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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福洪 ：中國深化改革要有大手筆化解三大問題

點擊：  作者：柴福洪    來源：昆侖策研究院編發  發布時間:2015-12-30 11:57:01

 

 

         【摘 要】中國的改革要針對社會主要矛盾，大視角、大戰略、大手筆解決根本性問題。按部門推進的改革，不聯系實際的改革，解決不了問題。改革既是為了人民的幸福，更是要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和高收入陷阱，這既是是經濟問題，更是政治問題，不可輕視。

 

        關鍵詞：城市病 三農凋敝 黨政改革 

 

 “十三五”規劃即將開始了，中國經濟處于困難時期，我們能不能走出經濟轉型升級過程中的艱難時刻，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和高收入陷阱，關鍵在于我們的改革上是否有大手筆，與解放戰爭的三大戰役沒有兩樣，成功了就成功了，失敗了還不知道要奮斗多少年。

 

大手筆，不是“趕英超美”式的盲目“大干快上”，是要針對不同問題提出全國的解決方案，各業綜合考慮的結構性改善措施，形成科學合理的調結構的大調環境，只是說沒有示范不行。國家、省、市、縣各級都有自己的經濟、社會調結構的詳細方案，分步實施，才能取到效果。

 

當今中國社會問題比18大前并沒有減少很多，只是心理上在反腐強大壓力下有所緩解，且新的問題還在不斷出現，老的問題沒有解決，反而發生了新的變化。如：城市病問題、三農凋敝問題、黨政領導問題。

 

一、如何化解城市病問題

 

目前，中國大城市病已經病得不輕了，而中國政府并沒有系統的解決這些病根的措施出臺，任其地方利益、行業利益、居民待遇差別利益在原有既得利益圈子之間博弈，沒有大格局視角下的大利益調整，很難取得效果，改善目前的狀況。

 

治理城市病的利益結構調整最核心的問題是疏解城市資源，建設以中小城市為容納人口主體的城市結構。而不是限制人口流入北上廣深。

 

1、城市病治理要疏導結合。人口流入城市不能只一個“限”字。最讓人不可理解的是深圳，它本來就是全國最大的移民城市，兩千多萬居民，只有幾百萬人有戶籍，這種假、偽城市化到底還要持續多久？深圳早就演變成一個普通城市了，再也不是什么改革開放的前沿、窗口了。中國需要有“新深圳”為中國經濟社會帶頭、示范、引領。

 

北上廣可以限制人口流入，流入人口要進入“新的社會‘高考計分’入戶”，深圳絕對不能這樣辦，深圳不僅不能限制人口流入，而且農民工、文盲，甚至非恐怖份子的“流氓”，只要他要求入戶，政府只能按其要求入戶，能不能生存下去不是你政府要考慮的事情，也不是你的權利，這個權利是個人自己的主權，國家講主權，個人，也有個人的主權，國家也要尊重。

 

如果深圳也有城市病，哪就向外擴張，吃掉廣東幾個地市，吃掉珠海也是可以的，深圳經濟要發展到比香港強一百倍，人口是他的10倍……。

 

北上廣可以限制人口，也不能限制大學生。全國各省會城市要形成競爭太勢，誰限制大學生落戶，誰就是傻瓜，近三年新增勞動力下降了近千萬，大學生是發展與創新的源泉。

 

2、疏解城市資源就是利益調整。北京為緩解城市病，把北京市政府外遷通州，這個方案是小農、小市民意識下的內生式調整，沒有大視野。是不對利益作任何變動下的方案，是怕矛盾、避風險的“平穩太平官”作風下的產物，不是大戰略下的舉措。北京任何組織可以遷出北京主城區、老城區，就是北京市政府不能遷，遷出了就不是北京。

 

京津冀協調發展方案也是小方案、農民意識方案，沒有大戰略。大戰略只要三句話20個字就說清楚了。現在的京津冀協調發展方案多少字？越復雜說明出發點有問題，想把理由論辯清楚，卻越辯越讓人糊涂。

