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人民的名義》熱播之后, 在大家將目光聚焦在形形色色官員角色的同時,有一個群體也深陷政商旋渦,甚至被妖魔化、臉譜化,使“無商不奸” 進一步被證實。
企業家到底是怎樣一個群體呢?他們在經濟發展和資源配置中到底是貢獻者還是掠奪者呢?這本來是個簡單問題,可由于中國多年未有厘清的政商關系邊界,以及市場規則和監督主體的缺位,而使企業家群體成了瑕瑜互見的模糊群體。政商模糊導致官商勾結,瓜分國有資產,搶奪國有資產,倒下一個貪官會帶倒一片企業家。規則與監督缺位,導致不法經營者以鄰為壑,以人為利,形成魚肉百姓,破壞環境的惡局。
此為誰之過?政商生態環境,商民生態環境的惡化,導致的權貴資本與流氓資本對優秀企業家“劣幣驅逐良幣效應”,才是我們應該真正反思和真正改革的關鍵之點。
企業家與企業家精神,之于一國經濟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習近平總書記在4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小組第34次會議上再次提到:“企業家是經濟活動的重要主體,要深度挖掘優秀企業家精神特質和典型案例,弘揚企業家精神,發揮企業家示范作用,造就優秀企業家隊伍。”據不完全統計,這至少是習近平總書記第五次公開講企業家與企業家之于創新驅動發展的重要性。
企業家的重要作用,被認識是經過一個漫長的過程的。1803年薩伊在其《政治經濟學概論》中首次提出了企業家概念的。他說,企業家是“冒險事業的經營者或組織者”,是把土地、勞動、資本這三個要素結合在一起進行活動的第四個生產要素。把企業家精神上升到創新關鍵要素地位的是熊比特。他強調,只有創新企業家,才能把新知識、新技術等非常規要素實現真正的資本化。
從實證觀察企業家作用,一是索洛余值的發現~除了勞動、資本和土地貢獻之外,美國1909一1949年經濟增長中竟然有80%的貢獻不知來源于何種要素。另一案例是1995年《歐盟綠皮書》發現的“歐洲悖論”,即歐洲在科學的優秀程度和高技能人力資本方面在全球扮演領導角色,但卻沒能將之轉化為經濟產出,差異之關鍵要素在于企業數量與質量。第三個案例是房漢廷的《STFE模型》測度的中國2006~2013年企業家資本每增長1%則會促進GDP20%的增長。
由上述的歷史脈胳看,企業家就是一種生產要素,就是一種高產出的資本。既然如此,我們對待企業家及企業家精神,當務之急就是從英雄化和妖魔化的兩極價值判斷中脫出來。
視企業家為英雄,為慈善家,誰去組織要素,誰去節約成本,誰去創造價值?企業家不是英雄,是一種特殊資本要素,天生為創造價值而生,當其不能創造新價值時,作為企業家的屬性也就消失了。
視企業家為妖魔,同樣不可取。企業家是資本要素,資本屬性在于追求利潤最大化,掙錢本就天經地義,不掙錢倒該問問為什么了。企業家資本如同其他資本一樣,自身并無妖魔屬性,它都是在一定規制條件下展開經營活動的。因此,杜絕企業家妖魔化,需要凈化的是政商環境,需要規制的是市場規則的公正、公平和公開,需要的是嚴格執法執紀,不給惡性膨脹的機會。
科技日報社副社長:房漢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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