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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人民的名義》的可貴之處在于，以趙立春自白的形式，一針見血的指明了：腐敗退化變質分子以改革派自居，打著改革的旗幟，用所謂的沒有改革經驗推卸腐敗和侵吞國家資產的責任，不過是揣著明白裝糊涂。推行私有化的官員看上去是摸著石頭過河，實際上卻是心如明鏡地渾水摸魚。

一、趙立春劉新建是如何改（搞）革（垮）國企漢東油氣集團的？ 

熱播大戲《人民的名義》中，一直被傳說、從來沒露臉的原漢東省委書記、副國級領導趙立春，刷存在感的重要方式，就是不斷地被曾經的部下回憶。趙立春留在漢東省的秘書中，除了擔任省委常委京州市委書記的李達康，還有擔任漢東油氣集團董事長、也是趙瑞龍犯罪團伙骨干成員的劉新建。在電視劇第48集中，落馬受審的劉新建，面對洗清誣陷、復職歸來的侯亮平，不得不放棄殘存的僥幸抵抗心理，如實交代全部犯罪事實，特別是有關趙瑞龍家族的核心問題。在介紹老書記趙立春之所以將他安排到國企漢東油氣集團任職，而不是像李達康那樣走上政界的用意時，劉新建說，趙立春找他這樣談話：

【讓我當這個董事長，千萬別忘了幫幫趙瑞龍，組織上靠不住，靠得住的是自己人。漢東油氣集團，畢竟是國家的，是全民所有制，永遠不可能變成自家提款機，可是瑞龍的公司是自己的，只要能幫他把公司做好，我們大家，想有什么就有什么。】

《人民的名義》劇集中，劉新建果然沒有辜負自己的這位老領導兼干爹的期望，自從擔任漢東油氣集團一把手以后，通過幾次幾次大手筆的運作，將國企資產掏空轉移到民企私企身上，讓趙瑞龍家族獲利頗豐。比如：漢東油汽集團以投資為名，一次性轉給趙瑞龍控制的山水集團7億，這筆錢在當月就被轉到一家房地產公司，直到兩年零十個月后，這筆錢才歸還。批了6億給趙瑞龍的龍吟電子信息公司做股權投資款，趙瑞龍資產重組成功，股票從2元漲到82，收益沒有給油氣公司，白白讓龍吟公司因此賺了9億多。競標京州市中心的黃金地段，劉新建公司的工作人員竟然以找不到競標的地方而放棄了，讓趙瑞龍以2億的價格拿到地，又以12億的價格炒了出去。

針對所有這些明目張膽地向趙瑞龍公司進行利益輸送的腐敗行為，劉新建卻在接受反貪工作人員審訊時，把責任推得一干二凈。劉新建除了把責任推給下屬工作人員失職，就是把這歸結為改革過程中必要的探索嘗試交學費。劉新建說：“資本市場的事情，誰能看的清楚算得準？”面對這樣的狡辯，觀看審訊直播的檢察長季昌明都看不下去了：“裝什么傻啊，拿國家的前給趙瑞龍擋槍子，好讓他摘桃子。正可謂‘明修找道，暗度陳倉’”，旁邊的侯亮平也忍不住插話道：“許多國企搞不好啊，就是因為這樣的內奸太多了！”

多年以來，中國某些資本媒體、新自由主義學者及其權力后臺(類似趙立春-趙瑞龍集團這樣的腐敗官員)，不斷制造新自由主義的謠言和虛假理論，聲稱國企必然腐敗、低效，然而這些理論他們自己也不相信。他們內心的真實想法，其實是認為國企不可能成為他們的提款機，而只有私企(由他們的親屬和白手套以民營企業家身份控制)才是他們自己的。這些人為何一直極力妖魔化社會主義道路、妖魔化公有制企業，竭盡全力鼓吹所謂用民營經濟取代公有制經濟的新自由主義私有化道路?中國《人民的名義》中，趙立春的話可謂道破了天機!

