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瀟湘農夫：是生產力論、公有制，還是唯生產力論、私有制？——二評于幼軍、黎元江的《社會主義五百年》

點擊：4343 作者：瀟湘農夫來源：昆侖策網發布時間:2017-04-13 12:34:59

在黎元江先生生動、形象地闡明空想社會主義必然并且只是空想之后，我們的于幼軍先生立刻用生花之妙筆帶領我們走進了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殿堂，走進了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創始人馬克思、恩格斯的心靈世界。于先生在闡明馬克思、接著是恩格斯由社會民主主義者轉變為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后，便帶領我們來到了馬克思主義的第一站——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確立的這一站。應當承認，于導師對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的概括是比較科學的，比如他概述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辯證關系，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之間的基本關系，階級、國家和革命的基本原理，等等。（第一卷第216-217頁）但是——中國人之所以愛用“但是”，是因為“但是”后面才是問題的要害！——于先生在比較科學的概述后面，悄悄地塞進了自己的“私貨”——將馬克思的生產力論變成了唯生產力論，進而認為資本主義可以和平長入社會主義，在私有制基礎上可以建設社會主義！

　【　“現代公有制......是資本主義生產力和生產方式高度發展和水到渠成的結果，......只有當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高度，創造了所必要的大量的生產資料之后，才能廢除私有制，建立公有制。換言之，這是唯物史觀所揭示的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違背這一規律要求人為地去硬干、蠻干，或許能奏效一時，卻不能長久，終究要受到懲罰。”（《社會主義五百年》第一卷第232-233頁）

　　“要不要消滅私有制？怎樣消滅私有制？等等，都要以是否有利于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是否有利于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來評判、衡量和檢驗。”（同上第234頁）

　　“可惜，馬克思、恩格斯關于消滅私有制的思想，在后人的實踐中被片面理解和扭曲走樣了。蘇聯在推行集體農莊時把農民剝奪得一干二凈；中國對農業、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四清運動’以及‘文化大革命’等，一再把農民和城市小生產者等個人擁有的生活資料及必要的生產工具等，都作為消滅私有制的對象，作為‘資本主義的尾巴’割掉。而且，屢屢拔苗助長、急于求成，用政治斗爭、階級斗爭、群眾運動的方式去強行消滅私有制，試圖跑步進入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這些所謂的消滅私有制的舉措，與馬克思、恩格斯主張消滅私有制的初衷和本意大相徑庭，......實踐經驗表明，在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運動的進程中，如果離開了生產力的狀況和發展要求，離開了人的自由全面發展這一最高目標和核心價值去消滅私有制和實現公有制，那么，無論口號多么響亮，政策措施多么‘革命’，都同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風馬牛不相及了。”（同上第236-237頁）】

　　然而，不論是理論事實，還是歷史事實，“與馬克思、恩格斯主張消滅私有制的初衷和本意大相徑庭”，與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公有制主張“大相徑庭”的，不是斯大林、毛澤東，而恰恰是這位隱然宣稱自己為“馬克思第五”的于先生！——不，在這里于幼軍分明又成了“馬克思第一”，因為在馬克思之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差不多是漆黑一團，因而只有他懂得馬克思主義：

　　【“然而，令人扼腕痛惜的是，后來世界各國共產黨人的實踐，不少人不少時候忘記了、忽視了或偏離了這一最高目標和核心價值，甚至是混淆了目標與手段及具體方式途徑等，乃至本末倒置、舍本逐末，給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留下了多少坎坷挫折和沉痛教訓！”（同上第231頁）】

　　可是于先生向我們頒布的這些訓誡，卻在宣布馬克思、恩格斯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從而將馬克思主義連根拔了起來。如果說，馬克思、恩格斯都不是馬克思主義了，那么，自以為掌握了馬克思主義真諦的于幼軍先生就根本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了——因為他悄悄地將馬克思的生產力論變成了唯生產力論，生產力成為了人類社會的上帝，高居于人類社會之上，成為神性的評判一切的價值尺度和價值標準，生產力可以評判一切而生產力則不受評判，生產力可以批判一切而生產力則是不受任何批判的；因為他對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于“共產黨人可以用一句話把自己的理論概括起來：消滅（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有制”的論述視而不見、充耳不聞，要人們相信在私有制的沙灘上能建成社會主義的大廈；因為他在曲解和歪解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于消滅私有制的思想：將社會主義要消滅資本主義的生產資料私有制偷換成消滅私有制，好像社會主義不要個人財產、生活資料！

　　為了說明生產力和社會主義的階級基礎是公有制，我們需要走進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體系，掌握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為了說明于先生的唯生產力論和他的私有制，我們就學于先生的辦法，舉起馬克思的旗幟打倒于幼軍的理論：

　　【“恩格斯進而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指出解決這一基本矛盾的根本辦法，就是使生產資料由資本家私人占有變為全社會共同占有。完成這一社會變革的根本途徑，就是無產階級通過社會革命奪取國家政權，把生產資料收歸國家所有，在此基礎上大力發展生產力。”

　　“在批判杜林的社會主義思想觀點的同時，恩格斯在《共產主義原理》、《共產黨宣言》等經典著作的基礎上，進一步預言和論證了未來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社會的主要特征：無產階級取得國家政權，首先把生產資料變為國家財產，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消除了商品生產及生產的無政府狀態，有計劃地組織社會生產；消滅了階級和階級差別，國家走向消亡......”（同上第314頁）】

　　作為財產制度核心的生產資料——斯大林、毛澤東的消滅私有制就是消滅生產資料所有制方面的私有制——恩格斯在這里明確指出：

　　“無產階級取得國家政權，首先把生產資料變為國家財產，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

　　——難道證明的不是斯大林和毛澤東的正確？難道不是扇向于幼軍先生的耳光？難道不是說明于幼軍先生是打著馬克思主義的旗號否定馬克思主義？難道不是對斯大林和毛澤東的污蔑？難道不是潑向斯大林蘇俄社會主義、毛澤東中國社會主義的污水？

