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五一：引導人民群眾從宗教的嚴重束縛中得到解脫 共產黨員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無神論
點擊： 作者：習五一 來源：昆侖策網 發布時間:2016-06-29 08:44:55
習五一：關于少數民族地區黨員干部信教問題的思考
——讀陳奎元著《西藏的腳步》札記
【西藏反分裂斗爭，黨內不純是心腹之患。共產黨員不得信仰宗教，高舉共產主義旗幟的大是大非問題】
近些年來，關于共產黨員信仰宗教問題的討論，引起人們越來越多的關注。2008年，由國家宗教事務管理部門委托國家級宗教研究機構，開展對當代中國基督教現狀的調查。該課題組公開發表的研究報告，綜述“學者們的意見”提出，為“建立適應社會進步的、合作式的新型政教關系”，應采取“‘開放與寬容’的政策處理黨員信教問題。”
由此，這個議題由少數學者的“百花齊放”式的思考，升級為國家級研究機構的政策建議，由學術的邊緣地帶，進入主流話語圈的核心地帶。這個議題不斷升級的態勢，應當引起人們的重視。
分析該課題組建議采取“‘開放與寬容’的政策處理黨員信教問題”的思路，我得知，其理論依據是“政治信仰與宗教信仰”“屬于不同的價值維度，”“在實際存在中應該和平相處、和而不同”。而其重要現實依據之一是，“黨員信教現象”，“在全民信教的少數民族中甚至比較普遍，而信教停止的命令又難見成效。”
我認為，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不只是純理論的研究，還是實踐的研究。即使看似中立，其背后依然存在著相應的價值觀。學術研究與實踐功能存在共謀的關系，尤其是涉及政策設計的研究課題。
本文論述的重點不是哲學層面的理論分析，而是關注當代中國的社會實踐。我選取20世紀90年代的“全民信教的少數民族地區”——西藏自治地區，為典型案例，并以時任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陳奎元同志的自選文集《西藏的腳步》，為重要歷史文獻，來考察這個議題。
一、 應當“開放與寬容”共產黨員信仰宗教嗎？
自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社會經濟結構、利益格局發生深刻變化，人們思想的多變性和差異性不斷增強。其中，引人矚目的社會現象之一是，信仰宗教的民眾日益增多。宗教學研究逐漸由邊緣學科發展成為“顯學”。
隨著“宗教熱”的興起，一種“精心呵護”宗教文化的學術傾向也逐漸升溫。有一些人士極力推崇某種宗教文化，將其詮釋為“道德的源泉”、“民主的根基”、甚至是“科學的前提”。還有一些權威人士大力倡導“宗教神學”，并積極推動這種“宗教神學”成為國家研究機構和高等院校的學術方向。這種思潮已經開始影響政策制定和輿論導向。
有一位研究當代宗教的學者，在執筆課題組的綜述報告中提出，為“建立適應社會進步的、合作式的新型政教關系”，應采取“‘開放與寬容’的政策處理黨員信教問題。”這位學者論證了該政策建議的理論來源和現實依據。其中說明，在少數民族地區黨員信教比較普遍的現象，是這種政策調整的重要現實依據之一。
文中這樣寫道：
鑒于黨員信教現象已經出現，在一些全民信教的少數民族中甚至比較普遍，而信教停止的命令又難見成效，學者們提出要總結越南和古巴等國的經驗，創造中國黨員“政治信仰與宗教信仰”不沖突的新模式，做到政治上忠誠與宗教內遵紀守法相結合，有利于傳統的“政主教從”模式下的信息通報、參與式監督和管理，使黨員在信教時仍然能夠發揮“聯系群眾紐帶”作用。
