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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五規劃綱要(草案)和今年政府工作報告針對國民經濟發展中存在“不協調”的難題，明確指出：“協調是持續健康發展的內在要求”，“正確處理發展中的重大關系”，“不斷增強發展整體性”。協調既是發展的五大新理念之一，又是要采取的重要舉措。

　　一、協調發展具有必要性和緊迫性

　　所謂協調發展，就是妥善處理發展中的重要關系，以便著力形成平衡發展結構。協調發展理念和規劃目標與政策的提出，是對我國突出存在的發展不平衡問題的正面回應，通過協調各種關系和比例來解決各種發展的不平衡。其中包括：緩解城鄉區域發展不協調，尤其是城鄉區域收入差距較大，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較為滯后、基本公共服務比較薄弱，住房、教育、醫療衛生等民生方面存在較大差距;協調經濟社會發展，尤其是亟待補齊的突出“短板”，主要表現為幼托難、上學難、就業難、增收難、住房難、看病難、養老難，以及食品安全、環境污染、交通擁堵、農村飲水安全、留守老人照顧和留守兒童教育等;要加速提高經濟結構的合理化和高級化，推動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綠色化這“五化”同步發展，確立金融發展開放要為實體經濟和富民強國的新思路。

　　強調協調發展新理念和規劃目標的深意在于，一是問題導向，盡快解決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平衡或不協調的問題；二是適應經濟新常態，引導經濟社會健康可持續發展；三是全面實現小康社會，限期消除障礙性瓶頸和短板；四是利于全面深化改革，經濟社會的平衡良性發展可為進一步改革提供寬松環境；五是和諧國內經濟社會，便于掌握開放的主動權、參與國際中高端競爭和全球經濟治理。

　　二、當前要協調好發展的十一大關系

　　一是協調經濟與社會發展。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應穩中有進、又好又快，但發展經濟的出發點和歸宿點是改善民生，因而“改善民生就是發展”的價值導向，與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根本目的是內在統一的。當前，必須從改善民生就是發展的戰略高度來謀劃財富和收入分配、就業、醫療、住房、教育、社會保障等六大領域的社會發展，是新常態下協調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的主要內容。

　　二是協調速度與效益發展。縱觀全球經濟增長，1-3%是低速度，4-6%是中速度，7-9%是高速度，10%以上是超高速度，因而我國進入經濟新常態的標志之一是高速度轉向中高速度，這是客觀規律與政策掌控共同作用的狀態。為了協調速度與效益的關系，就必須注重經濟發展方式從規模速度型粗放增長轉向質量效率型集約增長，經濟結構從增量擴能為主轉向調整存量、做優增量并存的深度調整，經濟發展動力由要素驅動、投資驅動等傳統增長點轉向以創新驅動為代表的新增長點，以及產業結構的不斷合理化和高級化。

　　三是協調區域之間發展。其關鍵，一是統籌協調各經濟區的區域發展戰略。目前，我國除了繼續發展長三角、珠三角和中部經濟區以外，已實施“一帶一路”、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西部大開發、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等一批重點區域發展戰略。二是要根據我國主體功能區規劃統籌協調、分類指導各區域國土空間的開發。要從全局角度促進這些戰略的有機融合，推進經濟區和主體功能區之間的優勢互補與良性互動。

　　四是協調城鄉之間發展。當下我國城市與農村的經濟社會發展差距相對較大，因而盡快進行農村的公共設施建設、中小學義務教育建設、鄉鎮企業建設以及城鄉一體化和城鎮化建設，是協調城鄉發展的關鍵。新型城鎮化建設應講求城鄉兩利和實效，而非單純追求農村人口進城。

　　五是協調人與自然發展。要處理好經濟建設、人口增長與自然資源利用、生態環境保護的關系。在每個家庭可以生養二孩的新政下，預計將比一孩制多出1億左右的人口總量，這會加劇已經嚴重惡化的生態環境和資源匱乏的格局，因而必須加大保護和修繕生態環境的力度，加大高效利用自然資源的力度，其中包括推行一些約束性指標。習近平在今年兩會講話形象地描述到：“綠水青山是金山銀山，黑龍江的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銀山。”這就是說，有效保護和修繕性利用山川河流、耕地荒地濕地雪地等，都是國民真實財富，也能“滿足廣大人民日益增長、不斷升級和個性化的物質文化和生態環境需要。”(綱要用語)

　　六是協調公有與私有發展。在堅持和鞏固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大框架下，要認真貫徹毫不動搖地同時發展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的原則，堅決落實習近平總書記和黨中央關于國有企業改革要有利于提高活力、競爭力和國有資本放大功能的“三個有利于”以及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的總方針，重點發展以公有資本控股為主的混合所有制經濟，而非單純發展壯大中外私有制經濟或以民營經濟為主體。

　　七是協調先富與共富發展。其核心是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體系。首先，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經濟中的按勞分配制度。其次，堅持和完善政府對財富和收入的調節制度。在初次分配領域，政府要通過對收入分配的相關法律法規的完善和執行，科學調節收入和財富的分配。在再分配領域，政府通過完善稅收制度來調節高收入群體的過高收入，通過完善轉移支付制度來提高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并通過完善法律制度來取締非法收入。

　　八是協調物質與精神發展。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既包括不斷提高物質生產和消費水平，也包括文化生產和消費水平，而后者就涉及到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和核心價值觀的培育與提升，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優質精神、進步精神、健康精神等的大眾化和主流化問題;涉及到以馬列主義及其中國化理論為靈魂的思想文化軟實力增強和國際競爭問題?？梢?，這一協調意義非凡。