　　當然，我們僅僅引證馬克思、恩格斯的一個具體觀點，是難以從根本上駁倒于幼軍先生的，要將于先生的“高論”證明是謬論，還得走進馬克思主義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理論、走進社會主義的歷史現實。

　　一、馬克思的生產力理論

　　生產力概念不是馬克思的獨創，在他之前，資產階級思想家諸如魁奈、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等就闡釋了生產力概念。他們的生產力概念基本是物質和自然的力量，如土地生產力、資本生產力等。但真正將生產力理論變為科學的還是馬克思。馬克思的生產力理論不僅深刻地闡釋了生產力本身，而且認為生產力始終是一定生產關系中的生產力。這種在一定生產關系中產生的生產力，不僅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得以建立的邏輯起點，而且由此發生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辯證關系也就成為整個馬克思主義理論得以建立的基石。因此，闖入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寶庫，必然首先進入馬克思的生產力理論之中。

　　在馬克思、恩格斯的著述中，有關生產力的提法可以說是五彩繽紛、阿娜多姿，比如說有生產力、社會生產力、勞動生產力、社會勞動生產力、勞動的社會生產力、現代生產力、主觀生產力、客觀生產力、活勞動生產力、死勞動生產力、自然生產力、一般生產力、直接生產力、聯合生產力、個人生產力、資本的生產力、物化生產力、實際生產力、潛在生產力、物質生產力和精神生產力，等等。盡管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種類繁多的生產力概念，但是按照它們的基本內涵，不外乎就是勞動生產力和社會生產力兩個概念。這兩個生產力概念是既有相當一致又有重大區別的，因而有必要分別加以辨證。

　　二、馬克思的勞動生產力概念

　　馬克思的生產力概念，首先是一個勞動生產力的概念,勞動生產力概念的基本含義是指人們改造自然和人類社會的物質力量。馬克思關于勞動生產力的概念有多種說法，但最經典的是在《資本論》中的闡述：

　　“生產力當然始終是有用的、具體的勞動的生產力，它事實上只決定于有目的的生產活動在一定時間內的效率……既然生產力屬于勞動的具體有用形式，它自然不再能同抽去了具體有用形式的勞動有關。”（《資本論》第一卷第59-60頁人民出版社 2004年01月第1版）

　　“勞動生產力是由多種情況決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練程度，科學的發展水平和它在工藝上應用的程度，生產過程的社會結合，生產資料的規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條件。”（同上第53頁）

　　根據馬克思的這個論述，可以將馬克思的勞動生產力外延概括為四要素，即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以及表現為勞動生產力的生產關系。

　　關于勞動者。

　　“馬克思認為，勞動能力現在之所以以起作用，是因為它自然就具有自己的物的條件。”（同上）

　　“勞動者……是生產力諸因素中最重要和最活躍的要素。”（蕭前等主編《歷史唯物主義原理》第105頁人民出版社 1992年6月第二版）

　　也是“生產力要素中唯一能動因素。”（同上第107頁）

　　值得注意的是，馬克思視域中的“勞動者”并不僅是孤島上魯濱遜式的獨立個人，而主要是結成一定生產關系的“人群”，甚至是階級，

　　“在一切生產工具中，最強大的一種生產力是革命階級本身。”（《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274頁人民出版社 2012年9月第3版）

　　——顯然，馬克思這里所說的“工具”不過是形象的比方，其基本含義就是勞動生產力的要素。因此，勞動者——革命階級才是勞動生產力的決定因素，借用“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說法，勞動者——革命階級才是“第一生產力”。

　　這既是理論的概括，也是對歷史事實的總結：摧毀原始社會的是從其母體孕育出來的奴隸主階級，摧毀奴隸社會的是從其母體孕育出來的地主階級，摧毀封建社會的是從其母體孕育出來的資產階級，摧毀資本主義社會母體的必然是與資產階級相伴相生的無產階級，因而革命階級既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又是勞動生產力的決定因素。

　　既然勞動者——腦力勞動者和體力勞動者的統稱是勞動生產力的決定因素，那么，就得重新審視“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命題。改革開放以來，“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觀點被奉為金科玉律，并被譽為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重大發展。科學技術是勞動生產力，而且是強大的勞動生產力，這是不容置疑的；然而，同樣一個不容置疑的事實是，科學技術不是一個獨立和超然的東西，它只能是勞動者的創造，并且只有通過勞動者運用勞動資料、發揮勞動者的主觀能動作用才能發揮出巨大的物質力量。這樣就產生了一個矛盾：既然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那么，勞動著的創造科學技術的人往哪里擺？也許有人會說，人類將被自己創造的科學技術所控制，如果是這樣，科學技術就不是生產力了，而是像魔鬼一樣的邪惡力量了，這是人類社會決不允許發生的事情。因此，科學技術不是第一生產力，勞動者或者說創造科學技術的勞動者才是第一生產力。

　　關于勞動資料。

　　馬克思認為，“ 與勞動材料不同的勞動資料不僅包括生產工具、即從最簡單的工具或容器到最發達的機器體系，同時也包括物的條件，沒有這些條件，勞動過程就根本不可能進行...... 它們表現為全過程得以進行的條件，而不是表現為過程內部起作用的因素。同樣，為了使用勞動資料本身而必須消費的物質，如油、煤等等，或者會使勞動材料發生某種變化的化學物質，如可以漂白的氯等等，也是勞動資料。”（馬克思：《經濟學手稿》）

　　“生產資料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因此不再表現為直接勞動者的財產，而是相反地轉化為社會的生產能力，盡管首先表現為資本家的私有財產。”（《資本論》第三卷第296頁）