如何認識當代中國少數民族地區黨員干部信教的問題， 應當“開放與寬容”共產黨員信仰宗教嗎？“實踐出真知”。我認為，實際工作者有時比書齋中的“唯美主義者”更有發言權。讓我們看一看“全民信教的少數民族地區”——西藏自治地區的社會現實，再讀一讀來自少數民族地區領導干部的親身體驗。“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二、來自雪域高原的聲音：共產黨員必須堅持無神論
西藏可謂典型的“全民信教”的少數民族地區。20世紀90年代，陳奎元同志曾擔任西藏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近期，我再次閱讀了他的自選文集《西藏的腳步》。陳奎元同志不是沉醉在書海中的哲學家，或許他論述的某些學術觀點有商榷的空間，但是作為擔負西藏自治區第一把手重任的領導干部，這部文集是他工作歷程的真實紀錄，也反映出他勵精圖治的艱難探索。
1992年1月8日，陳奎元同志在已過知天命之年，奉命從內蒙草原到西藏高原，接替胡錦濤同志擔任自治區黨委書記。這本文集多半是根據作者1992年至1998年在西藏的講話稿整理而成。正像作者所說，“講話俱是針對具體的對象與問題，不像學者撰寫文章那樣條分縷析、層次分明，含蓄深沉。有些言辭觀點，意在振聾發聵”。作為自治區黨委書記，陳奎元同志肩負著發展與穩定兩個重任，即一手抓改革開放，加快經濟發展；一手抓反分裂斗爭，維護社會穩定。落實這兩個重任是全書的主線。
1992年6月，剛到西藏不久的陳奎元同志，就旗幟鮮明指出：“共產黨員要尊重群眾的信仰自由，但是黨員自己必須是無神論者，不應朝神拜佛，堅持黨的信仰才有資格當黨員，求神拜佛就不配當黨員。”此后，在駐守雪域高原的艱難歲月里，陳奎元同志多次重申：“共產黨員不得信仰宗教”，“共產黨員必須堅持無神論”。在這部40萬字的文集中，我瀏覽統計了一下，關于這類論述至少有30次以上。
在20世紀90年代，在黨的高級領導干部中，這樣大張旗鼓地論述“共產黨員必須堅持無神論”，是頗具特色的。陳奎元同志不是書齋里的哲學家，他這樣高調地論述“共產黨員的世界觀必須是無神論”，是因為當時西藏地區復雜的社會形勢，即反分裂斗爭的局勢依然十分嚴峻。而分裂集團的首領達賴喇嘛，利用藏傳佛教，作為分裂祖國的精神工具。
三、分裂主義勢力的力量和社會基礎不可低估
在走馬上任之初，陳奎元同志說：“原以為，剛剛解除戒嚴，分裂主義勢力受到應有的教訓，西藏的安定不會有問題，進藏初期，主要考慮的問題是抓緊時機把經濟建設搞上去。”西藏經濟落后于祖國內地，最大的差距在于科技落后，振興經濟首先要重視加速科技進步，大力發展教育。在經濟工作中，自治區黨委強調制定政策，要“時刻不忘農牧民的利益”，“為他們開拓廣闊的生產致富途徑”。共產黨打天下，管天下，依靠人民，為人民謀幸福，這是大道理，“有必要經常講，它管著很多小道理”。
但是，藏獨分裂分子舉著“雪山a獅子旗”不斷鬧事騷亂，使人民群眾難以安居樂業，嚴重地干擾經濟建設的大局。分裂活動不斷加劇的嚴峻形勢，使陳奎元同志認識到“與分裂主義的斗爭，我們一直是防御作戰。分裂主義勢力處在主動出擊的位置上，主動權操在他們手里”。因此，自治區黨委不得不將更多的精力，放在如何爭取掌握反分裂斗爭的主動權上。陳奎元同志指出：
“反分裂斗爭要進一步深入，就必須從戰略高度出發，全面地在各個領域回擊敵對勢力，瓦解他的基礎，為西藏的長治久安，為國家的安定深謀遠慮，把真正的銅墻鐵壁牢牢地樹立起來。”
1993年10月，為確保西藏經濟繁榮和長治久安，陳奎元同志請求中央召開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談會。1994年2月，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匯報工作時說：
