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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時期仍然是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經濟發展潛力大，但同時面臨不少困難和挑戰，需要更好地協調處理好防風險與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之間的關系，而守住風險底線是重要前提。當前我國正在研究制定“十三五”規劃，堅持風險和問題導向，全面分析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主要風險，前瞻性地把握風險的大小和相互關系，有助于“十三五”時期真正守住不發生風險底線。現有關于經濟風險評估的研究，大多是關于單個或幾個重點風險的獨立評估，缺乏風險之間的相互影響分析。盡管存在一些經濟風險評估方面的研究，但大都沒有考慮各類風險之間的關聯性和相互影響，風險綜合評估的“綜合性”不足。為此，本文將對我國“十三五”時期經濟發展面臨的主要風險進行了掃描，分析各類主要風險的潛在影響；根據投入產出表的研究思路建立風險評估矩陣，對我國經濟“十三五”時期的總體風險進行綜合判斷；在此基基上，提出了針對性的風險防控措施和改革建議。

      “十三五”時期經濟發展面臨的主要風險及相互影響

      “十三五”期間，我國國民經濟主要風險包括五大方面、九個類別，彼此相互影響（圖1）。

外部風險，包括地緣政治沖突、國際金融危機、海外經濟安全等，主要通過外部需求和風險傳染影響經濟增長。除重點關注希臘等歐洲國家、日本以及一些新興市場的國家債務風險外，“一帶一路”戰略與全球政治“不穩定之弧”存在交叉和重疊，海外經濟安全值得關注，以輸出方式化解國內過剩產能不能以阻礙產業結構調整升級為前提。

人口老齡化風險，將導致我國勞動力短缺，養老金收支缺口和養老金結余投資不足問題更加突出。老齡化將直接減少儲蓄，降低經濟活力和創新力，影響“十三五”時期經濟增速。養老金投資不足將侵蝕養老保險可持續運營能力，養老金收支失衡可能會導致社會不穩定。

產業風險，包括糧食風險、產能過剩風險和房地產泡沫風險三個方面。最大的糧食風險不是減產，而是統計虛報和倒賣儲備糧、出租糧倉等投機套利。考慮到金融炒作和互聯網傳播的推波助瀾，糧食風險的影響不可小視。房地產泡沫已較大，中小城市供過于求、購買力不足等，風險更加突出。房地產泡沫破裂會直接拉低經濟增速，降低居民消費，影響地方政府收入和債務償還，并大幅增加銀行不良貸款。化解過剩產能有可能通過產業鏈和債務鏈條引發上下游企業大面積倒閉，帶來失業，減少地方政府財稅收入。

財政金融風險，包括地方政府債務風險、財政可持續風險和金融風險三個方面，主要通過財政支持力度和金融服務能力影響經濟增速。融資平臺償債壓力大，債務透明度差，高度依賴土地出讓收入，財政風險爆發還會增加銀行不良貸款。隨著經濟增速下滑，財稅收入下降更快，養老、醫療、教育和環保等支出存在剛性，財政可持續面臨挑戰。銀行不良貸款和不良率從“雙降”轉為持續“雙升”，并仍在快速暴露；影子銀行面臨較大流動性風險，且風險爆發容易傳導銀行表內；互聯網金融和民間借貸等監管不到位，雖規模小，但風險影響不可小視。

經濟下行風險，影響因素包括三個方面：一是趨勢性因素，經過30多年的高速增長，人口紅利遞減、技術創新不足、部分行業“國進民退”、資源環境約束增強、世界經濟低速增長等內生因素和外部條件都已發生變化，我國實際增速已經低于潛在增速，趨勢性因素是當前經濟下行的重要因素之一。二是周期性因素，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增長出現了三個的“改革周期”，即每當面臨國內外經濟危機時，都成功地通過思想解放帶動改革開放進而帶動經濟增長。三是短期因素，“八項規定”和“反腐敗”措施在政治上是正確和必要的，短期會對消費和經濟增長產生了一定的負面影響，地方政府債務審計束縛了政府投資，世界經濟低迷導致出口發展較慢。

通貨緊縮風險，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同比增速持續多月保持在2%以下的低位，全國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PPI）連續46個月同比下降。在影響因素方面，經濟增速放緩會增加通貨緊縮預期，產能過剩不能及時化解會加劇通貨緊縮，房地產泡沫破滅、抑制投資需求、國外輸入型因素也會加劇通貨緊縮。

從風險的關聯性來看，上述幾類風險的爆發都會加劇通貨緊縮和經濟下行，同時在經濟下行過程中，各類風險如不能平穩有序釋放，當經濟下行至某一節點時可能會集中爆發，產生更大的聯動效應和交互影響。