　　“ 勞動生產力的增長無非是使用較少的直接勞動創造較多的產品，從而社會財富越來越表現為勞動本身創造的勞動條件。”（馬克思：《經濟學手稿》1857-1858年）

　　馬克思認為，勞動資料，包括作為勞動對象的勞動資料是勞動生產力的重要因素，這種重要因素推動人類社會發展的強大物質基礎，資本主義社會的歷史先進性就在于它“仿佛用法術從地底下呼喚出來”這種勞動資料體現的巨大勞動生產力，以至，

　　“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256頁）

　　但是，呼喚出巨大勞動生產力的不是生產資料本身，而是歷史地先進的資產階級，這同樣表明，對勞動生產力起決定作用的是人不是物。

　　關于勞動對象。馬克思認為，勞動生產力包括自然物和人們創造的勞動資料，

　　“勞動材料，即為了某種特殊需求而通過勞動去占有的對象很可能未經人類勞動的加工天然就存在著......不言而喻，從事物的本性可以得出，人的勞動能力的發特別表現在勞動資料或者說生產工具的發展上。正是這種發展表明，人通過在兩者之間插入一個為其勞動目的而安排規定的、并作為傳導體服從于他的意志的自然物，在多大的程度上加強了他的直接勞動對自然物的影響。”（馬克思：《經濟學手稿》）

　　“那個利用瀑布的工廠主的超額利潤......它來自勞動的某種較大的自然生產力，這種生產力和一種自然力的利用結合在一起，但這種自然力不象蒸汽的壓力那樣，可以在同一生產部門讓一切資本自由支配，所以并不是凡有資本投入這個部門，這種自然力的利用就會成為不言而喻的事情。這種自然力是一種可以壟斷的自然力，就象瀑布那樣，只有那些支配著特殊地段及其附屬物的人能夠支配它。”（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

　　因此，勞動對象，這里主要是指自然物是勞動生產力的因素，在勞動的范圍內也是重要的因素，但因素就是因素，但決不能將其無限拔高，認為是最重要的因素，甚至是決定的因素。

　　關于表現為勞動生產力的生產關系。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說生產關系表現為勞動生產力，豈不是天大的笑話？但這不是笑話，因為適應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系是實實在在的勞動生產力。

　　馬克思指出：“分工和協作及其相互關系的狀況是其（即生產力的性質）主要內容。”（肖前主編：《歷史唯物主義原理》第108頁）

　　“受分工制約的不同個人的共同活動產生了一種社會力量，即成倍增長的生產力。”(《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09月第3版第165頁）

　　生產關系之所以表現為勞動生產力，是因為勞動生產力的發展促進了分工，分工反過來又形成勞動生產力；勞動生產力的發展促使所有制的發展，所有制的發展反過來又促進勞動生產力的發展；生產力的發展促進了物質的、文化的和精神的生產，物質的、精神的、文化的生產反過來又促進勞動生產力的發展，這一切好像是一個“雞生蛋，蛋生雞”的問題，但在勞動生產力的發展上是一個客觀事實。當然，說生產關系表現為生產力，只能是在它表現的范圍內，一旦超過這個范圍，就不是生產力，而是生產關系了。

　　馬克思的勞動生產力理論至少給我們以下幾個方面的啟示：

　　第一，勞動生產力是人類創造的巨大的物質力量，這種巨大的物質力量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基礎和根本動力，因此，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要想發展，甚或想要超常發展，就必須大力發展勞動生產力，形成堅實的物質基礎。

　　第二，勞動生產力就是人們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力量，從這個意義上說，生產力就是人本身。因此，將勞動生產力看作是一種神秘的力量，看作是衡量人類社會進步的唯一的，甚或是最高的標準，既沒有抬高勞動生產力，卻貶低了勞動生產力的主人；將勞動資料等物質生產力看作是最主要的勞動生產力因素，既沒有抬高勞動生產力，卻同樣貶低了勞動生產力的主人；將自然生產力諸如所謂生態生態生產力、水利生產力，幾乎所有的自然資源都成為了勞動生產力，不僅貶低了勞動生產力，而且更貶低了勞動生產力的主人。

　　第三，勞動生產力只有作為先進的勞動生產力才為人類社會所繼承和發展。勞動生產力是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在這個發展的過程中，正如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所指出的那樣，生產力在不斷發展，也在不斷消滅，消滅那些愚昧的、落后的勞動生產力。因此，將那些落后的企業和產業、將那些落后的文化諸如什么寺廟經濟之類作為經濟的發展方向，不是發展勞動生產力，而是破壞勞動生產力；只有發展先進的生產力，才是真正的發展勞動生產力。

　　第四，既然人是勞動生產力發展的決定因素，那么就得重新審視“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命題。改革開放以來，“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觀點被奉為金科玉律，并被譽為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重大發展。科學技術是勞動生產力，而且是強大的勞動生產力，這是不容置疑的，從馬克思到列寧、從列寧到毛澤東都是這樣認為的。正像鄧小平同志正確地概括的“科學技術是生產力，這是馬克思主義歷來的觀點。”（《鄧小平文選》第一卷第84頁）這里的馬克思主義自然包括毛澤東。長期以來，人們已經形成了這樣的觀點，毛澤東不重視知識、不重視科學技術，不是的，早在1956年，毛澤東就明確地指出：“科學也是生產力。我們搞社會主義，就是要解放生產力。”并向全國發出號召，“向科學進軍。”（邸延生：《毛澤東與中國經濟》第123頁）然而，同樣一個不容置疑的事實是，科學技術不是一個獨立和超然的東西，它只能是勞動者的創造，并且只有通過勞動者運用勞動資料、發揮勞動者的主觀能動作用才能發揮出巨大的物質力量，因而科學技術不是第一生產力，勞動者才是第一生產力。