二、現實的國有企業改革：從來不缺趙立春劉新建，很少出現侯亮平

《人民的名義》中這樣的劇情安排，承認了中國改革過程中出現的驚人國有資產流失的事實，也揭露了像趙立春這樣的貪腐分子以改革之名行貪贓枉法之實的手法。現實中，河北保定鑄造機械廠的“改革”歷程，就與劉新建等人的手法很相似。

保定鑄造機械廠這個建廠50多年、職工2000余人、最高資產達4.2億的國有企業，90年代以后企業負責人肖中庶在時任河北省委書記程維高的支持下，獨攬管理大權。接著又在“保鑄”內成立股份制私有企業——“保定維爾鑄造機械有限公司”并親任總經理。這樣，國有企業老總肖中庶就有了雙重身份，既是“保鑄”法人代表，又重疊著私人企業“維爾”的法人代表。此后，肖中庶以投資入股名義，將“保鑄”廠區南部和東部一側近250畝地的場地及附著物肢解，以不可思議的條件廉價割劃給“亞新”，經過這樣的鯨吞蠶食，國企“保鑄”向私企“維爾”流失資產達1.3億之巨，并因此造成自身生產經營上的困境。最后，再以經營不善資不抵債為名，對國有企業“保鑄”實行破產，在破產過程中通過瞞報資產、低價估值、操控拍賣的方式，讓私企“維爾”低價購進了“保鑄”的全部資產。

值得一提的是，與電視劇中曾經擔任漢東省委書記的趙立春很相似，現實中“保鑄”負責人肖中庶曾經的后臺、原河北省委書記程維高，2003年因違紀被開除黨籍、撤銷正省級職級待遇。程維高的多任秘書都和劉新建一樣因為腐敗落馬，其中就有當年一度震動全國的號稱“河北第一貪”、后被判處死刑的原河北省國稅局長李真。更為相似的是，程維高也有一個像趙瑞龍一樣坑爹的兒子。當年程維高被調查處分的重要依據之一，就是他的兒子程慕陽在父親治下的河北違規經商攻城略地斬獲頗豐，并在程維高被調查前出逃國外至今未歸案。逃到加拿大的程公子生活得很滋潤，利用在國內積累的違法所得，開辦房地產公司，贊助當地黨派，混得風生水起。直到2014年12月，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強力反腐后，中國“獵狐行動”展開，將外逃貪官列入國際刑警組織“紅色通緝令”予以全球通緝，程衙內就榜上有名，但至今尚在追捕中。

《人民的名義》中，劉新建趙瑞龍的吃相似乎還要略文雅一些，不是劉新建親自擔任趙瑞龍私人企業的負責人，或是安排趙瑞龍本人擔任漢東油氣集團的一把手，而是讓這一對干兄弟各挑一頭分工行事。但是因為有這樣一層分頭行事的外套掩飾，才使得漢東油氣集團和趙瑞龍之間的利益輸送看上去更像正常的企業合作，才使得趙瑞龍劉新建侵吞竊取國有資產的行為進行得如此順利。可以設想，如果不是侯亮平在后任省委書記沙瑞金“上不封頂”的承諾支持下刮起反腐敗風暴，漢東油氣集團可以想象到的命運恐怕只能是與保定鑄造機械廠的命運如出一轍——由于劉新建的故意失職，造成資產流失，盈利不好乃至虧損，最終也會面臨破產出售，低價賤賣加內幕交易落入趙瑞龍之手。

令人痛心的是，在現實的改革進程中，趙立春劉新建這樣立場堅定搞垮國企養肥自己的官員從不鮮見，而侯亮平這樣的力挽狂瀾、在大批國企被整死之前就將貪腐官員拉下馬的反腐敗大將，似乎并不多見。這是國有資產一度大規模流失的重要原因。

三、國企經營不善，根源在趙立春、劉新建、肖中庶們的破壞，與所有制無關

趙立春對劉新建的“漢東油氣集團，畢竟是國家的，是全民所有制，永遠不可能變成自家提款機”的囑咐，準確說出了過去很長一個時期內，許多腐敗官員以“改革”之名污名化國有企業、懶政不作為搞弱搞垮國有企業、乃至最后私有化賤賣國有企業的真實動機。

可以看到，某些國企經營不善，核心根源在管理層貪腐分子形成利益集團，處心積慮要將國企劃入自己私人名下，與所有制幾乎沒有關聯。國企經營管理涉及多個層面，存在利潤目標和國家戰略目標，核心不僅在于提高國企效率，還需要完成國家的戰略任務。作為管理國企的黨政干部，需要關注的是如何推進技術開發，如何優化資本配置，如何落實最先進的“領導-技術員工-工人”三結合的管理模式，如何拓展市場等等。然而，作為國企管理者的趙立春、劉新建、肖中庶們，天天關心的只是所有制的改變。他們所關心的技術開發，是追逐短期利潤的技術開發，是服務于自己私人企業的技術開發，他們要么把國企平臺上產生的先進技術、產品變成自己的名下企業所有，要么把影響自己決策的技術員工清除出去;他們所關心的資本配置，是對自己進行利益輸送，把國企資本配置到自己名下企業;他們所關心的國企管理，既不愿意落實三結合，也不愿意學習美國、日本最先進的管理模式(德魯克、豐田)，這些先進管理模式的核心，都是希望增進工人對企業的認同與歸屬感，乃至達到“以廠為家”的效果，肖中庶們卻把工人與技術員工視作壓榨的對象。

