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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期資本主義”在20世紀批判理論家的筆下帶上了更為黑暗的內涵，他們從馬克思及其后繼者那里借用、批評并發展了這一概念。

 無處不在的“晚期資本主義”

從慶祝睡眠被剝奪的招聘廣告，到售價400美元、可接入無線網絡但效果跟直接用手擠沒有區別的榨汁機，再到美聯航對持票旅客的強制驅趕，這一切都被歸結為晚期資本主義現象。

本周，《大西洋月刊》刊登了一篇題為“‘晚期資本主義’的說法為何突然無處不在”(Why the phrase ‘late capitalism’ is suddenly everywhere),作者安妮⋅羅耶(Annie Lowrey) 調查梳理了這個看似完美概括了現代經濟的恥辱和荒誕的詞匯是如何產生、傳播并流行起來的。

羅耶和她周圍的朋友都隱約記得這個概念是馬克思提出的，和十九世紀的歐洲以及資本主義系統內在的不穩定性有關，但麥吉爾大學政治學者威廉·克萊爾·羅伯茨向其指出，這并不是馬克思的詞匯。事實上，這個概念是后來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家用來描繪他們周圍的工業化經濟體的。德國經濟學家維爾納?桑巴特(Werner Sombart)在進入20世紀前后第一次使用了這個詞匯，比利時馬克思主義者、活動家埃內斯特·曼德爾(Ernest Mandel)在半個世紀后將之發揚光大。

在曼德爾那里，“晚期資本主義”指的是二戰結束到20世紀70年代初期之間的歷史時段，這一時期見證了跨國公司、大眾傳媒和國際金融的興起。盡管他也曾對于自動化、全球化、收入停滯發出過警告，擔憂這些因素將使得工人生活悲催從而撕裂社會基本結構。但是，在他所定義的“晚期資本主義時期”，美國的中產階級欣欣向榮，歐洲也在復原當中。

羅耶指出，“晚期資本主義”在20世紀批判理論家的筆下帶上了更為黑暗的內涵，他們從馬克思及其后繼者那里借用、批評并發展了這一概念。在二戰的恐怖陰影下，法蘭克福學派的成員們在大政府、大公司中看到了過剩的社會控制。西奧多·阿多諾認為晚期資本主義可能不會導向社會主義，而會通過消磨無產階級的革命潛力導致遠離社會主義。他在1968年的一次演講中說道，“經濟過程仍在使得對人的支配成為永久。”

杜克大學教授、美國新馬克思主義領袖、后現代主義理論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遜向更多英語世界的學者和理論家介紹了這個術語。詹姆遜在接受羅耶的采訪時說到，最初這個術語在德國流行更早、更廣，他對于這個詞匯的流行感到有些驚訝也有點驕傲，“這某種程度上是人們對于世界、對于社會本身的感受的癥候式表達”，“過去在左翼陣營之外提‘資本主義’這個詞是一種禁忌，現在很明顯它就在那，它就是那樣。”

詹姆遜在他1984年的著名論文和1991年的著作“后現代主義或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中指出，全球化、后工業化的經濟導致了后現代文化和藝術的興起，任何東西、任何地方都被商品化和消費化。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崩塌，藝術變得越來越自指、膚淺。據他觀察，晚期資本主義在撒切爾、里根時代開始運作并持續至今，并在現在表現得更加完全。

羅耶進一步指出，“晚期資本主義”的概念沖出象牙塔被更大范圍的使用則有賴于一場新的、頑強的左翼運動的出現。這包括占領華爾街、桑德斯的競選、最低時薪運動，以及左翼編輯、作家成立、發展的諸如《雅各賓》(Jacobin)，《新調查》(the new inquiry)和《n+1》之類的出版物。

這些理性表達點燃了對馬克思和批評理論以及晚期資本主義的新興趣。占領華爾街運動的領導人之一、口號“我們是99%”的創造者David Graeber在《異見者》雜志(the Baffler)上的一篇長文就提到了詹姆遜、曼德爾、企業效益和晚期資本主義。一本名為《給青年人的晚期資本主義指南》(A Young Man’s Guide to Late Capitalism)的小說在2011年大獲好評。此后這個詞匯開始在越來越多的主流出版物中出現。

羅耶發現，在社交媒體上也是同樣的情形。2009年以前推特上提到“晚期資本主義”的推文屈指可數，2009年一年內出現了幾百條，2010年變成了幾千條，其中很多都跟大學課程作業有關。2011年，占領華爾街運動開始，這一術語開始大量出現，現在已經無處不在。