“政治不穩定的因素始終存在。在新的國際形勢下，內外分裂主義勢力，加劇分裂活動。長期處在封閉的環境下，人民群眾受宗教影響至深，對達賴的迷信源遠流長，分裂主義勢力的力量和社會基礎不可低估。”
歷史上，西藏地區曾經長期奉行政教合一的社會制度。藏傳佛教與社會和民眾的關系，同祖國內地的各種宗教、傳統的其他佛教派別相比，大不相同。
西藏地區的原生態宗教是苯教，至今仍在民間生存。公元七世紀，佛教從中原唐朝、尼泊爾和印度傳入西藏，其后經歷了數百年坎坷起伏。公元十三世紀，藏傳佛教中的薩迦派法王八思巴，放棄地方割據，將西藏正式歸屬元朝管理。西藏成為元朝時期全國十三個省之一。在中央政權的支持下，薩迦派在西藏確立了政教合一的制度，佛教才在西藏站穩腳跟。
其后，世代更迭，至明末清初，在明清王朝的支持下，藏傳佛教中的格魯派崛起。由于明、清兩代王朝冊封和授權，特別是在清朝中央政權的大力支持下，格魯派勢力迅速發展，成為西藏社會占統治地位的教派。清王朝為加強對西藏的治理，于1653年、1713年分別冊封五世達賴喇嘛和班禪額爾德尼的封號，確立了他們在西藏政教合一的統治地位。
1959年3月10日，反動分子在拉薩發動武裝叛亂。3月28日，國務院發布命令，宣布即日解散策動叛亂的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區籌委會行使地方政府的職權。西藏自治區政府籌委會實行社會改革，下令廢除達賴統治下的政教合一制度，廢除封建農奴社會制度，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至此，20世紀50年代末，藏傳佛教中的格魯派對西藏實行的政教合一體制被歷史終結。
從17世紀中葉，到20世紀中葉，格魯派在西藏地區實施的政教合一制度，長達300多年。這在中華民族的大家庭里，是十分特殊的社會歷史現象。西藏地區的社會主義建設面臨著十分艱難復雜的局面。
四、以達賴喇嘛為首的藏獨分裂勢力，是西方列強遏制中國的棋子
除藏傳佛教長達數百年政教合一的歷史傳統外，流亡境外的十四世達賴喇嘛，在西方列強的支持下，打著民族和宗教的旗號，繼續從事藏獨分裂活動，成為“圖謀亂藏禍教”的現實社會根源。
西藏人民拋棄的政教合一的制度，由逃到國外的達賴，畸形延續下來。在美國中央情報局等外國勢力的支持下，達賴集團在印度達蘭薩拉建立的“西藏流亡政府”，實行政教合一的體制。達賴主宰政教一切最高權力，任人唯親，家族專權。“流亡政府”的政治、經濟、教育等重要部門的大權，均由達賴兄弟姐妹把持。達賴集團在“流亡政府”中建立的家族專制，具有濃厚的宗教和封建色彩，超過歷世達賴喇嘛的權勢。
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后，中國成為在西方國家眼中堅持社會主義的唯一大國。西藏問題又成為對中國實行高壓的借口。1989年“64”風波之后，西方國家一方面重新給予達賴集團大量資助，一方面把諾貝爾和平獎授給達賴。
冷戰后，美國的右翼勢力企圖獨霸全球，在世界推行新干涉主義。這一理論有兩個支點：一是捍衛“人類普遍的價值觀”，提出西方的“人權”、“法治”等等具有“普世價值”；二是“人權高于主權”，提出“人權無國界”。
新干涉主義成為藏獨分裂勢力發展的支柱。美國國會通過的《2002年西藏政策法案》，由總統小布什簽署成為正式法律。該法案粗暴干涉中國內政，包括提供275萬美元支持a達賴集團；要求在聯合國討論“西藏問題”；確立“西藏事務特別協調員”的法律地位等等。該法案使美國以西藏問題干涉中國內政制度化。2002年到2006年，僅“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就向達賴集團提供了135.77萬美元的專項資金，“作為活動家們應對緊急危險時期的資金”。2007年9月，美國國會授予達賴國會最高民政類獎—國會金質獎章。美國政客們對西藏分裂勢力的支持，使其氣焰更加囂張。
