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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包產到戶后土地的演變

　　我長期在內蒙古烏蘭察布市農村工作和生活，親身見證了農村實行包產到戶后土地的演變，現將烏蘭察布市土地演變過程介紹評述如下：

　　(一)、土地的演變過程

　　1978年冬，安徽小崗村率先實行包產到戶責任制，1979年，安徽省在省委書記萬里的支持下，在全省試點包產到戶，1980年在全省全面推行包產到戶責任制。當時內蒙古黨委書記是周惠。他在1959年跟隨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受到批判牽連，被撤了職務，文革后出任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書記。周惠積極主張學習安徽省包產到戶的經驗，1979年2月，他到烏蘭察布市卓資縣羊圈灣公社蹲點試行責任田與口糧田兩田分離，小牲畜(羊、豬)作價承包給社員家庭飼養。全縣其他公社也開始試行責任田和口糧田兩田分離，由于正處在春播階段，有的生產隊來不及實行兩田分離。莊稼出苗后，有的生產隊半路出家，分了青苗，特別是全縣馬鈴薯田幾乎都分到戶，實行家庭家經營。1980年，卓資縣84%的生產隊實行了包產到戶生產責任制。到了1981年，全市普遍實行包產到戶責任制(當時叫大包干)。到了1982年，全市農村實現了清一色包產到戶。包產到戶責任制就是把生產隊土地、牲畜、農具等公有生產資料和財產按人頭分到每戶農民手中，集體樹木也分到每家每戶。水利設施暫時還沒有分，或者賣掉。包產到戶責任制核心內容是：交夠國家的，留夠集體的，剩下全是自己的，紅黑死挨。所謂國家的是指把糧食賣給國營糧庫，用來完成農業稅任務。頭幾年不賣糧用現金來完成農業稅是不行的，后來糧食多了，也就不強調必須賣糧完稅。留夠集體的是指按承包土地面積分擔集體的各項提留統籌，提留共有8項，分別是：村干部職務補貼和村委會辦公費、五保戶和優撫對象生活費、民辦教師工資費、民兵訓練費、鄉村公路維護費、牲畜防疫費、訂閱報刊費等，后來卓資縣政府又對每份承包地加了1元電影費，用來解決村民無法看公映電影的難題。集體提留通常也被稱作為費。紅黑死挨是內蒙古當地的一句土話，意思是豐收年不向農民多收稅和費，遇災年農業稅和費也不減免。此外，每份承包地還要負擔20個積累工，20個義務工。在實施過程中，農業稅與費是由鄉政府組織征收的，按道理講，費應該留給行政村和村民小組，可在具體實施過程中，村干部根本無權使用，收取回來的費全部進入鄉政府的賬上，由鄉政府統一安排使用。

　　實行包產到戶頭幾年，農民種田積極性高，糧食產量有了較大幅度的增產，一舉解決了過去農民吃不飽飯的問題。但是糧食增產主要因素來源于農民傳統的精耕細作經驗，特別是堵住了在糧食收獲過程中的管理漏洞，顆粒歸倉，避免了糧食的損耗。但是在實行科學種田、向農業現代化發展方面卻是呈現倒退現象。比如，大隊買回的鏈軌拖拉機和大型脫粒機成了無用之物，賣了廢鐵。水利電力設施遭到破壞。有的地方水利設施雖然完好，但一家一戶不方便使用;還有個別農民自己不澆地，也不允許周邊農民的澆地水渠從自家承包地里通過，由此造成了水地變成了旱地。大型農田水利建設也幾乎全停止了，已經建成的四級農技推廣網更是處于線斷網破、人員流失的狀態。不過這時候進口二胺化肥和國產尿素開始大量供應，科研單位育成的作物新品種處于井噴狀態。因為新品種選育周期一般為16年，全國多數農科院所60年代才上馬新品種選育課題，80年代正是出新品種、出成果的階段。在糧食增產中，化肥和良種對農業增產起到了60%以上的作用。但有人把糧食增產功勞全歸在一包就靈的生產體制改變上了。