隨著時間推進，這個短語的意義發生了一定的變換。“晚期資本主義”成為了當代資本主義令人哭笑不得的蠢事和不平等的籠統說法，例如帶有假泥巴的牛仔褲賣425美元，犯人的電話費高達14美元每分鐘。

但在羅耶看來，這種用法捕捉到了左翼對于經濟復蘇和長期不平等的憤怒，也捕捉到了成百上千萬不那么關心政治但感覺被遺忘、被拋下的美國人的憤怒。羅斯福研究所的Mike Konczal告訴羅耶，他認為這個短語之所以流行是因為經濟危機和之后的十年揭去了經濟運作的虛飾，“經濟緊縮，離譜的最高收入，全球化，長期失業，越來越激烈的競爭，這些都不是新現象，但都愈發殘酷了。”

此外，這種用法也捕捉到了硅谷的泡沫和愚蠢，零工經濟提供了大量晚期資本主義素材。同時，傳統的工作在不再能夠像過去一樣提供安全、穩定和支持。“晚期資本主義”直指不平等，商業公司越來越傾向于為富人中最富有的人群服務，為其他人提供的服務越來越少。

最后，“晚期資本主義”表示出革命的潛力。“晚期”總是在一個事物接近尾聲時到來，羅伯茨指出：“它總是指向革命，‘晚期資本主義’意味著‘我們遲早要走出這個階段’，‘新自由主義’或是單純的咒罵都不帶有這種涵義。”

羅耶最后指出，“晚期資本主義”簡潔、博識甚至帶有美感地概括了上述意義，盡管偏離了誕生之初的原義，但包括詹姆遜在內的所有接受采訪的人都不以為意，而且這個詞匯本身就帶有一定的延展性，從桑巴特到曼德爾到阿多諾到詹姆遜都有所不同。

法國統治階層的衰落？

在2017法國大選即將舉行第二輪投票在中間派候選人馬克龍和極右翼候選人勒龐之間選出新任總統之際，劍橋大學政治學講師雨果·德羅孔 (Hugo Drochon)在Project Syndicate以“法國統治階層的衰落?”(the fall of the French ruling class?)撰文，拷問法國精英階層為何走到了如此失敗的境地。

有觀點認為是法國經濟的僵化導致選民背棄建制派候選人，也有觀點責怪歐盟的疏離和無能，但德羅孔認為，法國精英階層作為西方精英中最備受寵愛、與世隔絕的人群之一，自身也需要承擔一定的責任。

和牛津大學哲學、政治學及經濟學課程(PPE)畢業生主導英國政壇的情況相類似，法國政治家大部分都畢業于國家行政學院(ENA)。從ENA畢業的法國總統有瓦勒里·季斯卡·德斯坦、雅克·希拉克、弗朗索瓦·奧朗德，還培養了總理6人，馬克龍也是ENA畢業生。

ENA于1945年成立時法國正處于破敗沮喪之中，旨在培養精英管理階層領導國家重建，在當時被視作是和過去依靠裙帶關系的人才選拔制度的決裂。盡管初衷都是為了改善政府人員構成，但PPE和ENA都成為了精英化的、脫離民眾的技術官僚式統治的同義詞。由于學習的課程內容廣泛導致學生對很多話題僅有膚淺涉獵，熟練運用數字，但缺乏深度知識。并且，課程壓力導致臨時抱佛腳和臨場發揮成為常態，見多識廣和創造性思維被遵從舊有知識所取代，導致只是重復生產同類精英，社會權力結構不斷固化。

德羅孔指出，盡管只有1%的ENA畢業生選擇投身政治，自1960年代以來，法國內閣成員中還是有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畢業于ENA。大多數畢業生會從事公務員的工作，或者從商。也就是說，ENA生產的是法國統治階層。而半總統制的第五共和政府存在很多君主制舊政權相類似的特征，不僅包括集中化和強有力的行政，也包括腐敗和任人唯親。此次大選中右派候選人菲永的“佩內洛普門”，和此前多屆法國政府爆出的重大丑聞中，都充斥著法國統治階層“國家屬于我們”的優越感。

在德羅孔看來，法國的社會習俗已經發生改變，盡管任命家庭成員作為助理是完全合法的，但法國民眾已經受夠了這種陳規陋俗。而這將有賴于三股力量的合作：重新煥發活力的新聞業、強有力的司法和道德觀念的變遷。

他最后指出，馬克龍作為精英系統的產物，由他來進行這些改變顯得十分諷刺。但是，馬克龍承諾一旦當選，半數內閣成員將來自民間，六月的立法選舉也是一樣。盡管這些措施可能不像他在競選中承諾的“革命”那么激進，但高層的換血將為第五共和帶來長期缺失和迫切需要的改革的原動力。

 作者：賈敏 來源：澎湃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