　　第五，勞動生產力必然表現為具體的勞動。既然表現為具體的勞動，那么，這種生產力說它決定生產關系，在理論上必然是荒謬的；既然一定的生產關系也表現為勞動生產力，那么，由生產關系決定生產關系在形式邏輯上也是荒謬的。因此，必然有一種生產力——一般的、抽象的生產力或曰社會的生產力，才是生產關系的基礎和決定因素。

　　三、馬克思的社會生產力概念

　　馬克思對具體的勞動生產力進行的一般的、抽象的概括，由此形成社會生產力并進而形成唯物史觀意義上的生產力概念，是很豐富的。

　　比如，馬克思認為，“這里不必再補充說，人們不能自由選自己的生產力--這是他們的全部歷史的基礎，因為任何生產力都是一種既得的力量，以往的活動的產物。所以生產力是人們的實踐能力的結果，但是這種能力本身決定于人們所處的條件，決定于先前已經獲得的生產力，決定于在他們以前已經存在、不是由他們創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創立的社會形式。”（《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77-478頁）

　　“它和任何其他一定的生產方式一樣，把社會生產力及其發展形式的一個既定的階段作為自己的歷史條件，而這個條件又是一個先行過程的歷史結果和產物，并且是新的生產方式由以產生的既定基礎。”（《資本論》第3卷第994頁人民出版社2004年01月第2版）

　　“這種生產的承擔者對自然的關系以及他們互相之間的關系，他們借以進行生產的各種關系的總體，就是從社會經濟結構方面來看的社會。”（同上第927頁）

　　因此，馬克思的社會生產力概念，就是對勞動生產力這種具體的生產力的抽象，使它人類社會的一般生產力。這種社會生產力，一言以蔽之，就是人類社會創造的物質的、精神的、文化的優秀成果，并為一代代人加以繼承和發展的歷史結果。這種社會生產力的外延一般說來只能是兩項：一項是勞動的人，一項是勞動工具或曰勞動資料。

　　由于勞動者和勞動資料正是這種人類物質的、精神的、文化的優秀成果的創造者、承擔者和傳承者，因而正是這種社會生產力構成了唯物史觀的基石。

　　值得注意的是馬克思關于革命階級的觀點：“在一切生產工具中，最強大的一種生產力是革命階級本身。”

　　馬克思在闡述他的唯物史觀的時候，是將革命階級作為唯物史觀視域下的生產力的決定因素的，這既合符馬克思的唯物辯證法，更是合符歷史事實的：摧毀原始社會的是從其母體孕育出來的奴隸主階級，摧毀奴隸社會的是從其母體孕育出來的地主階級，摧毀封建社會的是從其母體孕育出來的資產階級，摧毀資本主義社會母體的必然是與資產階級相伴相生的無產階級，因而革命階級既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又是社會生產力的決定因素。

　　馬克思的社會生產力概念或曰生產力概念是為他的唯物史觀服務的，反過來說，正是這種一般的、抽象的生產力，才成為馬克思唯物辯證史觀的基石，使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辨證關系才既合符理論邏輯又合符事實邏輯。

　　四、馬克思的辨證唯物史觀

　　馬克思的辯證唯物主史觀，我的理解，簡單地說就是：人類社會產生后，要想延續和發展，就必須進行物質資料的生產，而進行物質資料的生產，就必定是有一定生產能力的生產并且是結成一定生產關系的生產。這種生產能力——勞動生產力將其做必要的抽象，就是生產力。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在生產和再生產過程中必然發生矛盾運動，正是這種在生產和再生產過程中發生的矛盾運動，成為人類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人們在物質生產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產生宗教、精神的、文化的生產，這就形成了社會意識。進入階級社會后，人類社會又產生了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國家制度等的生產，由此形成了社會的上層建筑。因此，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一定社會的生產關系的總和）與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運動成為人類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也因此這個矛盾，不僅是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而且決定了人類社會形態。在這個矛盾中，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對生產力有巨大的反作用；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有巨大的反作用，

　　然而“ 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活動的現存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這只是生產關系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于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了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要到來了。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筑也或快或慢地發生變革。”（《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第82-83頁）

　　這些變革，在階級社會里直接表現為階級斗爭，因而“每一歷史時代的經濟生產以及必然由此產生的社會結構，是該時代政治的和精神的歷史的基礎；因此（從原始土地公有制解體以來）全部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同上第一卷第232頁)階級斗爭是人類社會發展的直接動力。

　　五、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的生產力思想與馬克思一脈相承

　　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都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們的理論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繼承和發展，他們的唯物史觀更是對馬克思主義主義的繼承和發展，他們的生產力思想也是直接承繼的馬克思的思想。這不需要什么解釋和闡述，只要羅列他們的生產力思想就足以說明問題。

　　列寧認為，“ 為了完全消滅階級，不僅要推翻剝削者即地主和資本家，不僅要廢除他們的所有制，而且要廢除任何生產資料私有制，要消滅城鄉之間、體力勞動者和腦力勞動者之間的差別。這是很長時期才能實現的事業。要完成這一事業，必須大大發展生產力。”（《列寧選集》第3版第4卷第11頁）

　　“無產階級取得國家政權以后，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需要就是增加產品數量，大大提高社會生產力。……沒有這個條件，勞動擺脫資本桎梏這整個解放事業就不可能獲得成功，社會主義就不可能獲得勝利。”（同上第623頁）

　　斯大林認為，“社會主義只有在社會生產力蓬勃發展的基礎上，在產品和商品十分豐富的基礎上，在勞動者生活富裕的基礎上，在文化水平急速提高的基礎上才能建成。團為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不是要縮減個人需要，而是要竭力擴大和發展個人需要，不是要限制或拒絕滿足這些需要，而是要全面地充分地滿足有高度文化的勞動人民的一切需要。”（《斯大林選集》下卷第339頁 1979年12月版）

