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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洗劫一個國家的財富，最快的最有效的最殘酷的方式是什么？是軍事戰爭嗎？二戰那么慘烈，蘇聯從戰后到經濟恢復到戰前最高水平不過花了三年左右的時間。

      答案是金融戰。被美國金融戰洗劫成功的俄羅斯二十多年都沒有恢復到以前的工業水平，而且按照現在的趨勢看，再給俄羅斯二十年，也恢復不了蘇聯時期的強大的工業能力。不光是蘇聯，被金融戰洗劫成功的阿根廷，現在一半多國民還處于貧困狀態，至今不能走出那個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日本被美國金融戰洗劫，從“失去的十年”到“失去的二十年”，經濟已經失去了銳氣。東南亞金融危機，發生二十年了，讓亞洲的四小虎，現在還是病懨懨的。

      國家大事，在祀與戎。祭祀先祖，是為了宣誓要不忘初心，讓江山不變色，這是意識形態的問題。放到現在來說，就是不放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指導，不放棄社會主義道路。戎，以前是指軍事戰爭，現在應該改為金融戰爭了。核武器時代，大國之間的直接大規模軍事沖突的可能性基本排除了，大國之間的金融戰爭上升為戰爭的主要形式。戰爭，不管爆發的直接原因是什么，終極目的還是為了財富分配。既然用資本發明了更好的財富再分配方式，何必還要用軍事戰爭那種笨辦法。

實現中國民族的偉大復興，成為我們國家的共識；但是通向偉大復興的崛起之路，絕不會平坦，有很多荊棘，也有很多陷阱。有很多門檻需要跨越，有很多風險需要拆除。

      現在，中國要解決的最主要風險，一是信仰危機，二是金融風險。信仰危機，突出表現在中國的意識形態問題，馬克思主義被邊緣化，中國革命道路被妖魔化，中國社會制度被丑化，這個是意識形態的輿論戰范疇。以前已經講過很多了，在此不再贅述，本文重點講金融風險。

      金融是現代經濟的心臟，金融出現系統性風險，經濟就面臨著整體崩塌的可能，幾十年積累的財富也面臨被洗劫一空的危險。

金融出現系統性風險，是金融危機的另一種說法。防范金融出現系統性風險，就是防范金融危機。

      如果說中國經濟六十多年，最大的幸運是什么？我認為是沒有發生過系統性的金融風險，也就是沒有發生過金融危機。

現在，防范金融危機，已經成為高層對經濟的最重要關注點之一。中央最近已經把防范金融性系統風險，作為重要的工作任務。最新一期政治局集體學習，更是把防范金融系統性風險作為學習內容。黨要管金融，不能把金融交給那些“芝加哥男孩”任性使用，這才是正確的姿勢。

      高層的態度，說明了中國防范金融性系統風險的急迫性，當然也說明了中國現在金融的問題是很嚴重的。雖然還在可控狀態，但如果不及時化解風險，就可能失去控制。

      要化解中國的金融風險，就要先了解中國的金融風險，是怎么來的。我不認為這是經濟自發的結果。

      美國要讓一個國家爆發金融危機，說難其實也很難，必須要讓這個國家按照自己期待的路線圖進行金融改革。說簡單其實也簡單，提前布局，提前培養人才，等待這些人走上金融的關鍵崗位。只是這個等待的時間可能是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一個好的獵手，就是要學會等待。

金融危機的爆發，從來都是需要條件的。條件不具備，金融危機也沒有爆發的可能。新中國六十多年，沒有爆發金融危機，就是因為金融危機的條件一直不具備。這個條件，就是金融自由化。

金融沒有自由化，想發生金融危機也沒那么容易。

尤其是進入國際金融壟斷資本主義階段之后，現代的金融危機，都不是自發的結果，而是人為造成的，可以說是一個有“計劃”的過程。要出現金融危機，就必須先進行金融自由化。要金融自由化，就必須先金融改革。