　　包產到戶并不是一包就靈，不是解決問題的萬能法寶。農村很快就出現了新的問題。到了秋后征收稅和費時，起碼有一半的農民不主動交稅和費。鄉政府的干部有了新的工作任務，那就是督催農民售糧來交稅和費。稅和費是按照承包土地面積分攤的，五保戶照樣攤了稅費，他們自然不會交稅和費的。有些不會種田的農民，所收無幾，解決自己溫飽都是問題，無多余糧食出售，就不想交稅和費。有些農戶家里發生了重大的災害，比如失火燒了莊稼，無力交稅和費。特別是遇到大災年，多數土地絕了產，農民也得紅黑死挨，照樣交稅和費。這時候縣鄉財政實行分灶吃飯的改革，稅要交到縣財政，費留給鄉政府使用。鄉政府征收不回稅和費，干部和教師就發不出工資，鄉辦養老院里的老人就買不回米面，開不了鍋。鄉政府無辦公經費就得關門。因此，鄉村干部只能狠下心來督催農民交稅和費。我在鄉政府工作，至今想起催農民賣糧交稅和費工作的艱難情景，心情依然十分沉重。收稅到了收尾階段，干部們集中起來，到農戶家里只能是有糧拿糧，無糧拉羊，家里有什么就拿什么了。因此，有的農民罵鄉干部是土匪、國民黨。作者于1985年曾寫過一份題為《大唐棍溝村貧困調查報告》，反映農村的苦情，寄往黨政部門和新聞單位，上了新華社內參，自治區黨委書記說要下來調查，把縣鄉政府領導嚇了一跳，有個領導放話要整我，好在黨中央已發現了全國各地都存在我所反映的問題，開始在農村部署安排扶貧工作了，那個領導整我的念頭才不了了之。

　　鄉干部再努力工作，也不可能百分之百地完成征收稅和費的任務，只能想歪點子了。縣稅務局給各村民小組下達的農業稅任務是個總數，要由鄉財政所的工作人員配合行政村和村民小組的干部落實到每個農戶，于是行政村干部在鄉干部的配合下，自作主張把五保戶等交稅費困難戶的稅和費免掉了，然后把免掉部分再公攤到其他農戶頭上。費的攤派數量由鄉政府決定。鄉政府為了百分百地完成交農業稅的任務，就采用了以費保稅的法子，加大了費的攤派，以費填補交稅任務的完成。再后來鄉政府增加了農技推廣費用的支出，以及招待費的增加，費的攤派就越來越大。作者家屬分到一份承包地，剛開始一份5畝承包地，交農業稅13元，費8元，到了后來，一份承包地交稅費增加到65元了。我所在的鄉，有的村一份承包地稅和費高達136元。而一份5畝承包地，旱地正常年份畝產小麥不過200斤，每斤小麥價格0.36元，5畝地毛收入不過360元。現將卓資縣農業稅和提留統籌(費)官方統計數據摘錄如下：1986年全縣農業稅金277.7萬元，鄉村提留統籌64.2萬元。到了2001年，農業稅金為867萬元，鄉村提留統籌為1500萬元。2001年與1986年相比，農業稅金增長了2.1倍，鄉村提留統籌(費)增長了22.4倍。鄉村提留統籌從原來的8項增加到15項，分別是教育附加費680萬元，牲畜防疫費35萬元，農民疫病防治費21萬元，文化網絡費21萬元，計生網絡費21萬元，育林基金費21萬元，防雹費10萬元，鄉村道路費24萬元，民兵訓練費33萬元，優撫費66萬元，其余為村干部工資和辦公費。農民人均負擔費71元，農業稅30元。農民負擔的稅和費增長的這樣高，可見農民的負擔有多么重啊。農民種地收入越來越低了，土地越來越不值錢了，有的農民收獲了糧食，稅和費也不交了，承包地也不要了，雇車連夜跑路了。跑路的農戶，其承包地雖然不種了，但承包地上的稅和費的任務，縣鄉政府照樣下達。行政村領導只能把跑路農戶的土地轉包給其他農戶種，承擔稅費任務，如果轉包不出去，撂荒土地的稅和費只能往在村里種地人身上攤派了，形成了惡性循環。于是，有些地方種地成了賠錢的事，種地農民苦不堪言。湖北省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李昌平于2000年3月上書朱镕基總理，喊出了農村真窮，農民真苦，農業真危險的呼吁，真實反映了當時農村的現狀。