　　“ 生產上這樣一種空前的增長，決不能認為是國家由落后達到進步的一種簡單平常的發展。這是使我們祖國由落后國變成先進國，由農業國變成工業國的一個飛躍。”（同上第495頁）

　　“因此，保證最大限度地滿足整個社會經常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的需要，就是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在高度技術基礎上使社會主義生產不斷增長和不斷完善，就是達到這一目的的手段。”（同上第598頁）

　　毛澤東認為，“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中國人民中所表現的作用的好壞、大小，歸根到底，看它對于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的發展是否有幫助及其幫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縛生產力的，還是解放生產力的。”《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980頁 1966年7月版）

　　“ 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是為了解放生產力。農業和手工業由個體所有制變為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私營工商業由資本主義所有制變為社會主義所有制，必然使生產力大大地獲得解放。這樣就為大大地發展工業和農業的生產創造了社會條件。”（《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第717頁）

　　“我國現在的社會制度比較舊時代的社會制度要優勝得多。如果不優勝，舊制度就不會被推翻，新制度就不可能建立。所謂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比較舊時代生產關系更能夠適合生產力發展的性質，就是指能夠容許生產力以舊社會所沒有的速度迅速發展，因而生產不斷擴大，因而使人民不斷增長的需要能夠逐步得到滿足的這樣一種情況。”（《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373頁）

　　“基本點是極大地增加社會生產力和社會生產品。問題是怎樣多快好省地增加社會生產力和社會生產品，沒有政治掛帥，沒有群眾運動，沒有全黨全民辦工業、辦農業、辦文化教育，沒有幾個同時并舉，沒有整風運動和逐步破除資產階級法權的斗爭，斯大林的三個條件是不易達到的。”（《毛澤東年譜》第五卷第541頁）

　　六、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高速發展了社會生產力

　　社會主義的歷史現實是怎樣加速發展社會生產力的，值得專門研究和探討。這里我們列舉幾個為于幼軍詬病的歷史事實就可以讓于幼軍的謊言不攻自破。

　　第一，蘇聯社會主義的歷史是加速發展社會生產力的歷史。蘇俄社會主義建設主要是在斯大林領導下進行的，上面我們已經引述的，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取得比資本主義高得多的勞動生產率，加速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最大限度地滿足整個社會經常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的需要——八大的觀點不就是因襲斯大林的觀點嗎？斯大林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他號召蘇聯用至多10年的時間，跑完落后先進資本主義國家50—100年的差距。為使社會主義工業化有計劃地展開，1928——1937年，蘇聯實行了兩個五年計劃。通過工業化，蘇聯建成了一大批新的工業部門，建立了強大的社會主義物質基礎，從一個落后的農業國迅速轉變為一個強大的工業國。從1928年到1940年，蘇聯工業產值增長了9倍，年均增長16.8%，這在世界工業發展史上是極為罕見的。1937年，蘇聯工業生產水平由1913年的世界第五位和歐洲第四位，上升到世界第二位和歐洲第一位。（《世界社會主義五百年》黨政干部讀本）

　　第二，中國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是最大限度地保護和發展了社會生產力的成功改造。中國共產黨取得政權以后，通過立即沒收官僚資本，奠定了人民民主專政的一定的生產力基礎和物質基礎，但這個基礎是很脆弱和很不穩固的。為了鞏固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制度，逐步實現國家工業化，實行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自然成為題中之義，國家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和平贖買、給付定息，并對接受改造的工商業人士給予政治上、工作上的妥善安排的方針，不但沒有破壞生產力，而且發展了生產力，不但沒有使工商業倒退，而且使工商業加速前進了，

　　“經過全行業公私合營這一決定性的步驟，國家更充分地利用公私合營這部分企業發展生產，活躍經濟，積累資金，培訓工人和管理干部，促進了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

　　“全行業公私合營后，1956年全國公私合營工業總產值達191.1億元，較1955年這些企業的總產值增加了32%，1957年又比1956年增加8%。1956年全國公私合營商店、合作商店和合作小組的零售總額較1955年這些企業的零售總額增加了15%以上，另外，1956年全國公私合營工業的勞動生產率比1955年提高了20%——30%。”（《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上冊第358-359頁）

　　第三，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至少是在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上是得大于失的運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基本上是工業和農業經濟的大躍進運動，因而也是社會生產力大躍進的運動。盡管人們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看法千差萬別、極不一致，但不能不承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為我國的工業化和農業生產奠定了相當的生產力和物質基礎。這在中共黨史上也給予了一定的肯定，

　　“那些修建得合乎需要的農田水利工程，那些新增加的后來形成了生產能力的公用設施，不僅在當時發揮了作用，而且在以后相當長的時期內繼續發揮著效益。科學技術也有了可喜的發展，尤其是在某些尖端科技領域填補了一些空白。在全國許多從來沒有工業的地方辦起工業，雖然很大一部分當時沒有能夠鞏固，但終究為這些地區后來的工業發展奠定了最初的基礎。”（同上第501頁）

　　拋開那些帶有主觀感情色彩的詞句，這些成就不就說明了當時社會生產力實現了躍進嗎？

　　第四，文革時期事實上是社會生產力和經濟大發展的時代。這有周恩來總理的報告為證。1975年，周恩來總理在四屆人大《政府工作報告》中，將文革時期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做了基本的概括和總結：

　　“我們超額完成了第三個五年計劃，第四個五年計劃一九七五年也將勝利完成。我國農業連續十三年奪得豐收，一九七四年農業總產值預計比一九六四年增長百分之五十一。這充分顯示了人民公社制度的優越性。”

