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日新：編制“十三五”規劃建議重新研究解決脫貧問題
點擊： 作者：劉日新 來源：昆侖策研究院 發布時間:2016-03-08 12:31:49
劉日新 1929年生，湖南人。中國人民大學副博士研究生畢業。在國家計委工作四十年，曾任高級研究員。參與過起草國民經濟發展和計劃體制改革文件，寫過大量理論文章，對國家經濟建設提過若干建議，受到毛主席等中央領導人多次表揚。曾應邀向全國人大、全國政協和國務院辦公廳專題匯報過研究心得。在有關部委及省市、多所大學講過課、作過報告。參加過中日、中美經濟研討會。職稱研究員，享受政府特殊津貼，已離休。
【編者按】87歲高齡的老共產黨員劉日新同志，離而不休，關注國家大事。他撰寫的《編制“十三五”規劃建議重新研究解決脫貧問題》，是“說實話、出實招”的范例，更是兩會審議十三五規劃建議稿應關注解決的一個重大問題，值得認真研讀參考。
劉日新：編制“十三五”規劃建議重新研究解決脫貧問題
一、脫貧問題是“十三五”規劃的重要內容之一
中央關于制定“十三五”規劃的《建議》第七節，堅持共享發展，著力增進人民福祉這一節，提出了“實施脫貧工程”。認為“農村貧困人口脫貧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最艱巨的任務。”這完全符合客觀存在的實際，是非常重要非常正確的認識。所以，《建議》提出，“必須充分發揮政治優勢和制度優勢，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
接著提出了對策和辦法。對策主要有：對有勞動能力的，支持就業；對當地一方水土養不起一方人的，實施搬遷；對生態特別重要和脆弱的，實行生態保護扶貧；對喪失勞動能力的，實施兜底性保障；對因病致貧的，實施醫療救助保障。并且實行低保政策和扶貧政策銜接，對貧困人口應保盡保。此外，辦法還有擴大貧困地區通路、通水、通電、通網絡等基礎設施的覆蓋面，提高這些地區基礎教育質量和醫療服務水平；并且提出實行脫貧工作責任制，完善中央統籌，省區市負總責，地縣抓落實，等等。經過這樣一系列工作，我們黨和國家經濟政策重中之重的“三農問題”—即上個世紀末湖北省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李昌平向中央領導提出的“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的問題，可能會得到解決，到2020年全體農民可能不致掉隊，同全國人民一道進入小康社會。這是中國經濟生活中的大事，與全國億萬人民休戚相關，對全世界也會發生重大影響。正因為如此，習近平總書記一再就這個問題發表重要講話。
應當指出，這些扶貧措施都是好的，如果抓得緊，在“十三五”期間可能逐步得到實施；但有的如移民搬遷，建學校提高文化程度、興建基礎設施等促進農民脫貧，可能需要有一個過程。也許下一個五年這些措施才能收到實效。
二、關鍵問題是脫貧的標準問題
“十三五”文件提出要“精準扶貧，精準脫貧”。這個“準”字，提得好，很重要，首先在理念上就是要有合適的脫貧標準；其次在實踐上要準確無誤，馬虎不得。我們經過研究，認為現在的主要問題就出在這個“準”字，要在這里扎扎實實地做工作。
“十三五”規劃面臨兩種脫貧標準可供選擇：
（一）一種是中國自定的標準
改革開放以來，國家統計局按照國務院扶貧辦規定的標準，歷年的《中國統計摘要》都有一張“農村居民貧困狀況”統計表，原來每年都發表一次，表示改革開放不斷取得新的成績。如1978年貧困標準為每人每年純收入為100元，全國農村共有貧困人口25000萬，占農村人口的比重30.7%。到2005年農民每人每年純收入增為683元，農村貧困人口減為2365萬人，占農村人口的比重2.5%，由此可見成績多么巨大！
但是，到2013年，國家統計局在《中國統計摘要》這本書中突然取消了按照國務院扶貧辦規定的標準制定的這張《農村居民貧困狀況》統計表，卻沒有說明取消的理由，這就給大家留下了一個不解之謎。于是人們只好猜想。
一種可能性是：國家統計局是不是認為，按照改革開放后27年農村貧困人口減少的進度估計（由1978年的25000萬人，到2005年減為2365萬人，平均每年減少838萬多人），這樣，在2年多以后、不到3年的時間內，即到2008年以前我國農村即可消除貧困人口，全體農民都將進入富裕的狀態。