我國90年代以來的國企改革，正是在大批肖中庶的操作下，大規模推進私有化，不僅導致巨額國有資產流入私人腰包，還導致大量核心技術流失，國有資本比重迅速下降，私營和外資經濟比重不斷攀升，私有化后的企業出現更為嚴重的管理不善問題、效率低下問題、迷信技術引進、不愿從事技術開發等種種問題，被外資打垮、吞并的例子比比皆是，我國汽車、機床、計算機等領域的技術水平嚴重下滑，或者喪失技術追趕能力，許多原本可以成為跨國資本競爭對手的企業淪為跨國資本的附庸。私營企業中，高端工業設備或消費品高度依賴進口，或依賴跨國公司在華投資企業。國企私有化，導致我國在當今全球分工體系中的地位不斷下降，西方跨國公司掌控著產業鏈/價值鏈中附加值高的環節——研發設計(專利品牌)、原料購置、訂單管理及營銷、儲運、金融服務等，中國廠商處于其中的中低端位置，大體只拿到微薄的加工費。這期間，我國貧富分化不斷拉大，趙立春、劉新建、肖中庶因吞噬大量國民財富，剝削工人血汗，即便我國產業地位和工業追趕能力下滑，卻不影響他們的暴富。

這就是肖中庶式國企改革的秘密——國企必須成為自己的提款機，而不能成為造福民眾的企業。實際上，在公有制條件下，符合國家戰略目標、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大方向的技術開發、產業升級、資本運作、管理改革等，將會做大做強國有企業，將證實所有制改革的謊言，與肖中庶們的私人利益存在水火不容的沖突。對國企貪腐分子而言，“所有制改革”才是最核心的命題。

在過去的一段時期內，不乏這樣的一批官員，一面對私人企業滿面春風積極扶持，在此過程中借機收受賄賂官商勾結，另一面對國有企業發展冷若冰霜懶懶散散，根本不想提起精神做大做強國有企業，坐視國有企業變小變弱。這不是他們個人能力的問題，而是根本的立場問題，歸根結底是國有企業的公有制屬性束縛限制了腐敗官員謀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積極性。對這些官員而言，國家的利益、集體的利益、人民的利益與他們的個人利益是背道而馳的，是此消彼長的。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有那么一批腐敗官員在臺上時，舉著“改革”的大旗給自己作掩護，做出許多明顯違背社會發展規律、因而也造成巨大社會后遺癥的“改革”措施。 

四、趙立春劉新建們豢養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為搞垮掏空國企立下了汗馬功勞 

趙立春直白卻深刻的大白話，還有更為精致深刻的理論版。為這樣的改革制造理論依據和輿論氛圍的，是過去很長時間內受寵的經濟學家們。比如，張維迎認為，公有經濟存在多層次的委托代理鏈，導致了委托人的監督和激勵困難，如果考慮到委托人之間的“搭便車”行為，公有企業不可避免陷入“內部人控制”狀況，因此公有制程度越高，效率越低;張五常認定公有制企業產權不清，私有化是國有企業改革的唯一出路;劉小玄據說通過對全國20多個產業，總計17萬多家企業的統計數據的分析，通過生產函數模型和經濟計量方法的測定，發現在不同所有制類型的企業之間，私營個體企業效率最高，三資企業其次，股份制和集體企業再次，國有企業效率最低。等等。且不說劉小玄等人的數據統計有明顯造假之嫌，且不說張維迎的私有化理論不過是對西方經濟學童話教條的學舌，更不說，張維迎等人打心眼里也未必相信這套理論。只從這套理論有效推動了中國國有企業的私有化、養肥了豢養張維迎一類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的主子們來說，這套理論的實踐是成功的，這個貪腐官員+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們的政治聯盟一度是有效的。

