分子”功勞;鬧砸了就叫“國家興亡，肉食者謀之，匹夫沒有責任”，跟“文人/知識分子”半點關系沒有，全是別人的責任。具體每件事究竟屬于“天下興亡”還是屬于“國家興亡”全憑“文人/知識分子”滿嘴里跑舌頭。如此一來“文人/知識分子”當然能夠永遠什么都管，什么都不負責——無賴不無賴?
　　
　　知道了這個底，就不難明白為什么當老百姓憤怒譴責如今社會道德淪喪時，整天拼命鼓吹“人不為己、天誅地滅”、“自私是人的天性”的“文人/知識分子”卻把一切責任賴到毛澤東的頭上：“延安整風、反右、文革是道德滑坡的根子”。這正體現了“文人/知識分子”的原則：“決不負責”——什么都要管，什么責任都不負。而決不認錯、決不負責的人能把國家管理好嗎?
　　
　　五.神化學歷必導致禍國殃民、分裂國家
　　
　　神化學歷與禍國殃民、分裂國家的因果關系、利害關系其實并不復雜：
　　
　　1.神化學歷不是治國的需要，而是除了學歷一無所有的“文人/知識分子”篡奪權力的需要。為一己之私便肆意歪曲編造國家管理的資格意味著把私利置于國家利益之上。把私利置于國家利益之上的人必不可能真心想把國家搞好，如私利需要必毫不猶豫犧牲國家利益。
　　
　　2.神化學歷即把學歷變成歧視壓迫老百姓的工具，即分裂社會。用學歷歧視壓迫老百姓的“文人知識分子”永遠與人民群眾處于敵對狀態，永遠不可能以民為本，不可能對人民群眾有凝聚力，不可能不依賴硬暴力和軟暴力驅趕強迫人民群眾服從自己的意志，不可能做到任何需要發動廣大人民群眾參加才能做到的事，不可能管理好國家。
　　
　　3.神化學歷必否定實踐。否定實踐就不能靠實干吃飯而只能靠理論吃飯。“存在決定意識”，“靠理論吃飯”這樣的“存在”決定第一，每個“文人/知識分子”都必須拿出與眾不同的“理論”主張才有資格生存;文科的特征使“文人/知識分子”可以不負責任瞎拍腦袋異想天開信口開河;第二。每個“文人/知識分子”都既不能承認自己的理論會錯也不能承認自己會錯，決不認錯，決不負責。
　　
　　4.不管可以運動的方向多少，同一個物體在同一個時間內能采取的運動方向只能有一個，不管朝哪個方向運動都是對其它方向的否定。不管治國理論有多少，同一個社會同一個時間里能采取的理論只能有一個，不管采取哪種治國理論都是對其它理論的否定。這就導致社會不管采用哪種理論主張都必然遭到其它“文人/知識分子”的拼死抗爭。這就使社會被一大堆互相矛盾、不可兼容、不可調和的“理論”主張團團包圍，既不能驗證也不能采用，既不能肯定也不能否定——不管采用了哪一種“理論”主張，都意味著對其他“理論”主張的否定，都必遭到其他“文人/知識分子”的拼命反對。
　　
　　5.要同時滿足“不否定向任何方向運動”就只有原地不動;要同時滿足“不否定任何‘文人/知識分子’的‘理論’主張”就只有啥也別干。學歷至上、靠理論吃飯這樣的利害關系決定“文人/知識分子”必須“自己不干事，也不準別人干事”。
　　