2008年“3.14”拉薩暴力事件，就是以達賴喇嘛為首的藏獨分裂勢力，用暴力分裂祖國的惡果。在國際反華勢力的支持下，藏獨分裂活動始終延綿不斷，成為威脅祖國統一的一顆毒瘤。
五、在西藏反分裂斗爭中，黨內不純是心腹之患
達賴喇嘛為首的藏獨分裂勢力，不斷興風作浪，企圖顛覆西藏的社會主義制度。面對這樣嚴峻的時局，1992年6月，剛到西藏不久的陳奎元同志，就明確地指出：在西藏反分裂斗爭中，關鍵在于各級黨組織是否堅強。
當時，達賴集團利用宗教侵蝕黨員干部隊伍，態勢比較嚴重，十分令人擔憂。根據自治區黨委的調查情況，可謂觸目驚心。有些黨員干部、其中還有廳局級干部的家中供奉達賴、懸掛達賴照片。現在每年外出探親朝覲達賴的勢頭有增無減，普通群眾這樣作，情有可原。嚴重的是黨內，如果我們的黨員站不穩立場，在反分裂斗爭中有的觀望，有的逃避，我們的主力軍是一支渙散的隊伍，就打不了勝仗。還有群眾反映，有些黨員干部腳踩兩只船，現在做共產黨的官，一旦西藏變天，再做達賴的官；有的黨員在反分裂斗爭中明里一套，暗里一套，站在黨和人民的對立面，掛著黨員、干部、人民、知識分子招牌，干的是與達賴集團里應外合、破壞民族團結、損害祖國統一、違背人民利益的勾當。
1993年9月，陳奎元同志指出：當前分裂主義勢力的氣焰并沒有降下來，分裂活動總的趨勢是在上升，分裂活動的規模、聲勢都在擴大，是帶有全局性、戰略性的進攻。現在我們與達賴集團斗爭是被動應付，見招拆招，見式拆式，主動進攻很少，聽任達賴集團放肆地進行思想政治滲透，甚至在黨內達賴集團也有市場。他嚴肅地指出：
“中央和區黨委明確規定，共產黨員不得信仰宗教，這是對共產黨員最起碼的要求，并不是什么過高的要求。達賴集團靠宗教麻痹群眾，欺騙國際輿論，掩護他們分裂祖國的罪惡企圖。如果我們黨內在這個問題上認識不統一，就不能夠有力地同達賴集團斗爭。許多同志反映，有些黨員干部，參與宗教活動，家中設經堂，掛達賴相片，房頂掛經幡，在馬路上轉經。當了多年黨員還居然以為信宗教有理，不作自我批評，這個問題是嚴重的。干部隊伍在政治立場上不一致，比敵對勢力活動的危害更嚴重，黨內思想不統一就不能領導群眾同分裂主義勢力作斗爭。”
達賴集團的滲透攻勢，主要利用宗教為精神武器，重點指向黨員干部隊伍和知識界。在西藏地區宗教氣氛比較濃厚的環境中，黨員干部隊伍中存在思想混亂、立場不清、組織不純的問題，已經到了不容忽視的地步。有些黨員干部信仰宗教，參加宗教活動，公開懸掛宗教標志，居然以為信教有理。有些教師利用講壇，灌輸“經文”，宣傳宗教“有神論”，影響青少年，為“藏獨”勢力張目。
與此同時，達賴集團加緊對社會基層的滲透和控制。他們認為：“控制一個寺廟，等于控制共產黨的一個地區。”相當一部分基層黨組織處于癱瘓、半癱瘓狀態，難以發揮領導核心和行政領導職能。有些黨員長期不過組織生活，卻頻繁地參加宗教活動，甚至說“今生靠共產黨，來生還要靠達賴喇嘛”，思想嚴重蛻化。有些寺廟人多勢眾，氣焰甚高，壓制了基層政權和基層干部。在少數地方出現了不是政府管寺廟，而是寺廟管政府的不正常狀況。
必須清醒地看到黨員干部中存在的問題。正如陳奎元同志所說：“黨內不純是我們的心腹之患。接班人不純是我們的后顧之憂。”作為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心腹之患”是他的燃眉之急。要大力加強黨的建設，增強黨的凝聚力和戰斗力，這是取得反分裂斗爭勝利的根本保證。
六、需要中央的權威聲音，在黨內進行振聾發聵的教育
