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中國在發展中遇到的一些問題,總有人將其歸因于制度,認為中國只要“民主化”了,這些問題就可迎刃而解。美歐等發達國家一直都在忽悠其他國家,說經濟發達和社會風氣良好都與西式民主相關。但事實上,當我們認真觀察發達世界時,卻發現它們的民主已陷入困境。
美國的“民主政治”在向極端化發展。共和黨掌握的國會故意不與民主黨掌握的政府配合,處處給政府設置障礙,引起民眾不滿。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中,共和黨人特朗普和民主黨人桑德斯這兩位“叛逆”型政治家崛起,也反映出美國民眾對傳統兩黨政治的厭煩。歐洲也是如此。隨著難民潮的發展,歐洲各國極右翼政黨迅速崛起,這些極右翼政治家的共同之處是抵抗外來移民和難民涌入,對歐洲一體化持懷疑態度,結果是政治不寬容成了政治正確。再看日本,首相安倍利用自民黨在議會的多數優勢強行通過新安保法,架空和平憲法。日本民主竟然可以違反法治、架空憲法,這不能不說是對西式民主的極大諷刺。
發達國家如此,被“民主化”了的一些發展中國家更是不忍卒讀。很多國家的民主政治就是互相扯皮,民眾的利益被當成了兒戲。如此看來,西式“民主”病得不輕,但中國居然還有人相信它是解決一切問題的萬靈藥。
實際上,從推翻清朝開始,民主在中國就已成為不可爭議的價值觀。但大多數中國人理解的民主是“人民當家做主”,與多黨制沒有直接關系。近些年來,雖然發達國家將“民主化”描繪成歷史大潮流,但無論蘇聯解體、東歐劇變還是“阿拉伯之春”,展示的都是“民主化”的殘酷。
某種程度上,西式民主會帶動經濟發展、促進社會現代化的說法也違背西方歷史發展的事實。主要西歐國家早就實現了代議制或所謂“民主”,但在很長時間里,多黨政治和自由選舉帶來的只是混亂的公共治理和政黨分肥制度。獲勝的政黨隨意分配政府掌握的公共資源,就像戰爭中的獲勝者掠奪戰利品一樣。政黨對大選中的支持者、贊助人投桃報李,論功行賞。歐洲啟蒙運動的哲學家們對西歐當時這套混亂的政治管理痛心疾首,卻對中國的治理方法很感興趣,把以科舉制為代表的中國文官制度奉為圭臬。隨后,德國、法國、英國、美國均采納了文官考試辦法,逐步建立起職業文官制度,這才使其輪流坐莊的民主制度穩定了下來。那些民選的政治家可以換來換去,但公務員隊伍卻常備不懈。不過,近期西方國家民主政治的極端化卻已使公務員變得無所適從,這顯示了西式民主的衰敗。
中國之所以能在改革開放以來取得巨大成就,部分得益于傳統職業文官制度的回歸。我們的政治制度尚不完善,但相關改革不會順著西方國家意愿,不會走所謂“民主化”道路。相反,我們應珍惜中國的傳統政治文化與治理框架,使其為中國的現代化做出更大貢獻。
(作者是北京外國語大學億陽講席教授,新著《民主悖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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