　　——自己不干事：要“決不認錯、決不負責”，最好的辦法就是什么實事都不干。什么實事都不干，自然永遠不出錯。
　　
　　——不準別人干事：別人的理論主張被采用就是對自己的理論主張的否定。別人的理論主張如果成功就意味著自己的理論主張破產。“靠理論吃飯”的利害關系決定“文人/知識分子”不能容忍別人的理論被采用，不能容忍別人的理論獲得成功，更不能容忍不靠學歷靠實干的人獲得成功。
　　
　　把學歷與國家管理扯到一起的后果是“文人/知識分子”當政，“文人/知識分子”當政的后果必是“自己不干事，也不準別人干事”，利國福民的事一概別想干得成，因為必定要遭到反對;只有專門欺負老百姓的事能一帆風順毫無障礙——只對無學歷者有害、對有學歷者無害的事不會遭到“文人/知識分子”的反對，而這樣的事必定是坑害老百姓的事——老百姓多數屬于“沒學歷”。
　　
　　舉例：
　　
　　⑴.一個公務員朋友很感慨地告訴我：如果我整天什么正事也不干光躺著睡覺，保險舒舒服服什么事也沒有。但是只要我站起來想干點正事，不管干什么，不管朝哪個方向哪怕只邁一步，立刻從四面八方不知冒出多少根繩索把我捆得緊緊的，動也別想動。
　　
　　⑵.“南方周末”因新年獻詞被改了幾句便大吵大鬧軒然大波，鬧得滿城風雨雞飛狗跳;“炎黃春秋”總編立刻宣布“炎黃春秋”的文章“一個標點符號都不能改”。這一事件本身證明“文人/知識分子”對自己搞出來的東西必定不準別人碰一碰，改都不準改，更不用說否定了。這反過來又證明：凡是“文人/知識分子”一筆勾銷的東西必定沒有他們的參與，更不用說有他們的貢獻了。既然如此，那么“文人/知識分子”全盤否定中國的一切——聲稱中華文明“愚昧落后野蠻”、中國人“素質低”、“劣等文化劣等民族”，宣布只有西方文明是“先進文明”、代表“普世價值”，一筆勾銷中華文明、中國歷史、中華民族、徹底否定中國革命……這些事實足以證明“文人/知識分子”根本沒有參與創造中國歷史，對中華文明、對中國社會的進步根本沒有絲毫貢獻——否則連自己的標點符號都不許改的他們怎么可能允許把這一切全盤否定?“文人/知識分子”就這樣不打自招公開供認自己這一伙雖然號稱“精英”，雖然養尊處優幾千年，卻什么實事也沒干，對歷史毫無貢獻，完完全全一群吃貨。
　　
　　不是說“大鍋飯、養懶漢”嗎?不是說“砸碎鐵飯碗”嗎?“學歷至上”就是“鐵飯碗”，“學歷至上”就是“大鍋飯”，“學歷至上”就專門養懶漢。豈止是養懶漢，簡直是養混蛋，比蒼蠅、蚊子、老鼠、吸血鬼、寄生蟲更可惡的混蛋——用“大鍋飯、養懶漢”、“砸碎鐵飯碗”把無數工人逼上絕路，自己卻端起“學歷至上”的大鍋飯、鐵飯碗不勞而獲巧取豪奪。如此恬不知恥的“文人/知識分子”不僅混蛋，根本就是一群癩皮狗，吃人飯不干人事的癩皮狗。難怪魯迅說：“假使我的血肉該喂動物，我情愿喂獅虎鷹隼，卻一點也不給癩皮狗們吃。養肥了獅虎鷹隼，它們在天空，巖角，大漠，叢莽里是偉美的壯觀，捕來放在動物園里，打死制成標本，也令人看了神旺，消去鄙吝的心。但養胖一群癩皮狗，只會亂鉆，亂叫，可多么討厭!”