面對西藏“政教合一”歷史傳統形成的比較濃厚的宗教氣氛，面對有些黨員頻繁地參加宗教活動的現狀，面對有些黨員“今生靠共產黨，來生還要靠達賴喇嘛”的思想，能夠采納本文開篇時提到的那些“學者們”的建議嗎？即：“創造中國黨員‘政治信仰與宗教信仰’不沖突的新模式”，“使黨員在信教時仍然能夠發揮‘聯系群眾紐帶’作用。”
讓我們看一看西藏自治區黨委的決策和實踐。黨委決定，要下大力氣，純潔和加強黨組織建設。一是“在黨內進行振聾發聵的教育”；一是要嚴明黨的組織紀律。陳奎元同志高屋建瓴地指出，解決這些問題，需要馬克思主義無神論的思想武器，“需要中央的權威聲音”，“在黨內進行振聾發聵的教育”。
從黨的建設角度考察，黨員干部信教的問題反映出理想信念的動搖。胡錦濤同志指出：“我們中國共產黨人是無神論者，不信仰任何宗教”。共產黨的根本宗旨是以人為本，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是以人為本，還是以神為本？是服務人民大眾，還是敬奉鬼神？這是關系到共產黨性質的根本問題。有人要求修改《黨章》，“開放與寬容”共產黨員信教，如果接受并實施這種建議，將改變黨的馬克思主義性質。
為堅決抵制宗教勢力對黨組織的滲透活動，陳奎元同志多次重申黨的原則和紀律。1992年12月，在自治區黨委擴大會議上，他斬釘截鐵地強調：
“共產黨員不得信仰宗教，不得參加宗教活動。對參加宗教活動的黨員，要耐心進行教育，幫助他們樹立正確的世界觀，劃清無神論和有神論的界限，堅定共產主義信念；對堅持不改的要勸其退a黨。對那些參與煽動宗教狂熱、支持濫建寺觀教堂的，要嚴肅地進行批評教育，經教育仍不悔改的要開除黨籍”。
面對達賴集團咄咄逼人的攻勢，陳奎元同志再三強調，要純潔和加強黨組織, 必須端正風向，要真正扶正抑邪。對違反黨的紀律，喪失立場，參加宗教活動的行為必須禁止。1993年9月，在部署反分裂斗爭的戰略會議上，他義正辭嚴地說：
要正視我區黨員隊伍自身存在的問題。中央明文規定共產黨員不得參加宗教活動，不得信仰宗教。黨員干部參加宗教活動不予禁止，長此下去，他是站在我們一邊，還是站在達賴一邊，就很難說得清。純潔和加強黨組織，加強我們干部隊伍是根本任務。……必須把風向端正過來，堅決地宣傳黨的主張，對違反黨的信仰和紀律，喪失立場，參加宗教活動的行為必須禁止。
1994年9月，自治區黨委召開擴大會議，學習貫徹中共中央、國務院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談會精神。中央明確地規定，共產黨員不能信仰宗教，必須樹立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必須遵照黨中央的指示“用馬克思主義哲學批判唯心論（包括有神論），向人民群眾特別是廣大青少年進行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的科學世界觀（包括無神論）的教育。”熱地同志代表黨委提出具體的要求，這是對黨員的政治要求，也是政治紀律，誰不肯遵守，就要受到追究。在那次會議上，陳奎元同志語重心長地說：
“作為一名黨員，要有黨員的骨氣和形象。在黨員的行列里他是黨員，在教徒行列里他是教徒，這不成了兩面派么，怎能分清你是真黨員還是真教徒？共產黨員要言行如一，表里一致，要敢于并善于用自己的先進思想和先進行為去影響和引導群眾。怕有人譏笑就不敢堅持共產黨的原則，那不是太軟弱了么？懂得道理固然重要，敢于在實踐中堅持這些道理，才具有真正的意義。”
共產黨員要有先進分子的骨氣和形象，要言行一致，要表里如一，敢于堅持共產黨的原則。那種建議黨員和教徒兼容的主張，是兩面派的作風。在西藏地區的實際工作中，那種表面上敷衍黨中央，內心視宗教為神圣的人物，在關鍵時刻曾嚴重干擾全局的戰略。黨員干部責任重大。特別是各級領導班子，決不能允許那些“身在曹營心在漢”的人魚目混珠。