　　“在我們這樣一個近八億人口的國家，保證了人民吃穿的基本需要。工業總產值一九七四年預計比一九六四年增長一點九倍，主要產品的產量都有大幅度增長，鋼增長一點二倍，原煤增長百分之九十一，石油增長六點五倍，發電量增長兩倍，化肥增長三點三倍，拖拉機增長五點二倍，棉紗增長百分之八十五，化學纖維增長三點三倍。”

　　“在這十年中，我們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了一千一百個大中型項目，成功地進行了氫彈試驗，發射了人造地球衛星。同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動蕩、通貨膨脹的情況相反，我國財政收支平衡，即無外債，又無內債，物價穩定，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社會主義建設欣欣向榮，蒸蒸日上。”

　　第五，毛澤東時代總體上是社會生產力加速發展、國民經濟取得輝煌成就的時期。對此，《關于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有比較客觀的評價：

　　“在工業建設中取得重大成就，逐步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一九八0年同完成經濟恢復的一九五二年相比，全國工業固定資產按原價計算，增長二十六倍多，達到四千一百多億元；棉紗產量增長三點五倍，達到二百九十三萬噸；原煤產量增長八點四倍，達到六億二千萬噸；發電量增長四十倍，達到三千多億度；原油產量達到一億零五百多萬噸；鋼產量達到三千七百多萬噸；機械工業產值增長五十三倍，達到一千二百七十多億元。在遼闊的內地和少數民族地區，興建了一批新的工業基地。國防工業從無到有地逐步建設起來。資源勘探工作成績很大。鐵路、公路、水運、空運和郵電事業，都有很大的發展。”

　　“農業生產條件發生顯著改變，生產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全國灌溉面積已由一九五二年的三億畝擴大到現在的六億七千多萬畝，長江、黃河、淮河、海河、珠江、遼河、松花江等大江河的一般洪水災害得到初步控制。解放前我國農村幾乎沒有農業機械、化肥和電力，現在農用拖拉機、排灌機械和化肥施用量都大大增加，用電量等于解放初全國發電量的七點五倍。一九八0年同一九五二年相比，全國糧食增長近一倍，棉花增長一倍多。盡管人口增長過快，現在已近十億，我們仍然依靠自己的力量基本上保證了人民吃飯穿衣的需要。”

　　“城鄉商業和對外貿易都有很大增長。一九八0年與一九五二年相比，全民所有制商業收購商品總額由一百七十五億元增加到二千二百六十三億元，增長十一點九倍；社會商品零售總額由二百七十七億元增加到二千一百四十億元，增長六點七倍。國家進出口貿易的總額，一九八0年比一九五二年增長七點七倍。隨著工業、農業和商業的發展，人民生活比解放前有了很大的改善。一九八0年，全國城鄉平均每人的消費水平，扣除物價因素，比一九五二年提高近一倍。”

　　七、于幼軍的唯生產力論和私有制

　　咋看起來，于幼軍的生產力和所有制思想和“唯物史觀”是直接承繼馬克思的，是對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發揮。然而，正是于幼軍的發揮，使馬克思揭示的真理變成了于幼軍的謬誤，將馬克思的生產力論變成了于幼軍的唯生產力論，將社會主義公有制變成了遙不可及的“未來時”。

　　1、神話生產力，從而把生產力作為檢驗社會進步和各項工作的尺度和標準。從馬克思到毛澤東關于生產力的論述中，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社會生產力是推進人類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社會生產力是使社會主義生產不斷增長和不斷完善，最大限度地滿足整個社會經常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目的的根本手段。因此，要達到這一目的，就要牢記列寧的訓誡：“必須大大發展生產力”；要想戰勝資本主義、獲得社會主義的比較優勢，就必須大大發展生產力；要想建成社會主義、最終實現共產主義，就必須大大發展生產力.這是顛撲不破、毋庸置疑的真理，誰懷疑，誰就是懷疑真理；誰不真心實意發展生產力，誰就會在事實面前碰得頭破血流。但是，生產力只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只是社會主義條件下達到最大限度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這一目的的根本手段。既然生產力只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根本手段、根本動力，那么，生產力就不是人類社會發展的“神經中樞”和“大腦”；既然生產力主要是人類自身創造和繼承的物質力量，那么，生產力必須聽從人類的指揮并為人類社會服務，而不是人類聽從生產力的指揮和為生產力服務。既然這樣，說我們的一切工作都要“服從和服務于生產力的發展”、“都要以是否有利于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來評判、衡量和檢驗”，從而把生產力作為檢驗社會進步和我們各項工作的尺度和標準，就是一個荒謬的神話。這在理論邏輯上證明是一個荒謬的神話，在事實邏輯上同樣證明是荒謬的神話：如果生產力是衡量社會進步的尺度和標準，在中國古代，北宋的生產力水平要比漢唐要高得多，可是北宋積病積弱，漢唐卻稱雄世界；在當今世界，美國的生產力水平獨步天下，據說至今中國的生產力還只有美國的7.8%，按照生產力標準，美國的方向就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方向，可是現在美國江河日下，而生產力水平還不到美國10%的中國卻蒸蒸日上，代表了人類社會的發展方向。可見在事實邏輯面前，生產力作為尺度和標準同樣是荒謬的。可是，這樣荒謬的尺度和標準，一段時間卻在我們的實際工作中取得了統治的地位：一切工作都得為生產力的發展開道，于是什么牛鬼蛇神、烏龜王八都打著發展生產力的旗號粉墨登場，美國的方向一時竟成了中國的發展方向。