　　烏蘭察布市是一個貧困地區，農業生產條件惡劣，農業稅費的加重使農民雪上加霜，于是大批農民出外打工，出現了大量的棄耕撂荒地。卓資縣土地面積由1989年總耕地面積為120萬畝， 到了2012年，縮減為60萬畝。

　　轉機這時候出現了，1999年，國家實施京津唐風沙治理工程，動員農民退耕種草，對退耕地免除了農業稅，讓農民減輕了稅費負擔。到了2002年，國家在內蒙古開始實施退耕還林工程，每畝退耕地補助200斤小麥，連補8年，一下子緩解了留在村里種地農民的困境。到了2006年1月1日，國家取消了農業稅，又過兩年，國家對種地農民實行種糧補貼，一開始卓資縣1畝耕地補貼11元，以后補貼逐年加大，2015年達到每畝補貼68元。雖然農業稅和費全減免了，種地還有補貼，但在農民眼里，土地并不是值錢的東西，卓資縣土地90%屬于旱地，種1畝旱地收入二三百斤糧食，毛收入二百多元錢，種地成本高達一百多元，不如外出打工兩天的收入。于是，農村就出現了大量耕地撂荒現象。1984年，卓資縣農業局搞土壤普查，調查回來的全縣耕地數據是：國民統計數據為120萬畝，實際耕種土地140萬畝。因為農民對承包地擴邊展沿，實際耕種面積增加了。2007年，縣農業局結合土壤普查，調查掌握的耕地面積是：全縣國民統計數據退耕還林草面積60萬畝，耕地面積65萬畝，實際耕種面積為48萬畝，撂荒地17萬畝，撂荒土地占總耕地面積26%。

　　1998年到1999年，全市開展土地二輪承包合同的簽訂。全縣村民大約有30%的人進城，走了，沒有參加二輪土地的承包。因為，稅和費重的要命，種地微利甚至賠錢，有點本事的人誰都不愿意留在村里種地。報上鼓吹二輪承包給農民吃了定心丸，并不符合當時農村的實際，農民的心情其實挺沉重無奈的，有一份奈何，誰想留在村里種地。有的村民雖然簽訂了二輪土地承包合同，但很快把地撂荒，進城打工去了。

　　后來國家對土地免了稅和費，而且種地有了糧食直補，撂荒跑路農民又想要回原來承包的土地。加上1997年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有些村民在城里立不住腳，回到村里又無地可種，就向政府上訪要地鬧事。而各級地方政府早先出臺過地方政策，各地第一輪土地承包合同書如有村民不交農業稅和費，不實行科學種田，要把村民承包地抽回，分給其他村民種植的內容。于是撂荒地主和現有耕地主家鬧起了糾紛，一開始縣鄉政府和村委會支持現有占地農民，理由是跑路農民自動放棄了承包地，且違反了土地承包合同條款，村委會有權收回再分配給別人種植。后來國務院辦公廳下發了國辦法明電(2004)21號文件《關于妥善解決當前農村土地承包糾紛的緊急通知》，該文件不允許鄉政府和行政村以農民棄耕不交農業稅為理由抽回所承包的土地，發生土地糾紛可以向法院起訴。農民土地糾紛案件，法院一般都以21號文件為依據界限，二輪土地承包書上寫明是那家的承包地，就把土地判決給那家，往往是失地農民勝訴。村民沒有簽訂二輪土地承包合同的，那就永遠喪失了承包村里土地的權利。一時土地糾紛案件大增，法院忙不過來了。后來法院不再受理農民承包地案件，改由縣農業局進行行政仲裁處理。