　　
　　結論：神化學歷、把學歷與國家管理資格扯到一起使“文人/知識分子”自己不干事，也不準別人干事，除了禍國殃民什么也干不了。
　　
　　(順便說一句：只有學歷不高的人管理國家才可能兢兢業業盡職盡責。因為：
　　
　　第一，沒什么學歷就沒法用學歷制造迷信、自吹自擂，就得有自知之明。要證明自己具有管理國家的資格就只能靠實干，靠實實在在的具體成果。
　　
　　第二，凡是實干出來的人都知道不出錯誤是不可能的。只有承認會出錯，才可能小心翼翼避免出錯——只有承認自己會出車禍，開車時才可能全神貫注避免出車禍。如果根本不認為會出車禍，權當玩碰碰車，開起車來還會全神貫注小心翼翼嗎?沒有學歷，制造不出“科學迷信”，人們都知道自己會犯錯，大眼瞪小眼盯著，想不小心翼翼都不行。既然大家包括自己都承認沒學歷的人管理國家可能犯錯誤，那對其的要求自然就不會是“永遠不犯錯誤”，而是“正確大于錯誤”、“成功多于失敗”——指揮打仗，三戰兩勝就可以繼續指揮下去。強行要求百戰百勝不現實，強行要求一貫正確也不現實。只有這樣的大環境才可能“允許犯錯誤，允許改正錯誤”;只有“允許改正錯誤”，才有可能“從失敗和挫折中學習”、“把壞事變成好事”，實現“把國家管理好”的最終的目的。
　　
　　第三，要實干就必須注重實際，就必須聯系實際，就必須在實踐中摸索出客觀規律。這些客觀規律總結成經驗，升華之后就是理論。沒什么學歷而善于實踐的人不等于沒有理論，而是能夠從客觀規律中摸索抽象出自己的理論。)
　　
　　6.“神化學歷”、“靠理論吃飯”導致“中國人的劣根性”等等一系列“中國特色”：
　　
　　——文人相輕：“文人/知識分子”靠理論吃飯就必須在“理論”主張上與眾不同。要在“理論”主張上與眾不同最簡單最省事的辦法不是創造自己的東西，而是否定別人的東西。只要否定了別人的東西，自然就顯得自己在“理論”上與眾不同而且絕對正確。這就叫“逆向競爭”。“逆向競爭”當然比絞盡腦汁挖空心思創造自己的“理論”主張省事得多，保險得多，自然成了“文人/知識分子”的最愛，結果就是“文人相輕”。
　　
　　——一盤散沙：“文人/知識分子”既然既不能承認自己的理論會錯也不能承認自己會錯，既然別人的理論主張被采用就是對自己的理論主張的否定，那就決不能容忍別人的理論主張被采用，不能容忍別人的理論主張獲得成功，更不能容忍不靠學歷靠實干的人獲得成功。因此對別人的理論和實踐必須決不贊同，決不合作;除了大權在握時用硬權力搗亂外，更多的情況是用軟權力搗亂——不幫忙、不協力、暗中使壞、背后放暗箭、挑撥離間、造謠中傷、歪曲誤導……用軟權力搗亂的效果是渙散人心。人心渙散的效果是一盤散沙。“文人/知識分子”自古以來一直壟斷軟權力，一直用軟權力互相拆臺，結果就是中國人的一盤散沙。
　　
　　7.“神化學歷”、“靠理論吃飯”導致中國社會長期落后挨打：
　　
　　因為“文人相輕”、“一盤散沙”，有效的大規模的社會性協作在中國從來搞不起來——中國人不缺個人的聰明才智，凡靠單打獨斗就能對付的事中國人都能干得很好，然而只要一涉及人與人的合作，尤其是大規模的合作，中國人不是根本搞不起來就是持續不了多久。凡是需要跨部門、跨地區的事、需要大規模、高度精確嚴密組織協調配合才能辦成的事靠中國人私人自發一定干不成。(不管在中國外國，中國人私人搞企業成功的只見有餐館，有家族企業，但可曾見有波音、麥道、福特、微軟、西門子、麥當勞那樣跨地區跨部門垮領域、靠大規模精密組織協作的社會性大公司或連鎖店?)要害原因無它，就是“文人相輕”、“一盤散沙”。而現代社會、現代工業、現代科技離不開人與人之間的合作協作，尤其是跨部門、跨地區的大規模、高度精確組織協調配合。就憑這“文人相輕”、“一盤散沙”、互相拆臺、無法協調，中國怎么可能擺脫粗放簡單的經濟?怎么可能自發發展出需要高度配合密切協作同心協力的社會性協作才能運轉的現代經濟?