 “十三五”時期經濟發展整體風險評估

     經濟中各領域風險相互影響、 相互交織，各領域風險的獨立分析并沒有揭示經濟發展面臨的風險“全貌”。 為提高風險評估的全面性和可信度，本章建立一個系統性的風險評估矩陣（見表1），綜合考慮各類風險之間的相互影響和傳遞路徑。風險評估矩陣橫向代表九類風險爆發的概率和可能性， 縱向代表九類風險爆發后的影響。 相應地，矩陣中每個單元格右上角的數字代表風險爆發的概率，左下角的數字代表該領域風險爆發對其他領域風險的影響（該風險評估矩陣和評估框架詳見魏加寧和朱太輝：我國中長期經濟風險：一個新的評估框架，金融監管研究，2015年第6期）。

第一步：判斷風險爆發可能性及對其他風險的影響，填寫風險評估矩陣。風險爆發可能性及評分分三個等級：較低為1，中等為2，較大為3。風險影響及評分也分三個等級：較小為1，中等為2，較大為3。由于風險存在“自增強”效應，加入各類風險對自身的影響。

第二步：根據風險爆發可能性及影響，計算各類風險的相互影響。依照風險計算公式：風險=爆發的可能性×爆發的影響，計算出各類風險之間的相互影響（表2）。

第三步：計算各類風險對其他風險的影響，將每類風險的影響縱向加總，得到其“影響力”；將每類風險受到的影響橫向加總，得到其“被影響程度”。

第四步：加總各類風險的“影響力”或“被影響程度”，計算得出國民經濟總風險評分為358。

第五步：設定風險評估標準，評價總體風險狀況。每個單元格的風險最小值為1=可能性1×影響1，最大值為9=可能性3×影響3。考慮九類風險存在81個（9×9）相互影響，因此總風險最小值為1×81=81，最大值為9×81=729（表3）。

        經評估測算，“十三五”期間國民經濟的總風險評分為358，為風險最大值729的49.1%，處于中等水平。如將風險大小平分為三個等級：81－216為風險較小；216－432為風險中等；432－729為風險較大，則“十三五”期間國民經濟總風險亦處于中等水平。

第六步：根據各類風險的相互影響，鎖定風險傳染路徑。從影響力看，外部風險、糧食風險分別為28和11，風險較小；房地產泡沫破裂和產能過剩風險分別為66和54，風險較大；人口老齡化、財政風險、金融風險、通貨緊縮和經濟失速風險在40左右，風險中等（表4）。

        從被影響程度看，財政風險、金融風險、通貨緊縮、經濟失速風險的評分在50左右，易受其他風險傳染；房地產泡沫破裂風險、產能過剩風險和外部風險的評分在33-42之間，受傳染性適中；人口老齡化和糧食風險的評分均為20，不易受其他風險傳染。

從傳染路徑看，房地產泡沫、產能過剩、財政風險、金融風險、通貨緊縮和經濟失速風險之間的傳染性較大。房地產泡沫破裂，不僅會直接影響經濟增速，還會通過加劇產能過剩、放大財政風險、引發金融風險、強化通貨緊縮等，對經濟增速產生間接影響。“十三五”期間國民經濟的風險傳染主要路徑可能為：房地產泡沫破裂、產能過剩風險→財政、金融風險→通貨緊縮、經濟失速風險（圖2）。綜合看，“十三五”時期國民經濟總風險處于中等水平，結構性風險較大，房地產泡沫破裂和產能過剩風險顯著，且傳染性大。

風險防控與改革對策

     各類經濟風險之間具有極大的關聯性和傳染性，我國“十三五”時期的風險防控與化解需要多措并舉，關鍵是要大力推進改革，提高綜合風險防控和治理能力。

在總體防控思路上，一是“十三五”規劃要注重風險導向，應在風險評估的基礎上制定規劃的主要任務和目標。二是加快推進經濟體制改革，從根源上化解風險；在國家安全委員會下設立專業的風險評估機構，負責動態評估風險演變，及時提出風險防控建議。三是切實加強政策協調配合，進一步提高金融監管協調機制效力、做實貨幣政策委員會、建立財政政策委員會等，提高風險協同防控能力。四是提高統計部門獨立性，提高數據的真實性和可靠性，加大信息透明度，根據數據敏感性和保密性分層分級對外披露，夯實風險防控的基礎。