　　包產到戶頭幾年，農技推廣工作處于半停頓狀態，市縣鄉農技人員幾乎無正事可干，以至于在領導層出現了一種把縣鄉農技人員分流下崗的論調。雖然，各級領導都還說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但是，僅僅是說說而已，采取的實際行動并不多，有人形容這一時期的農業是口號農業。到了1990年，這種情況有所改變，政府對農技推廣工作開始真抓實干了。以烏蘭察布市為例來說，市委和政府每年上馬各種農業高產攻關工程，向旗縣鄉鎮下達指令性的農業新技術推廣面積和增產指標任務，要求連片種植高產攻關田，抽調科技人員和機關干部下農村開展工作。現代化農業生產與包產到戶家庭小農經濟體制具有天然的矛盾。地方政府和鄉村組織解決這種矛盾的措施就是應用行政手段強制推行，加上宣傳動員工作和科技培訓引導，以一定程度上剝奪農戶的生產經營自主權為代價來落實連片高產攻關項目。市委和政府提出的口號是，不落實農業高產攻關任務：農民讓地(調整承包地)，科技人員讓職稱(不聘任上崗)，領導干部讓位。一個原則是逼農民增產增收，幫助他們走上致富路。這里面最難的就是農民讓地這一條，農民對承包地有生產經營自主權，你憑啥剝奪呀?憑的就是市里統一制定的土地承包書里預先寫明的一條，農戶有義務執行高產攻關任務。在實施連片種植高產攻關田的過程中雖然遭到不少農民的反對，但鄉村干部軟硬兼施，逼農民就范，雖然有的鄉鎮出現過鏟掉農民在高產攻關田規劃范圍內自由種植其他作物的極端現象，但全市沒有發生過農民聚眾越級上訪和去法院打官司的極端事例。在七八年里，烏蘭察布市在農業生產上搞了百萬畝豐產溝栽培推廣、小麥馬鈴薯高產攻關、馬鈴薯良種繁殖體系建設、覆膜馬鈴薯栽培、覆膜玉米栽培等大型農技高產攻關項目，其中，豐產溝栽培推廣完全失敗了，地膜覆蓋、玉米高產栽培大獲成功，實現了全市種植結構大調整，玉米馬鈴薯取代小麥莜麥成為全市新的主栽作物。如果任憑農戶家庭自由種植，就不可能有這種農業生產技術上大的進步，糧食產量也難以較大幅度地提高。張藝謀導演的《秋菊打官司》就是以這個時期的農村背景創作的。村長按政府的要求，推行農業新技術種植方式，村民以自己對承包地擁有經營自主權不予配合，由此發生了沖突。影片中秋菊和村長都不是壞人，村長并不是因為個人私利與秋菊一家發生沖突，秋菊雖然贏了官司，但心情也是復雜的。村長更是滿肚子委屈無處訴說，按道理講，村長何必督促秋菊一家采用新科技成果種地呢?還不是執行上級布置的工作。政府也有說不出口的苦衷，任由農民小農自主經營，不進行干預引導，科技成果怎么會自動很快地進入農業生產中，農民能夠只憑自己能實現增產豐收致富嗎?影片揭示了包產到戶小農生產模式與政府推廣農業科技成果所產生的矛盾，反映了包產到戶這種生產體制的不足和局限性。秋菊目送村長被逮捕，復雜的面部表情耐人尋味。

　　政府強制農民搞高產攻關田規模化種植，手中還有一個經濟手段，當初村委會與農戶簽訂土地承包合同時，每份承包地負擔著20個義務工和20個積累工任務。頭幾年，鄉政府和村委會基本沒有組織農民履行義務工和積累工，為了完成高產攻關田任務，鄉政府和村委會就以農戶完成攻關田任務，就算農民履行了義務工和積累工，否則，對農民強制收取完不成義務工和積累工的罰款，缺一個工，罰款5到10元，逼得農民不得不參與到政府組織規劃的農業高產豐收攻關項目中來。