但是，現在制定“十三五”規劃時，又是這個機構和人員提出的2014年按農民年人均純收入的現價脫貧標準為2800元，全國還有7017萬農村貧困人口。國家統計局以前不是公布過，到2005年農村貧困人口不是已經減少為2365萬人了嗎？而且扶貧工作年年都在卓有成效地作，并沒有中斷。大家都清楚，這幾年我國并沒有發生特大的天災人禍，怎么又出現了這么多的農村貧困人口，這不是前后自相矛盾嗎？
另一種可能性是：國家統計局采納了公眾的共識，國務院扶貧辦定的貧困標準太低，誰都不相信，這張表沒有絲毫意義，乾脆把這它取消得了。我們原來國家計委一些同志包括我在內也是這樣估計的。
這兩種可能性相距很遠。到底事情的真相是怎樣的，需要當事人國務院扶貧辦和國家統計局才能說清楚。（當時的統計局局長馬建堂前年剛離職，人還在京。）我們希望在編制“十三五”規劃研究解決脫貧問題的重要時刻，國務院扶貧辦和國家統計局應當向黨中央國務院和全國人民把這個重大問題的實際情況交待清楚，以便于扶貧規劃的研究擬定和扶貧實際工作的開展。
前三十年編制計劃，要求立足本國，放眼世界。這次“十三五”建議下達前，有關職能部門似乎沒有把聯合國關于脫貧的標準，和外國對中國貧困狀況的評述，向黨中央國務院報告；國家統計局又把廢棄了兩年的按照國務院扶貧辦關于脫貧的標準，和他們制定的《農村居民貧困狀況》統計表那一套搬出來了。這樣，使中央領導人只好照著他們擬好的要求把話說出來了。“十三五”文件指出：“我國現行脫貧標準是農民年人均純收入按2010年不變價格計算為2300元，2014年按現價脫貧標準為2800元。按照這個標準，2014年全國還有7017萬農村貧困人口。（這與前述國家統計局關于近三十年扶貧的成績農村貧困人口只剩下2365萬人數字相矛盾。）綜合考慮物價水平和其他因素，逐年更新按現價計算的標準。據測算，若按每年6%的增長率來調整，2020年全國脫貧標準約為人均純收入脫貧標準所代表的實際生活水平，大致能夠達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所要求的基本水平。”這就是說，屆時中國全體農民將會脫貧。這是中國自己提出的標準。
（二）國際通用的脫貧標準
聯合國采納世界銀行提出的貧困線，現行標準為平均每個農民每天的生活費2.5美元。低于這個標準的，即為貧困人口；高于這個標準的，即已脫貧。按2015年的匯率1美元相當人民幣6.349元折算，這個標準每天生活費約合人民幣15.81元，則全年為5133.13元。（請注意：世行這個標準的口徑，是平均每個農民每天的生活費，即吃穿用等消費支出；與中國國務院扶貧辦的標準，即農民人均年純收入完全不同。眾所周知，農民人均年純收入，除用于生活費即消費支出外，還有其他開支。簡言之，年均純收入大于年生活費或年消費支出。）聯合國采納了世界銀行的這個貧困標準，并把它運用于亞洲、非洲、拉丁美洲貧困國家和地區。聯合國本身和那些第一世界富國援助第三世界窮國，幫助他們扶貧和對他們進行救濟，多年來就是按照這個標準。當然，由于物價和匯率在變動，這個標準的具體數目是有變動的。
在世界銀行把貧困線提高為平均每個農民每天的生活費為2.5美元的標準時，我也分析過我國農民的貧困狀況。國家統計局公布2011年農民實際人均消費支出為5221.1元（《2014年中國統計摘要》第58頁），我計算了一下這同世界銀行的標準相差多少？2011年的匯率為1美元合6.46元人民幣，乘以2.5美元，再乘以365天，就得出農民全年消費支出為5894.8元。用這個數字同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011年農民人均消費支出為5221.1元相比較，就可看出兩者相差673.7元。這就說明，按照世界銀行的標準，中國2011年65656萬農民全部沒有脫貧。這不值得我們嚴重關注嗎？
三、中國應當采用哪個脫貧標準？
我認為，不應當采用國務院扶貧辦的標準，因為所定的標準太低，中國人大都不相信，外國人更沒有人相信，現在再撿起來，還有信用度嗎？