七、高舉還是降下共產主義旗幟的大是大非問題
1995年7月，陳奎元同志在自治區第五次黨員代表大會上作報告，強調要高度重視黨的建設，切實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他大聲疾呼：
共產黨員不得信仰宗教，這并不是新的、過高地要求。拜佛、拜佛，特別是拜反對共產黨分裂國家的政治集團頭子達賴，與共產黨的立場、世界觀是對立的。有神論與無神論、唯心主義與唯物主義是不相容的。共產黨員信宗教，不能用民族和歷史來掩護，這是堅持還是放棄共產黨員的政治立場，高舉還是降下共產主義旗幟的大是大非問題。
無神論是人類社會文明和思想智慧的結晶。近現代科學的發展，是當代無神論思想的繼續發展的重要基石。科學無神論只要徹底，必然導向合理的社會制度。馬克思主義無神論是科學無神論發展的高級形態。與以往的無神論思想相比，它不僅表現在思想理論的深度上，而且主要反映在科學社會主義運動和共產主義理想的必然聯系上。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無神論的教育和宣傳固然是必要的，不可削弱的，但是，要消除宗教有神論的社會現象，根本的途徑是消除這類現象存在的現實社會條件。現實社會是由經濟、社會（狹義的社會概念，指社會保障、城市化等等）政治、文化等等諸多因素構成的。因此，馬克思主義無神論與“簡單打倒宗教”的文化主義相反，共產黨人要團結各階層民眾，包括無神論者和有神論者，齊心合力地為鏟除宗教的社會根源，創造理想的共產主義社會而努力奮斗。在這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中，根據不同的國度和社會發展程度，共產黨人要制定相應的綱領和策略，將科學無神論的教育和宣傳，納入整個共產主義事業中。
根據黨中央發布的權威指示精神，經過自治區黨委堅持不懈地“在黨內進行振聾發聵的教育”，全區黨員干部的素質不斷提高。1996年9月，陳奎元同志在全區干部會議上講話說：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之后，熱地同志代表區黨委作報告，提出共產黨員不能信仰宗教，并提出具體明確要求。當時在自治區一部分地區、縣，有一些干部，包括各種層次的領導干部，不贊同報告中的意見和要求。有人提出不允許黨員干部家中設佛龕、掛達賴像，會造成許多家庭離婚。從那時到現在，兩年過去了，我們沒有聽到為貫徹這個精神有一戶家庭離散。我們高興地看到，經過兩年的實踐，大家認識普遍有了提高。
至少從西藏加強和純潔黨組織的實踐來看，學者們所說的“信教停止的命令又難見成效”結論，是值得質疑的。 事實證明，國家民族的興衰存亡，黨員干部至關重要。保證我國改革開放事業的順利發展，保證黨和國家的長治久安，關鍵的問題在于教育黨員干部。西藏自治區有9萬名共產黨員，只有黨內思想一致、政治堅定，組織純潔，形成堅不可摧的核心力量，才能帶領西藏230萬人民大眾，開展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才能永遠脫離殘暴的封建農奴制度。
八、精神領域是我們與達賴斗爭的主戰場
在西藏歷史上曾長期實行的政教合一的制度，藏傳佛教曾一直是壟斷性的社會意識形態，在精神領域對人民群眾影響源遠流長。達賴集團在西方遏制中國的勢力支持下，以藏傳佛教為精神武器，“圖謀亂藏禍教”。因此，我們和達賴集團斗爭的主戰場是在精神領域。陳奎元同志指出：“十四世達賴把宗教當作政教合一制度的精神武器，破除它的宗教偶像，是對他復辟陰謀最有力的打擊。因此精神領域是我們與達賴斗爭的主戰場”。