　　到了2001年，種地效益越來越低，土地越來越不吃香了，農民不怕鄉政府和村委會抽承包地了，大批農民進城，打工走了，農村大約有30%的土地撂荒了，政府主導的農業豐產項目也再難以實施下去了。

　　這個時候，以溫室大棚、噴灌圈為代表的設施農業，新蔬菜品種規模種植的現代化農業異軍突起。這種農業生產方式特點是規模種植，高投入、高科技、高產出。投身設施農業的多是城里創業有成、財力雄厚的公司和個人，或者掌握了農業高新技術的農技人員。也有城郊種菜富起來的菜農。他們采取市場化的方式，一般以每畝地200元的價格向農民轉包耕地。各級政府大力支持這些新型農業創業者，以卓資縣為例，建1座溫室，縣財政補貼2萬元，建1座大棚補助5000元。對設施農業園區，政府從修路、打井、送電等各方面給與全力扶持。近年上級支農資金逐年加大，政府支農資金多數補貼到這批人手中了。但是，由于農業比較效益低，市場風險大，這些設施農業投資者賺了大錢的并不多，還有不少失敗者。2011年，采用噴灌圈和滴灌設施，包地種馬鈴薯的人不少，1畝地可以賺到1000多元，第二年包地種馬鈴薯的人更多了，結果出現了馬鈴薯賣難的問題，馬鈴薯銷售價格由去年每斤0.8元，降為0.35元，包地種馬鈴薯的人虧了血本，中央電視臺等新聞媒體都對烏蘭察布市馬鈴薯賣難做過大量報道。下鄉包地搞設施農業、農業新技術開發，都要求土地連片才能實施。從農民手中轉包土地，只要有幾戶農民不愿轉包，就連不成片，包地者對此很頭疼。往往要由鄉政府和村干部做村民工作，促成土地連片轉讓。從農民手中包地者，開始都說要承包好幾年，而且一般都與農民簽了書面包地合同，承包費一年一付，結果有的賠了錢，一走了之，既坑了農民，也連累了鄉政府和村委會。一些大的農業開發公司，比如開發草莓種植的公司，政府百萬、千萬元地投資扶持，并為企業擔保從財政借款、從銀行貸款，結果項目失敗了，留下難以收拾的爛攤子，農民追要每年土地轉讓費一項，就讓地方政府頭疼不已。

　　2006年11月，全國人大通過了《農民專業合作社法》，鼓勵農民組織專業社進行農業生產，想法是好的，這是一種以經濟利益為紐帶組成的新型農業生產經營組織，往往是由資本雄厚的投資者發起，吸引來合伙人。普通農民并不積極參與，因為，農民以土地入股，所占合作社資本構成比例微乎其微，在合作社里沒有多少話語權，農民不愿承擔風險。政府對農民專業合作社是大力支持的，有了支農資金也愿意投給合作社，目前，卓資縣在工商局注冊的農民專業合作社460多家，其中，在地稅局取得稅務登記的為194戶，在國稅局登記的123戶。有的農民專業合作社搞得不錯，受到了自治區政府的表彰。有的合作社只是一個虛名，魚龍混雜，一時難以看得清。