　　
　　不光是經濟，其它方面同樣如此——自古以來在中國凡是需要方方面面大規模配合協作的事都是最頭疼的事。中國歷史幾千年，好容易有了個“負荊請罪”、“將相和”就稀罕得不得了，編成戲代代傳唱，這從反面證明自古以來“將相不和”才是司空見慣。國民黨軍隊老吃敗仗，原因之一就是內部四分五裂，從來不配合協作。不光國民黨軍隊如此，歷史上這種“自己人”互相拆臺的事算“正常”，同心協力的事倒“反常”。中國長期落后挨打，“文人相輕”、“一盤散沙”功不可沒;“神化學歷”、“靠理論吃飯”的“文人/知識分子”是頭號“功臣”。
　　
　　8.“神化學歷”、“靠理論吃飯”導致中國社會只能在崩潰戰亂與獨裁之間擺動。
　　
　　“神化學歷”、“靠理論吃飯”使“文人/知識分子”必須從不認錯、從不負責、自己不干事、也不準別人干事，使他們把持的國家政權除了專門欺負老百姓的事什么不干，什么也干不成，使中國經濟長期停滯不前，使階級矛盾不斷尖銳激化，最終崩潰戰亂。
　　
　　要避免這個結果就必須克服“從不認錯、從不負責、自己不干事、也不準別人干事”的“文人/知識分子”的激烈反對——要干大事就必須凝聚人心組織起來，就容不得整天搖唇鼓舌專門渙散人心的“文人/知識分子”隨心所欲，就不免被“文人/知識分子”罵成獨裁。結果就是要么什么也別干，等著國家崩潰;要么根本不吃這一套，獨裁就獨裁。
　　
　　一個當過官的朋友告訴我：我早領教夠了，一件事如果我自己拿主意下決心，好歹總能干成，如果聽任那幫文人講“民主”，保險一人一個主意，一天一個主意，永遠吵個沒完，永遠沒結果，永遠議而不決、決而不行，光會互相罵，罵來罵去什么也干不成，你自己拿主意的事都辦完了，他那里還沒吵完呢。想干事就別聽那幫酸文人的。聽他們的就別想干事。
　　
　　回顧中國歷史何嘗不如此?統一中國、車同軌、書同文、統一度量衡、修長城、修馳道、修靈渠、修都江堰、開鑿大運河、推翻三座大山、大規模工業化、全民掃盲、兩彈一星……從古到今，在中國要做成任何利國利民的大事都必須“焚書坑儒”，不焚不坑，一事無成。導致中國自古以來要么崩潰，要么獨裁這一“特色”的不是“中國文化劣等”、“中國人的劣根性”，而是“文人/知識分子”，是他們的“神化學歷”、“靠理論吃飯”。
　　
　　9.“神化學歷”、“靠理論吃飯”導致“文人/知識分子”歡迎中國落后停滯。
　　
　　中國越落后，生產技術越簡單，就越不需要文化知識，老百姓中文盲就越多。當中國文盲充斥的時候，老百姓寫封信讀封信都得求“文人/知識分子”賞臉。“文人/“知識分子”在老百姓面前神氣得很：“識文斷字”、“有學問”、“有本事”、“能干大事”、“文曲星冒犯不得”……天下大事他們說什么老百姓就信什么，即便土匪山大王也往往得對“讀書人”另眼相看。“文人/知識分子”輕而易舉就能靠學歷實現說一不二篡奪國家管理大權。
　　
　　中國要強大就必須實干。崇尚實干必破除學歷迷信，“文人/知識分子”就沒法靠“學歷至上”“吃理論飯”濫芋充數招搖撞騙了。如此利害關系決定他們必然歡迎中國落后停滯。
　　
　　10.“神化學歷”、“靠理論吃飯”導致“文人/知識分子”蓄意分裂中國。
　　