　　2、淡化甚至不提勞動的人是生產力發展的決定因素，從而使資本成為經濟發展的主宰。在馬克思視域內，勞動者——革命階級是生產力發展的決定因素，人類創造的物質的、精神的、文化的優秀成果是新社會得已建立和發展的必要物質基礎，因此，社會主義要想建立和建成，必然要實現勞動階級的解放，使他們成為社會的主人，成為發展社會生產力的主力軍；必然要充分利用舊社會留給我們的即得的生產能力，加速發展社會主義的經濟；在資本主義還處在優勢的時代背景下，也必然要利用資本、發展資本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這是不言而喻的。可是，我們一段時間，在告別革命、否定革命的口號，革命成了過街老鼠，革命的階級——工人、農民，以及知識階層，則從國家的主人淪落為“弱勢群體”，自然而然，他們發展生產力的主力軍作用也隨之失去。一種力量的缺位，必然有另一種力量的填補，于是，“招商引資”就成為發展生產力的主渠道。我們不能否定“招商引資”的作用，“招商引資”作為發展生產力、發展社會主義經濟的一項具體措施，是有益的、必要的，前提條件是必須能利用資本、控制資本、駕馭資本，達到為社會主義經濟服務的目的。可是，長期以來我們采取的措施是放縱資本、為資本服務。然而，資本不是物，是能夠帶來剩余價值的價值，是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因而在響亮的經濟工作要以“招商引資”為第一要務的口號下，資本成了我國生產力發展的主宰，使得我國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不僅發生了一定質的變化，我國的上層建筑也隨之發生了一些質的變化了。

　　3、對現實生產力和潛在生產力不加區分，以現實生產力作為生產力發展的標準。對于勞動生產力，是有現實生產力和潛在生產力之分的，這是因為生產力的積累和發展是一個歷史過程，現實生產力是即得的物質力量，而潛在的生產力則在歷史過程中才體現出自己的力量。一個明顯的例證是，整過毛澤東時代建立的比較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工業體系，以及農業體系，雖然在當時已表現出了巨大的生產力，即建立了這些體系本身，但他形成的巨大生產力，主要還是在改革開放時代才釋放出來。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新中國建立的土地公有制度，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吸納了天文數字的財富；二是毛澤東時代建立的比較完整和配套的農業水利灌溉體系，大規模開墾的土地和大規模的農業基本建設，以及農業種子革命、農業機械化進程、農業化學革命取得的成就，為我國最終解決“三農”問題奠定了堅實的生產力基礎，按照農民的說法：“我們吃的大躍進的水，種的是學大寨的田”；三是毛澤東時代已實現的初步工業化，是改革開放得以順利推進的最可靠的物質基礎；四是毛澤東時代建立的比較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對改革開放中國民經濟體系的發展起到了基礎作用。因此，毛澤東時代總體上是社會生產力躍進的時代。可是，由于當時生產力的主要水平沒有顯現出來，于是在于幼軍們那把“現實生產力”標尺的衡量下，毛澤東時代竟成了束縛生產力、壓制生產力、生產力發展緩慢的時代！

　　4、故意混淆馬克思的私有制、所有制概念和無視歷史事實，直接兜售自己的私貨。馬克思的私有制和所有制概念是其極嚴格的，可是，于幼軍先生為了達到他的目的，竟發明了他的私有制和所有制概念。

　　【例如，于幼軍先生為了兜售他那個“要不要消滅私有制？怎樣消滅私有制？等等，都要以是否有利于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是否有利于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的發展來評判、衡量和檢驗”的觀點，不失曲解和歪解馬克思、恩格斯“消滅私有制”的原意。】

　　為此，我們就以馬、恩的“消滅私有制”的思想來“評判、衡量和檢驗”于幼軍的“要不要消滅私有制”的思想。馬、恩說，“共產主義的特征并不是要廢除一般所有制，而是要廢除資產階級所有制。”馬、恩的這個思想這里有兩層意思，一層意思是：共產主義消滅的正是資產階級這種“特殊”的所有制，而不是消滅過去一切世代存在過的奴隸所有制、封建所有制，因為奴隸所有制早就被封建階級消滅了，而封建所有制的消滅則是資產階級的事情，就像“法國革命廢除了封建的所有制，代之以資產階級的所有制”一樣，因此，“消滅先前存在的所有制關系，并不是共產主義所具有的特征”，消滅資產階級所有制才是共產主義的特征。（《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264、265頁）第二層意思是：消滅的是資產階級生產資料所有制而不是消滅資產階級的生活資料所有制，即使在共產主義社會里，也要實行生活資料個人所有制，“可見，你們責備我們，原來是說我們要消滅你們的那種所有制。的確，我們是要這樣做的。”（同上第267頁）

　　馬克思、恩格斯在這里明確提出社會主義要“消滅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人占有制度”并在后面指出“立刻實行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因而在馬克思、恩格斯那里，哪里存在“要不要消滅私有制？怎樣消滅私有制”的問題？

　　于幼軍故意混淆一般所有制與資產階級所有制的區別、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人占有制與資產階級私有制的區別，提出“要不要消滅私有制”的問題，并歪曲馬、恩“消滅私有制”的原意，以此指責斯大林、毛澤東搞社會主義改造不僅搞早了，而且搞砸了——連資產階級的生活資料都剝奪了——剝奪了嗎？沒有，因而這個謊言也就不攻自破。對此，于幼軍提出的指控與160多年前與資產階級對共產主義的責難幾乎如出一轍，其居心自然不言自明了。

　　【再如，于幼軍為了證明“消滅私有制、實現公有制”“馬克思、恩格斯也并非認為只有‘剝奪’這一種形式”，“起碼還有股份制等等”形式引用了馬克思、恩格斯三段論述。（第一卷第235頁）這三段話，馬克思、恩格斯是說了股份制這種資本“在這里直接取得了社會資本的形式，而與私人資本的對立，而且它的企業也表現為社會企業，而與私人企業相對立。”】