　　(二)實行包產到戶經營的得與失

　　包產到戶責任制最大的功績就是打破了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官辦集體經濟的僵化模式，把農業生產經營自主權歸還給農民。其最大的失誤就是政府強制農民一刀切采取包產到戶這種模式。如果把農業生產經營自主權歸還到生產隊一級，有的地方也可以是生產大隊一級。由生產隊里的農民自主地決定是繼續集體經營，還是包產到戶，或者采用其他生產經營模式。這樣做的話，各種生產經營模式競爭發展，今天像華西村、南街村、周家莊那樣的富裕村，全國就不是幾十個，而是一大批了，今天的農村扶貧工作也不會這樣沉重難搞了。把農業生產經營自主權下放到生產隊一級，同樣給了農民身份的自由，農民一樣可以自由外出打工，或者轉產其他行業。但土地還保持著集體經營的模式，即使采取了包產到戶的做法，村集體依然擁有土地的管理權，農戶要外出不種地了，把土地留給集體就是了。農民在城里待不下去了，回到村里，村集體還有給返鄉農民調劑耕地的空間余地。村民把戶口遷走了，那就不是村里的人了，憑什么還要占有村里的資源，享受糧食直補等待遇呢。村里的發展規劃，就不會因為個別釘子戶把住承包地不配合進行不下去。

　　這種一刀切實行包產到戶模式的做法，沒有尊重廣大農民群眾的意愿，違反了黨的從群眾中來再到群眾中去的傳統工作方法，違反了農業生產向規模化、專業化方向發展的科學內在要求，是對農業現代化發展方向的逆向行為，是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進程中的一種倒退。

　　(三)現行農村土地管理是失敗的模式

　　包產到戶生產責任制，其實包含著兩個基本內容，一是農村生產經營體制的變革;二是土地使用的改革。大多數農民對農村生產經營體制的改革是擁護的，因為，廢除了人民公社管理體制，就破除了農民身份的枷鎖，打破了過去城鄉之間存在的壁壘，農民可以自由流動擇業了。

　　但是政府在土地上的改革卻是失敗的，主要表現為：

　　1 、 由農業規模化生產，倒退到家庭小農生產，把整塊土地分割成小塊田耕種，降低了土地使用效益，增加了耕種成本，糧食產量難以提高。小農生產難以吸納科學技術成果，農業生產不利于向現代化方向發展，違背了農業生產科學發展規律。

　　2、實行包產到戶在約有20年的時段里，農民負擔過重，甚至出現了種地賠錢的現象。農民從農業生產方面沒有得到應有的收益。

　　3、 政府對土地管理失控。比如，西部區約有20%的土地撂荒，這在中國歷史上是從來沒有過的現象，這是包產到戶責任制的一種失敗。有的農民占著承包地就是不種莊稼，對此，各級政府和村委會束手無策，沒有任何行政措施可以對撂荒農民進行處罰，糾正這種現象的發生。農村大量存在違規占地，違約用地，違法賣地，暴力征地的現象。

　　4、 政府支農措施往往找不到落腳點，比如，種糧直補款，有的發到不種地的農民手里，有的撂荒地、有的耕地里已經蓋了房照樣領取種糧直補。

　　5、 政府搞大型農業科技推廣項目涉嫌侵犯農民在承包地上的自主權，引發了不少矛盾，費力不討好，費力難見實效。

　　6、農產品安全生產沒保障，農產品質量不過關，農產品在市場上沒有競爭力。

　　7、農田水利建設與家庭小生產體制存在巨大的矛盾，農業生產后勁乏力，增產緩慢。國家進口糧逐年增加，國家糧食生產基本自給的方針有落空的危險。

　　二、破解農村土地混亂局面的對策

　　我認為解決目前農村土地使用混亂困境辦法還是有的，對此，我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一)、確立村民小組對本組集體土地的管理監督權