 

京津冀協調發展，要把京津溏連成一體，成立京津溏大區政府，撤銷京津溏三市現有政府，創設新型城市群的基層政權，在更大的區域范圍內重新作出城市規劃，對用水用地、人口分布、產業布局、政府服務作出調整。

 

北京有了環狀路，全國的城市都在建環線，環狀線道路是把自己圍成死城，要建設開放的放射狀線。環線思維與放射思維展示出小農小院與外放大視野兩種思維模式，結果與效果完全不同。

 

疏解城市資源只有在中國當代政治體制下才可以實施，過10年再調整，難度更大。而且，現在調整對經濟社會轉型升級只會有助力副作用小，放眼更長時間，現在不做，將來必定后悔。不僅京津冀協調發展是這樣，全國各地都有城市群之間協調發展問題。

 

3、如何化解城市人口捷徑遷大學——“前店后廠”居住。中國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人口擁擠的主體，主要是在校大學生這樣的暫居人口和上班族。上班族是因為住房商品化造成的，原來上班是“前店后廠式”的居住方式，上班走幾十米就到了辦公室，住房商品化后帶來巨量人口早晚遷徙。

 

在住房商品化政策不變條件下，也可以解決巨量人口早晚遷徙的交通矛盾，單位自建商品房，成本價賣給職工，人出房出，作價收購。

 

中國所有大學都應遷到邊遠小鎮上去，不允許大學集聚成城，一所高校就一個小城鎮，帶動小城市建設。

 

中國化解城市病，中央的大手筆只要這三條就夠了。其他的事是各省市自己的事，中央只管大方向。

 

二、如何化解三農凋敝問題

 

中央出臺讓農民工進城買房，是錯誤決策。真正的農民工沒有幾個想在城市長期居住，他們要是老板、技術工人，也不會當農民工，他們沒有能力在城市住下去，也不習慣城市生活。中國政府不需要關心農民工的居房問題，他們有工棚住，老了做不動了就會回老家住去。

 

1、讓中國農民培養出來的大學生在城市活得有個人樣。農民工中的老板和技術工人早就在城市買了房或租房住在，只是政府沒有給他戶籍罷了。真正需要政府關心、給他們住房的是：老一代農民工的子女，農民工培養出來的大學生們。他們沒有回鄉的意愿，本就打算在城市居住，只是目前沒有錢買得起房，政策限制沒戶籍的人不準買房。

 

在城市打工的這些年輕人，他們在奮斗、在積累，在爭取自己的生存空間，提高能力，他們是中國經濟活力所在，是社會主要勞動力。政府最應該給他們戶籍，讓他們自由地獲得城市居民身份，再也不能讓中國的大學生們與農民工們混為一談了，更不能讓他們成為第二代、第三代的“農民工”了。

 

只要是大學生，只要在城市找到了正當、合法工作，憑就業單位證明就應該給他落戶，不要打什么分了。而且，要允許大學生的配偶、子女同時落戶城市，且不實行差別待遇，這要作為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任務來完成。

 

2、農村的山水、林草、空氣和土地資源是城市的稀缺資源。當城市病產生后，農村的自然資源、生活方式、原始生存條件、農耕資源等就成了稀缺資源，這些資源如何實現有條件與城市人口共享就是解決三農凋敝問題的根本出路。

 

一是農產品要大幅度漲價，主要食品的農產品要上漲到目前世界市場價格的三倍以上，除60歲以上的農民生活補貼外（不能叫退休費，退休費是交了養老保險金的人的待遇），取消其他補貼，政府只能鼓勵勞動，不能鼓勵懶漢。

 

二是鼓勵城市私人資本下鄉，鼓勵成立私人農場或莊園。農戶承包土地入股，自愿加入農場或莊園為員工。

 