在外部風險防控方面，一方面，針對世界主要國家的債務危機風險，要指定專業金融機構進行國別債務風險評估，做到提前預判；加強國際合作，適度地參與國際救助機制，縮小波及效應；采取靈活有效的宏觀經濟政策，特別是匯率政策，減少可能帶來的正面沖擊；針對日本主權債務危機風險，要加強東亞區域貨幣合作機制，減少其對整個區域金融穩定的直接沖擊，適當收縮對日風險敞口。另一方面，為保障海外經濟安全，建立國家層面的海外經濟安全協調機制，全面負責海外經濟戰略規劃、統籌協調與應急處置；強化海外經濟發展的金融保障，完善“走出去”企業的融資、保險渠道；完善涉外法律體系，研究出臺對外援助法、對外貿易和投資保護法等法律，依法保護海外經濟安全；積極參與國際經貿規則重構。

在人口老齡化風險防控方面，一是完善生育政策，保持必不可少的勞動年齡人口數量。二是采取“小步慢走”的方式，分行業、差異化提高退休年齡，對延遲退休的人員增發養老金，對于雇傭60歲以上勞動者的企業予以一定的政策優惠。三是加大國有資產補充社保基金力度，提出并落實加大養老保險可持續發展投入的綜合措施。四是建立合理有效的投資管理體制和風險控制機制，確保養老金安全和保值增值。

在糧食風險防控方面，可分為預防和緩解兩個方面，一個重要原則是要避免市場一發生劇烈波動或突發事件就回到計劃經濟并長期化。預防型對策上，改變農業支持政策，包括新增補貼向主產區和優勢產區集中；實行目標價格制度，提高農戶生產糧食的收益；研究制定關于休耕輪作的長期規劃，對有國內增產可能的供給減少品種實施緊急增產措施；加快推進土地制度改革，盡快全面實現土地承包經營權確權登記頒證，鼓勵發展規模經營；從功能、布局、品種等方面進一步改善國家糧食儲備體系，利用企業行為和市場辦法來調節糧食儲備；根據國際國內農產品供求和價格變動趨勢，建立農產品國內生產和進口穩定銜接機制；增加糧食統計信息的透明度和真實性，以穩定公眾的合理預期。緩解型對策上，當出現供給不足狀況時，適當、高效地運用糧食儲備，確保當下糧食供給；穩定市場價格，調查、監控價格以及需求動向；嚴重時實施適當的糧食配給、價格統籌，同時制定干預的退出機制。

在房地產風險防控方面，一是改善政府的宏觀調控手段，經濟的轉型和改革的推進需要慢慢降低房地產行業的地位，但房價在短時間的大幅下跌也會使經濟遭受沉重打擊，把握好宏觀調控的力度和方式，將改革的推進和房地產行業的調整同步進行。二是調節居民收入分配結構，要使房價回落到可承受的水平和穩定房地產市場，可以通過，提高勞動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并通過收入二次分配進一步提高居民收入。三是完善地方債體制和機制，建立完善“自發自還”地方債體系，為地方政府提供了成本更低的融資新渠道，降低地方政府收入對房地產市場的依賴。

在產能過剩風險防控方面，需要在供給和需求兩方面發力，加快產業的轉型升級。在供給面，嚴控新增產能，即便確有必要的轉型升級新建產能，必須與淘汰已有產能相置換；淘汰落后產能，按照環保、能效等標準，采用技術準入、融資限制、差別電價、土地審批、環保準入等方式堅決淘汰；鼓勵兼并重組，推動生產要素從產能過剩的產業向優勢和新型產業轉移；向海外（如亞非拉欠發達地區）轉移一批過剩產能，相當一大批產能雖然在中國是過剩產能，但絕不是“落后產能”、對于欠發達地區可能仍然是急需的產能。在需求面，應積極探索拓展需求，加大產能過剩行業產品的合理使用；提高產業層次和產品檔次，結合企業實際發展“高、精、尖、特”產品，提升產品附加值。此外，中央層面還應有兩大配套政策：一是積極改變地方官員的評價考核體系，加強民生、環保等方面考核，使得各地官員不再有GDP沖動去新建過剩產能，而且有動力去削減存量產量以改善環境；二是積極出臺化解產能過剩的善后政策，在金融措施上鼓勵兼并重組，在人員再就業安置、技能培訓和財政支持上為破產淘汰產能做好善后工作，同時中央財政對部分地區因去產能造成的財稅銳減應給以適當補償或加大轉移支付。

