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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香港《明報》觀點版刊載了香港浸會大學高級講師呂秉權先生的評論文章《23條立法前，人大可能再釋法？》。呂在文中引述了兩位筆者于2016年8月發表的學術論文《主權、國家安全與政制改革：“港獨”的〈基本法〉防控機制》，及王理萬博士于2017年1月發表的學術論文《“港獨”思潮的演化趨勢與法理應對》。結合兩篇文章的主要觀點，呂先生得出結論：在香港特區就香港《基本法》第23條立法前，人大常委會可能解釋《基本法》第27條中的“言論自由”，以限縮“港獨”思潮的生存空間。呂先生是香港知名的傳媒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他在文末透露出對言論自由的擔憂：“以‘打擊港獨’之名，被打擊的可能不止港獨，還可能波及香港的法治”。

香港公眾對呂文的反應不得而知，但在呂文之后，相繼有《北京預告“招呼”港人新手段：就〈基本法〉27條釋法?》、《陸學者又倡釋法禁港獨損言論自由》、《百分百的講獨自由》等在《852郵報》、《聯合新聞網》和《立場新聞》等港臺媒體上刊載。此類文章在“轉述”上述兩篇學術論文之馀，表達了對以“釋法”和“立法”手段遏制“港獨”的擔憂和不滿。如果說呂文還算“克制”的話，后續的幾篇文章就相當“直接”了：直斥登載學術論文的期刊為“傀儡期刊”，將“釋法”視為“動搖香港人權和法治”，呼吁港人“嚴正看待，聚焦關注，堅決反對”。

“對立思維”話語陷阱

在網絡時代，“真相流失于傳播中”。筆者上述論文中有關“23條立法”的部分，不過表達了“言論自由應以國家安全為限”、“港獨會給香港帶來破壞和動亂”、“立法應當遵循正當程序、尊重香港民意”、“國家安全不止在于中央政府的安全，也在于包括香港700萬市民在內的中華民族的安全”等近乎“常識”的觀點，經轉述和重新解釋后，竟然成為了“沖擊香港法治的法律工具”。然而，當“23條立法”被置于“自由、民主和法治”的對立面，當“講獨”成為港人要“誓死捍衛”的自由，當“打擊港獨”成為“破壞香港法治”的同義詞，說明“一國兩制”的話語體系早已落入了被香港部分勢力臆造的“中港對立”話語陷阱。

事實上，被誤解的不止上述兩篇學術論文，更有應對“港獨”的法律機制“立法”和“釋法”本身。以“23條立法”為例，香港特區立法維護國家安全，乃是《基本法》明文規定的憲制義務，但實情卻是：一些港人視之為“洪水猛獸”，一提起“23條立法”則風聲鶴唳、草木皆兵。連資深“泛民”意見領袖吳靄儀都不得不承認“香港《基本法》‘23條立法’像是一個符號，只是有人提出便會震動人心，激起爭議，令各派條件反射：建制派即時‘撐’，非建制派即時‘反’。碰上特首選舉，誰提23條就是民主敵人”。（吳靄儀：《給準特首與新一代的備忘——23條立法的前世今生》，載2017年3月10日《立場新聞》觀點版。）再以去年的“人大釋法”為例，很明顯，人大常委會解釋香港《基本法》意在“消獨”，沒有也無意于破壞香港法治，但是“釋法沖擊香港法治”、“以釋法之名，行修法之實”、“醉翁之意不在酒，釋法之意不在獨”等偽命題卻被反覆炒作且大行其道。

打擊分離主義，維護國家統一，在世界各地都是理所當然的，為何在香港特區卻成了如此“過分”和“恐怖”的事情？筆者將這種道義上和實際上的差距歸因為四個方面：

一是長期以來形成的“對立思維”。眾所周知，由于種種歷史原因，香港社會流行著一種“恐共”、“仇共”情緒，香港反對派已經習慣了將中國（內地）視為專制且落后的“他者”，而將香港看作文明且先進的“主體”。縱然香港回歸已近二十年，仍有不少反對派不肯接受香港已經回歸祖國的現實，亦不愿承認中央對香港特區的合法權威；對于這些反對派而言，西方“文明國家”立法維護國家安全是天經地義，但是在“專制且落后”的中國，立法維護國家安全卻會因為法律條文隨時有被“曲解”和“濫用”的可能。

二是被濫用的高度自治話語。香港回歸后，根據基本法的規定，中央尊重香港特區“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支持與尊重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尊重港人自我治理的權利。但是，中央對于高度自治的尊重與誠意，被香港部分勢力理解為中央“放手不管”，進而助長了“特區獨大”的心態，不經常行使的權力被當作不存在。在往后的日子里，不少港人期望中央繼續奉行“自由放任”政策，全然無視香港的政治環境已經到了中央不能“袖手旁觀”的地步。當香港社會普遍形成了“中央不應干預香港事務”的心態，中央再去行使“全面管治權”，幾乎必然招致強烈反彈。

三是自由、民主、法治等“普世價值”的強大吸引力和感召力。人作為“趨利避害”的動物，天生地就傾向于“權利”而嫌惡“義務”。在“普世價值”的年代，“主權”觀念早已為“人權”觀念所解構，自由、民主、法治等普世價值已經成為了絕對的“政治正確”，主權、國家安全和民族主義等傳統觀念無法佔據任何道德優勢。何況是在自詡為“自由民主”陣營一員的香港，百馀年的殖民歷史早已淡化了香港部分人的國民意識，要港人為國家安全而妥協個人自由更加不易。