金融危機爆發之前的日本，就是這么做的。本來日本是一個金融管制很嚴的國家，所以戰后的日本，長期沒有爆發過金融危機。八十年代，是日本特別嘚瑟的時代，當時的日本富豪，喜歡全世界買買買，SONY購買“美國的靈魂”——好萊塢哥倫比亞公司；三菱重工購買“美利堅標志”——紐約洛克菲勒中心51%的股份。當時的日本富豪真是挺像現在的中國土豪。

在金融方面，日本就像一面歷史的鏡子，從當時的日本我們還可以看到我們今天的樣子。日本在美國的壓力下，先是在1985年接受了廣場協議，日本相對美元大幅升值，協定簽訂之前，1美元兌250日元上下波動，協議簽訂后不到3個月的時間里，美元迅速下跌到1美元兌200日元左右，跌幅25%。在不到三年的時間里，最低曾跌到1美元兌120日元。美元對日元貶值了50%，也就是說，日元對美元升值了一倍。這一招當然也會削弱日本商品的出口競爭力，但這不是最主要的目的，讓日本產生穩定升值預期，美元資本進入美國，套利，爆炒日本資產，把日本資產，主要是債市，股市和房市，都推向高點。這一切發生在美元的擴張周期，由美聯儲向世界提供廉價美元。就跟前幾年的美聯儲通過擴張資產負債表，向世界傾瀉美元一樣。

      光有升值預期還不行，還必須解除金融管制，拆除金融防火墻，讓資本可以自由進出。在美國的壓力下，日本請美國人給制定金融改革方案，啟動金融自由化改革。當然，這樣的改革，也要有師出有名，日本的金融自由化改革的名義就是：日本國際化。有沒有覺得很面熟？不錯，中國前幾年的金融改革，也是喊著人民幣國際化的口號。

      人民幣國際化應該不應該？應該。但是要在合適的時機，按照合適的順序，做合適的事。人民幣國際化的問題是時機錯了，順序錯了，結果也是可想而知了。這兩年，開始重視金融風險了，為了保外匯和匯率，限制資本流出，這等于暫時中止了人民幣國際化。但是以人民幣國際化名義推動的金融改革制造的問題，卻不會隨之自動消失。日本當年以日元國際化名義放松金融管制，代價慘痛到無法想象。

      日本的金融自由化改革，把日本的金融防火墻給拆了，外國資本出入自由了。這個時候日本的資產價格已經快高上天去了。股市大漲，高到什么時候，日本的股市市場從1986年1月進入大牛市，4年上漲了3倍。再以日本房地產價格為例，日本人回憶：“其實一直到1980年，房價還和整個70年代差不了太多。真正開始瘋漲還是在1985年到1989年之間。1980年同樣一套30坪的房子在京都市中心還只要3000萬日元，漲得不算特別狠。但是1985年就要5000萬日元，1987年就要8000萬日元了”。到1987年底，日本全國土地的時價總額為1673萬億日元，是國土面積為日本26倍的美國全國土地時價總額的2.9倍（引自時代周報《日本房價啟示錄》）。

人類最大的歷史教訓，就是從來不從歷史中吸取教訓。全球最大空頭大師詹姆斯•查諾斯2013年曾稱，中國當下的房地產熱酷似1980年代后期的日本，巨大的房產泡沫規模無疑將載入歷史，并將對中國的實體經濟和金融體系產生沉重打擊。據其試算，從建設成本來看，中國房地產市場的估值已升至GDP的300％~400％，而1989年日本的這一比例為375％。現在四年又過去了，中國的房地產市場的估值又增加了多少？

      后來，日本果然發生了金融危機。1989年，日元開始升息，利率從持續兩年多的2%調整到3.25%，很快，新任日本行長又把利率調高到4.25%。日本央行采取了緊縮銀根對策，土地價格下跌，隨之房價下跌，銀行出現呆賬壞賬。這是日本金融危機的內因，當然也有外因：美國因素。事實上，日本的這一波金融改革就是美國軟硬兼施的結果，等到時機成熟，美國資本就出手了。日本的貨幣政策開始緊縮后，美國投資基金大量買進日經225指數成份股，用拉高成分股的方式，推動指數上漲，同時在日經225指數期貨建立起足夠的沽空倉位后，開始拋售吃進的日經成分股，引起日經225指數的下跌，美國投資基金在股票市場和股票期貨市場同時運作，把日本股市的泡沫擊潰。