在地方政府債務和財政可持續風險防控方面，一是轉變政府職能，更加突出和加強政府的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削減地方政府的投資性支出負擔，是治本之策。二是培育新的經濟增長動力，保持經濟較快增長，既擴大稅基和增加財政收入，又直接降低負債率。三是完善地方稅體系，加快以不動產稅為主的地方稅建設，結合房產價值評估，對存量房產實施累進不動產稅，為市縣地方政府建立主體稅種和穩定稅源。此外，改革完善與防范財政風險相關的制度建設，完善債務監管體系，在中央政府層面設立（或指定）專門監管機構，在地方政府層面設立自律組織；增強地方財政的規范化和透明度，地方政府應該如實公布當地經濟發展狀況、稅收增長預測和財政支出預算方案及其他相關信息；加強社會和金融市場對地方政府舉債行為的監督。

在金融風險防控方面，合理規劃改革推進方案，穩步推進利率、匯率市場化等改革，進一步提高資金價格在資金配置中的作用；堅持“增量改革”和“存量改革”雙輪推動加快銀行業改革，促進廣覆蓋、差異化、多層次的銀行體系建設；實施股票發行注冊制改革，完善多層次股票市場，大力發展債券市場，優化融資結構。進一步完善金融監管框架，制定出臺互聯網金融監管規則，解決好監管不合理、不一致、不到位問題。盡快建立獨立運作的存款保險機構，盡快推出金融機構破產處置機制，完善金融安全網。

在通貨緊縮風險防控方面，一是提高統計數據的真實性，準確及時的數據是宏觀經濟決策的重要前提，必須要切實提高統計數據的真實性；二是對內應積極淘汰落后產能，加大科技創新的投入力度，同時建立起有效的企業清算和破產機制，以及下崗職工再就業或再培訓機制，維持社會的穩定，對外應積極推進“一帶一路”戰略，將過剩的產能有序地向外輸出；三是通過改革來進一步理順和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打通利率傳導機制，保持市場合理的流動性，以應對可能引爆的風險；四是當前中央政府的債務規模和赤字水平尚處于較低水平，應通過永久性的減稅政策刺激居民消費，對企業采取永久性的減稅可以緩解企業因物價下降造成的債務負擔，給予企業充分的時間調整資產負債結構。

在經濟下行風險防控方面，一是處理好“輸血”、“止痛”與“動手術”之間的關系。目前有三種思路：主張“輸血”、“打激素”，依靠加大貨幣信貸和財政資金投放刺激經濟；把經濟“新常態”理解為不用著急，適應一下就好，類似“打麻藥”和“止痛針”；趕緊“動手術”、“止血”，通過推進改革來調結構和提高潛在增長率。如果為“動手術”，“輸點血”和“打點麻藥”可以理解，也必需。但若只“輸血”、“打麻藥”而不“動手術”，就會加大經濟風險，當務之急是要抓緊時間“動手術”。二是加快推進改革，通過戶籍制度改革和全面放開的人口政策提高勞動生產率；通過大學及研究機構去行政化來提高科技創新水平；通過逐步推進利率市場化和完善存款保險配套措施降低風險；通過國有企業改革打破行政壟斷，提高經濟潛在增長率。三是通過思想解放和創新研發，應對經濟下行周期。過去30多年每當經濟陷入谷底時都是通過思想解放來推動改革開放，再通過改革開放帶動經濟增長，這是過去30多年的基本規律，當前仍然適用。如果我們當前不趕緊加快解放思想，改革就無法順利推進，經濟回暖就會遙遙無期。四是始終保持清醒頭腦，理性看待短期因素，“反腐措施”及“八項規定”等措施的制度化，對于經濟增長速度的影響也會常態化，而不會帶來新的沖擊。更重要的是，這些措施對于降低交易成本，減少資源和勞動的浪費，甚至對于減輕環境污染等方面也會帶來積極的正面效應，有助于我國經濟的長期可持續增長。

風險評估是一個專業性極強的研究和工作，本文借鑒投入產出表的理論原理和風險計算公式，構建了一個經濟風險綜合評估矩陣和分析框架。該風險評估矩陣考慮了我國“十三五”時期各類風險相互之間的影響和傳染，不僅可以對經濟整體風險進行綜合評估和結構分析，而且可以梳理出各類風險的影響機制和傳導路徑，是對現有經濟風險評估方法的重要補充。需要指出的是，本文關于風險大小評估仍然是初步的，需要根據經濟形勢變化進行動態調整。

（本文為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2014-2015年應急管理項目【項目號：71441023，李善同主持】子課題的部分研究成果，負責人魏加寧，研究報告已通過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的答辯。該子課題參與人還有：李娜、賈濤、唐滔、楊坤、譚聰、張勛、王青、高慶鵬、趙偉欣、張洋、張鐘文、劉華偉。本文為作者的學術探討，不代表所在單位觀點）

（作者單位：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博士后流動站文章；來源：《中國發展觀察》201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