　　可是，我們可愛的于幼軍導師偏偏忘記了馬克思最重要的一句話：“這是作為私人財產的資本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范圍內的揚棄。”——“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范圍內的揚棄”！馬克思說得多么明白、透切！哪里說過資本主義公有制可以過渡到社會主義？因而在馬、恩那里，股份制不是實現公有制的“具體途徑”，更談不上“等等”了。

　　因此，有了上面這兩個事例，我們也就明白了于幼軍是怎樣打著馬克思主義的旗號、兜售自己的私貨的了，就已經明白于幼軍的居心又何在了。

　　5、形而上學地對待馬克思的“資本主義自然歷史過程”論，以此否定共產主義運動歷史。于幼軍先生對馬克思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產生、發展和滅亡是一個自然歷史的過程”的論斷情有獨鐘；并且豈止是情有獨鐘，簡直是頂禮膜拜、奉為圭臬；并且豈止是頂禮膜拜、奉為圭臬，而且是作為執法的權杖，判定了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徒勞無功：“《資本論》揭示了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既然是‘規律’，它就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既不以資產階級的意志為轉移，也不以無產階級的意志為轉移。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產生、發展和滅亡是一個自然歷史的過程。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怎樣宣稱其為“永恒”都無濟于事。同樣道理，共產主義社會只有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成為社會生產力進一步發展的嚴重桎梏時，才具有客觀必然性，才能被提到議事日程。”（第一卷第326頁）因而這里關鍵的問題不在于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宣稱，關鍵的問題在于無產階級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該不該搞、搞不搞得成的問題——如果“共產主義社會”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成為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嚴重桎梏時，才具有客觀必然性，才能被提上議事日程”，那么，整個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不過是為資本主義的發展開辟道路，一切的努力都將是徒勞。

　　但是，這一次錯的不是馬克思，錯的還是于幼軍先生，因為馬克思是辨證的“資本主義自然歷史過程”論，而于幼軍先生不過是形而上學的“資本主義自然歷史過程”論。

　　馬克思的“資本主義自然歷史過程”論之所以是辨證的，是因為馬克思不僅看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產生、發展和滅亡是一個自然歷史的過程”，而且看到資本主義社會向共產主義社會的過渡也是一個辨證發展的“自然歷史過程”：

　　第一，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必然不僅為新社會的產生奠定堅實的物質基礎，而且必然產生他的掘墓人即無產階級，不僅發展著自身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而且必然生產著自己的危機即經濟危機，經濟危機的加劇和深化，又必然引發深刻的社會危機和政治危機，這就為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提供了物質基礎、階級基礎和社會基礎條件，這些條件一旦成熟，就會由資產階級專政轉變為無產階級專政，這就是社會主義的國家；

　　第二，馬克思事實上看到了資本主義世界發展的不平衡性。馬克思在他為《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版寫的序言中就明確指出：

　　“問題在于這些規律本身，在于這些以鐵的必然性發生作用并且正在實現的趨勢。工業較發達的國家向工業較不發達的國家所顯示的，只是后者未來的景象。”（《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第206頁）

　　這種不平衡性在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始終是存在的，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的規律后來被列寧繼承和發展，使得“十月革命”首先在俄國取得勝利；

　　第三，社會主義社會并沒有在根本上改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馬克思看來，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商品生產和交換只不過采取了“勞動等價”的直接形式，

　　“顯然，這里通行的就是調節商品交換（就它是等價的交換而言）的同一原則。......至于消費資料在各個生產者中間的分配，那末這里通行的是商品等價物的交換中也通行的同一原則，即一種形式的一定量的勞動可以和另一種形式的同量勞動相交換。”（《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第11頁）

　　馬克思的這個思想被列寧直接繼承和發展為“我們是建設沒有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國家”的思想——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根本區別就是：

　　“‘資產階級法權’承認生產資料是個人的私有財產。而社會主義則把生產資料變為公有財產。”（列寧語錄）

　　毛澤東則進一步承繼馬克思和列寧的思想，認為

　　“我國現在實行的是商品制度”，（這可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最根本的東西！）如所有制變更以外，在其他許多方面“跟資本主義差不多”，

　　“總而言之，中國屬于社會主義國家。解放前跟資本主義差不多。現在還實行八級工資制，按勞分配，貨幣交換，這些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所不同的是所有制變更了。”（《毛主席關于理論問題的指示》）

　　第四，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產生、發展和滅亡同樣是一個自然歷史的過程。當它的歷史使命完成后，這必然已經建成社會主義，實現了共產主義社會！到那時，也只有到那時，才出現“新的更高級的生產關系。”

　　于幼軍的“資本主義自然歷史過程”論之所以是形而上學的，是因為片面、簡單和機械地對待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自然歷史過程”的揭示，以至得出“共產主義社會只有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成為社會生產力進一步發展的嚴重桎梏時，才具有客觀必然性，才能被提到議事日程”的結論。在他看來，社會主義社會不是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不經過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就可以進入共產主義社會，資本主義由于產生了所謂“股份制等等”社會資本所有制形式，就可以坐上“直通車”和平長入共產主義社會！于是，自以為取得了真經的于幼軍對馬克思的學生們不由頓生憐憫而又不無鄙夷：后來一些自稱是他的“學生”的人們，在實踐中并沒有把握好老師的這些思想精髓，以至留下了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許多遺憾和傷痛！

　　綜上所述，我們不妨得出下面的結論：于幼軍自以為自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結果不過是打著馬克思主義旗號、推行自己私貨的所謂馬克思主義者；于幼軍自以為取得了馬克思主義的真經，結果他販賣的正是馬克思主義反對的東西；于幼軍自以為掌握了馬克思這把刀子割傷了斯大林和毛澤東，結果割傷的還是他自己；于幼軍自以為掌握了科學社會主義的真諦，結果卻露出了他的民主社會主義或曰社會民主主義的尾巴。

（【原創】來源：昆侖策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