三是鼓勵城市大資本下鄉，鼓勵成立區域農業生產發展公司，甚至可以集團化發展，取代村一級的行政政權，讓農民整村轉入公司為員工，承包土地整村入股。

 

四是在人口稀少大山區、邊遠地區，大力發展旅游業、休閑業、別墅租住業。

 

五是發展城市老年人回鄉、下鄉居住莊園業。城市大量老年人口可以自愿在農村長期居住。

 

3、農村如何吸引大城市資本、人口、組織集聚成小城鎮。創設縣轄市，讓大城市居民和組織，如高校、醫院等進駐小城鎮，既疏解大城市人口，又讓農村人口就近就業。要讓小城鎮成為中國最佳宜居城市。

 

2020年前消滅貧困人口，最后必然有一些人是無法解決的貧困人口，以縣為單位，集中起來成立一個國營農、林、牧場，能勞動的勞動，不能勞動的就由政府養起來，但不能分散給錢養。

 

三、如何化解黨政領導權力問題

 

中國共產黨成立快有100年了，執政也快有70年了，應該說再不是一個不成熟的黨，有能力對腐敗等問題下決心做一些“現代化”的改變。

 

一是權力生產現代化。中國之所以普遍存在賄賂行為，是因為中國權力生產者太過集中。尤其是縣以下的權力、基層組織的權力生產要還權于民。而且，對素質普遍低下的群眾集體組織，卻不能還權于民，還是要集權于黨。

 

現在是知識份子成堆的地方，如學校和醫院都是上級任命干部，而農村卻要民主選舉，搞反了。民主只能是在知識人群占主體地位的地方民主選舉基層領導干部，在農村人口沒有嚴格的經濟管理組織，又是低文化素養人群占主體情況下，不宜實行民主選舉基層領導。

 

領導者的權力由誰生產出來，就服務于誰，就賄賂誰。在基層,政治問題不是主體，只有經濟利益才是主體，普通群眾是跟著經濟利益走，不是跟著政治權力走。基層要實行民主選舉，但只能在知識人群占主體的單位實行。

 

二是管理公權現代化。基層的共公權利是最難協調的，黨和政府的觸角到了基層，就是公共服務質量決定政權的合法性。因此，縣以下基層公權分配問題需要創設新體制，基層需要人代會，需要政協，但要變革。

 

除教育、醫療兩大公共服務外，其他公共權利必須透明，必須有公議、公決的體制與程序。誰來公議、公決？要在黨的領導下有序展開，既要有民主過程，又要有指定人選，既要尊重民意，又要把握方向。

 

黨政高級干部財產是否需要公開，倒不是很急迫的問題，而縣以下基層組織的領導財產公開倒是很有必要。中國基層治理比起中央層面的治理現代化更為重要和緊迫。因為縣以下基層組織的黨政領導與民眾最近，他們的行為實際上是黨的實體代表，他們腐敗了，老百姓就認為是黨整體腐敗了，不然，這么小的官怎么這么壞呢？

 

中央的公共權力也不是無限的（除革命時期），各級政府權力之間也有一個分工問題，上層權力不要干涉下層權力，下層權力也不要干擾上層權力，是那一級政府的權力必須明明白白，財權與事權也要明明白白，部門與部門之間更要清清楚楚。各級、每一個黨政機關和部門，都要把自己的職責與權力一條條用銅牌雕刻上去，掛在大門口，貼在自己的網站上。現在是一本糊涂帳，誰也搞不清楚。

 

三是公私權力現代化。公權與私權要分開處理，什么是公權，什么是私權，要有明確的法律規范，甚至家庭與個人權利也要有一定的法律明確，公權不干涉私權，私權不能滲入公權，家權與公權要隔絕，讓社會權利運行有紅線，有區域，越界有罰則。

 

結語：中等收入陷阱和高收入陷阱是經濟問題，更是政治問題，不可輕視。“兩個一百年”的目標就要靠具體的利益調整實現，消除小矛盾，防止出現大矛盾，大矛盾激化就是社會動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