　　就在目前有關三農的法律、法規、政策的基礎上，中央針對村民小組出臺有關法規、政策，就可以化解目前農村工作的主要存在問題。因為，人民公社實行的是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體制，生產隊是基本核算單位，村民小組是直接從生產隊過度過來的。村民委員會是由生產大隊過度來的，雖然大隊與社員之間存在政治經濟上的關系，但經濟利益并不是很密切的。過去大隊只能通過協商確定生產隊上交大隊的收入比例，不能直接動用生產隊的財物、土地和勞力。村民土地所有權屬于村民小組這個集體組織所有，而不是屬于村民委員會所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自治法》存在嚴重的缺陷，這個法是針對生產大隊制定的，虛化了生產隊這一級組織。從實施效果來看，村民委員會不能充分代表各村民小組的利益，體現不了村民的意愿。村民委員會管不了各村民小組土地方面的糾紛，也沒有去管理的動力。村民委員會不能把第一村民小組的土地發包給第二村民小組的村民使用。如果對村民小組從法律上給與了明確定位，明確農村土地屬于村民小組集體所有，確立了村民小組辦事的原則和程序，成立村民小組管理委員會，讓本組村民當家作主，那么很多難辦的事就迎刃而解了。村民把耕地撂荒了，村民小組管委會有權收回。雖然政府承諾承包土地幾十年不變，但地方政府與農民簽訂土地承包合同的時候，一般對村民如何使用土地有著明確的條款，村民把土地撂荒了，那就是村民首先違約，村集體當然依法有權收回其承包地。按照《農村土地承包法》的規定，村民采取轉讓方式流轉的，應當經發包方同意;采取轉包、出租、互換或者其他方式流轉的，應當報發包方備案。村民凡是轉讓、轉包、出租、互換等流轉土地的，沒有經過村委會的同意，或者村委會備案的，就屬于違約轉讓。可以說目前農村90%以上土地轉讓、轉包、出租土地都沒有經過村委會備案。都不能算數。改變土地使用性質的也是違約行為，也不能算數。

　　(二)、取消遷走戶口的村民在村組里的權益

　　戶口遷移到小城鎮的村民，就不能算作是村民小組的人了。雖然，法律規定，他們所承包的土地，村委會、村民小組不得收回，他們可以將所承包的地繼續有償轉讓，但是不能享受政府下發的種糧補貼。政府種糧直補不再發給村民個人，而是按種地實有面積發給村民小組集體，再由村民小組管委會發到村民手中，而且每年種糧土地的變動，都要經過農業局和鄉政府驗收種植面積后才發放。這樣就不會再出現承包地上早已蓋了房了，村民還繼續享受種糧補助的荒唐現象。

　　(三)在村村民與外出定居村民在村民小組里權益要有所區別

　　村民戶口還在本村組，但全家已經到外地定居的村民，應該還屬于本村組的成員，可以繼續享受本村組的一些權益。但因為他們已經很少盡到對本村組的義務，因此，他們就不應該享受在本村村民同等的權益，在決定本組大事情上，他們的表決權要受到一定的限制。

　　(四)村民當家作主，集體決定本村組里的大事

　　村民可以在村民小組大會決定本組土地使用方式，可以繼續包產到戶經營;也可以由村民小組管委會把土地收回來，建立農民專業合作社進行集體經營;也可以由村管委會出面雇用或包給農機專業戶種植，農戶按地畝出生產費用，分收獲的糧食，如今用機械化耕作，一個村的耕地用不了幾個人耕作，不像過去每個勞力只能種二三十畝地了。不是過去那種牛耕田，人搖耬的種田模式了。村民小組也可以采用反租倒包的形式，把土地收回來，再有償轉讓給公司經營。對村里死絕戶、遷移到大城市的村民，通過上學、入伍等途徑，到了政府機關事業單位工作的村民，其所承包的土地一律收歸集體。收回的土地由村民集體決定如何使用，或者將土地再分配。

　　(五)二輪土地承包到期，要有一個新的土地管理安排

　　農村二輪土地承包合同期為30年，現已過半，十幾年后到期，政府應該有一個新土地統籌安排，再不要出什么幾十年不變的政策。

　　我認為農村集體土地管理權，只要回到村民小組集體，由本組村民當家作主決定本村組土地的管理使用，因地制宜靈活采用適合當地的生產經營模式，農村大多數土地就會實現規模化、專業化種植經營，土地撂荒現象基本上可以杜絕，農產品安全保障體系就能夠建立起來，農業現代化生產必將出現一個新的蓬勃局面，確保我國農業生產實現穩產高產，生產出質量合格的放心農產品，把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好。

　　（來源：民族復興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