我們可以發現，趙立春、劉新建、肖中庶們在掏空國企實踐的第一線，根本不會相信新自由主義學家的鬼話。只不過，這些鬼話給了肖中庶們最需要的東西：把反改革、反社會主義的犯罪行為變成理論正確、政治正確甚至道路正確的行動。所以，張維迎們炮制的絞殺國有企業的理論，大大地壯了趙立春式的腐敗官員推行所謂“改革”的惡膽。曾經積極以“提高效率、優化經濟結構”之名不遺余力推動國有企業私有化改革的急先鋒、并讓親資本的南方系媒體積極吹喇叭抬轎子鼓吹政績的明星官員，例如仇和、王珉等人，最后都紛紛落馬。仇和在主政宿遷時，私字當頭一賣就靈，學校醫院批量出賣，造成當地公共醫療衛生事業的毀滅性災難。王珉在擔任蘇州市委書記時，就曾創造一年半的時間完成蘇州市1034家市屬企業的改制，后來主政吉林繼續強硬推行蘇州經驗，罔顧國有企業職工和國有資產的利益，強勢引入私人資本巧取豪奪，批量化賤賣國有資產，最終釀成了震驚中外的“通鋼事件”，這是《人民的名義》中的大風廠一一六事件的更大、更慘烈版本。但仇和和王珉本人，卻在此過程中獲利豐厚，權錢交易為害一方，直到被十八大后的反腐利劍挑下落馬。 

五、趙立春們的“改革”是蘇聯官僚特權集團改旗易幟式的“邪路改革”

趙立春們明明做著反改革、反人民的事情，做著倒退到寡頭經濟的事情，卻口口聲聲拿改革做護身符，指責起別人反改革。“改革”的名義，人民的名義，真的可以隨便使用嗎？有一種辯護策略，認為這只是改革開放過程中進行的必要的探索，只是因為沒有經驗，所以難免造成一些失誤。實踐失誤難免，方向不能錯。改革開放在具體策略上“摸著石頭過河”，但是在戰略層面是有方向的，這個方向就是以公有制為主體，“摸著石頭”是要通向共產主義的河對岸。習近平總書記說得很清楚：

【不實行改革開放死路一條，搞否定社會主義方向的“改革開放”也是死路一條。在方向問題上，我們頭腦必須十分清醒。我們的方向就是不斷推動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而不是對社會主義制度改弦更張。】

這就是說，一味把“私有化”作為國企改革的方向，變革所有制，服務于少數人的利益，是否定社會主義方向的改革開放。

趙立春、劉新建、肖中庶們，正是新自由主義改革的中堅力量。他們自己也清楚。可是在現實中的問題是，恰恰是這些破壞改革開放的人，這些損害人民利益的腐敗分子嘴上喊改革喊得最歡，甚至直接把自己與改革綁在一起，將自己視為“改革”的化身。君不見，《人民的名義》中的趙立春為了阻止自己被后任沙瑞金調查，使出的殺手锏就是收買境外媒體《鏡鑒周刊》，猛烈開炮批判沙瑞金，說沙瑞金搞沙家幫，更指責沙瑞金“否定漢東的改革開放”。這樣上綱上線的政治攻訐，使得一身正氣的沙瑞金也不得不有過顧忌，指示宣傳部門組織文章澄清回擊。

如果國企干部在國企改革中不積極推進產業升級，不去“探索”核心命題，而是處處謀求所有制變更，謀求將國企利潤放到自己的碗里，這并不是所謂的“沒有經驗”，也不是“改革的必要探索”，而是違背改革初衷、違背四項基本原則的少數干部為了吞食全民財富而做出的“探索”。無論是從現實的“保鑄”改革，還是從影視作品的漢東油氣集團改革，我們都能看到其中腐敗分子自身的考量。“改革開放”并不是貪腐分子的擋箭牌，“人民的名義”更不是貪腐分子為所欲為的托辭。

《人民的名義》的可貴之處在于，以趙立春自白的形式，一針見血的指明了：腐敗退化變質分子以改革派自居，打著改革的旗幟，用所謂的沒有改革經驗推卸腐敗和侵吞國家資產的責任，不過是揣著明白裝糊涂。推行私有化的官員看上去是摸著石頭過河，實際上卻是心如明鏡地渾水摸魚。