最后的結果是日本的股市跌去80%，房地產價格跌掉了90%。資產泡沫的刺破，也傳導到金融和經濟系統，大量銀行和企業破產。這場危機，打斷了日本高速發展的進程，迎來了停滯時代。日本的這一切是怎么發生的呢？一是外部有美國壓力，二是內部有內鬼配合。本來，不按照美元升值和金融自由化，日本還不至于發生金融危機。

     美國有計劃施壓，日本內鬼有計劃配合。內鬼，內鬼，內鬼，重要的事情說三遍。不光是日本，拉美國家的金融危機，東南亞的金融危機，也是在金融自由化改革實施之后出現的，拉美國家當時主導金融和經濟改革的就是我們前面提到的“芝加哥男孩”。

芝加哥男孩，在1970年代到1980年代，對一群智利籍經濟學家的非正式稱呼，這些經濟學家都在芝加哥大學接受教育，西方國家設立各種基金或獎學金，為這些國家培養一批又一批信奉經濟自由主義的人才，經過精心包裝之后，然后輸送回他們的國家，影響他們的國家的學術系統和經濟改革。1973年，美國支持的依靠政變上臺的智利皮諾切特啟用了大約30個“芝加哥男孩”，以經濟自由主義來治理國家，結果引致國家經濟災難。“芝加哥男孩”并非只是智利的特有現象，從50年代起，美國中央情報局就開始資助芝加哥大學，為拉美國家培養經濟學家，灌輸新自由主義思想。這些經濟學家回到國內，得到重用之后，推動經濟改革，開出的藥方無一例外的就是經濟私有化和金融自由化，也就是美國向中國極力推銷的經濟改革方案。這些“芝加哥男孩”真是沒有辜負美國的培養之恩。以阿根廷為例，阿根廷自1989年阿根廷長期奉行的貿易自由化、經濟市場化和國企私有化的新自由主義發展模式，在對外經濟活動中實行了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后，就放開了對外資的限制，沒有外匯限制，貨幣自由兌換，資本出入自由。大量國有資產被出售，金融系統的國有股比例從改革前的1992年的82%下降為金融自由化改革之后的40%左右，外資在阿根廷銀行的股份超過50%，這個時候就發生了金融危機。阿根廷的大量資產被外資廉價收購，，民眾收入大幅下降，全國半數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

美國不遺余力的通過為其他國家培養學者的方式，對外輸出學術規范、思想觀點以及話語體系。這些培養計劃都是由美國的各種基金會出面，美國的基金會成為美國情報部門的觸手，這已經不是秘密。據美國作家馬克•佩里《美國中央情報局秘聞》一書：自本世紀以來，美國情報機構在一些高校和學術研究機構加緊特工組織的發展工作，他們有計劃地每年在中國政府機關、經濟、文教、宣傳部門邀請一些對國家決策有影響力或潛在影響力的人士訪美或赴美學習考察。中央情報局往往將經費撥到這些基金會的賬上，然后這些基金會再以自己的名義把錢“捐助”給中央情報局指定的對象。（王紹光：中央情報局和文化冷戰）。

回到中國。改開之后，以美國的福特基金會為主體，也給中國培訓了一批經濟學家（當然不會全部接受新自由主義觀點，但是有大部分人接受就夠了）。這批學者后來回國之后，也紛紛走上重要崗位，與此同時，西方經濟學成為一時的顯學，中國也啟動了經濟私有化的過程，經濟土豪批量制造，貧富差距迅速拉開。但是幸運的是，中國的金融自由化一直滯后于美國的期待。