四是建制派與反對派在話語能力上的巨大差距。長期以來，反對派在香港社會佔據了道德和輿論制高點，他們非常善于利用其享有的媒體資源和話語優勢，以偏頗的方式解讀“一國兩制”，不時向建制派、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發難。反觀建制派、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他們的話語體系尚未形成，議題設置能力不強，輿論引導能力較弱，習慣于被動因應，難以有效引導香港輿論。甚至當反對派宣揚“違法達義”和“勇武抗爭”等明顯違反法治精神的主張時，建制派、特區政府都不能及時予以阻遏和糾正，只有當前者做出“辱華”等極端“出格”的舉動，后者才可進行最低限度的輿論“還擊”。

任由這種趨勢發展下去，將會導致多重不利后果：首先是“港獨”的問題得不到解決。“港獨”最先威脅到的是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因而遏制“港獨”不僅是中央政府的任務，更是香港特區的任務。同時，遏制“港獨”也需要香港社會的配合與支持。如果香港社會執意縱容或偏袒“港獨”，那么“港獨”的問題將長期得不到解決。其次是中央在香港的合法權威得不到落實。《基本法》規定了多項中央享有的權力，由于反對派善于製造議題和操縱輿論，中央依照正當程序行使合法權力屢屢遭到質疑，這種情境顯然不利于中央治港權和對港政策的落實。再次是香港的“人心回歸”遙遙無期。中央對于“一國兩制”的闡釋仍然處于弱勢地位。“一國兩制”的政策法律優勢如果不能轉化成輿論優勢，就不能贏得香港民心，甚至可能起到反作用。最后是“一國兩制”的長遠事業受阻。“一國兩制”的詮釋和論述權如果受制于人，中央對港方針政策和香港政府的施政必然會在“話語陷阱”中越陷越深。

話語創新的幾點思考

進入二十一世紀，話語體系和話語方式的重要性日益凸顯。“重要的不是你說了什么，而是你怎么說”。這告誡我們，在宣傳“一國兩制”時，不僅應當注重對“一國兩制”實質的宣傳，更應當注重宣傳“一國兩制”的形式。要言之，應當以香港社會能夠接受的形式宣傳“一國兩制”的實質。應對“港獨”則更是如此。考慮到“港獨”問題的嚴峻性，為了爭取香港社會對打擊“港獨”的支持，應當加強“一國兩制”話語方式的創新，使得遏制“港獨”的話語能夠為香港社會更好地理解和接受。關于“反港獨”的話語方式創新，筆者僅此提出幾點不成熟的思考：

第一，從起點上，應當從香港—內地“命運共同體”出發。由于“兩制”的差異性，不少港人認為香港與內地之間存在互相競爭的權力關系，因而需要構建“港人統一體”來對抗內地和中央。這種設想顯然是片面和錯誤的。香港與內地同屬一個命運共同體，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都是“香港好，祖國好；祖國好，香港更好”。“港獨”亦是如此，它既損害了國家利益，也損害了香港市民的利益。在宣傳“反港獨”時，應當始終將香港和內地作為命運共同體，將香港社會作為“反港獨”的統一戰線，避免渲染香港與內地的對立。

第二，從情感上，應當具備平等對待和換位思考的能力。雖然中央與香港之間存在垂直的權力關系，但是就香港與內地而言，兩地的媒體、學者、網民之間應當是平等的。香港社會少數人出于歷史優越感，將內地視為“專制落后”的“他者”固然不對。但是內地的媒體、學者、網民也應當摒棄那種“恩主心態”。在論述“一國兩制”和“反港獨”時，應當具備平等對待和換位思考的能力，顧及港人的感情和接受能力。

第三，從邏輯上，應當堅持實事求是和就事論事的原則。早些時候，由于兩地矛盾激化，香港與內地的網絡上瀰漫著一種不理性的情緒，雙方網民對罵，這種謾罵式的“交流”顯然不利于“命運共同體”的構建。在論述“一國兩制”和“反港獨”時，內地的學者和媒體應當堅持實事求是和就事論事的原則，不動輒訴諸于“殖民心態”和“國際陰謀”等誅心之論；辯論時，應當聚焦于爭論的事件本身，避免給予別有用心人士轉移視線的機會。

第四，在論證上，應當基于客觀事實，形成全方位的“反港獨”論述。宣傳“一國兩制”和“反港獨”，不應當停留在“喊口號”的淺薄層面。相反，論者應當深入了解香港社會的歷史和現實，研究“一國兩制”的來龍去脈和前世今生。面對“港獨”謬論，應當“擺事實、講道理”，從文化、歷史、法理和情理等層面論述“港獨”的不成立性，指明“港獨”對香港社會的危害，從而形成全方位的“反港獨”論述。

第五，在語言上，應當選擇故事化、富有人情味的表達方式。在論述“一國兩制”和“反港獨”時，應當避免冷冰冰的意識形態話語、殺氣騰騰的民族主義話語和老套僵化的道德指責。相反，論者應當深入了解、研究和掌握香港社會的話語思維和表達習慣，增強內地與香港社會傳播對話與接軌的力度，尋求內地與香港在感情上的共振，使“一國兩制”和“反港獨”話語能夠為香港社會更好地理解和充分接受。

祝捷系武漢大學兩岸及港澳法制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

章小杉系武漢大學兩岸及港澳法制研究中心研究助理，博士研究生