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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高度重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實用化研究

2016年7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經濟形勢專家座談會時指出：“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要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為指導，總結和提煉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實踐經驗，同時借鑒西方經濟學的有益成分。” 這是一個充滿新意的指示，它的到來可謂恰逢其時。

在過去的20多年間，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長期被邊緣化?；钴S在各大媒體、論壇上的經濟學家大多打著西方經濟學的旗號，研究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學者卻很難發聲。雖然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仍被列入高校的必修基礎課程，但是經濟學界的話語權很大程度上被一些庸俗經濟學家所把持，這突出體現在學術成果評定、高校教學安排、學術資源分配等諸多方面。之所以出現這種令人擔憂的局面，主要有兩方面因素：

一方面因素是某些領導干部思想出現了蛻變——他們其實并不相信馬克思主義，所以更不會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當回事。這類領導干部往往熱衷于追捧西方經濟學，動機其實是利用西方經濟學的工具為自己制造短期政績、積累政治資本。前昆明市委書記仇和號稱將薩繆爾森的《經濟學》讀了多遍，然后將宿遷市的公立醫院賣了個精光。前吉林省委書記王珉熟讀西方產權理論，短短幾年間將吉林省屬國企賣掉一大半，直至引爆震驚全國的“通鋼事件”。所幸的是，這些“西化派”的急先鋒已經因為違法案件而身陷囹圄，不致于繼續禍害一方百姓。

另一方面因素則出在研究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學者身上。他們當下的研究確實存在局部的空白，與“活學活用”的境界尚有差距。未能做到“活學”，是指未能很好地解釋我們這個時代的一些經濟現象；未能做到“活用”，是指未能為現實中的社會經濟問題及時提出解決方案。因此，要想提高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地位，就應當高度重視“活學活用”——推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實用化研究，為社會主義建設提供科學的指導。

我們先從“活學”說起。就整體而言，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理論經得起歷史考驗，大方向不存在錯誤——這正是習總書記所說的“理論自信”。但是在具體的領域，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確實存在空白——不是馬克思錯了，而是馬克思沒見到很多東西。馬克思的《資本論》創作于19世紀中期，當時壟斷資本主義的格局尚未形成。在此后的150年間，資本主義經濟出現了許多新格局、新現象，是馬克思當年未曾討論過的。

例如，投資銀行、風投機構和大量金融衍生品在19世紀中期還沒出現。馬克思當然不可能未卜先知、對這些事物加以解釋。又如，19世紀中期的金融行業比今天要原始得多，所以《資本論》中只探討了金融企業的利潤，卻并未探討銀行利率和離岸匯率的決定機制。再如，在高新技術企業中，研發人員的勞動是高度抽象的，不像傳統制造業企業中的具體勞動那樣能夠直觀地測量出勞動價值。工人生產1000件牛仔褲的剩余價值很容易通過會計方法計算出來，可是IT工程師寫1000行代碼的剩余價值應該如何計算？凡此種種，不能從馬克思的原著中直接找到答案。

由此可見，當今經濟活動的許多領域，都需要當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給出合理的解釋。如果不進行積極創新、而只是吃馬克思的“老本”，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就會因為“缺乏解釋力”而流失群眾基礎。因此，研究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學者應當在堅持勞動價值理論和剩余價值理論等基本原理的基礎上，積極開拓新的研究領域來闡述當下的經濟運行規律，由此填補客觀存在的理論空白。要盡快使得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達到“活學”的境界，為當前各種復雜的經濟現象提供科學的、令人信服的解釋，才不至于使得庸俗經濟學大行其道。

《資本論》可沒談過什么指令性計劃經濟。蘇聯計劃經濟的祖師爺是布哈林（左）和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右）。

我們接下來談談“活用”。其實，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許多研究方法是相通的，都包括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的層面?；A研究側重于構建用于分析和解釋客觀規律的理論體系；而應用研究則是利用客觀規律開發出現實問題的具體解決方案。在自然科學領域，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其實就是理科和工科的區別。例如，流體力學屬于基礎研究/理科的范疇，能夠闡述高溫高壓氣體的運動規律；而航空發動機制造屬于應用研究/工科的范疇，立足于開發出可用的產品，把飛機送上天空。