　　九是協調技術與制度發展。技術屬于生產力的范疇，制度屬于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范疇。不宜抽象地永恒認定“制度重于技術”，如同不能簡單地說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重于生產力一樣。必須重視習近平關于“創新是發展的第一動力”的論斷，協調以科技為引領的生產力體系與改革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為內容的制度體系二者的互動發展，以便實現創新型國家和人才強國的規劃目標。我國不能陷于傳統“后發優勢”的“比較優勢陷阱”，而要綱要所強調的，要把發展基點放在創新上，以科技創新為核心，以人才發展為支撐，塑造更多依靠創新驅動、更多發揮“先發優勢”的引領型發展。

　　十是協調對內與對外發展。應確立對外開放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發展國內的理念，力避采取為開放而開放，甚至于弊大于利的開放措施。目前，我國公有與私有企業應加強聯合，逐步奪回被外資不斷控制的眾多產業部門，包括大眾化網站。金融發展要確立服務實體經濟和富民強國的思路，要防止外國資本在中國形成金融壟斷，謹慎對待并充分論證資本項目開放的問題，加快金融市場的事先、事中和事后全過程監管，特別是加強以有效治理股災的股市監管法制和能力建設。

　　十一是協調供給側與需求側改革。綱要指出：“必須以提高供給體系的質量和效率為目標。”可以說，這是發展主線的精煉表述?？梢园淹顿Y需求、消費需求和凈出口增長“三駕馬車”構成的需求側改革、發展和管理，與要素供給、結構供給和科技創新的“新三駕馬車”構成的供給側改革、發展和管理，有機高效地結合起來。當下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堅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和發展的動力。這是由于，供給與需求有著內在復雜的辯證關系。例如，供給(生產)可以決定需求(消費)，人們只能消費所生產所供給的商品和服務，但需求(消費)也可以決定供給(生產)，因為不適合買方需求或消費的商品和服務，就屬于無效供給和盲目生產。又如，對本期或短期來說，投資屬于需求，表現為支出貨幣購買生產要素，但對于下期或長期來說，投資即沉淀的資產決定生產和技術狀況，又屬于供給。因此，協調供給側與需求側改革發展的關系，要有辨證的整體思維和精準的操作藝術。

　　三、要迅速補齊區域發展的“短板”

　　目前我國區域發展不協調現象仍然存在。西部地區、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貧困地區仍然是我國發展短板。要補齊這個短板著力點在什么地方?應當分類看待和差別化地補好區域發展的不協調短板。一類是可以在“十三五”的五年內實現的。例如，按照現行脫貧標準，只要采取有力措施，我國已有經濟實力消除貧困人口，并付諸返貧。至于革命老區，就不僅要在五年內完全脫貧，而且應實現中等和中上生活水平，這是兌現革命的莊嚴承諾和全國人民都認同的目標。另一類是西部地區和邊疆地區。由于歷史原因和自然條件，加上與我國接壤的國家及其邊疆都是不發達的，因而要在人均占有資源和人均收入均不高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就消除這些區域間和城鄉間的經濟和生活差距，那是天真的美好想象。但是，倘若我國采取強有力的經濟、法律、文化、輿論和行政等手段，加大市場導向、政府的財政轉移支付、發達省市的對口支援、人才和干部的特殊政策和定期交流等措施，那么，較快地縮小這些地區與東中部地區的重要差距，還是完全可能。還有一類是各個民族地區，其區域間差距也不小。政策的總體思路，應首先是重點支持“最短板”的那一地區和領域;其次是讓各個民族地區均有較快較大的發展和改善;再次是不能讓民族團結安定較好的地區“吃虧”即支持的力度不宜低于不安定的地區(應讓安定團結的民族地區首先富起來，發揮示范效應);最后是要運用統計資料和客觀事實來公開地宣傳新中國和改革以來，全國整體對各個民族地區的支持(民族地區的收益)，大大超過了民族地區對全國整體的自然資源支持(民族地區的支出或成本)，因而民族團結安定能有益于經濟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正如地處中華民族大家庭的內蒙古民族地區經濟和生活就比獨立后的蒙古國家要好得多。

　　四、城鄉協調發展的關鍵是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

　　在推進城鄉協調發展方面，“十三五”規劃提出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當下有幾個重點和難點迫切需要關注和解決：一是城鎮化質量亟需提升。目前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已超過為50%，而實際戶籍人口城鎮化率不到40%。二是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服務亟需保障。被統計為城鎮人口的大約2.4億農民工及其隨遷家屬，未能在教育、就業、醫療、養老、保障性住房等方面享受城鎮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務。三是大中小城鎮空分布和結構亟需改善。東部、中西部的城市發布與資源環境承載能力不匹配，中小城市集聚產業和人口不足，“大城市病”嚴重。四是城鄉建設特色亟需加強。一些城市貪大求洋而導致建筑等“同城化”，一些農村地區簡單采用城市元素而導致鄉土特色文化流失。其中，第一和第二點就屬于“硬骨頭”問題。

　　解決難題的關鍵在于，各級政府要加強制度安排和分類指導，不急躁、不拖延，因地制宜地有序促進各具特色的新型城鎮化;以人的城鎮化為核心，盡快確保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常住人口全覆蓋，不大力加強新市民的職業教育培訓;推動城鎮化與信息化、工業化、綠色化、農業現代化、交通高效化和生活高質化這“七化同步”，促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和公共資源均衡配置，協調新型工農關系和城鄉關系；優化布局，集約高效地推進城鎮化，提高國土空間利用效率。

　　（作者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經濟社會發展研究中心主任；來源：今日中國雜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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