      98年中國避過東南亞金融危機，一個原因是中國當時還沒有實施金融自由化改革，還有堅固的金融防火墻，把外國投機資本擋在了外面，盡管當時中國的金融也是有很多問題，銀行壞賬比例很高，但是因為有堅固的金融長城，所以外資資本沒有辦法偷襲圍獵，金融危機就不可能出現。

從1994年1月1日開始，人民幣匯率結束雙軌制，實行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但實際上長期是緊盯美元的固定匯率，匯率長期穩定在8.3左右。當時的人民幣匯率確實存在著低估的現象，但是也因此增加了中國商品的出口競爭力，壓低匯率，也是中國商品迅速占領世界低端市場的重要原因。

      但是這一切從2005年開始發生變化了。美國開始跟當年對日元那樣，開始拿人民幣匯率說事，給中國施壓，要求人民幣升值。當時中國政府雖然口頭上聲明美國的指責沒道理，但還是通過改革人民幣的匯率形成機制，變緊盯美元的固定匯率，開啟了長達十年的人民幣升值之路，2005年7月21日，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一夜之間升值2.1%，從1美元對8.2765元變為1美元對8.11元人民幣，到2014年1月份的最高中間價6.093。名義有效匯率升值30%以上，這還只是針對美元的升值幅度，如果把歐元和日元的貶值考慮在內，人民幣的實際有效匯率升值超過60%。

2014年，美元結束了貶值周期，開始進入升值周期，2013年12月23日，美元指數也僅為80.54，并且開始放風美元升息。全世界的資本開始回流美國，又引起全球金融的滔天巨浪。歐元貶值，日本貶值，巴西，阿根廷，委內瑞拉，俄羅斯的盧布，紛紛倒下。一直到2015年8月，人民幣成為跟隨美元升值的唯一國家，人民幣跟隨美元升值的結果，就是出口發動機熄火，出口導向的中國工業迎來窒息的時間段，沿海地區大量的出口加工業關門的關門，走人的走人。

對于外向型經濟體，匯率才是經濟的第一指揮棒。匯率升值，壓制本國商品出口，經濟壓力會沿著出口導向的產業鏈一直傳導到上游企業，一直到資源采礦業。中國一直到2015年811匯改，人民幣跟著美元在全球貨幣叢林中高高在上，人民幣的貶值預期也跟著走高，有貶值預期，就會有資本外流。2013年，世界就開始預測美元升值，從2014年1月份到2015年8月份，二十個月的時間，是人民幣貶值的最好時機，這個時間窗口被中國央行人為關閉了，麻煩和代價隨之而來。

到了8月11日，央行才開始慌了，811新匯改，中國人民銀行宣布完善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形成機制，當天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大跌1.8%，此后三個交易日累計貶值4.45%。呵呵，要不挺著不貶，要不就來一個猛的，加劇了市場對人民幣的悲觀預期，資本的外流加劇。

      一直到今天，環顧全球，人民幣表現最為堅挺。雖然也出現了一定程度的貶值，但無疑貶值幅度是最小的，中國龐大的外匯儲備和龐大的經濟體量發揮了作用。雖然經濟也遇到了困難，但如果用比爛的角度，中國經濟也不是最差的。

      但是代價也是很慘痛的，外匯儲備，快速減少了四分之一。外匯的大量流失，意味著進入中國的資本不但帶走了資產價格推高的利潤，也套匯成功。如果是8塊錢進來，6.5出去，就算進來不動，也有可觀的利潤空間，這個利潤也會表現為中國的外匯損失。如果算上他們在中國的投資所得，那么這個損失就更為巨大。

資本游戲，一進一出之間，就是巨量財富的轉移。

 以前通過戰爭手段轉移財富，搶劫財產，現在通過金融游戲，輕松搞定，不見痕跡，只留下一地雞毛。

要在中國復制一場日本式的金融危機，需要人民幣升值，形成可靠的升值預期，外國資本流入中國，把匯率推高，制造匯率堰塞湖，積聚巨大的下跌勢能。這一步已經通過強迫人民幣升值實現了。