最近網上有訊息說，中國的貧困線標準高于世界銀行的標準。媒體在大肆炒作。這則訊息存在兩個問題：一是兩個標準含義不一，中國的標準是人均年純收入，世行的標準是人均每天的生活費，根本無法比較；二是用購買力平價法（ppp）調整中國的人均年純收入，數目就變大了，于是說中國的貧困線標準高于世界銀行的標準。顯然這里是人們搞不清兩個標準的含義（口徑）不同，成了數字游戲。從本來意義上講，ppp法是說明兩種通貨間的適當匯率的理論，但是西方經濟學也認為，“這是一種在實踐中不太有效的理論。”（參見[英]戴維.w.皮爾斯主編的《現代經濟學詞典》，上海譯文出版社，第496頁。）我們中國沒有做過購買力平價法的實踐。記得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我國有的學者用購買力平價法（利用印度的參數）重新測算我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相當于原來用匯率法計算的四倍，于是認為中國的經濟總量超過美國，已居世界第一。于是他們沾沾自喜，大肆吹噓，吵得好不熱鬧。這樣，國務院下文要有關宏觀經濟部門研究這個問題。當時我寫了《中國的經濟實力究竟如何？》，國家計委以紅頭文件第一個上報了中央。我在文章中指出，我國沒有做過ppp法，（中國要找幾百種商品求它們的平均單價，這已經很難了；同時要到美國找相同的幾百種商品求它們的平均單價，根本做不到。有人就利用印度的參數來代替。）我認為中國有自己的國情，外國的參數不適用于我國。因此，用此法重新測算我國的GDP，夸大了我國的經濟實力，這對我有害無益，助長了某些人的盲目自大狂，還要多交聯合國的會費。這樣，給中央參了一謀，否定了購買力平價法測算我國的GDP。所以，現在用ppp法重算我國的脫貧標準，得出結論說高于世界銀行的標準，這同樣是夸大了我國的脫貧標準，同樣是不適合的。
我認為，中國的脫貧標準，應當采用國際通用的標準，理由有三：
1、我們國家現在是擁有13.7億總人口， 6.19億農民的大國，不是小國寡民，我們脫貧的舉措對世界影響很大。
2、我國現在按經濟總量來說是舉世聞名的第二大經濟體，但由于人口眾多，按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來說，只算中等偏上，屬第三世界。因此，我們的貧困線當然不能高于世界通用標準，但也不能過份低于世界通用標準。如果沉迷于適時構筑中國夢，單純從政治需要出發，那也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
3、我國現在實行對外開放政策，不是閉關鎖國，我們在經濟上許多方面同國際接軌，現在采用世界通用的脫貧標準，這無可非議。
總之，“十三五”規劃如能按照國際通用標準解決我國的脫貧問題，將有助于提高我國在世界上的聲譽。
中國原來是是個“一窮二白”的落后國家，經過前三十年的建設，中國已經建成“兩個體系”（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實現了高標準的工業化。在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相繼發射了“兩彈一星”，跨入核大國的行列。同時中國生產了足夠的糧食，解決了近十億人口的吃飯問題，這是中國歷朝歷代都沒有解決的人口如此眾多的大國的吃飯大問題。總之，前三十年中國已經建成初步繁榮昌盛的社會主義國家。后三十多年的經濟更加飛速發展，國內生產總值平均每年以9%以上的高速度增長，現在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國外密切注意中國經濟的發展，中國是怎么從貧窮落后翻過身來的，包括中國貧困人口的增減變化情況。
我手頭恰好有《世界銀行》十年前關于中國貧困人口的資料，從中可以看到西方世界的研究方法和結論，資料雖然老了一些，但仍可供我們研究參考。《世界銀行》編著的《2005年世界發展報告》估算，2003年中國的貧困人口，按當時的貧困線每天生活費不足1美元計算，共有貧困人口21400萬人，占全國總人口的比重為16.6%。過了兩年，他們測算的中國的貧困人口數量在增加，所占比重在提高。2006年2月26日美國的大報《紐約時報》報導：“據聯合國統計，（中國）大陸有18%的人口每天生活費不足1美元（據此貧困人口的絕對數為23500萬人）。在都市的每個角落中都可以發現窮人。”（這里提示我們，不要只講農村貧困人口，還要注意城市也有貧困人口。）