　　中國越四分五裂、軍閥混戰，“文人/知識分子”身價越高——各路軍閥為爭天下都得“禮賢下士”，即便不“三顧茅廬”也要保住個“保護國粹”、“愛惜人才”、“尊重知識分子”的名聲，至少整體上不敢得罪這幫善于呼風喚雨制造輿論的大爺：“北洋政府的那些軍閥們，雖然外表看起來頗為粗野魯莽，彼此之間總是打來殺去的，但對知識分子倒是十分的客氣。哪怕在財政上捉襟見肘，也從來不曾虧欠這些專家學者們的薪水。”中國滅亡成了殖民地，“文人/“知識分子”的日子更好過——外國主子要奴役統治中國老百姓就離不開中國走狗，而“文人/“知識分子”是最理想最有用的走狗。外國侵略者從來對中國的“文人/知識分子”特別優待——日本鬼子對中國老百姓燒殺搶掠“三光政策”，對“文人/知識分子”卻十分禮遇，只要不抗日，總是格外照顧。據“鳳凰衛視”的節目披露，日本人規定“滿洲國”的中國人只準吃雜糧，但對上日本人控制的學校的學生例外。美國的“人權援助”更是從來只給中國的“文人/知識分子”。魯訊說：“殖民政策是一定保護，養育流氓的。從帝國主義的眼睛看來，惟有他們是最要緊的奴才，有用的鷹犬，能盡殖民地人民非盡不可的任務：一面靠著帝國主義的暴力，一面利用本國的傳統之力，以除去“害群之馬”，不安本分的“莠民”。所以，這流氓，是殖民地上的洋大人的寵兒，——不，寵犬，其地位雖在主人之下，但總在別的被統治者之上的。”“所謂‘文藝家’的許多人，是一向在盡‘寵犬’的職分的。”——“文人/知識分子”幾千年來叛國叛慣了，賣國賣慣了，亡國亡慣了，換主子換慣了，早成了“習慣于被所有人強奸的老牌婊子”，根本不在乎再來一次叛國、再來一次賣國、再來一次亡國、再換一次主子。
　　
　　“中國落后挨崩潰內戰變殖民地”對老百姓是災難，對“文人/知識分子”是機會和福音——天下大亂，死的是普通老百姓，“文人/知識分子”卻能享受特權。因此“文人/知識分子”從來的真正立場是歡迎中國分裂崩潰，反對中國統一。
　　
　　劉曉波之類的“民運斗士”比較干脆，赤裸裸公然宣布反對中國統一、主張分裂中國、滅亡中國：“中國至少需要被殖民三百年”、“我無所謂愛國、叛國，你要說我叛國，我就叛國!就承認自己是挖祖墳的不孝子孫，且以此為榮”、“如果真的要在分裂與民主之間選擇，我寧可要民主，而且大多數中國人都需要這個。別用分裂來嚇唬人”、“如果一個國家實行民主必然分裂，那她也只能選擇民主!如果一個國家只有分裂才能實行民主，那就證明她應該分裂!”“大一統使得國家內部失去前進變革的動力，趨于腐朽，而分裂使得各分裂政權都面臨競爭的壓力，需要不斷革新以自存”、“歷史書上一直歌頌秦始皇統一文字、統一度量衡的功力，其實有人知道不統一就有什么問題嗎?”……
　　
　　其它“文人/知識分子”則隱晦曲折得多。他們并不直截了當宣布要分裂中國、滅亡中國，只是拼命宣揚中國四分五裂、軍閥混戰、天下大亂時有多美好、統一后有多悲慘，旁敲側擊地讓人們自己得出結論：中國統一不好，分裂好。譬如：
　　
　　——“中國‘士’的黃金時期在春秋戰國，真正的‘百家爭鳴’發源于此時。至今國人引以自豪的‘幾千年的輝煌’，從思想層面說，實際上就是那個時期所創造以及后來的流風余韻。自從秦始皇建立大一統專制制度，到漢武帝廢黜百家獨尊一家之后，思想開始受到禁錮，難以出現在平等基礎上的、充分自由的‘百家爭鳴’”、“中國古代豐富的哲學思想，與古希臘差不多同步。”“先秦時期，諸子百家是獨立自由的。”(資中筠：“知識分子對道統的承載與失落——建設新文化任重而道遠”http://blog.ifeng.com/article/18628565.html)