《人民的名義》這部片子好在哪里?好就好在曝光了張維迎、茅于軾等新自由主義學者及其背后的新自由主義官員們(如趙立春團伙)的真實嘴臉：他們一直用“否定改革開放”的大帽子向上攻擊習近平治國理政新思想，對下壓制乃至鎮壓愛國群眾和學者對他們侵吞國有資產、顛覆社會主義制度罪行的批判。

趙立春確實是在進行著一場圖謀遠大的“改革”，但他們的改革，不是共同富裕的改革，不是千千萬萬人民群眾所期許的改革，而是改旗易幟的“邪路改革”。

“大盜竊國”。最大的腐敗，是在所有制改革中發生的巨額國有資產流失，這也是各種腐敗分子所喜聞樂見的“改革”。在《人民的名義》中，“國有企業”這個殼，還限制了趙立春劉新建等人，這批腐敗分子還沒有能力將其徹底砸破，因此只好從內部一點點掏空揣到自己兜里。可是，如果像趙立春劉新建這樣的腐敗分子不是只局限于漢東一省，級別上不限于趙立春的省委書記一級，規模上不限于趙立春劉新建這一小撮呢?如果我國戰略企業諸如石油、鐵路、電信、金融等均進行徹底私有化，變成腐敗分子的私人金庫，屆時，我國就會形成一批壟斷國民核心技術、核心戰略資源并以此吸血民脂民膏的大寡頭，中國會是什么樣子？一方面，私有化之后由貪腐分子領導的企業，難有戰略眼光，面對國際資本巨頭的競爭，更加容易喪失核心技術追趕能力，淪為依附性買辦角色;另一方面，貪腐分子搖身一變成為資本家，在共產主義話語下，身負掠奪原罪，這些利益集團在奪取了國民經濟生產主導權后，必然要與政黨分享政治權力，如任志強等人，以推翻共產黨領導、建立資本專制的制度為己任。

這并非不可以設想，因為蘇聯的亡黨亡國已經為我們作了最精彩的演示。根據美國學者大衛·柯茲《來自上層的革命》一書中的揭露，蘇聯亡黨亡國的根本原因，是內部官僚精英們的自我背叛。在蘇聯體制下，社會上層和底層之間的收入差別，比在資本主義體制下的差別要小得多。一個蘇聯大企業的總經理的報酬大約是一般產業工人的4倍，而美國企業總裁的報酬一般是普通工人的150倍。在蘇聯體制下，最高領導人的工資是一般產業工人的8倍。1993年，在美國，產業工人的平均收入大約是每年2.5萬美元。這種工資水平的8倍那就是一年20萬美元。而美國高層精英每星期的收入都超過這個水平。因此，蘇聯統治集團決定放棄社會主義制度，走資本主義道路。

【“他們意識到，必須使蘇聯解體，才能獲得巨大的權力。蘇聯精英相信，向資本主義的過渡，會使他們成為富人。事實證明，這是正確的。我研究了蘇聯的高級官員，比如切爾諾梅爾金，當了多年的總理，他80年代當天然氣部長，92年就成為天然氣壟斷公司的擁有者，掌握了40%的天然氣儲備，成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柯爾科夫斯基，我93年采訪他時，他描寫了他在80年代曾是共青團領導人時，怎樣利用國家的資金，建設他自己的私人銀行。他們不顧人民的反對，建立資本主義。”】

【“蘇聯解體證明：由一些精英掌權是不持久、不穩定的。這些掌權者最終認識到，維護社會主義不符合自己的利益;符合自己利益的是資本主義而不是社會主義。同時，他們又握有實現轉向資本主義的權力。這一點不僅適用于解釋蘇聯解體，也適用于解釋東歐的劇變。這并不證明社會主義制度不可行”。】

《人民的名義》中，趙立春劉新建等人的腐敗犯罪，絕不止是個人的經濟犯罪，更是一種潛伏的、如不制止就有可能萌芽生長的資產階級政變的初級形式。侯亮平等人的反腐敗行動，抓的也不止是幾個腐敗分子，而是對國家政權人民性質的保衛戰。人民絕不是空洞的集合概念，人民的權益、人民的主人翁地位，只有在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國家才有可能實現。做大做強國有企業、捍衛公有制的主導作用，是在根本上捍衛人民利益，也是吸取蘇東劇變教訓、防止中國重蹈蘇聯覆轍的保障。這是電視劇《人民的名義》中沙瑞金、陳巖石、侯亮平廣受追捧的根本原因，也代表著十八大后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深得民心、廣受擁護的現實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