世界銀行2006年12月1日發布的《貧困評估報告》指出：中國
現在經濟高速度發展的同時，中國的窮人卻更加貧窮了，不是相對貧窮，而是絕對貧窮。“從2001年至2003年，中國10%的貧困人口實際收入下降了2.4%。”這個數據一發表，打破了世界紀錄，推翻了發展經濟學“水漲船高”的基本原理。
為什么中國的貧困人口數在增加，所占比重在提高呢？這是因為新自由主義在我國盛行，私有制經濟比重在提高，社會分配也嚴重不公，財富在社會的一端積累，貧窮在另一端積累。這表現在吉尼系數在大幅度提高。（吉尼系數，是對收入分配不均的一種量度。這是一個中性指標，不帶意識形態色彩，所有國家普遍采用。國際上公認，吉尼系數在0.2以下，為收入分配過于平均；在0.4以上，過于不平均，社會就可能不穩定。）中國的吉尼系數1984年為0.24，2004年為0.47，二十年翻一番，貧富差距拉大的速度如此之快，在世界上是少有的。這是中國自己進行歷史縱比。
對這種現象，國內有不同看法。有的著名學者說，中國的貧富差距還不夠大，只有拉大差距，社會才能進步，和諧社會才能有希望。為了達到改革的目的，必須犧牲一代人，這一代人，就是三千萬老工人。八億多農民和下崗工人是中國的巨大財富，沒有他們的辛苦哪有少數人的享樂，他們的存在和維持現在的狀態是很有必要的。有的說：
經濟學家就是應該不講道德，不要擔心兩極分化。也有人說，中國根本不存在兩極分化，吉尼系數不適用于中國。以此炒作，是反對改革。
有人更是說，收入差距拉大，那是舊體制遺留下來的問題。
也有比較務實的同志寫的書，國家發改委、國家統計局和中國社科院等單位的專家編寫的《中國居民收入分配年度報告》（本書顧問為多年連任國家發改委副主任王春正、朱之鑫，主編孔涇源，經濟出版社，2004年）指出：“最高收入10%的富裕家庭，其財產總額占全部居民財產的45%，而最低收入10%的家庭相應比例僅為1.4%。”這就是說，中國貧富收入的差距達到了32.1倍。這個數據和事實，值得重視。
中國2003年的吉尼系數同主要國家進行橫比，情況又如何呢？仍然是《世界銀行》的同一報告：中國當年為0.447，高于西方貧富懸殊手屈一指的美國（為0.408），也高于日本（為0.249）、韓國（為0.316）、印度（為0.325）由此可見，中國貧富懸殊，兩極分化到了何等嚴重的程度。還是那份《紐約時報》說：“中國大陸的貧富不均狀況已經超過美國、日本、韓國、及印度，事實上，它已接近1949年國民黨統治時期的水平。也就是說，就貧富差距而言，中國大陸已經接近‘回到解放前’了。”“中國至今雖仍自稱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但中國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所需要的社會架構已蕩然無存。”
最近國家統計局公布2015年我國的吉尼系數為0.462，這標志著我國現在貧富懸殊，兩極分化已經超過十幾年以前的嚴重情況，達到了歷史上空前的最高峰，在世界上也是罕見的。因此，對我國的貧困問題必須高度重視，應作為政治上經濟上第一位的問題予以解決。
上述外國資料還提示我們，對我國的貧困人口的關注，不僅要重視農村的貧困人口，也要注意城市的貧困人口。眼見為實。我所在的住處阜成門，在歷史上是北京的煤碼頭，在城門外的街邊公園鑄有運煤的工人銅像和銅駱駝。從這里的街道名稱，什么馬尾溝，車公莊（車把式的住所）等等，就知道這里是老北京的一個貧民窟。我所住的院落，是文化部新華印刷廠職工的宿舍。院內東邊墻下放著一排垃圾桶，夏天烈日當空，曬得臭氣薰天，行人都掩鼻而過。有一個中年婦女，經常手提一個大黑塑料口袋，在垃圾桶內撿有用之物。另外一個中年男性，索性天天把自己的大三輪垃圾車擺在垃圾桶前，收容大家丟下的垃圾。我想他們若不是貧窮，為了生計，決不會去干這種掙不了幾個錢的臟活的。而現在我們的脫貧文件對這一類貧民，是放在視野之外的。衷心希望類似這樣的城市貧民，能納入“十三五”脫貧規劃。
以上所見有限，歡迎批評指正。
2016年2月16日最后修定稿
（來源：昆侖策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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