　　
　　(注：資大人說了半天，真正意思是四分五裂、軍閥混戰、天下大亂的春秋戰國時代是最好的時代，因為那才是“真正的百家爭鳴”、“幾千年的輝煌”，秦始皇統一中國便破壞了“平等基礎上的、充分自由的‘百家爭鳴’”，所以罪大惡極，可見中國不該統一該分裂——當然這百分之百是從“文人/知識分子”的利益角度看問題，反正春秋戰國天下大亂軍閥混戰中死的是普通老百姓，不是文人“精英”。)
　　
　　——“民國時代雖是社會政治上的動蕩亂世，卻是人文精神上的蓬勃盛世”、“色彩斑斕的時代”、“民主受尊重的時代”……(“民國范兒”)
　　
　　(注：說來說去意思是軍閥混戰天下大亂的時代最好。)
　　
　　——“假如廣東是一個國家，或者說，假設上海、四川等所有的省、直轄市、自治區都是單獨的經濟體”“‘廣東共和國’將成為世界第14大經濟體”(2008年9月11日，《南方都市報》發表以《假如廣東是一個獨立經濟體》為題的整版報道，首開大陸探討“中國經濟聯邦制”先河。)
　　
　　(注：公然鼓吹中國分裂，連“廣東共和國”的招牌都打了出來。)
　　
　　——2012年12月21日，“南方周末”以索馬里為例告訴中國老百姓：國家分裂、軍閥混戰、天下大亂是大好事，因為：
　　
　　第一，不影響社會秩序——盡管“個人安全成本是上升了的”，“但在武裝勢力控制地區，大多數情況下是有秩序的”;
　　
　　第二，軍閥割據有利于發展經濟——“武裝勢力當然要在本轄區征稅，以維持軍事系統，但他們是沒有精力承擔什么社會職能的，亦沒有興趣搞什么福利政策、產業政策、勞工標準和環境標準等能擴大政府權限的事。這意味著整個經濟體的自由度和彈性是相當高的”、“在缺乏政府介入的情況下”“醫療衛生和教育能穩步提升”、“認為無政府就是天天打仗、就是混亂的觀點，忽略了這種無政府包含著相當的經濟自由的事實”、“經濟自由，哪怕是產生于各武裝勢力忙于爭權奪利而無暇顧及民間的隙縫，也可以有效地推動經濟發展”;
　　
　　第三，軍閥混戰讓人民享受自由：——“當各武裝派別為了保存地盤而對經濟無暇管制時，索馬里人享受了在非洲國家還不普遍的經濟自由”;
　　
　　結論：沒有政府比有政府好，分裂比統一好，軍閥割據內戰內亂比和平安定好——“政府不干什么比干什么更重要”、“沒有強有力中央政府給索馬里帶來的無政府狀態，既給予了索馬里人經濟自由，也塑造著未來的索馬里國家形態：聯邦制、地方分權與自治，這已經改變了并還將繼續改變索馬里人的生活。”(南方周末：“索馬里：民眾生活不太壞”http://www.infzm.com/content/84182)
　　
　　——俞可平說，1949年以后的中國“沒有了人道主義”、“沒有了以人為本”、“人們的正常情理和心態受到嚴重的扭曲”……
　　
　　(注：俞大人的真正意思是說四分五裂戰亂不斷、老百姓生命毫無保障的1949年以前“有人道主義”、“有以人為本”、“人們的正常情理和心態沒有受到扭曲”，可見中國統一不如分裂，和平不如戰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