西藏地區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與祖國內地不同，存在著的特殊問題。西方敵對勢力支持**集團，妄圖分裂祖國，復辟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度。以達賴為首的分裂集團，利用宗教的影響，以西方傳媒為主要渠道，以寺廟為主要陣地，散布“藏獨”思想，制造分裂輿論，策動騷亂鬧事，對人民群眾具有較強的欺騙性和煽動性。
由于被分裂主義勢力利用，藏傳佛教中的消極因素惡性膨脹，佛教的宗旨和教義被歪曲，僧規戒律遭到踐踏。大量熱衷信教的群眾，甚至一部分黨員干部，沉迷宗教世界觀，不以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奉獻社會，造福人民，徒勞無益地祈求個人的來世幸福；不以有限的資財謀求發家致富，無限制地向寺廟施舍；不讓子女接受現代教育，把未成年的幼童和少男少女送到寺廟為僧。
在有些縣，寺廟數超過了鄉鎮數，僧尼人數超過了在校學生人數。如：昌都地區的丁青縣，有鄉鎮15個，學生1702人，卻有寺廟55座，僧尼2951人，僧尼竟占全縣總人口的5.39%。這樣不斷攀升的高比例的僧尼，不從事生產，不繁衍后代，長此以往，將會妨礙西藏地區的社會發展和藏民族的興旺。
這些消極的思想和行為，妨礙科學技術的傳播，阻礙生產力發展，貽誤民族進步事業。藏獨勢力在社會精神生活中極力擴大宗教的陣地，企圖利用宗教，把人民群眾和青少年拉向分裂主義陣營。
面對這樣嚴峻的挑戰，共產黨人應當自覺地用唯物主義世界觀，影響和主導思想文化陣地，教育引導群眾，培養青少年一代。特別是在達賴集團利用宗教大力滲透的形勢下，共產黨人不能放棄精神領域的領導權，否則，既不可能建設社會主義的精神文明，也不可能推動社會的科學發展，更難以實現西藏地區的長治久安。
九、引導人民群眾從宗教的嚴重束縛中得到一定程度的解脫
鑒于這樣復雜的社會狀況，在西藏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中，共產黨人向人民群眾宣傳唯物主義世界觀，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1997年5月，陳奎元同志在自治區人大、政協六屆五次會議黨員負責人會議上指出：
“西藏曾經長期奉行政教合一的制度，藏傳佛教與人民、與社會的關系，同其它宗教、同傳統的佛教大不相同。由于歷史的原因，藏傳佛教在西藏政治上的作用，對于社會生活的干預程度，與我國其他任何宗教都是不能相提并論的。在西藏的精神文明建設中，如果放棄對人民群眾進行唯物主義世界觀的教育，如果不能引導人民群眾從宗教的嚴重束縛中得到一定程度的解脫，就談不上建設社會主義的精神文明。就沒有辦法在思想、政治上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這絕不是什么向宗教開戰，不是剝奪信教和傳教的自由，而是在宗教氣氛深深籠罩人民的情況下，正當地行使宣傳唯物主義世界觀的權力和自由。”
在西藏地區，藏傳佛教長期與政治結緣，在達賴分裂集團的操縱和利用下，它不僅妨礙政治穩定，同時也妨礙科學知識的普及，人民群眾的思想束縛至深，對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帶來嚴重的障礙。藏族是有悠久歷史的民族，是勤勞智慧的民族。近現代西藏仍處于不發達的社會狀態，是與達賴集團長期推行的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度相關。共產黨從西藏人民的福祉出發，對群眾進行唯物主義世界觀的教育，引導人民群眾從宗教嚴重束縛中得到一定程度的解脫。