然后美元開始升值，美元開始回收，資本開始回流，人民幣跟著美元挺了二十個月，歐元日元帶領其他貨幣迅速貶值，進一步增加了人民幣的貶值預期，資本流出，帶走利潤，帶走財富，并快速消耗中國的外匯儲備。這一步也基本實現了。

但是，要制造一場“完美”的金融危機，光有匯率的有計劃升值和有計劃貶值還不夠，還需要拆除中國的金融防火墻。資本的外流，是需要快速進出通道的，兵貴神速，才能猝不及防的發動一場漂亮的金融圍殲戰。這一步用人民幣國際化的口號來推動，就跟當年的日本用日元國際化的名義一樣。金融自由化也是寫在佐利克報告里面的，美國給中國的藥方，跟當年給阿根廷的藥方，給俄羅斯的藥方，只是這次目標變成中國。接受美國藥方的，都先后發生過金融危機了，沒有一個例外。

      中國的金融防火墻，還沒有全部拆掉，但拆掉了大半，標志是當時宣布的中國資本項目實現基本可兌換。滿足了這個條件，人民幣才可以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SDR。資本賬戶細分為7大類11大項40個子項。根據周小川的講話，完全不可兌換的有5項，其他35項已全部或部分實現了可自由兌換。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在2017年又表示，下一階段的人民幣資本項目外匯管理改革將率先實現直接投資基本可兌換。

看周行長近年來的表態：13年，周小川：中國將加快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2014年，周小川：人民幣匯率改革將進一步改善，資本賬戶可兌換的步伐將穩步提升。實現人民幣更大范圍的國際化確實需要一個條件，應該大體實現人民幣可兌換。周小川：2015年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2017年，周小川又提人民幣資本項目的自由兌換。實行資本項目的自由兌換，成為金融改革的主要目標。不管它叫什么，本質就是金融自由化。

IMF將資本賬戶細分為7大類11大項40個子項。根據周小川最新的講話，完全不可兌換的有5項，其他35項已全部或部分實現了可自由兌換。有人形容，如果把資本項目可兌換改革的完成比喻為一條百公里道路的貫通的話，之前的99公里已經修通了，還有最后一公里需要打通。

但是，距離一場能夠撼動中國經濟基石的金融危機的條件，拆除金融防火墻還是不夠的，金融危機，不只是要做空匯率，還要做空利率，實現雙殺，通過利率飆升，才能讓中國的經濟鏈條全面崩潰。做空利率的前提，是要接觸利率的管制。所以，實現利率的市場化，也被提上日程。2016年3月20日，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在2016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發表演講時表示，中國的利率市場化應該說在去年年底之前基本上就已完成。

      總之，要把利率和匯率都交給市場，這就是金融改革的主要目標，而這恰好也是制造金融危機需要的前提條件。

推動人民幣自由兌換，就是要拆除中國的金融防火墻。這是金融危機發生的重要條件。

      人民幣升值了，金融防火墻也一段段拆除中，距離一場金融危機的實現還缺少什么工具？還需要提供給資本用起來順手的金融核武器。第一顆是外匯期貨，這個不在中國的在岸市場就可以實現，早就具備了。第二顆是股指期貨，已經通過金融改革準備好了，其威力在2015年的那場股災中，已經顯示威力。第三顆是國債期貨，也已經有了。2013年，證監會批準中國金融期貨交易所開展國債期貨交易。

任何改革都是有內在邏輯的，金融改革也不例外，有些邏輯，可能你站在中國立場上看不清楚，但是如果你換個角度，站在美國立場上去看，邏輯就會變得清晰。金融改革當然也是有路線圖的，這個路線圖，似乎可以在佐利克的世行報告里面找到。

這一輪金融改革，給中國帶來了什么？是通過貨幣超發，金融加杠桿等方式，進一步推高資產價格，還是為實體經濟服務，讓實體經濟走出困境了？是解決了以前的問題？還是制造了新的問題？答案很明顯。現在高層高度重視的系統性金融風險，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中國的“芝加哥男孩”又在復制拉美的故事，但是，你以為這就是全部嗎？聽下回繼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