在社會科學領域，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紀進行的的政治經濟學研究，其實都屬于基礎研究的范疇，旨在闡述資本主義社會的運行規律?！顿Y本論》并未談及公有制企業具體的管理和運作模式，更不用說指令性計劃經濟。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配套應用研究的嘗試，其實直到20世紀才開始。為了配合俄共（布）1919年黨綱的宣傳，布爾什維克的理論家布哈林和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合著了一部通俗性理論讀物《共產主義ABC》，系統地闡明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一系列基本理論問題，具體包括分配制度、銀行組織和貨幣流通、無產階級國家的財政、住宅問題、勞動保護和社會保護等等。在此基礎之上，蘇共逐漸發展出蘇聯政治經濟學這一應用研究體系，長期用于指導蘇聯的社會經濟建設。

蘇聯政治經濟學曾對我國社會科學界造成深遠的影響，從20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我國經濟學研究長期依托蘇聯政治經濟學的框架，使許多人甚至產生了蘇聯政治經濟學等同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錯誤認識。然而，在20世紀90年代初，蘇聯解體和中國全面擁抱市場經濟這兩件大事使得蘇聯政治經濟學的大廈轟然倒塌，砸懵了諸多中國學者，使他們失去了應用研究體系的依托。而他們手中又沒有掌握蘇聯政治經濟學之外的應用研究體系，所以難以為中國經濟中存在的問題提供科學的、具體的解決方案。這客觀上使得西方經濟學迅速攫取話語權，甚至某些拿著西方經濟學皮毛招搖撞騙的“南郭先生”也得以“迎風起舞”。

痛定思痛，必須高度重視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配套應用研究這個問題。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既相互聯系，又有所區別。比如，根據流體力學的原理可以制造出航空發動機，但航空發動機出現故障并不意味著流體力學的原理是錯的，而很有可能是設計思路或加工工藝存在問題。同理，蘇聯實踐的失敗并不意味著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原理是錯的，而是作為應用研究的蘇聯政治經濟學的思路存在問題。剩余價值理論等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完全經得起歷史檢驗。150年來，數不勝數的庸俗經濟學家試圖推翻這些基本原理，卻一個個被反駁得極為狼狽，充分暴露了他們自己的無知。

但是從另一方面來說，流體力學原理的正確，并不意味著由此研發出的航空發動機必然好用。工程產品的具體設計思路和加工工藝，需要大量實踐和摸索，基礎研究的理論并不能給出現成的答案。同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的正確，并不意味著社會主義的經濟政策必然一路光明，實際上坎坷和曲折還挺多。因此，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不僅需要基礎研究的創新，更需要應用研究的創新來完成“接地氣”的過程。

習總書記提出“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大有深意，這意味著開創一個全新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應用研究體系，不同于以往的蘇聯政治經濟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要立足于解決人民群眾普遍關注的現實問題，如穩定經濟增長、調節收入分配、控制房價等等。對于這些問題，西方經濟學反倒很難給出現成的答案——西方經濟學的研究范圍比較狹窄，而且研究方向基本圍繞著資本，而不是圍繞著人和勞動價值。所以西方經濟學不僅不探討收入分配的問題，并且認為按照生產要素分配天經地義。指望西方經濟學提供實現共同富裕的手段，那可真是緣木求魚。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不僅要解決西方經濟學不能解決的問題，還要解決蘇聯政治經濟學沒有解決的問題，例如如何促進科技創新，如何通過集約化管理提高勞動生產率，如何通過科學的按勞分配保證勞動者的積極性等等。而且，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還應當與高科技和先進生產力結合，通過交叉研究推出一些現實意義極大的新成果，例如：如何使用大數據和分布式計算系統實現優化生產，如何使用區塊鏈實現社會主義制度下的低成本融資，等等。

區塊鏈技術對未來公有制經濟的投資分配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的低成本融資，都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唯有大力發展實用化研究，實現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活學活用”，才能破除許多干部群眾頭腦中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不中用”的認識誤區。實用化研究對增強全黨上下的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待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形成完善的、科學的應用研究體系，就再不用談什么“摸著石頭過河”了。

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實用化研究，還需要改進相關的人才培養體系。現在，國內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者大多屬于“學院派”，自參加工作起一直在高等教育系統或黨校系統內部發展，而極少擁有管理企業或制訂政策的經驗和閱歷。這種培養方式非常不利于形成完善的知識結構，使得他們不容易推出有現實意義和可操作性的研究成果。長此以往，“學院派”的研究恐將變成古代清流言官的翻版，這等于把話語權拱手相讓。當務之急，是打破“圈養”人才的方式、擺脫“坐而論道”的狀態，讓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者們走進政府和企業，在生產經營活動中積累豐富的社會閱歷。人才自己要先經過千錘百煉，才能拿出真知灼見。

作者：徐實 生物制藥專家 投資顧問

來源：紅德智庫特約專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