1997年7月，在自治區黨委常委會議上，陳奎元同志沉痛地指出：
“西藏群眾用大量的時間去磕頭、轉經；很多人放棄生產勞動，成年累月長途跋涉來拉薩朝佛；受宗教誤導的一些陳規陋俗不能破除，怎能進行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有些人不贊成我們談論宗教問題，不贊成政府管理宗教事務，仿佛只有宗教界的領袖才有資格談論宗教。涉及到宗教問題，黨和政府就得閉嘴，照這樣的思路，宗教必然要凌駕于社會之上，絕不可能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
宗教是人類社會處在不發達時期形成并延續下來的產物。它經過千百年的歷史，與群眾的文化生活、意識形態、傳統信仰結合在一起，宗教的存在將是長期的歷史現象。我們允許宗教信仰自由，目的是為了照顧群眾的信仰。允許群眾信仰宗教，絕不意味著共產黨員也可以信仰宗教。共產黨人代表先進的力量，必須堅持科學無神論的世界觀。共產黨人要善于做群眾的工作，經過長期耐心細致的思想工作，逐步減少宗教對群眾的束縛，為群眾謀得更多的利益，引領人民群眾走向幸福的康莊大道。
（本文選自習五一主編：《馬克思主義無神論研究》第2輯·2012，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版）
馬克思主義無神論專題文集的編輯出版
習五一教授論壇主持詞選登：
原來，我們計劃向各位學者贈送《科學無神論》第二輯。這本論文集，預定6月出版，因種種原因，需要延期。我們選擇向大家贈送《馬克思主義無神論》第二輯。
在這里，向各位簡單一下介紹《馬克思主義無神論》專題文集的編輯出版工作。2012年4月，我應邀參加馬工程座談會。我即席發言說：
近些年來，隨著宗教熱的升溫，各種宗教傳教事業蓬勃發展，紛紛向文化教育領域提供大量的資金資助，使得在宗教研究領域里各種文化神學、學術神學非常活躍，成為主流的話語，科學無神論被邊緣化。馬克思主義無神論僅僅出現在中央文件里。比如：關于做好抵御境外利用宗教對高校進行滲透和防范校園傳教工作，2011年5月，中辦的文件指出“把馬克思主義無神論教育作為抵御滲透和防范校園傳教的基礎性工作”。科學無神論在馬克思主義宗教觀具有核心價值觀的地位。然而，現在研究馬克思主義宗教觀的權威學者拒絕談無神論，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學術刊物刊登論文，論證馬克思主義沒有無神論。
座談會后，馬工程辦公室的同志很重視我們的意見，提出在馬克思主義專題研究文叢中，增加《馬克思主義無神論》，與《馬克思主義宗教觀》并列。馬工程出版的專題研究文叢，每個專題都是學術大家領銜主編，說實在，我們這個瀕危學科，真是人單勢薄。可是，我們別無選擇，只能乘機而上。
馬克思主義專題研究文叢，每個學科每年出版一本。
去年夏天，我編輯的《馬克思主義無神論》第四輯送交中國社科出版社。由于種種復雜原因，整個專題研究文叢出版工作滯后。今年7月，我將繼續編輯《馬克思主義無神論》第五輯。我們正在和出版社聯系，希望專題研究文叢出版工作能夠盡快走上正軌。希望與會各位同仁一如既往地關心支持科學無神論的學科建設。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馬克思主義研究系教授；來源：昆侖策網，根據作者微博編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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